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大国关注的最为重要的本体要素之一。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需要既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也是一种多主体认知的互动，包括自我安全认知与他者威胁认知的互动。基于此，本文将系统辨析从多主体认知来看待国家安全的建构逻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和世界安全形势的更加复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性探讨日益增多，比如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议题辨析、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论证等，也有部分关于国家安全的心理学逻辑的讨论。现有研究中，关于国家安全认知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安全认知内容的具体维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安全维度的分化等成为国家安全认知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关于国家之间的安全认知过程及其规律，国内学界鲜有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国际学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安全层面，讨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状态、意图、冲突与战争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梳理从全球体系到行为体层面影响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要素，进而结合政治心理学的理论逻辑，系统辨析多主体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命题，讨论在信息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情境下安全认知的不同逻辑，最后总结安全认知偏差及其规避措施。从理论层面提炼安全认知的影响要素、安全意图认知的信息情境、认知偏差及对其的规避，有助于弥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安全认知过程和规律的不足，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
一、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影响要素
国家的安全认知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安全环境中塑造的。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尤其需要辨析从国际体系到国家行为体层面影响安全认知的核心要素。影响国家安全认知的要素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面：体系层面的安全竞争趋势、区域层面的地区安全局势、国家层面的安全价值属性以及微观层面的安全认知规律。
其一，体系层面的安全竞争趋势。在全球或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安全认知受到国际安全大环境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国际环境对安全认知内容的重要趋势、方向的规定与限制。比如，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战争时代，国家间安全认知的核心内涵是国家的生存，二战之后，随着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国家生存逐渐不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对于相关大国而言，通过战争实现国家生存变换的概率逐渐降低。在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虽然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是主要的形式，但安全的内涵加入了一些新的要素，比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威胁的重要性，安全联盟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成为重要的安全竞争形式。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传统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认知中的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非传统安全及其威胁成为国家日益重视的安全维度，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安全思维开始调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认知维度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于均衡化。
