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有什么学历，问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在开玩笑，其实是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可望解决孔子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自从春秋时代初期周天王举办国学、诸侯举办乡学、公卿大夫举办家学以来，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历经两百年左右，天下的学问已经好生了得，华夏大国的贵族们，无论是“先进”（于礼乐）还是“后进”（于礼乐），几乎全都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国学教育，受到过名师的指点。孔子作为天下第一位民间设帐授徒的老师，他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已经接受过乡学教育，那么孔子受到过什么程度的教育，是否受到名师指点，自然是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学生，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如果知道了孔子的学历，至少可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为什么直到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五十三岁时才真正做官，而此前一直没有做官；孔子为什么被人耻笑没有师承，为什么被迫终身自学六艺，“五十以学《易》”；为什么说孔子并没有开创六艺传统，而只是遵从了春秋时代国学的传统，汉代至今学者公认孔子开创了六艺传统的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等等。
中国的国学教育体系，不同于清末民初建成的国民教育体系。国学教育体系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虽然也有传授文化知识的作用，但主要是为了培养治理国家的官员，从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国民教育体系则主要是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并进一步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国家的发展质量。两种教育体系的培养对象、办学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
国学教育体系什么时代建成，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用考据学的方法恐怕很难弄明白。不过，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文化发生学的方法，做出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测。国学教育的发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现了可观的剩馀财富，为了争夺剩馀财富，贵族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出现弑父弑君之类现象，国家治理成了复杂的专门的学问；二是文字成熟，书写条件成熟，有书，有老师，有学生，有学问。根据这两个条件，尧舜夏商周都不可能出现国学。尧舜时代尚处在新石器时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太低，不需要国学，也办不了国学。夏商周时代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进入阶级社会，说明社会财富积累已经相当可观，以致出现了大禹传子、商汤灭桀、周武伐纣等争夺天下利益的事件，治理国家已经很麻烦，需要举办国学，培养国家治理人才，但是书写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出现书。春秋时代中国进入钢铁文明时代，钢铁工具锋利坚韧而且便宜，能够大量制作“方（木板）策（简牍）”，简牍类的图书才能大量出现，才有老师，有学生，国学才能建设起来。春秋战国的图书都是简牍类的图书，汉代至今才是纸张类图书。
春秋时代的国学教育体系，包括华夏公卿大夫举办的家学，负责教育本家族的贵族子弟；华夏诸侯举办的乡学，负责教育本国的贵族子弟；周天王举办的国学，负责教育周王国和华夏诸国优秀的贵族子弟。一个国家，公卿大夫几十上百个，家学自然有几十上百所，而乡学只有一所，许多小贵族的庶出子弟势必难以上乡学；周天王分封诸侯几百个，乡学自然几百所，而天王的国学只有一所，许多小贵族的嫡出子弟势必难以上国学。乡学毕业，经过天王安排的考试，成绩优异者才可以上国学，不能上国学者，直接给本国诸侯做大臣，或给公卿大夫做家臣；国学毕业者，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做大臣。家学毕业，怎样筛选上乡学者，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考虑到供需严重不平衡，想必贵族子弟的身份等级就是乡学的筛选标准。
孔子虽然是商汤苗裔，微子之后，但是家道中落已久，其父亲叔梁纥只是鲁国的一位乡邑大夫，仅仅相当于后世的县长，当时是最小的贵族。叔梁纥一妻二妾，妻生九女，无子；长妾生子孟皮，小妾生子仲尼。按照周礼，无嫡立庶立长，那么叔梁纥去世，孟皮才能嗣位，孔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很低，只比平民百姓稍好一点。
按照春秋时代建设的国学教育体系，孔子尽管是小贵族的庶出幼子，但读孔氏家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与《红楼梦》中贾政的庶子贾环也可以上家学的情况相似，但是孔子很可能无法上鲁国的乡学继续自己的学业。有几个证据，可以佐证这一推测。
其一，《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当年鲁国乡学在校生的规模为三百人，均称“国士”。由此推算，鲁国乡学每年只能招生几十人，恐怕轮不到身份卑微的孔子。
其二，家学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初知礼乐，后世称为发蒙，所以无需名师指点。而乡学、国学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已经不再是重点，培养国家治理的官员才是重点，所以需要名师指点。孔子被人嘲笑没有师承，说明他很可能并没有上乡学，没有得到名师指点，遑论国学。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篇》19·22）
