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徒子徒孙如何称呼孔子，主要由在场者的官爵等级决定，同时也兼顾了年辈大小、道德学问高低等因素。这一现象折射了周人官本位的核心价值观、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其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甚至言说方式，至今未变。
孔丘为什么称“子”，称“子”为什么有敬意，不仅是个训诂学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理论问题。古代经师说，“子”是男子的通称，所以孔丘称“子”；如今学者说，孔丘道德高尚、学问高深，所以尊称为“子”。两种说法其实都错了。孔丘称“子”，仅仅因为他是华夏大国的公卿。“子”在西周本指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本是贬词。春秋时代，华夏大国公卿可以比照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也称“子”，“子”字遂有敬意。所以孔丘称“子”，折射了华夏文明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官本位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官场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关于这些，笔者过去已有所论述。
本文需要补充讨论的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称呼孔子，有时尊称“子”，有时又尊称“孔子”，这种现象是何道理，有无规律，有无学术价值，有多大学术价值，对后世乃至当下中国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依照笔者的学习心得，这种现象是有规律的，显示了周代君子官本位的核心价值取向，而且这一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甚至言说方式、行为方式，深深影响了后世几千年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至今几乎丝毫未变，只是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已。
一
孔子只与自己的徒子徒孙交往时，一般被记作“子”，而不会被记作“孔子”；他的谈话一般会被记作“子曰”云云，而不会被记作“孔子曰”云云。如此记录，目的有三：表示尊敬，指代明确，语言简洁。
孔子一般在两种情况下教育弟子：一是在自己帐下，孔子在“室”，弟子们在“堂”。弟子们在“堂”上读书、自学、讨论，如果仍有不懂的，则“入室”请教老师，问毕退回“堂”上，随侍弟子记录他们师徒谈话的精彩部分。这种场景，类似如今老师在教室里上课，不过孔子是弟子们唯一的老师，自然不需要将他记作“孔老师”（孔子），只需记作“老师”（子）即可。二是在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其情况也类似于在孔子帐下，只是没有具体可见的“堂”“室”而已。这种场景，类似如今老师带着弟子在校外上课，不过孔子也是唯一的老师，随侍弟子记录老师谈话时，自然不需要记作“孔老师”，只需记作“老师”即可。
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教学现场，除了孔子是华夏大国的公卿，按照周礼应被尊称为“子”“某子”以外，没有第二位应该被尊称为“子”“某子”的公卿在场。因此记录时不需要特别注明谁是“孔子”，谁是“张子”，谁是“赵子”。只要将孔子记作“子”，就既表达了敬意，又指代明确，而且用字俭省。如果记作“孔子”，反而显得啰唆，不够简洁。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15·41）这恐怕不仅是孔子对弟子们的要求，而且是他对周代文献言简意赅特点的高度总结。《论语》《礼记》《大戴礼记》里都收录了大量的称孔丘为“子”、称孔丘说话为“子曰”云云的语录，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简单的原因。这类例子，只要打开这几本书就会看到，可谓比比皆是。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下面这一章的记录就有问题：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17·6）
从文献记录来看，本章中只有孔子、子张师徒二人，孔子身边有一位或几位随侍弟子，其中一位随侍弟子记录了这番谈话。这种场景下只有孔子一个人才能被尊称为“某子”，那么本章开头几句话应该这样记录：