其二，区域层面的地区安全局势。如果说体系层面的安全环境约束着国家关于安全认知的宏观趋势与方向，那么地区安全局势则直接影响着相关国家安全认知偏好的轻重缓急排序。一个国家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对其安全认知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在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且争端经常升级的情况下，其领土安全与完整认知便较为重要。当它所处区域或周边区域发生严重安全动荡、局势不稳定时，它对于地区局势的关注及其应对，便成为国家安全认知的重要内容。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及其恶化，是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的重要区域性环境要素。比如，东北亚安全局势变化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来说尤为重要，客观上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包括特定的非传统安全利益，因为当安全局势恶化甚至形成特定的人道主义灾难时，这些国家的安全便首当其冲。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及其持续，对于欧洲的安全认知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欧洲的安全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其所产生的全球安全危机，包括粮食、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暂时改变了国家关于安全优先次序的考量。
其三，国家层次的安全价值属性。国家安全认知的主体是国家，包括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国家对安全价值的认知，决定了相关安全认知内容在国家安全认知中的地位。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安全认知核心内容的决定要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社会主义价值，强调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强调所谓的民主价值是其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受到威胁，对外也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对他国进行干涉。其理论基础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该理论主张西方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认为民主选举是这些国家对外冲突行为的制约机制。这种基于民主国家属性的安全决定论，从理论和经验层面都遭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上述安全认知逻辑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属性影响其安全价值选择、安全认知维度的形成、安全威胁的界定以及安全手段的偏好，但这种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
其四，微观层面的安全认知规律。国家安全既是作为总体的国家对于自身免受威胁状态的预期和界定，也需要通过国家政权进行制度化表述和塑造，更为直接的安全认知主体便是国家的领导人和精英群体。因此，安全认知主体和决策者自身的认知心理规律，对于安全认知的形成、内涵的选择、安全偏好的排序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认知规律一般体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认知捷径，即一个国家及领导人和精英在长期的国家安全认知与实践中已形成了特定的安全认知框架，而这些均受体系、国家和领导人个体层面诸多要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安全认知的形成遵循认知相符理论的逻辑，即符合安全认知框架的信息会被纳入到已有的安全信念之中，不符合的则会被排除。第二个层面是愿望机制，即受到领导人和精英自身情感与价值偏好的驱动，以及国家层面国内特定政治需求的驱动，国家的安全认知选择与过程，其实是一种政治、情感的外在投射与表现。
综合辨析从体系、区域到国家及领导人和精英四个层次的安全认知核心影响要素及其逻辑，可以看到体系、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要素都是国家安全认知的外在影响因素，而安全认知的选择、排序和形成过程，则是一种主体间认知的过程，这也是国家安全认知的过程。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将从安全认知的核心影响要素、认知的信息情境以及安全认知偏差三个方面来论述国家安全认知过程的理论逻辑。
二、多主体认知的国家安全：意图信息的重要性
安全状态的达成意味着主要他者对自我的威胁的认知的消除与缓解。这就存在一个主体间认知及其差异的问题，即一方的非威胁意图可能会被他者认知为威胁意图。所以，如何有效地表达可信的非威胁意图，以及在认知他者的意图中规避认知偏差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安全认知在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核心的认知对象即为国家的意图信息。一个国家需要将自身的和平或非和平意图告知其他国家，并接收到他国表达的意图信息，国家之间安全状态的达成就是意图信息的正确表达及接受的过程，而双方对于彼此容易走向意图的错误认知会造成和加剧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
第一，安全意图表达。表达非威胁的、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意图，是国家间建构良好安全关系的基础。这个环节的核心在于可信地表达，即一个国家表达自身的意图必须具有可信性，否则他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意图信息，或会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欺骗。由于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国家之间的意图信任程度是非常低的。因此，一个国家可信地表达非威胁性的意图是建构自身安全状态的重要基础。当然，在强调权力维系和平的国家看来，安全状态的达成并非以非威胁意图的良好互动为基础，有效传递威胁意图，让对方感到威慑，也能达成安全状态。基于达成安全状态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基本目标，有效增加非威胁意图的可信性有两条基本的路径：其一是增加非威胁意图的成本与代价，这是理性主义的逻辑。