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王权、宗法伦常、经学教化、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相关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为学界所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主要政治亚文化、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等问题。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终坚持其价值追求、现实关怀和国家视野，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呈现出从整体性研究到关注关键历史节点、从中西两分到全球认知、从现代化的道路探讨到议题分析的重要转变。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中国政治学  政治文化  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重要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被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源自阿尔蒙德与维巴所创立的，由派伊等人接续，由英格尔哈特等人复兴的政治文化分析框架。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学者的分析方法，它至少融合了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苏联文化学三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在议题设置和关键概念等方面都与西方的研究存在差异。

如果说西方学界的核心议题是“何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现代化”，那么中国学者的追问则是“国家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思想，通过怎样的文化政策，塑造何种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现代化”。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政治与文化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新考察个人或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倾向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西方以个人和社会为出发点的研究，也为中国“改变、塑造、重构中国的政治文化以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更多启示。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40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王权、宗法伦常、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1.王权问题。王权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的焦点在于，在中国历史上，王权是否是绝对的、不受制约的，中国是否可能从王权政治逐渐过渡到现代政治或发展出现代政治形态。早在1987年，就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结为一条主线和多个层次。一条主线是王权主义，其他层次均为王权主义的从属、派生、支流或补充。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被理解为一个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刚柔结构，“刚”是就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则是指王权主义结构的内在调节机制①。关于君与道的关系，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崇“天”开始转向崇“道”，用“道”来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进而发展出一系列“圣王”理论，使政统与道统归并为一，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高度融合②。关于君与民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在绝对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相对重视民的作用。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柔”的调节机制，具体体现为天谴说、从道说、圣人尊师说、社稷尚公说与纳谏说等。也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括为“民本君主”，并指出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民本主义实际上与君主主义是对立统一的，根据对“君”与“民”侧重的不同，传统政治文化可以划分为“尊主安国”“惠民安国”“尊君爱民”三种思想流派③。关于君与政的关系，由于君主权力的绝对性，一切政治生活都派生于君主，具体体现为重人治不重法治、重治术不重制度。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因此，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系列的符号、话语、仪式与观念以维系这一基本制度。

2.宗法伦常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伦常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除了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外，还存在一套完整的伦理纲常体系，同样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一部分政治制度的功能。宗法纲常强调人性本善、强调道德、贬低法制。“性善论”与“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的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④。有学者认为，这种传统仁政的情感逻辑，基于同情的治世之道，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塑造为“情本体”的文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营造上下和谐的公共情感，以礼乐治国即是要求为政者以恻隐之心实行统治⑤。

3.经学教化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经学教化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思想与政治社会化问题。一方面，自“独尊儒术”之后，后世知识精英都采取“注经”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这样的思想和理论又在“教化”理念的基础上经由官学和私塾等多种机制深入民众心理。因此，关于经学教化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研究儒学和诸子百家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与传承；二是研究官方确立的思想理论深入社会心理的作用机制。

具体来说，儒家学说在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政治理想、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归纳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包括以君主为出发点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⑥。

同时，儒家学说也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论述来弥合与现实政治间的冲突。有学者指出，在唐朝，今文经学、谶纬、方士传统共同构筑了一个“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的政治神话，使不同的帝王能顺利嵌入“五德终始”的神话体系⑦。而宋代的知识精英则从五运、谶纬、封禅、国玺等政治学说和仪式方面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开始向“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转变⑧。

此外，儒家学说还通过一套有效的教化机制弥补政治统治的不足，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有学者批评指出，儒家教化机制的目标是为了对社会一般成员进行精神和思想控制以达成理想的顺民社会⑨。另有学者则主张应该客观评价这一教化机制，将其内容与实际作用方式区分开来⑩。也有学者指出，儒家不但把教化理解为政治的根本目的，也把教化理解为产生政治的原因和政治权力的根据(11)。