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如果子张已经担任了华夏大国的公卿，也可以被尊称为“某子”了，而且已经设帐授徒，子张的门徒此时随侍子张，现场有师徒祖孙三代人，并且是子张的门徒记录的这番谈话，那么开头几句话的原始记录应该是这样的：
颛孙子问仁于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曾子师徒编辑《阳货篇》时，如果要贬低子张，那也只能将“颛孙子”改为“子张”，其他一律都不可能改动：
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可见这一章语录的记录者，不管是孔子的随侍弟子，还是子张的某个门徒，如此记录，都是因为没有吃透周礼精神，不知道称呼别人，既要尊卑有序、指代明确，还要语言简洁。
可能有学者觉得，这类例子今天分析起来非常麻烦且琐碎，似乎无关大雅。但是只要我们吃透了周礼尊卑有序、等级森严这一基本精神，同时又知道指代明确、语言简洁即所谓“辞达”的基本要求，就会觉得非常简单。而且这样的称呼方式、语言习惯乃至价值取向、文化心理，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是周礼的精神所在，汉语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所在，如此重大的问题，岂可小视哉？
二
当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在一起时，记录者会是孔子的徒孙，孔子会被特别尊称为“子”，其设帐弟子一般会被尊称为“某子”，而记录语录的徒孙则自称为“门人”。这番话比较抽象，试举例说明之：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4·15）
这一章出现了孔门师徒祖孙三代人：祖师爷孔子，记录者特别尊称为“子”；孔子设帐弟子曾参，记录者的老师，想必当时已经做了华夏公卿，故记录者尊称为“曾子”；记录者自己，也就是曾参的门徒，自称为“门人”。弄清楚了他们三代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章语录就很好懂了：祖师爷教育我们的老师曾子，曾子老师一听就懂了祖师爷的“道”是什么，所以没有问，祖师爷也自然不需要再说什么。可是我们这些徒孙们都没有听懂，但又不敢问祖师爷，只有等到祖师爷离开以后，才悄悄问我们的老师曾子，曾子老师就把祖师爷的话解释给我们这些门徒听。我们这些徒孙觉得，这番话很重要，就记录下来。这一章所折射的尊卑观念、行为方式、语言习惯，与今天的中国人有任何本质的不同吗？我看完全没有。再如：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篇》11·11）
这一章中也出现了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祖师爷孔子，老师颜子，孔子徒孙、颜回的弟子“门人”，其中有一位“门人”就是本章的记录者。祖师爷被特别尊称为“子”，老师被尊称为“颜子”或“先生”，徒孙则自称为“门人”。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解读这一章，经常隔靴抓痒，不得要领，始终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不明白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以前考证孔子设帐弟子时，不得不弄清楚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关系明白了，那么颜回是否设帐，传世文献中哪些是颜回的语录，曾子师徒编辑《论语》时为什么要改动原始简牍中对颜回的称呼，《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学一分为八，其中有“颜子之学”一派，“颜子”是否就是颜回，这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就全部都弄明白了。又如：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篇》9·12）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篇》11·15）
