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博士生导师，贵报1月8日载科学院数学院精简机构，106名研究员被分流的消息读后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在短时间内分流，这的确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项“创新”工程。有关负责人说这是“拿欧美的科研制度做参照的”。 其实欧美等发达国家根本不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这样做了，恐怕他们的科学技术必定发达不起来，因为要想发展科学技术，就得先学会尊重搞科学技术的人。

事实是，美国在前年开始废除了教授的退休制，每位教授有一定的教学工作量，健康条件不能承担这些工作量的便自行退休。一个合格的教授与研究员的培养，大学毕业以后即使是较快的也需要10年左右。所以欧美各国在聘任一个教员时，大约考核7年，如果合格，便成为终身教授，不会失业，也没有被“分流”之豫。成为终身教授的年龄大约在35岁左右，如果没有被聘为教授，他还可以转去学别的，改行也还行，他们的前程也得到了尊重。而现在的做法，不是让他30多岁下岗，也不是让他40多岁下岗，而是在他50多岁、60岁、为科学奋斗了将近一辈子时，被“分流”了。这种年龄，他还能转去做什么，扫马路是力不从心了，卖馅饼也许可以，不过也不一定能人人学得会，想想能不令人寒心。

我们这一辈子几十年做教学、研究工作，确实很累，待遇低、工作条件艰苦也还罢了，每隔若干年便要受一次批。记得1958年，我们还是年轻教师时，被动员去批判自己的老师，到1964年年长了几岁，刚刚体会到应当虚心向自己的老师学习，踏踏实实搞点真学问时，1966年又处于挨自己的学生批判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又可以闻出向年长的知识分子开涮的味道，不是已经有人喊出要“解放年轻人”的口号吗。不过，批判的形式不一样了，以前是说你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现在则说你不值钱了，即使你与你的学生做一样的活，工资也只有他的几分之一，只能当作残次品对待。解放以后，我们已经有了数代知识分子，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要一再挑起青、老两代知识分子的矛盾，而且一再在解放青年知识分子的旗号下打倒老知识分子呢。106名被分流者，大半是为国家科学艰苦奋斗了多半辈子的研究人员。他们许多是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学有专长的专家，再过几年便要退休，可科学院的那些负责人硬是连这几年也等不及了。

这样大规模“分流”，似乎表现了某种重视年轻人的意向，其实，入围者也不能过分高兴，瞧，副院长章祥荪说：对他们要“两年考察一次，如果成绩不理想，请他另谋高就。”这种“考察”下能不能得到“成绩”就很值得讨论。在科学上要评价有没有成绩，而且这成绩要在某些人看来“理想”，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那些只会数文章篇数的负责人是很难说清楚的。有些重要的工作的对错和价值大小，要等若干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定论。1993年宣布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的怀尔斯曾经有7年没有文章、不与人交往、也不参加任何会议而闭门攻坚，人们说他从学术界消失了。而现在是，我们的科学管理官员们却要每两年清理一次门户。到时，请“另谋高就”的是什么人，恐怕像怀尔斯这样的大师，也难于幸免了。

眼前被“分流”的人在年轻时，包括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受到当时的某些主管者的青睐，也曾经充任过各种科技攻坚的主力，现在看到大规模“分流”，不禁有年老色衰而失宠之感。进而，长期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低下与经济待遇上的体脑倒挂，已经使一批年轻人视从事科学研究为畏途，目前科学研究工作面临严重的后继乏人。社会上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扭转，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慢慢调整的，而最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劳动刚刚受到一点尊重，有条件坐下来安心做研究，过了二十来年平静日子，一些研究员说，这几年是搞学问的黄金时代，可是有些人又要制造“地震”了。大批分流的做法是一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的做法，它非但不能增加科学研究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反而会增加他们对从事科学事业的疑虑，因为他们从师辈的遭遇中，可以预知他们自己的前景，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真正想毕生从事科学的人看到这种前景，恐怕在这位“严格考察”的负责人下逐客令之前，便要远走高飞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教授多了、滥了。我想即使从全国来说是教授多了、滥了，也不会首先出现在中国科学院这种单位。退一步讲，即使科学院的教授真的多了、滥了，应当是采用今后严格起来的办法逐步解决，法不究往，这是常识，除非被分流的教授们是靠行贿、抄袭等当时就非法的手段得到的。如果数学院竞有三分之二的研究员是“假冒伪劣”，那么首先应当绳之以法的倒应当是科学院的前任院长们。

中国缺乏的是科学传统，但是用各种方法贬低、挖苦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人格的传统倒是源远流长的。从刘邦的“竖儒误我”到元朝的“九儒、十丐”再到“四人帮”时代的“臭老九”与对教授突击考试。在暴露文学上，敢于暴露当权者的文学著作不多，因为那是要杀头的，至今我们的电视上不是还每周都有歌颂封建皇帝的电视剧可看吗。而讽刺知识分子的优秀文学作品实在是不少，如《儒林外史》、《孔乙己》、《围城》，《刘三姐》等，把知识分子的“三脱离”和“文人相轻”暴露得淋漓尽致。知识分子好象是集一切社会罪恶之大成，皇帝的愚昧、科学的落后、社会上的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的根源都是知识分子。在管理知识分子上，从战国时代的“二桃杀三士”开始，挑动知识分子钩心斗角上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近来看到报上说某大学要辞退一批数学教员，让他们同时讲一门课，选课学生少的，便要卷铺盖卷儿。被辞退者无话可说，不过人们没有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处在同一个单位的数学教员之间再也不会有教学与学术上的真诚合作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很好的，合起来便做不成事。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人的“窝里斗”，知识分子之间的“窝里斗”尤烈。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一幕“二桃杀三士”，不过只用一只桃子。听，他们在解释搞“分流”的理由时，不又是说人太多经费不够，研究经费“几乎变成吃饭经费”了吗。

注：《南方周末》在2月8日刊登了适当删节的文章。题目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