4.士大夫与官僚问题。对士大夫与官僚的研究，聚焦于探讨士大夫与官僚群体是否具有制约王权的能力和意愿。关于作为政治理想的清官期盼，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清官期盼从属于王权政治，它只是在维护王权的原则之下对民众心理进行的调节。关于士大夫本身的理想，学者们认识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始终存在“君父”与“百姓”两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关于官僚团体与官本位文化，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子、小人两分逐渐养成了官贵民贱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了小民无权过问政治、否认其政治参与权的政治生活形态(12)。同时，官本位文化之所以从属于王权政治，是因为无论财富、荣誉、特权、理想都必须通过王权来实现(13)。

5.民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民众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活状态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反抗三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民众的参与意识来看，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参与意识归纳为非参与、无主体性参与、有限主体参与和特殊参与四种(14)，且“民本君主”的理论结构弱化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反抗意识，塑造了民众强烈的服从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大的政治容忍性和政治认同感(15)。但另有学者认为，民本思想也为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16)。

关于民众的政治态度，有学者指出，它主要体现为平均主义，也表现为社会下层成员对于特权的极端不满和对抗心理(17)，但这种政治态度是双重性的，它同时表现为对皇权的极端崇拜又极力疏远(18)。学者们大多认为，在传统社会秩序中，所能追求的只是个别的正义和公平，缺乏对普遍原则下公平正义的期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的政治理想只注重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如何塑造一个好的制度。

(二)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我国面临着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思外来文化与主动了解、研究国外文化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1.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建设。我国学界对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的反思大致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反思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二是从理论上分析中西政治文化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与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部分等。

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强势国家的文化霸权、文化扩张与弱势国家的文化反思、文化抗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有学者指出，冷战之后，在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中文化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被看作国家权力的构成属性，政治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具体体现为文化扩张主义和对文化主权的维护(19)。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开始注重研判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俞可平将其概括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奏，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西之争、传统现代之争日益淡化，核心议题正在逐渐转变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等问题(20)。为积极迎接挑战，促进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许多学者还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分歧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指出，自由、法治、民主的政治理想、政治/秩序、政治参与观念并非西方独有，而是不同区域和国家政治人格的基础，而近代以来对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论，实质上是中国人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现代性政治采取的拒斥态度(21)。

2.对美、俄等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国政治学者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是尝试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角度进行探讨，二是侧重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政治文化进行整体概括，三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展开研究。关于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每一次的政治变革实际上都是为了弥合政治理想与制度间的差异，但每次变革都没有触动核心价值观，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23)。

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政治文化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以及俄罗斯是否能够建立起保证转型顺利进行的政治文化环境。关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些学者认为其主要呈现为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对撞，在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还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势(24)。对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应当全面评价，虽然其通过对历史、国家、权威的强调重构并统一了内部认同，但过分强调独特性以及与西方的区别却使俄罗斯的认同在内容和结构上不断失调(25)。

3.对日韩、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日本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形态。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为何会呈现出内向与外向、和平与战争、儒家大同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特征。有学者认为，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本就存在尊皇、公武、幕府、武士道等矛盾性内容(26)。另有学者分析指出，其矛盾性主要是来自于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后与许多新元素叠加，并在近代被用以为现实政治服务(27)。

在韩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类似韩国这样有着深厚儒教传统的国家如何实现政治转型，以及为何此类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常常面临许多阻碍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类似韩国的儒教国家之所以难以自发走向现代化，主要是因为儒家教义已经被权力重塑和改造，造成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空间(28)。

在英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英国为何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政治发展。有学者指出，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主义使得英国率先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29)。英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模式主要是传统特征与现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呈现出两大特点：源自贵族文化的顺从型政治态度与理性精神和实用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渐进主义行为方式(30)。

在法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核心问题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以及革命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法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彻底决裂”的期望美好但不现实，反而造就了一种内战式的政治风格(31)。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19世纪的法国其实已经出现了“公众舆论”的重要转变，大革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32)。