子贡是卫国人，求学鲁国，又在鲁国做官。孔子去世，守孝期满，子贡就回到卫国，做了相，位列公卿，所以与卫国大夫公孙朝同朝为官。公孙朝当着子贡，公开嘲笑孔子学历不行，没有得到名师指点。弟子子贡则为老师辩护，说自己的老师虽然学历不行，也的确没有得到名师指点，但他老人家一生无所不学，所以无需“常师”。
其三，孔子自己的话，暗示他只读了家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2·4）
春秋时代的贵族子弟，八岁开始上家学，十五岁正是家学毕业，要上乡学的年龄，可是孔子因为出身卑微，上不了乡学，故立志自学，印象深刻，终生难忘，七十多岁即将去世时，还提及此事，总结自己一生的自学经历。
其四，孔子一生做官的经历，证明孔子只读了家学。
春秋礼制，乡学毕业生给诸侯做大臣或给公卿大夫做家臣，国学毕业生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做大臣，但是孔子五十三岁以前却什么“臣”都不是，他给齐国上卿高昭子做家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家臣，并没有贵族的身份。按照春秋礼制，华夏大国上卿的“宰”即总管，才算下大夫，才是贵族，而孔子不是高昭子的“宰”，不算真正的官员。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篇》9·6）
如果孔子读了乡学，至少可以给华夏大国的公卿做一个总管，有爵位，有俸禄，也不至于为了生计去做“鄙事”。
孔子能够设帐，可能与周天王举办的国学在鲁昭公时代被迫停办，致使华夏大国公卿的子弟都无法继续接受教育有关，当时王朝实在太贫困，常常连安葬天王和王后的钱都没有，被迫向鲁国讨要丧葬费，不可能有钱继续举办国学。孔子设帐，还因为先有鲁国公卿孟僖子（《左传·昭公七年》），后有齐国公卿高昭子做孔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赞助人（《史记·孔子世家》）。当然，孔子自己做官以后继续设帐，政治上经济上就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即使辞职以后，其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孔子曾经让弟子原宪做总管（《论语·雍也篇》6·5）；公西华到齐国出差，弟子甚至给他母亲许多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论语·雍也篇》6·4）。这些都说明，孔子辞职以后，俸禄变化不大，可以自费办学，养弟子。
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推定，孔子只读了家学，明白这一点，若干历史悬疑问题就可望解决了。
其一，孔子开始设帐授徒的时间。太史公《孔子世家》认为，孔子于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设帐。即使完全不考虑别的因素，只要知道孔子的学历，我们就可推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春秋君子一般十五岁家学毕业，只是认了几个字，初步知道一点礼乐知识而已，怎么可能设帐授徒，去教那些乡学毕业生？太史公的依据是《左传·昭公七年》，找来原文一看就明白，《左传》作者用“探后之语”说，孟僖子临终，叮嘱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本年二月，孟僖子去世。春秋礼制，公卿大夫丧期为三个月，丧期四月底届满，孟懿子五月嗣位为卿，南容五月拜孔子为师。那么孔子应该在鲁昭公二十四年五月设帐，这年孔子三十五岁。这是迄今为止，对孔子开始设帐的时间最准确的推论。
其二，为什么孔子晚年弟子才有学问，早期弟子只能做官，都没有像样的学问。
不管接受多么高级的教育，都需要终身自学，今天如此，古代也是如此。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再自学，显然要容易得多。孔子只接受了蒙学教育，十五岁开始发奋自学，其自学的道路自然要艰苦许多，漫长许多。
孔子认为自己七十岁学问才到家。孔子早期弟子几乎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其入室弟子如颜回、子贡、子夏、子张、子游、宰我、曾子，都是晚期弟子，名震吴国的澹台灭明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这就与孔子晚年学问才老有所成有关。孔子的徒孙辈，凡是有大成就者，也都是孔子晚年弟子的门徒。子路是孔子早期弟子，但几乎终身追随孔子，是个特例。
其三，孔子有无可能开创六艺传统。
春秋末期昭公、定公、哀公时代的君子和孔子师徒，都经常讲《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六艺”有可能在战国末期就被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引孔子、老子语录，就称“六经”。春秋时代称“六艺”为“六经”，这是个孤证，可能庄子一派人在引文时，无意之中用后世“六经”之语称“六艺”，这类情况在古今文献中案例都很多。《尚书·尧曰篇》有“四时”，而“四时”源于周初，等等。汉代至今的学者总是说，孔子开创了六经传统。这个可能性恐怕没有。
孔子只读了家学，发蒙而已，当时国学教育体系，恐怕还没有将《易》《春秋》作为课程，孔子发蒙时，只是初学《诗》《书》《礼》《乐》而已。当时《易》的价值恐怕还没有被发现。《春秋》的西周史部分，其最重要的历史被《尚书》收录，列国《春秋》的重要性下降，很可能就没有被纳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等到春秋时代末期，大约在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易》的重要性被发现；列国《春秋》的春秋史部分积累也已经比较深厚，这才被补充进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所以我推测，孔子发蒙时，根本没有学习《易》《春秋》。《春秋》是史书，时间与《尚书》衔接，自学可能方便一点。《易》非常特殊，无人指点，自学可能比较麻烦，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自学《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7· 17）
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设帐，当时大约三十五岁；五十多岁才可能教弟子《易》，其间相距大约二十年。孔子设帐期间，华夏列国的乡学、家学，均以六经授徒，而孔子设帐的开头二十年至少不能以六经授徒，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六经传统始于春秋时代的国学，而并非始于孔子。
要讨论孔子的学历问题，好像是个玩笑话，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孔子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可以解决若干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