胡军老师之于我，是如谜一般的人物。
他既怀有哲人的深沉幽思，又充盈艺术家的生命热忱，从上海“棚户区”到嫩江农场“马棚”，从农场中学教师到北大知名教授，从文艺、体育爱好者到能与行家“过招”的准专业人士，他做真人、学真知、求慎思、践真行，通过知识获得生命的自由绽放，其学术人生可谓问道中西、立己达人。
从上海“棚户区”到嫩江农场“马棚”
胡军老师出生在上海城隍庙东南角的一个棚户区，那里紧邻着大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在他的童年记忆中，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狭窄幽暗的弄堂错杂排列，五彩的霓虹灯和微弱的煤油灯交相映照，欢快激昂的迪斯科和夫妻吵架声、孩子啼哭声混合交织。谈及那时的生活，胡老师常常感慨：“大多数人看见的是繁华，但真实的生活有很多艰辛和苦寒。”
胡老师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二。母亲做外包工，每月赚三十多元钱，一家子就靠这点钱艰难度日。胡老师自幼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自言“比较欣赏一种孤独、独立的状态”。1969年，胡老师的大姐已到崇明岛农场下乡，他本可以不去下乡了，但18岁的他心想：“与其在家白口吃饭，不如到农村去，一来省了一口米，二来能有所磨炼。”他瞒着母亲将户口迁出，带着母亲的牵挂、带着邻友的不解，带着一个装满书的大木箱，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远赴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嫩江国营农场三分场。
农场的生活辛苦而充实。白天下田劳作，打谷、割麦，挥汗如雨，晚上五六十人同睡马棚，聊天打牌，臭汗熏天。对胡老师来说，只要能自立，这些艰辛都不算什么，“我是一个自立的人，像我妈一样，而且此后我有了更多自由”。待马棚鼾声四起，他以木箱为案，挑灯夜读，凌晨入睡，日出起床。无论寒暑，胡老师“心有足乐，不知困乏”，心静如水，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享受着书香带来的愉悦。
勤勉读书为胡老师创造了新机遇。1975年秋天，他被选到农场总部当中学政治教师。当时学校对政治课老师要求很高，新教师必须先积累讲课经验。他先讲农业课，从马铃薯的种植历史讲到玉米的栽培方法，继而再讲各种农作物的习性，讲得详细而认真。一年后，胡老师终于踏上了政治课的讲台。
从中学讲台到北大课堂
到农场当政治老师后，胡老师仍然坚持刻苦读书。一位同事送给他一本《逻辑学》教科书，是南开大学哲学系温公颐先生编写的，胡老师被深深吸引了，从此“与哲学结了缘，结了很深的缘”。
1977年恢复高考，初中毕业的胡老师凭着执着的追求、强烈的兴趣，全力研读母亲从上海寄来的“青年自学丛书”。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其实，他的考分超过了不少著名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只因当时黑龙江省的政策规定，凡本省以中学老师身份参加高考的考生只能就读本省的师范院校，于是，胡老师告别了生活近十年的嫩江农场，到哈尔滨师范大学求学。
上大学前，胡老师从未接触过英语，为了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他开始近乎“疯狂”地学习英语。有一段时间，他吃饭时听英语广播，走路时背英语单词，只要稍有空闲，就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他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不但在课堂上能跟上老师的进度，还参加了省里的英语比赛，斩获第七名。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求学期间，胡老师的学识和为人都深受老师同学认可。毕业分配时，思想政治教育系的中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教研室、逻辑学教研室都争着要留他，最终他选择了中国哲学教研室，因为这个教研室的主任威望最高。天时地利人和，入职不久后，胡老师获得了赴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的机会。进修期间，他得到楼宇烈先生亲自指导，获得儒雅温和的汤一介先生的赠书，在张岱年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上深受启发。
胡老师对当年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印象很深刻，他不止一次说：“那些老师不仅博闻强识、脱口成章，而且学问做得非常好，老教授们对文本每个字的解读都引经据典、细致入微，不得不让人钦佩。”胡老师尤为敬仰张岱年先生对史料的熟练掌握、对哲学史概念深入精致的分析，谈到张岱年先生时总是饱含深情，情绪激动：“当张先生迈着颤巍的步伐走进教室时，满教室所有的中外学者全体起立，向这位学界泰斗鞠躬致礼，我因此受到了很大震动。我感觉到在北京大学这块土地上，知识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在北大进修一年半之后，胡老师重返哈尔滨师范大学，一向安分的他没有过高的渴求，只想稳稳当当教书，但不久有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拟申报高级职称的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经过努力备考，1985年胡老师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汤一介先生。虽然胡老师考研总成绩第一，但因为是在职委托培养的研究生，学校不给安排宿舍，他只能租一间条件简陋的小屋，寒窗苦读。从未写过学术论文的胡老师，苦读三年后，以《金岳霖本体论哲学之分析》为题完成硕士答辩。张岱年先生评曰：“这篇论文我是从头到尾全部看完的，文章写得相当不错。”凭胡老师的优异成绩，原本可以直接推荐读博，但性格刚强独立的他选择通过考试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胡老师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金岳霖〈知识论〉研究》，几位德高望重的答辩委员会委员给予很高评价，朱伯崑先生认为这篇论文代表着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基础上，胡老师撰写了《金岳霖》一书，此书获得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墨子刻专门给胡老师写信，称赞他的学问。
1991年博士毕业后，胡老师有留北大任教的机会，但为了遵守诺言，他依然返回哈尔滨师范大学教书。不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求贤若渴，希望这位优秀毕业生回校任教。1997年秋天，一纸调令被送到哈尔滨师范大学，要把胡老师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本人对此事竟毫不知情！次年，也就是博士毕业七年后，胡老师重返北大。