这两章中都出现了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祖师爷孔子，记录者特别尊称为“子”；孔子弟子、徒孙们的老师“子路”（原始文献必然不可能如此记录，只可能要么尊称“先生”，要么尊称“夫子”，要么僭越礼制尊称“仲子”，曾子师徒编辑《论语》时，将其统统改为“子路”）；子路的门徒、孔子的徒孙“门人”。只有理解了他们师徒祖孙之间的关系，这两章语录才能读懂，才能读出味道来，才能真正明白孔子骂子路的原因，以及骂了子路以后，孔子又为什么赶紧给子路打圆场。由此可见，几千年前我们祖先的话语，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心理特征等等，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读经典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昨天，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也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子孙的明天。关于子路的这两章语录，就是很好的案例。
孔子晚年，其部分授业弟子做了大官、设帐授徒，也被各自的门徒尊称为“某子”。如果这时仍然尊称孔子为“孔子”，徒孙们也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这就会造成辈分的混乱，也不能显示对祖师爷孔子特别的尊敬。所以，如果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都在场，记录者就会特别尊称孔子为“子”，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徒孙们一般则会自称为“门人”，这样就尊卑有序、指代明确、语言简洁，不至于引起认知混乱了。
按照春秋礼制，华夏大国的公卿方可尊称为“某子”，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为了语言简洁，可以直接尊称为“子”，不冠姓氏。例如在鲁国朝廷上，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常常被简称为“三家”“三子”，背地里常常被简称为“三桓”，否则会很啰唆。这样的案例，《论语》《左传》中有很多。那么在孔子帐下，弟子记录孔子语录，自然直接记作“子曰”云云就可以了，不需要记作“孔子曰”云云。所以，《论语》《礼记》《大戴礼记》中的“子曰”特别多。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如果孔子的两位弟子同场出现，他们之间的称呼则需要具体分析。例如：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篇》19·3）
这一章中有子夏、子张两位同学，还有子夏的门徒，记录者则是子张的随侍门徒，至少有四个人。子夏虽然并不在现场，但是他实际上出现了。子张的门徒直接称呼“子夏”，而不称呼“卜商”“商”“卜子”，这是符合周礼的。按照周礼规范，弟子称呼自己的老师，才能尊称为“子”“某子”“夫子”“先生”，尊称老师的同学，则直接称其表字。从春秋时代直至清末民初，称呼人家的表字，一直都含有敬意。只是近百年革除了成人礼，君子遂有名无字，这一礼俗才逐步消亡。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篇》19·12）
这一章中，有子夏、子游两位同学，还有记录本章的子夏的随侍门徒。其称呼方式，与上一章相同。
回到主题上来，孔子的徒子徒孙在什么情况下才记作“孔子”“孔子曰”云云呢？
三
在记录孔子与诸侯、孔门以外的公卿大夫们直接打交道时，记录者有时尊称孔子为“孔子”，有时尊称其为“子”。这种情况下记录者怎么称呼孔子，主要有三条标准：其一，看谁的官大，周代君子有尚爵的核心价值观；其二，看谁的年龄大，周代君子均尚齿；其三，看谁的道德水平高，更加令人尊敬，周代君子普遍崇尚仁义道德。这三个核心价值观，被孟子称为“三尊”。孔子语录的记录者会把这三条综合起来考虑，得出一个恰切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怎么称呼孔子。
这番话比较抽象，下文举例具体说明之，读者自然就会知道，其实今天的我们也都是这样作出价值判断，然后决定如何称呼他人、对待他人的。
记录孔子与齐景公打交道的《颜渊篇》12·11，尊称孔子为“孔子”。当然，孔子当时还是齐国公卿高昭子的家臣，不够资格称“子”“孔子”“夫子”，当时的原始记录必然将孔子记作“先生”。后来曾子师徒在编辑《论语》时，考虑到孔子已经当过鲁国的公卿，按照周礼应该尊称为“某子”，于是将“先生”改为“孔子”。他们为什么不把“先生”改为“子”呢？这是因为，华夏大国的公卿均可尊称为“某子”。齐国的国氏、高氏都是姜太公之后，都是周天子亲封的上卿，齐桓公朝的管仲、齐景公朝的晏婴则都是齐侯任命的下卿，他们都可以被尊称为“某子”。曾子师徒如果将原始记录中的“先生”改称为“子”，那么，由于齐国朝廷上有好几位“子”，便会出现指代不明的问题。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同时指代明确，慎重其事，曾子师徒必须要将“先生”改为“孔子”，而不能改为“子”。如何称呼别人，既要礼貌，符合周礼，又要指代明确，中国人至今仍然如此。如果喊某人“省长”，既尊敬，又亲切，但前提条件是，现场只有一位省长；如果喊某人“王省长”，既尊重，又慎重其事，往往现场就不止一位省长。齐景公是华夏大国的诸侯，他不可能在孔子帐下见孔子，只可能在朝廷上召见孔子，朝廷上可以尊称为“某子”的公卿很多。所以，曾子师徒在编辑《论语》中记录孔子与齐景公交往的语录时，改称“先生”为“孔子”，而不改称为“子”，既表示了对孔子的尊敬，又慎重其事，指代明确，不至于发生歧义。