理性主义者强调，意图信息的可信性建立在可见的成本基础上，这种成本有多种来源，也有其自身特征，比如强调政治代价而非经济代价、具有不可逆性等。通常讨论较多的成本方式有“束缚双手”和沉默成本，即要么将自身的重要利益置于他者的控制之下，要么投入较多的无法回收的成本。此外，在美式民主体制下，选民成本成为决策者表达意图信号可信性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选举政治中，领导人如果不公开兑现自身的承诺，会面临国内选民的惩罚。但也有诸多研究表明，领导人其实在信息操作上享有特定优势，而且在诸多的国际危机决策中，并没有发现太多真实的选民成本的存在。其二，首脑外交、面对面交流、相同的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要素也都有助于增强意图表达的可信性。这些要素影响意图信号可信性的逻辑也体现了认知捷径的作用。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传递可信性意图，建立起初步的人际信任，进一步消除对方可能是欺骗的疑虑，进而做出约束双方行动的可信性举措。认知神经科学认为意图互动在人际交往中有重要作用，由于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人们能够在交流中对彼此情绪、意图和动作意义等有一种模仿和理解的机制。基于此，无论是人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彼此正确认知对方意图。同样，正如上文所述，国家属性的一致性也有助于国家关于安全意图表达和认知的准确性。
第二，安全意图认知。如何准确地认知对方的意图，防止误判，增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是国家间构建良好安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意图认知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安全信号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也是构成上文所述的安全意图的表达和接受的完整认知过程。安全关系状态建构的微观基础在于安全意图的认知过程的完成。这一过程的准确与顺利开展有相应的前提条件。其一，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关于安全意图信号的共识。安全意图的信号需要通过特定的外交言行表现出来，因此对于何为安全和非安全意图这种信号内涵的共同理解，是需要通过实践并加以磨合形成的。除了一些较为规范的外交信号，比如外交礼节等，国家间关于意图的信号共识理解其实差异较大。其原因在于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属性的差异性，以及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理性国家将战略欺骗当做一种常用的博弈策略。其二，国家需要规避这一认知过程中可能的认知偏差。认知偏差即国家错误认知了对方的安全意图，在双方并无安全方面的恶意的情况下，误判对方的意图从而引发安全困境甚至冲突。其三，国家的认知是一种将“有意自我”与“无意自我”进行匹配的过程。一个国家将自身的安全意图信号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外信息透露，由于理性博弈、国际无政府状态等原因，这种意图信息的表达很容易“造假”。换言之，一个国家在认知其他行为体的安全意图信息时，也明白这种外在的安全意图信息的表达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由此，它会将这种有意的意图信息与通过其他特定渠道获取的无意的意图信息进行匹配，这种无意的意图信息一般被称为“标志”(index)。
三、国家安全认知的信息情境
“私有信息”的彼此沟通与交流是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内容。“私有信息”是指一个国家所有的、对于战略互动过程中的偏好、行为等有直接规定意义，反映其能力、意愿和决心等核心特质的信息。国家安全意图的信息认知，属于私有信息认知的范畴，而这种认知过程存在两类基本的信息情境假定，亦即信息非对称情境和信息对称情境。
第一，信息非对称情境。信息非对称情境是理性主义视角下国家信息互动预设。由于国际秩序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保障公平合理，所以，在充满战略博弈的国际社会中，理性国家都会基于策略性、理性的动机，隐藏自身的重要信息，包括自身的能力、决心和意愿等，同时也会歪曲和错误呈现自身的意图。在这种情境下，国家间相互的意图认知将产生各种偏差，从而形成安全恶化、竞争和冲突的状态。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国家间安全认知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在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具有相应的零和博弈特性。国家间安全信息的预设都是“自私的”和“理性的”，国家的重要安全任务就是避免被对手国家清晰认知自身的安全信息，同时也必须尽可能获取对方真实的安全信息。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是对这种传统理性信息博弈与非兼容安全的超越。同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体现在制度主义者的交易成本逻辑中，即由于机会主义、国家的“搭便车”行为等特性，国家对于彼此的合作意图难以产生充分的确定性，因此制度的理性设计就是为了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