在德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我国学界最为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公民文化的塑造是联邦德国民主制度成功的标志和根本因素之一。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从理念转变、目标更新、主题转换、体系重建和发展等方面完成了对德国政治文化从纳粹权威到民主政治的改造。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无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还是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其目的都是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参照系，为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代化提供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整体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路径研究、主要政治亚文化研究、政治文化重点领域研究。

1.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现代化路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学界力图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概括描述的同时，还致力于从宏观层面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寻找路径。学者们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由三部分构成：以集体主义、现代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同样存在，且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构成了一定冲击(33)。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化领域，我国已经确立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但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已经对政治文化转型和重构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在政治文化转型的目标、路径方面则存在争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认真反思历时性结构，积极改造共时性结构，切实铸造价值核心，让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34)。具体而言，参与型政治文化是转型的基本目标(35)；而缺乏社会生长机制是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困难(36)；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同时扬弃西方政治文化(37)；具体的路径则应该是在已经成功构建的政策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稳定而明确的体系文化和均衡的过程文化，理性面对不同的传统并从中寻求支持(38)。

2.主要政治亚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亚文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几类政治亚文化：第一，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政治文化。王沪宁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我国一方面要创造宏观社会条件来促进家族文化消解，另一方面则要调控其机制以充分利用其潜能(39)。学者们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这一群体相应的政治亚文化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且并未沿着传统—现代的单向路线推进，而是呈现出公民文化、臣民文化和暴民文化三种亚文化形态(40)。同时，对农民与农民工这一亚文化群体政治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制度供给的不足与城乡二元分割的固有模式(41)。由于政治身份与政治生活的错位，这一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甚至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文化现象(42)。

第二，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国在地理上的广阔性与复杂性使得各个地区及生活在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研究，很难用政治思想研究予以代替。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关注当前相对落后地区政治文化的成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第三，“中产阶层”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态度。根据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假设，中产阶级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力量。但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却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在一些方面符合西方的理论预设，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43)，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其政治态度还取决于其与“体制”的关系(44)。总体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政治心理健康、理性，是社会的重要稳定力量，适应并将有助于中国渐进式民主的发展(45)。

第四，公务员群体的行政文化。近年来学界大量使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对行政文化展开研究，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公务员的社会化过程、行政哲学、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心理，以及与行政文化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不同领域的行政文化构建途径等。

第五，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及其政治社会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青年学生的社会化渠道、价值观建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途径、网络对青年学生政治观念的影响等。

第六，网络政治文化。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以其消费化、世俗性与娱乐性消解了国家意识和政治观念，甚至会造成信仰危机(46)；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由于其开放性、透明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实际上有利于政治主体的平等交往(47)。应客观认识和理解网络文化，它具有政治环境的虚拟性，政治文化的扩散性、同质性、直观外显性和双选择性等特征(48)。但网络文化实际上是现实政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反映，互联网的存在消除了个体意识上升为集体行动的制约条件，从而催化了相似个体情绪在网络上的群体爆发(49)。

3.政治文化重点领域的研究。就重点领域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可以细分为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政治信任的概念及结构形态、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政治信任的决定因素和政治信任的实际影响。有关政治信任的结构形态，学者们认为，当前我国存在“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50)。有关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学者们对比了不同地区的政治信任结构，这其中既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也有城乡比较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关政治信任的决定因素，有学者指出，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1)。对于不同的权力机关，民众有不同的信任度，这与其选举、上访、利益表达等政治行为存在一定关联。也有学者在分析县级政府的政治信任状况后发现，在诸多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客观治理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52)。政治效能感研究同样包含群体特征、决定因素、影响和后果等内容，重点研究了城市居民、农民与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城乡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的差距，分析了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等。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政治文化研究因其明确的价值预设和强烈的价值指向而在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80年代中期关于“大文化”的讨论以及关于政治问题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主动承担了站在本国立场来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53)，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为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宏大任务。简言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不仅要探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要寻找“怎么办”的答案。

