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论文与头衔
回来之前，我正在UCLA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做“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委员会——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的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头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再也不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
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UCLA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
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1989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九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Gale Johnson 教授的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得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
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1995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够将全文贯穿起来的“导论”和一章“结论”了。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1996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同时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的情景，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 “离土” 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实地调查的经历，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接“地气”：水工研究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20世纪80年代我跟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工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
在本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本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气”：企业调查
其他有三个栏目与企业和企业家的题材有关。那是我回国之后第二档经济调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结果。说起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参加农村调查，最后得出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性结论之一，是农民的经济出路——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在我国的国情传统里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维系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工夫。他那篇大学三年级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的论企业性质的大文，我读之再三，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后来到UCLA听德姆塞茨教授的课，重点也是企业理论。1996年，我将那些个读书笔记整理出了一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此篇笔记——连同回国后写成的其他一些学术性论文，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其实是我为要开展的企业调查准备的“家庭功课”。
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真实企业”的机会。第一家考察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我现在还记得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当时听来令我感到吃惊的数据：平均每三个生产工人就有两名市场营销人员。我想年轻的科斯实在了得，用“市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几十年后中国一家他从未谋面的公司的特征！
走进第二家公司的大门，应该是1997年。那是上海的远东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市场订单，已经陷于破产的边缘。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的形势动人心魄：全行业55万工人已经下岗28万。我和周放生——他当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对国有企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走进当时还在外滩的纺织工业局大楼去访问朱况宇局长的时候，左边四个大字是“无情调整”，右边四个大字为“有情操作”。朱况宇对国有公司的体制病有入木三分的见地，他的谈话，概括起来也是四个字：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战出了大名堂。原来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到远东厂“扭亏增盈”的工作组组长吴玲玲，主持了两年人事，知道“扭亏”无望，一边艰苦地“料理后事”，一边准备新生。她从“远东”挑了一组人马，大家从口袋里拿出1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与朱况宇代表的纺织控股集团拿出的1 200万元现金一起，另外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责任公司”。原来我知道的国有公司，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要素都是行政调拨来的），而任何自然人与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联系。现在的新“埃通”，契约为本，经理层也是股东（虽然持股比例低了一点），这难道还不是“大名堂”？
与农村改革的经验相一致，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战“战”出来的。将货比货，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无关痛痒的“说法”和花拳绣腿的“理论”浪费时间？要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课”试试对真实发生的事件有无解释能力，再拿更多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似乎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样来来回回，外加一点“一般化”——就是总结、概括、抽象、提炼——的努力，我们还能不长见识吗？
于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瘾。有一段时间，只要山西项目没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课就出差看企业。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有一次，听说科龙的创业老总潘宁被请到了石家庄，我凌晨三点从北京起身，驱车在早饭前赶到他的住地，上午听他对河北的企业家讲科龙的历程和他的企业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龙驻石家庄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由我开车把潘总送到首都机场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说我后来研究科龙还不是“易如反掌”？
另外一次，到合肥调查一家上市公司。风雪将飞机“迫降”在南京，我等一行人坐汽车在结了冰的路上走了十四个小时才赶到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般比较困难一点，那一天看我们“长途奔波”只求一谈，接待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对我们多讲了一些话。
为了避免企业里管事的见了“北大老师”难免有些客气和敬而远之，我甚至“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们搭伴调查公司。联办投资有几位专业人员，做公司引资、融资和重组业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现在哪一家MBA也教不来的。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托，并且签了保密函，调查就比一般的大学研究项目可以深入许多。当然，参加者要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也要受到限制。不过，搞清楚问题是第一位的，发表是第二位的。为了增加发表机会而写一些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大文”，不可取也。
立足“真实世界”
以上交代的其实是本书——同时编就的另外一本集子也一样——的“生产过程”。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好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因此之故，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是直截了当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那些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是空无一物的皇帝新衣——对立起来的学者。但是科斯本人关于研究方法的思想，“浅”得所有普通读者都可以了解的。让我引证几段吧：
——科斯主张，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
——他批评， “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
——他身体力行：“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我以为，科斯所做的工作，与他陈述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关的。
张五常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更加可圈可点。顺便提一句，我是1985年从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卖橘者言》那里知道张五常的大名连同产权与合约理论的。从那时起，凡是可以找到的张五常作品，我一字也不曾放过。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吧，我读张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启发是最多的。一点也不奇怪，张五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对真实世界里的学问着迷。他对亚洲农业的各种市场合约下过的工夫，行内都是知道的。除此之外，他研究过养蜂、渔业、滩涂养殖、美国的石油、发明专利和反垄断官司、香港的计件工资、电影院的座位和票价、内地的承包制和“印度综合症”。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顶着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头衔，在两个除夕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橘！
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怎样说经济学的研究之道吧：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以下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了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
——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
好了，我最后可以说明本书的书名，是要表明我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心向往之。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是可以向真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述说的。是的，有一些读者告诉我，他们喜欢看我的文字。自己用了心写的文章，有人欣赏，总是高兴的。但是我也要对这些读者说，我的思想和文字，可改善之处——从求更浅更直的方面来看——尚多，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吧。
最后，我要感谢《经济学消息报》、《财经》、《中国企业家》、《IT经理世界》和《21世纪经济报道》——主要是她的《21世纪评论》专刊——的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本书的绝大部分作品，首先是经过他们的努力，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的。这些刊物风格各异，但是在“不能依靠公费订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和这些编辑、记者朋友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取材、标题和文字——常常有分歧，但是在一点上——给在报摊上用自己的钱购买读物的读者们写的文字，再好也不够好——我们具有值得庆幸的高度一致。
2001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