纵横中西哲之间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胡老师都在中国哲学教研室工作，但因为研究金岳霖的缘故，他的研究路数更偏向于知识论和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颇有心得。胡老师经常说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些尴尬：“哲学界其他学科的老师比较认可我；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看来，我却是异类。”
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胡老师重视史料研究，认为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做系统的结构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工作”。胡老师注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古籍经典和经验，而西方哲学注重逻辑论证。胡老师特立独行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理论常常使他遭遇反对意见，有时候处境难堪。胡老师诙谐幽默地称自己的理论为“胡说”。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张永超教授总结：“胡老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接续了冯友兰、金岳霖以来的研究传统，试图回到问题自身做学理的探究。这是一种‘告别古今中西，回到问题自身’的思路。”
在古希腊众多先哲中，胡老师最推崇亚里士多德，特别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胡老师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以金岳霖研究为主体，他在研究过程中曾将金岳霖以及与其有关的著作反复阅读了不下十遍，但对于金岳霖的一些观点他并不认同，通过论文写作与之展开对话：“比如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金岳霖认为只要感觉者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么他通过感觉所获得关于外物的内容就是客观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内容也不是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还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理论圈子内，他不知道与感觉认识相关的科学生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则能够提供大量关于感觉生理机制研究的系统材料来证明金岳霖相关观点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周礼全先生是金岳霖先生的弟子，全程参与了胡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从个人情感上，对于胡老师对金岳霖先生知识论等相关观点的尖锐批评，周礼全先生并不能接受也不能认同，但周先生认为胡老师的论文很有新意，分析深入到位。张岱年先生认为，胡老师的论文论证严密，敢于质疑权威，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在《怀念胡军教授》一文中写道：“胡老师推崇金岳霖哲学，视之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之楷模，但不迷信。他对金岳霖哲学既有同情的了解，也展示了批判的锋芒。比如，该书第四章《所与》对金先生的感觉论提出了尖锐批评。聚焦于感觉内容和外物的关系问题，胡老师考查了科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而质疑金先生的‘正觉论’和‘所与论’，拒斥其核心主张‘内容和对象在正觉的所与上合一’。冯契先生基本接受金先生感觉论的核心主张，胡老师曾撰文《“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说评析——以金岳霖、冯契为例》（2016），论文的基调跟前述第四章是一致的。胡老师的批评很犀利，很有分量，这样的辩难深契哲学的本义。对于金（岳霖）—冯（契）学脉中人来说，如何回应胡老师的批评，是一个需要直面的挑战。”
“对创新有着不懈追求”，这是学界对胡老师治学精神的一致评价。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说：“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循着‘接着讲’或‘继续讲’的路子，比较关注的是传统典籍的整理和经典的诠释，做的是比较单纯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胡军则试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向内（理论创新）向外（社会关怀）两方面拓展。”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认为，胡老师的治学立足于知识创新，放眼未来发展，“胡军教授是书痴，但不是书呆子。知识论和知识创新论，只是他的发力点，他的思想箭镞，明显是朝向未来发展的，这是他的致思目标”。
从胡老师对大学建设、学术发展的思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研究知识论、倡导知识创新的现实意义。胡老师这样解读现代学术基本训练：第一，以分科治学为前提的科学理论知识体系。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是分科治学的前提。有了上述的问题或对象，我们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精确严谨、系统精致的论证。此种过程性的或结构性的论证要依赖于某种周密而系统的思维方法理论。第二，在上述科学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之下的可控的精确实验。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工业产品的生产基本就是上述两个要素的无缝结合。胡老师认为，中国的高校应该在以上两个方面取得突破，对于历史悠久、地位独特的北京大学来说，尤其应聚焦第一方面，即在分科治学前提下形成中国自己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只有朝这一方向努力，北大方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胡老师的学术道路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密不可分。因为豁达的性格，也因为特殊的人生经历，在胡老师那里，学术与人生、学术与生活是浑然一体的。他用生命去做学问，也用超出常人的热心去服务社会。