记录孔子与鲁定公、卫灵公交往的语录《子路篇》13·6、13·8，均尊称老师为“孔子”，而不尊称“子”，也是为了既尊敬老师，又慎重其事、指代明确。在鲁定公、卫灵公的朝廷上，都会有若干位可以尊称为“某子”的公卿，如果尊称孔子为“子”，那么就指代不明，容易引起歧义了。
按照上述道理，孔子与鲁哀公直接交往，其交往的地点当然不可能是在孔子帐下，必然是在鲁国朝廷上。朝廷上，必然有“三桓”等许多公卿也可以被尊称为“某子”。那么，记录孔子与鲁哀公直接交往的语录，就都应该尊称孔子为“孔子”，而不应该尊称其为“子”了。但是事实却是，两种情况都有：《雍也篇》6·3、《为政篇》2·19、《宪问篇》14·21这三章语录，均将孔子记作“孔子”，《八佾篇》3·21则将孔子记作“子”。《八佾篇》3·21如此记录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应该明白，记作“孔子”才是完全符合周礼精神，而且指代明确的。《八佾篇》3·21记录者不明明白白记作“孔子”，而记作“子”，应该有藐视鲁国其他公卿的考虑，似乎认为包括“三桓”在内的公卿都不够资格称“子”。这样记录，虽然表示了对孔子特别的尊敬，称孔子为“子”也符合周礼规范，但是毕竟指代不明，没有慎重其事。这一章要是没被编入《论语》，我们读了这一简牍，自然会问，这位“子”是鲁国的哪位公卿呀？这岂不让人费解吗？所以记录者应该慎重其事，指代明确，老老实实将老师记作“孔子”。
按照周礼，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公卿，可以被尊称为“孔子”，在孔子帐下，如果没有别的华夏大国公卿在场，“孔子”可以简称为“子”。即使后来孔子弟子做了华夏大国的公卿，也可以被尊称为“某子”了，但在孔子帐下，“子”仍然只是对孔子专门的尊称。
如果孔子与孔门以外的其他公卿直接交往，语言环境中出现了几位“某子”，记录者就应该记录明确，作适当区别了，季子就记作“季子”，孔子就记作“孔子”，等等，都要指代明确，含糊不得。这是古今通义。好比自己的老师是张老师，他与王老师、赵老师在一起，你称自己的老师为“老师”而不称“张老师”，这就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指代明确是古今通义。
但是孔子随侍弟子记录时，他们往往首先考虑官职大小，也会考虑年辈大小、道德学问高低等因素。这与今天的我们一模一样。例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曾经专程到钱学森先生府上看望钱先生。温家宝总理是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官职很高，钱先生自然官职比较低；但是钱先生年辈很高，温家宝总理是晚辈；而且钱先生一生报效祖国，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无比的崇敬。记者在报道时，心中有一个价值取向，觉得应该对钱先生致以更加崇高的敬意，所以新闻报道的称呼方式、述说方式、所拍新闻照片的角度等等，都显示温总理对钱先生十分尊敬，在钱先生面前十分谦恭。时代有古今，事情虽不同，但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周礼的基本精神也一直没有实质的改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下面具体说说孔子与其他公卿交往时，孔子的随侍弟子是如何称呼老师的，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称呼自己的老师孔子。
《为政篇》2·5记录孔子与孟懿子交往，《为政篇》2·6、《公冶长篇》5·8记录孔子与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交往时，孔子随侍弟子均将孔子直截了当记作“子”。按照周礼，孟懿子父子先后担任鲁国公卿，他们与孔子一样，都应该被尊称为“某子”，他们当面交往，现场就有几位“某子”了，记录者本应该明确记录“孟懿子”“孟武伯”“孔子”，以示区别。可是孔子的随侍弟子特意只将孔子记作“子”，这就意味着，记录者认为老师孔子的整体地位比孟懿子父子都高。其实，按照官位，孟氏父子都是鲁国“三桓”，政治地位都比孔子要高。但是，孔子比孟懿子长一辈，比孟武伯长两辈；而且老师道德崇高，学问精深，天下闻名。随侍弟子在综合考虑了孔子的官职大小、年辈长幼和道德学问水平高低之后，觉得自己老师的综合地位比孟懿子父子都高，所以特意将老师记作“子”，以显示对孔子特别的尊重。言外之意自然是说，我们的老师才是“子”，你们父子两个在我们老师面前都不够格。
