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力学。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力学开始的，而且，直到19世纪末，精确的自然科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力学。由此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确的自然科学。所以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说：“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
从元明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这一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不尽的话题。其实，在元以前，所谓中国科学技术的先进，也是主要指技术的先进。在中国历史上直到现今，从来是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的，笼统地称为科学技术。其实，任何科学不发达的民族，在古代都是有技术的。所以我国学者顾准（1915 1974）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怀特海说：“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一般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认为是来自古代希腊的，特别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为此我们要回顾一下古代希腊自然科学的情况。
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最为辉煌的一页，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古希腊存在过数百年贵族的民主制。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在政治上实行贵族民主政治制度。城邦的军事首领是国王，但国王的权力被加强的长老会削弱或制约。间或有些野心家（僭主）征服了其它城邦，建立了僭主制政治（Despotism）。所以古希腊实际上是民主制和僭主制交替出现的政治。即使出现了僭主政治，僭主的权力也无法和后来欧洲的君主以及中国的皇帝相比的。因为，第一，僭主的称号就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表明他的权力是不合法得到而是窃取的，第二，这种权力不可能自然地由他的子孙继承，第三，大都不能长久而被贵族的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代替。
由于古希腊实行的是以贵族的民主制为基础的政治，所以在决策和决定事情时，主要靠辩论来说服参与决策人以获得多数。长达700年的民主政治氛围中，产生了许多辩论家。由于辩论的普及，就发展了进行辩论所必须遵从的规律以及怎样在辩论中取胜的学问，这就是逻辑学。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工具论》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大成。由于逻辑学的发展，古希腊产生了推理的数学。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数学传统，有埃及的古数学，有印度的古数学，有中国的古数学，然而产生推理数学的唯一的地方只在古希腊。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推理的巨著。阿基米德关于力学的著作则是古希腊推理数学和力学相结合从而产生现代精密科学萌芽的典范。17世纪欧洲产生的以力学为开端的现代自然科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以阿基米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结果。古希腊被罗马灭亡后幸亏有阿拉伯人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的科学文献，才使后来欧洲文艺复兴中重新发挥作用。
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也就没有精密自然科学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
中国不仅集权制延续了很长的历史，而且愈到后来有愈益强化的趋势。如果说在商周时代，大事的决定靠占卜、大臣的意见、皇帝的意志三种结论，以多数来决定。皇帝尽管是最高统治者，但是还是要受一些制约。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许多小国割据的局面，不过武力兼并的结果，建立了秦的一统集权天下。紧接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帝可以独断专行，封建集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封建的集权统治下，一切言行是依“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标准，即使你的“纲”说得毫无道理也得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辩驳的余地。何况还有“三年不改父制谓之孝”等一系列死人统治活人的教条。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民主和科学的复兴。从开始的文学上歌颂人文主义蔑视神权，到14、15世纪，欧洲的神权和君主专制摇摇欲坠。从而迎来了17世纪的科学繁荣。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个时期中国正好是明朝，封建的集权制在朱元璋取得政权后被空前野蛮地强化了。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杀丞相胡惟庸，株连达一万五千人，并借机取消了宰相，大权由皇帝独揽。文字狱，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迫害的一种方式。从朱元璋开始，延续至朱元璋之后的数百年，文字狱被发展到最为残酷的地步。朱元璋加强了特务政治，组织了锦衣衞，直属皇帝指挥，专管监视和处置大臣，对大臣首开“廷杖”进行侮辱处罚。作为奴隶社会的特征，我国的人殉制在秦汉以后便逐渐消失了，而朱元璋却恢复了野蛮的人殉制，1397年（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死，殉葬的嫔妃达46人。
集权制的第一个恶果，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从而也就没有推理的数学。
在春秋战国，中国也出现过一个阶段的文化繁荣时期，那时舌辨之风也很盛行。相应于这种短暂的辩论风气，也出现了像《墨经》中叙述的逻辑学的萌芽。《墨经》中的逻辑学同《工具论》中的逻辑学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后者已经十分完备，以致于1787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从亚里斯多德以来，“逻辑学没有能前进一步，因此看起来，逻辑似乎是完成并且结束了。”在集权制之下，一切重要决策都是由皇帝说了算，“朕即真理”没有辩驳和争论的余地，也没有“公理”、“定义”、“推论”等的必要。
逻辑学对于精密科学的重要重要性，可以从严复在介绍逻辑学时说“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中看出。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在没有逻辑学的条件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中国自古把数学称为算学。中国的数学缺少推理和论证的部分。而推理和论证正是精密科学所必不可少的。以牛顿用万有引力去解释行星运动来说，他必须用到加速度和圆锥曲线的概念。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公元前200年就有了阿波罗尼（Apollonius，前262？ 前190）的《圆锥曲线论》重要著作，其中包含了有关圆锥曲线的400多个命题，详尽地探讨了圆锥曲线的各种性质。而中国的传统数学是没有圆锥曲线的。直到清末圆锥曲线的概念才由西方传教士带进来。
第二，封建的集权制不可能造就现代科技发展的外部需求条件，即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由于没有市场的需求，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不能受到全社会的注意，相当多的发明只是为了满足皇权和宫廷的需要。如，和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水运仪象台、记里鼓车等都先后失传，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长期被用在焰火和爆竹上，而没有用在为了扩展市场所需要的武器上。另外还由于皇权的需要，把某些研究领域列为禁区，不许一般人涉猎。如天文学，在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不许民间研究，天文著作被列为禁书，不许民间刻印和私藏，我国古代的许多天文著作也便失传了。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无论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就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入手。”