同时，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也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非常注重从国家的角度审视并推动文化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者不仅思考国家层面整体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建设，也关注各个领域的政策。他们致力于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解决方案，推动了国家政治文化结构的发展与完善。

检视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既要看到它不变的坚持，也应该看到它的发展与变化。其一，从整体理论研究转向关注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整体研究思路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判断都比较清晰、明确，呈现出相对一致的态度和倾向。90年代之后，学者们发现，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多种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因此政治文化的建设既不可能迅速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这使得研究者对于直接给出总体的判断日益谨慎。由此，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逐渐从整体理论建构走向具体节点研究。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理清一些关键问题，以增加政治文化的经验知识，加深对政治文化的理论认识。

其二，从中西两分走向全球认知。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和自身政治文化的总体认知出现过比较大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学科重建之时，西方政治学是中国学者主要的参照系和借鉴对象，因此中国学界总体上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持平和的态度。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颜色革命等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政治文化研究者对待西方的态度也随之出现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度重视西方政治文化会导致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失去自主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关于开放与保守的争论逐渐平息，学界对全球化的理解开始从警惕、抵制逐渐趋于理性。研究者在认知上不再将中国视为区别于西方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将自身看作全球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从道路探讨转向议题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于中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一开始就以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主要目标，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聚焦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存在三种主张：一种是“新儒家”学说，主张重新肯定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一种是“引进”说，主张大量引进西方民主文化；一种是“启蒙”说，强调知识精英的宣传启蒙(54)。这三种倾向被万斌概括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种思潮(55)，也被马庆钰归纳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文化激进主义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中间派(56)。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既有理论的概括能力。一方面，政治文化并不总是呈现出单向的发展路径，它可能在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下，呈现为多种方向或趋势的同步进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亚文化本身存在巨大差异，在经济、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差别还在不断变化。于是研究者开始对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一些核心议题进行精细化分析。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政治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关于价值观、发展道路等问题也有了共识。简言之，中国学者从学习西方的理论假设逐渐走向了学习西方的操作方法以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议题，从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逐渐走向了借鉴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①刘泽华、葛荃：《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载朱日耀等《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葛荃：《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文史哲》2009年第6期。

③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④伍俊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⑤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9期。

⑥金太军：《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⑦孙英刚：《“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复旦学报》2010年第6期。

⑧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⑨葛荃、鲁锦寰：《论王权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解读》，《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⑩金太军：《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1)张汝伦：《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

(12)郑敬高：《从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4期。

(13)李向国、吴永：《从“官本位”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及其现代转换》，《理论导刊》2006年第5期。

(14)刘泽华、葛荃：《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载朱日耀等《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15)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16)万斌、张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7)刘泽华、葛荃：《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载朱日耀等《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18)徐勇：《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9)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20)俞可平：《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21)任剑涛：《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22)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

(23)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

(24)高宏久、袁胜育：《新与旧的角力——略论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郭小丽：《王权的图腾——试析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祖雪晴：《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

(25)刘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6)宋益民：《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7)郭定平：《论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28)张建伟：《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困境——以韩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为视角》，《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

(29)向荣：《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30)康晓：《英国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其文化成因探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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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洪庆明：《试析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演生与政治文化转变》，《史林》2010年第4期。

(33)俞可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金太军、李善岳：《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刘学军：《论当前我国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文化》，《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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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孙正甲：《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性质论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

(36)徐勇：《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7)金太军：《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历史反思》，《江汉论坛》2000年第1期。

(38)王丽萍：《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构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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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胡联合：《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构建战略——兼与张翼先生商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孙龙：《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基于北京业主群体的调查与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齐杏发：《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45)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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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王树亮：《网络政治文化论纲》，《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5期。

(49)金太军、李娟：《虚拟与现实的互动：网络政治文化的社会作用机理》，《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

(50)沈士光：《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51)于文轩：《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基于2011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

(52)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53)赵军：《如何认识政治文化及其研究的社会意义》，《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

(54)徐勇：《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55)万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简论》，《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6)马庆钰：《中国政治文化论纲》，《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