第二，信息对称情境。信息对称情境中，国家间仍会产生安全认知偏差，这是由于政治中的“人性”使然。这种安全信息的认知预设国家并非在所有场合都有理性的目的，因为真实展现自身的安全信息和偏好对于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也是必要的。即使在国际争端和危机升级等情境中，国家也需要让自身的安全承诺可信，无论是威慑的承诺还是缓和的承诺。在信息充分和对称的情境中，国家的本意并非是表达非安全的信息，但可能仍会产生安全信息认知的偏差。其理由有二:一方面，即使国家充分呈现自身的意图信息，但由于“人性”的弱点——认知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产生各种认知偏差，如从阴谋论到自我中心主义、认知失调和愿望思维等。另一方面，由于意图信息的内隐特点，国家和领导人做不到完全准确认知它。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在信息充分的情境中，国家安全信息认知也有可能产生认知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只有建构起关于安全信息的共识，才能形成良性的认知互动。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外交基础不同、文化差异、国内政治制约等诸多原因，国家间关于合作与冲突的安全信息认知并不能经常有效建构起共有的认知和理解。
第三，新的信息场域情境。随着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认知的信息情境也会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会重塑信息的物理空间，比如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国家意图信息的呈现、表达、解读等会出现泛化、虚拟化、多重性等特点，这给安全认知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意味着安全认知的内涵、主体的扩大，在新的场域空间、议题中安全认知问题，比如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等得以凸显。上述技术发展导致的信息物理空间的延展，其实并没有改变经典的信息非对称与对称情境，而是将这种传统信息情境拓展到了新的物理或虚拟空间。换言之，在新的场域和空间中，国家间的安全信息认知同样也存在上述理性的自私特征以及有限理性的“人性”弱点。
综上所述，如果将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放入到信息与信号的沟通议程中，那么安全信息认知的信息情境将成为这一认知过程的基本预设。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有两种基本的信息情境，亦即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情境。这两种信息情境反映了国家安全信息的认知互动是一种理性的私有信息博弈，以及信息认知受到基本的“认知陷阱”制约的天性。但是新的场域空间拓展以及安全议题的泛化，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信息认识的两类信息情境的逻辑起点。
三、国家安全认知偏差及规避
国家安全认知偏差对于良好的国家间安全关系与状态的形成和塑造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理性辨析和规避国家安全信息认知的偏差，是构建全球安全秩序、破除西方安全困境的重要环节。
（一）理性认知偏差
国家的安全信息对于国家的生存与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基于在战略博弈中获取优势的需要，会隐藏自身的能力、意愿和决心。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国家难以准确认知其他行为体的安全信息，并不可避免地造成认知的偏差。持有不同理论预设的国家理性认知偏差有不同的类型。比如，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的安全信息、意图信息等是不可知的，因此国家只能通过外在的权力进行推测，安全信息是由权力界定的。在此逻辑下，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周期理论等预期新兴崛起大国都会不可避免地挑战霸权国，这种由于权力转移和霸权转移导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的具体时间节点差异。关于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状，以“修昔底德陷阱”为代表的论说成为这种权力界定安全意图的重要案例。
不仅敌对国家间关于安全信息认知的过程受到理性国家的有意错误表达的影响，即使在盟友之间，关于核心安全信息的交流包括情报分享也存在多种类型，比如共享、有意隐瞒、错误呈现等。这也验证了盟友关系尽管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同质性、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等，但它仍是一种战略的结合。由于国际社会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特性，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都会产生理性的认知偏差，其根源在于安全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根本的“私有信息”，具有非共享性和专有性的特点。
（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
除了因为战略理性考虑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外，在信息充分的情境中也会有大量的认知偏差，这构成了有限理性的认知偏差。
第一，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在上述信息充分的情境下，安全认知的偏差主要源于对于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出现的原因在于，由于固有的认知缺陷，即认知相符、思维定势等，国家对于对方的意图信息认知产生了偏差。
具体来说，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主要体现了国家安全认知受到“人性”固有的认知陷阱的制约。其形成机制主要是认知机制，即认知相符、思维定势、文化差异等。认知相符强调国家已形成的关于相关对手的特定的安全信念，尤其是对手意图非善意的认识等。这些已有的认知结构对于国家认知对方的安全信息起到了重要的认知过滤作用，即符合已有认知结构的信息会进一步印证已有的安全认知信念，不符合的信息则会被进行所谓不合理的归因解释以维系已有的认知，排除内心的不一致紧张感。思维定势、文化差异等机制同样意味着国家已有的认知框架和文化思维模式对新的安全信息认知是一种印证，而非改变已有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在这种非本意的逻辑下，国家的已有安全认知结构、框架和偏见决定着对新的安全信息的解读，进而在安全认知中容易产生刻板印象。