在集权制之下，有时，皇帝也主张“休养生息”、“民殷国富”的政策，注意发展生产。一些学者认为，生产发展了便会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形成市场经济。顾准说得好：“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一种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事实上，到了清朝末年，在中国也产生了一些大商人，但由于强大与狡猾的封建集权统治，这些商人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庸，而不能影响当局的政策，更不能动摇皇权的统治。这些商人也只能依靠贿赂的手段，从封建集权那里换得一点点可怜的经营权利。李约瑟说：“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愈来愈不愿意接受的。”其实与其说是人民不习惯的，毋宁说是当权者或者说集权的体制所不容纳，所以直到近几年才允许公开在文字上提出市场经济，至于要达到发育的市场经济，那还需要一段长时期的努力。
第三，在集权统治下，从理论认识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
由于强大的集权统治，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附于统治者，走向上爬“学而优则士”的路。另一种是远离统治者，走逍遥出世的隐士道路。这两种道路的知识分子，各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为走前一条路的理论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己欲达则先达人”、“忠、恕”、“仁、义”等一系列说教都是为这条道路服务的。
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上，在批判商朝的皇帝纣时说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解说：“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这里“以悦妇人”泛指宫廷游乐。中国传统上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在集权统治下，是有一批人想靠进献发明以图皇帝嘉许达到作官的目的的。古代有许多发明，在没有市场经济的需求下，只能作为宫廷游乐之用。例如与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孔明灯、轮船、爆竹、火箭、焰火、风筝、竹蜻蜓、编钟等都是这样的。上述儒家著作的观点，认为靠这种发明以求晋升的路子是一条不足取的道路，不是仕途的正道。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为隐士道路服务的。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他们主张“无为”到什么程度呢，在《庄子·外编·天地》中有一段：“子贡南遊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以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这段话深刻反映了道家对于技术革新的无为态度。为了要保持“道”的“纯白”，连任何先进的工具都羞于使用。更不用说去勤奋地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了。
在周朝的著作《易经》中有一句话：“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孔颖达注解说：“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惟圣人能然。”中国从古就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人类活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认识与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作一件什么事，他就要问“有什么用”。如果你回答不出有什么用，就被认为是“无的放矢”，这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武器。何况这里的“应用”经常被解释为爵位的晋升、财源的开发等等。
总之，在集权统治之下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不屑于科学技术。鄙薄科学技术是他们共同的认识。即使是重视技术的人，也不过是重视器物的应用，而认知科学是没有地位的。这就是集权制之下轻视科学技术的认识上的根源。
第四，在集权统治之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完善于唐。迄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把读书研究学问同当官紧紧地绑在一起。它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倒不如说是一种为了训练皇帝统治下民的奴才而服务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从小读四书五经，钻研当官术，学习写作对皇帝歌功颂德的文章。到了集权制被空前强化的明代，这种文章发展定型为八股文。八股文造成中国颂古非今、褒上贬下、空洞无物的文风。在科举制的形成的初期，唐代的科考内容中，也曾经列入过算学，后来就再也没有实施过考试涉及科学技术的内容。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在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与徐光启和译了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徐光启深感这种知识在中国普及的必要，他在序言中说：“此书为用极广，在此时尤所急需”它“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预言说：“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可惜他的这些话二百多年，在集权制度下的科举制度系统中，没能实现，一直到清末李善兰在同文馆中成立了算学馆，才规定《几何原本》为必读书。至于将几何学、包含牛顿力学的物理学作为普及教育的内容，那是推翻清朝以后的事。
所以近代中国的许多改革的思想家都提出革除科举改革教育的主张。严复批判科举制度“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梁启超则指斥“八股和一切学问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并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力在变科举。”
第五，在中国封建集权制之下，皇帝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威而妄自尊大。哪怕是一个笨蛋，一旦登上金銮殿坐到皇帝宝座上，便变成什么都懂、什么都行的全才。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人们就得俯首贴耳。这就培养皇帝以一种愚昧的优越感自居，把自己称作天子，把自己统治的国家称为天朝上邦，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概贬斥为蛮夷。这一点，在明末利玛窦一来到中国便有明显的感觉。他评论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利玛窦的评论是很得当的。
中国原来没有力学，但是如果能够虚心向外国学习，还是能够很快学会的。然而，这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狂妄和对于外来的学术一概排斥的态度，导致了数百年来我国的力学一直落后。迄今为止这种影响也很难说已经得到了廓清，“文化大革命”中不是要批判热力学、相对论吗，不是在批判“崇洋媚外”的旗号下煽起了盲目排外情绪吗，目前不是还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吗？。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作结论：中国的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是和中国的集权统治紧密相连的。就是说，愚昧是和专制相连的。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科学是和民主共生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现在我们重温这些历史事实，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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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28页
最早在2003年8月9日~10日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的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成立与力学史与方法论研讨会上宣读，并收入会议文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