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中国致力于介绍翻译西方科学著作额定英国人傅兰雅（J. Fryer，1839 1928）于1890年前后，在他编写的《格致须知》的《重学》一卷的引言中，有如下一段话：
“至于重学，不但今人无讲求者，即古书亦不论及，且无其名目。可知华人无此学也。自中西互通，有西人之通中西两文者，翻译重学一书，兼明格致算学二理。”
傅兰雅的这段话说明，第一，中国古代没有力学，第二，中国的力学是外国人送上门来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三，后来的事实说明，即使是外国人送上门来，中国人接受也不痛快，甚至有时采取排斥的态度，接受的过程是缓慢和曲折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介绍傅兰雅的情况。傅兰雅，是来自英国的一位传教士，1861年7月从英国到达香港，在英国一所教会学校任校长。1863年，为了进一步学习汉语，他辞去了香港的工作，到北京担任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后来又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人教师。工作之余他还担任《上海新报》的编辑，介绍一些西学。从1868年，傅兰雅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译员，这位传教士便以在华推行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事业，他1896年离开中国到到美国定居，其间28年他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呕心沥血。他的主要贡献是：
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一生共译书129种之多，遍及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军事、社会科学各方面，其中也包括力学，当时称为重学。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普及杂志《格致汇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在中国约近40座城市有代销点，出版和销售的书籍达千余种，数十万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普及学校：格致书院。傅兰雅还编写了《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普及科学技术的教科书42种，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早期颁行的新学制的学校中影响很大，有许多被新学校采用为教科书。
1896年，由于妻、子到美国定居，傅兰雅到美国在伯克利大学任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1902年任系主任。1913年退休，1928年逝世。即使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傅兰雅仍心系中国，多次重访中国，介绍和帮助中国的留美学生。1911年他捐银6万两，建立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学校。1915年，他在美国家中与前来参加博览会的黄炎培带有深情地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他办的盲童学校，并且安排儿子在美国学校盲童教育，然后派来中国教学。傅兰雅，这是一位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的西洋人。他就是一位真诚把现代科学技术送上门来的西洋人。
傅兰雅尽管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进步太慢。所以也有他的苦恼。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
傅兰雅的话是他在华30多年的深切体会。其实从明末起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的发展，也体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就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一回顾。
最早把西方的科学技术送上门来的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P. Matthoeus Ricci,1552 1610）。他于1583年来华，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地图、自鸣钟，还有一系列天文和数学书。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章，还与李之藻合作编写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书，分别介绍西方的笔算和天文。
不过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介绍科学技术，其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传教。利玛窦在1605年向罗马教庭写道：“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作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增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1735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P. Dominicus Parreniu）在通信中写道：“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是必要的，他们在这方面简直毫无所知和抱有殷切的希望。”
后来，确实是按照他们确定的方针发展的。一大批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教士来华。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还带来了大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这些人得到了中国一批渴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积极分子的配合，进行了一些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如1627年出版了由瑞士传教士邓玉函（Terrenz, Jeannes,1576 1630）口授，华人王征笔录的《远西奇器图说》一书，是最早介绍西方力学的著作。1606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us de Ursis）与徐光启译成《泰西水法》介绍西方的水利工程，其中有一些流体力学的知识，后被收入徐光启编的《农政全书》中。1610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P. Nicilaus Trigault）后返回罗马，于1620年二次来华时携带7000多部西方书籍。
对于传教士送上门来的科学技术和西方书籍，一部分人采取积极的态度。如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的序言中说：“《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他还说在听了传教士的介绍后：“令人心花开爽”而“私窃响往。”所以求邓玉函口授，学习并笔录成书。
杭州人李之藻，除了译书外，还自费出版这些译著。他1730年完成了《天学初函》丛书的编印工作。这套丛书由20册组成，上编10册是关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下编10册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泰西水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勾股义》等。
到了清朝，人们对传教士的所长采取有分析的吸收，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例如在1782年编篡的《四库全书提要》在对李之藻《天学初函》的按语中说：“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致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
不过这种对西方科学技术抱积极吸收的态度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和在更多的时候是采取消极的或排斥的态度。从17世纪初的明末到19世纪尾的清末，偌大一个中国，丝毫没有学习外语的积极性，竞没有一个人学会外语直接从外文翻译西方著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在这长达2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所有翻译西方的著作，都是由外国人学会汉语即“西人之通中西两文者”口授，中国人笔录而成。所有的西方学术的确是外国人主动送上门来的。而且中国人对这些东西还是采取鄙视或仇视的态度。
对于排斥西方科学技术的说法，我们举一位作者在文中说：“今按彼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这是从新技术是浪费方面来说的。另一位作者排斥外国的历法是从它违反中国固有的法律和传统说的：“彼云国中首推算历数之学，为优为最，不同中国明经取士之科，否则非天主教之诫矣。不知私习天文伪造日历，是我太祖成令之所禁，而并严剞劂其书者也。假令我国中崇尚其教，势必斥毁孔孟之经传，断灭尧舜之道统。费经济而尚管占，坏祖宗之宪章可耶。”
如果说，从明末到清初，直至康熙皇帝，尽管时紧时松，西方的传教士还被允许一方面传教，一方面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到了1721年，雍正皇帝即位，开始执行排斥洋教的政策。除钦天监留用少数懂天文的传教士外，所有外国传教士一律驱赶到澳门看管。他们认为允许传教会最终动摇他们的集权统治。雍正皇帝在驱赶洋教士前，事先打招呼说：“当明万历初，利玛窦来中国也，当时教士不多，不若现在若是众多，及至教堂之遍及个省也，……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尔等皇帝之百姓乎？百姓惟尔等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由于雍正的这种“高瞻远瞩”，西方的传教被认为是“邪教”，许多教堂被查封，传教活动被宣布为非法，从此中国就再也没有传教士活动了，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也便中止。后来由于政府和百姓的通力合作，在清朝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排斥传教，杀传教士的纠纷始终没有停过。著名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战事，开始也都或多或少是和教案有关的。其实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受西方传教的影响而发展的。
对于康熙皇帝使用洋教徒而雍正皇帝之后的驱赶洋教徒，清人复农氏和杞庐氏有一首竹枝词说：
圣祖当年用楚材，远人恭顺敢生猜。而今驱遣同羊豕，疑是晴天霹雳来。
不管怎样，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禁止“邪教”的同时也被禁止了。从雍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就再没有敢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了。又由于对内文字狱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就没有对现实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而陷入考据中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即乾隆、嘉庆两朝的对古书章句和古董的考据研究所形成的学派。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制夷”的口号。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西方的力学和其它科学技术学科，也大都是在这一百多年中发展成熟的。如果在康熙时期，中国同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还不十分大的话，鸦片战争后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参考资料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法]J·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3．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刊登于《力学与实践》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