第二，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是指国家基于特定的动机、政治目的和需求形成的对安全认知的偏差。这是一种理性的策略，但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不同，此处强调的是信息对称的情境：某个大国基于一定的国内政治需求，比如选举，抹黑他国的意图；在特定情境下，塑造敌人形象，从而造成“敌意合理化”，由此产生的意图认知偏差往往伴随着国际危机的出现。这些都属于有着特定需求、政治动机的安全认知偏差，在战略竞争激烈的关系中非常常见。
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强调国家受到内在的情感、政治需求、地位愿望等动机性因素的驱使，在安全信息认知时并不以真实的安全信息作为认知的对象，更多是以自身的需求动机作为认知的框架和过滤机制。动机性驱动既可以是由特定情感和愿望所驱动的，也可以是由一定的政治需求、官僚政治等政治需求所驱使的，而后者更偏向于一种理性的动机，但与上述的理性国家的自私策略不同。基于相关恶意意图、非安全信息的敌意信息、危机状态、敌对国家领导人的恶意动机等，其实都是以国家认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的。这说明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对于安全信息的认知是内心的一种外在投射与展现。
有限理性的认知偏差的形成表明，国家除了在理性驱使下存在“私有信息”竞争外，即使面对信息充分和对称的情境，由于特定的认知陷阱机制和愿望动机机制，仍会产生大量的认知偏差，由此影响对国家间安全状态、安全信息的准确认知和安全困境的消除。鉴于此，从认知逻辑的角度出发，国家安全状态的有效塑造和维护，必须有效规避可能的理性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
（三）安全认知偏差的规避
安全认知偏差是影响国家安全状态的形成，即免受威胁状态形成的微观层次因素。彻底消除认知偏差可能性较小，但基于特定的案例和实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效规避。
首先，安全文化的进化。国家安全的认知都是在特定的安全文化和制度中进行的，从传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到如今防御性现实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国家安全认知偏差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总体上有较大降低。此外，相关国际制度的创设和演进均能降低相应的国家间安全信息交流的交易成本，消除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文化进化和制度演进的角度来说，建设一个更多基于安全规则的世界对于消除安全认知偏差仍是重要的。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是全球安全文化的一种重要创新，有助于全球安全困境的破解和消除。
其次，理性可信的增强。安全信息可信性的逻辑在于理性代价和成本论，因此，诸多理论都强调要增加国家安全信息表达的可信性。这些理论的基本依据就是国家必须将自身的安全信息和信号表达附加上较高的国内和国际成本，从而使得安全信息和信号的兑现面临不可逆且相应的代价制约。这些代价包括民主国家的观众惩罚压力，国家间安全信息与其他议题信息之间的有效“议题联系”，以及高制度化水平的制度和机制可以增强制度确保安全信息的可信性。理性主义者都倡导的“束缚双手”和“沉默成本”仍是考察成本代价可信逻辑的基本准则。
第三，低成本方式的价值。除了上述主流的理性主义成本代价路径之外，一些传统的低成本安全信息认知与沟通方式仍值得重视。基于国家仍是有限理性行为体的预设，国家安全信息的认知偏差可能会受到诸多有限理性要素的制约，诸如前文所论述的领导人个体要素、安全信息话语、文化思维差异等。比如，近些年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领导人面对面外交在特定情境下可以规避由于沟通机制或方式不畅所引发的安全信息误判和认知偏差。相关案例从二战期间的希特勒意图辨析到当今中美战略竞争中首脑外交的意图认知价值，都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面对面外交对于规避认知偏差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安全认知偏差的规避及其逻辑对于构建国家安全良好状态的形成是重要的。总的来说，安全认知偏差可以缓解但难以消除，尤其是在相关安全竞争的国际关系状态中。只有真正实现安全共同体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消除国家的安全认知偏差并形成安全状态。
四、小结
主流的国家安全认知分析，较多聚焦于安全主体的自我认知，即国家如何界定自身安全的维度和内涵，以及安全的主观认知感的达成等。这些讨论描述了安全认知的静态特质，但缺乏系统的认知过程理论总结。基于此，探讨安全状态达成的多主体认知互动中安全信息认知的机制和过程，能够更好地从国家间认知互动的角度，辨析安全认知的类型和偏差。正确理解安全认知过程及其偏差，是有效建设安全状态、维护安全利益的微观基础。
关于国家安全认知的理论逻辑提炼，有助于理解国家安全理论中安全能力、安全威胁与认知过程的关系。这种分析视角揭示了国家安全的认知动态特点，强调安全状态的达成与安全信息的表达与接受是相关的，认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状态的达成与稳定。换言之，消除安全认知不确定性，增强确定性，是构建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上，也将对于正确理解全球安全观，破解安全困境提供相应的启发，比如安全认知偏差的形成及其规避，是缓解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同时为中国外交中的共同安全信念、共同体倡议、方案和实践也有一定的政策落实启迪。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