胡老师曾任民进中央常委，还是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大常委。在北京市人大履职期间，胡老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多次起草文件、撰写提案，为北大校园规划多方奔走。清华大学胡伟希教授感言：“胡军教授的贡献远远不限于作为行业的学术界，他首先是一位热心于社会服务的学者。他投身于各种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公益活动，惠泽各界。”“这种社会服务意识，这种集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于一身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意识，使胡军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鲜明的特色。”张永超教授谈道：“胡老师关心水资源枯竭问题，关心现代社会的城市病，关心碳纤维的最新发展，关心网络对现代人心的影响，对学界、教育界存在某种担忧。我们希望老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常说‘我很困惑’。”
在最后一部文集《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中，胡老师的家国情怀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从中能够读出一位哲学工作者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也能读出他对国家深沉的热爱。
哲思中的诗意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胡老师不仅期许他的学生们有更丰富的学识，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希望他们“能有高雅的情趣，进而有完整的人格和丰沛的生命力”。这与他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
谈及自己的兴趣爱好，胡老师的眉宇间常常会流露出自得和欣喜，那样子简直就像个孩子。他自言：“我年轻时就喜欢哲学、文学、诗歌、书法、唱歌、象棋、体育运动等。没有家庭社区环境的熏陶，形成兴趣纯粹是因为自己曾经被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过。”
胡老师一生酷爱体育运动，小学时曾是全校跳绳比赛冠军，还是全校广播体操的领操员。他读初二时被选拔进入校体操队，苦练自由体操、跳马、单双杠、鞍马、吊环等项目。中学长期的体操训练，使得胡老师身体康健强壮，走起路来快步如风。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期间，胡老师与体育系的教师关系甚笃，常切磋交流篮球动作要领。任教北大哲学系期间，他倡导成立教师篮球队，定期与系里的学生比赛。胡老师生前在自家院子里布置了一个篮球场，阳光灿烂时拍球、投篮，愉悦身心。
胡老师对书法的热爱可以回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有一次，胡老师被一幅书法作品所吸引，那些字结构、布局都极其到位，如行云流水。从此之后，胡老师就开始苦练毛笔字。1969年赴黑龙江嫩江农场之前，胡老师所在居委会得知他写得一手好字，便让他在红旗上写“上海知青赴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胡老师就是手持自己书写的红旗离开的上海。嫩江农场红旗上的大字“上海青年赴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也是出自胡老师之手。农场偶有刮风下雨不能下田，胡老师偶得闲暇，不是看书就是练字。华东师范大学马以鑫教授当时和胡老师同一个连队，他回忆：“胡军只要有空闲，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把白天搜寻到的各种旧报纸拿来写毛笔字。胡军的毛笔字一看就有很深造诣，带有颜体风格，雍容大气，似乎还有魏碑的端庄、严整。那时候，宿舍熄灯很早，我和他各自找到一盏用柴油的马灯。往往是宿舍的两头，他在写字、我在读书，有时通宵达旦。”让马以鑫教授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胡老师手抄的《浮士德》，“他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版本应该比较老了，里面还有很多繁体字”“在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胡军居然有这么一本手抄的《浮士德》”。
胡老师小时候，母亲在织毛衣时偶尔会哼唱几句越剧，他听了觉得格调很特别，就逐渐喜欢上了，“它打动了我，打动我之后，我也就永远放不下”。打动胡老师的，不只有越剧，还有唱歌。在嫩江农场的日子，远离家乡，生活清苦，孤独寂寞时，他便刻苦练习唱歌。经常用心琢磨在上海时买的《怎样练习唱歌》。农闲时，在宽阔的农田里，他放声歌唱。过去，在拥挤逼仄的上海棚户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下乡生活赋予了胡老师一直渴望的自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常伴胡老师左右，友人戏称他为“胡美声”。2003年，胡老师跟随宋庆龄基金会代表团一行赴台湾阿里山交流，面对如诗如画的风景，内心很是激动，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清唱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声悠扬嘹亮，不少人以为他是专业歌唱家，到处打听，才知道竟然是北京大学研究哲学的教授。
郁振华教授说：“我常常会想起面带笑容、乐观、幽默的胡老师，特别会想起他讲演的场景：讲着讲着，他似乎觉得言述不敷用，于是便高歌一曲，响遏行云，酣畅淋漓……”
除了唱歌，胡老师还迷恋吹笛，喜欢大提琴。年少时有一次偶然听到笛声，他就被深深打动了，后便自学吹笛，经常吹奏《小八路勇闯封锁线》《我是一个兵》等曲目。在上海的弄堂里，不少邻居迷恋胡老师悠扬的笛声。后来，黑龙江嫩江农场的上空也时常回荡起他优美的笛声，打动了不少知青。2013年年底，胡老师偶然听到一位大提琴家演奏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如痴如醉，不能自已。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如有来生，我一定自己买一把大提琴，如果没有钱，借钱也要买一把，此后将终生伴随着它，倾听从琴盒内流淌出的美妙而动人的颤音。”胡老师看书、写作、练字时常有音乐相伴，德沃夏克的《幽默曲》、舒曼的《梦幻曲》时常在他的书房中回荡。
对于胡老师来说，哲学、艺术、体育都不是外在的知识或技能，而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他在《生死相依：未知死、焉知生》一文中写道：“生命的真正本质却在于蕴藏在身体内的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是无限的、是超越时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胡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是无限的、是超越时空的。
（作者：刘君莉，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