季康子是鲁哀公朝的正卿，据《左传》记载，他于哀公三年嗣位，其政治地位比孟懿子父子都高。孔子随侍弟子在记录老师与季康子交往时，对季康子有时高看一眼。例如《先进篇》11·7分别尊称二人为“季康子”“孔子”，还将孔子的答话记作“对”；《颜渊篇》12·17—19的记录方式也如此。这说明，孔子的随侍弟子认为，虽然季康子和老师都可以尊称为“某子”，季康子又远比孔子年轻，但是季氏毕竟是鲁国正卿，实际上执掌着鲁国朝政，孔子师徒应该对他表示适当的尊敬，所以记录者中规中矩地将两位公卿都记作“某子”。当然也有例外，《雍也篇》6·8就将季康子记作“季康子”，而将孔子特别记作“子”，显示这一章语录的记录者认为孔子的综合地位比季康子高。记录者认为，老师的政治地位虽然比季康子稍低，但他老人家的年辈很高，道德学问水平更高，因此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
孔子与其他大夫交往的记录，例如与阳货交往（《阳货篇》17·1），与孺悲交往（《阳货篇》17·20），与楚国的叶公交往（《子路篇》13·16、18）等等，孔子随侍弟子的记录，以及后来曾子师徒的编辑工作，亦大体遵照上述原则。
笔者为什么认为孔子的徒子徒孙还会考虑在场者的道德学问的高低这个因素，而最终决定如何称呼孔子呢？除了上文谈到的那些证据外，还有一个很可靠的证据。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他守孝三年，然后相拥而泣，这才各奔东西。子贡独自留下来，另外再为老师守孝三年。几十年来，笔者每每读到这些文献，未尝不感动落泪，以至常常难以自持。要知道，三年之丧从来都是至亲至尊之丧，而老师并不是学生的至亲至尊。而且，时间至少二十五个月，长达三个年头的三年之丧，西周初期就被废除了，至孔子时代已经废除五百年了。周代的至亲至尊之丧，虽然也叫三年之丧，但是丧期已经大大缩短为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二月。即使弟子以孔子之丧为至亲之丧、至尊之丧，按照周礼，也只需要守丧三个月份（不需足月）就可以了。弟子居然按照先周尧舜商汤古礼为老师守孝三年，时间至少长达二十五个月，说明弟子对老师伟大的道德学问是多么感佩，多么崇拜。虽然孔子语录的记录者早已作古，不可能给我们作出详细解释了，传世文献的文字又极其俭省，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推测他们记录孔子语录时的所思所想，推测他们称呼孔子方式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四
总结一下孔子的徒子徒孙称呼孔子的所有方式：尊称“孔子”“子”，因为孔子曾经担任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尊称“夫子”，因为周代华夏大国的卿大夫都可笼统尊称为“夫子”；尊称“君子”，例如《乡党篇》10·6说“君子”如何；孔子出任鲁国公卿前，应该尊称为“先生”，不过，《论语》编辑者已经都改称为“孔子”“子”了。
周礼规制中，“名”是无比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随侍弟子怎样记录孔子，怎样称呼孔子，这类问题看似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不值得研究，实则事关君臣父子大礼、国体政体大统，体现了周礼的核心精神，岂可因其复杂而规避之？孔门称呼孔子的方式，折射了周礼官本位的基本精神和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反映了周代君子既看重官爵贵贱，同时也兼顾年辈大小和道德学问高低的价值观，而这种周礼精神、价值取向甚至言说方式，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如果从孔子徒子徒孙如何称呼孔子这个小小的切口深入进去，认真研究讨论，把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彻底弄明白，所得一定相当惊人。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础，再去深入研究周礼，研究春秋史，甚至研究整个的华夏思想史、文明史，都有可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岂不快哉！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吴天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吴天明.孔丘称“子”补说[J].理论月刊，2020(12)：13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