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自己就立下了将来要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这样一个人生观包含了英雄主义、领袖欲、或者权力欲望等成份。可是它的产生毕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下面几种原因的影响:首先是我生长的时代背景,在我的过去一生中,(一九二三年出生到一九四九年止)是一个整个中国革命的年代,在这种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年青的人都可能多少为革命潮流所影响。同时,我刚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家里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我出国止),除了在十三岁的时候有过几个月到内地传奇式的去参加救亡工作外,就完全在那种半沦陷区的环境里完成我的大学教育。在这一冗长而极重要的一段时期里,我的思想便成了真空现象,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完全是隔绝的。当时惟一希望是抗战快快胜利,而幻想胜利之后,中国会变得如何富强(这种强烈欲望贯串了我整个一生),所以当时亦就有了自己应该贡献于完成这种事业的狂热。并且田于我的家庭是中等资产阶级,环境富裕,我这一生从不曾为小片面包而忧虑过,所以这样的物质条件,支持着我的人生观,朝着为本阶级服务的这一方向发展。最显著的说明我这人生观的具体概念是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国搞好。我认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的落后,要使它富强起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们的事业,依靠他们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国搞好,这样,就使我为了要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
这一主流思想,影响或者整个的支配了我过去所有的行为及思想。譬如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后,就觉得自己比任何人来得"高明",其他人都是在为生活问题而平凡地度完他的一生,而我却对世界背负着这么一个崇高的责任,这种优越感,虽没有经常的流露出来,那是由于我觉得要做一个"经国济民"的人物应该有适当的修养,但是基本上它是深深地存在着的。譬如我这过去的岁月中都生活并呼吸在经院的象牙之塔里,由于这种事实更使我认为天下事物,尤其是"经国济民"的大事情。都是天才人物(包括了我)的深思熟虑所创造并决定的。因此我对每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态度都诉之于政治家们的良知以及智慧,这表示了我与现实生活的隔绝,对客观事实存在缺乏感觉。我这主流思想影响了我的历史行为的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毫无犹疑的选择了读法律,因为我已想到法律是与从事政治事业分不开的,虽然我父亲坚持要我学工程。
进一步的事实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马上到美国去留学这一行为。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到美国去镀过金以后,才可以回到国内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是过渡到我所希望要取得的政治社会中的最上层地位的一定过程。那一个政治家不是到过几个国家的?到外国去念书,可以学得高深的理论。对我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我是有自信的,但总感到没有一整套的高深理论是再亦不能实现"经国济民"的抱负的,这种求知欲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企图加上当时的虚荣心-到资本主义的王国去可以取得多少荣耀-是混在一起的。而在物质基础上我父亲为我遗下了一笔教育费,这些主客观因素把我送到了美国。这一历史行为,无疑的对我的人生观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因为我在上面说过,有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本身完全是个抽象的概念,我的阶级出身为我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具体基础,但毕竟仍是缺乏内容的。这就是说有了阶级基础后,这一单纯的人生观已在本质上变为我是在为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的人物而努力,但如何去参加统治,它的具体内容还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一行为-到资本主义的宝库里去探求"经国济民"的大道理,使这一人生观在实践以前的准备阶段完全充实了。在那里,我埋头读书,结果是学得一大套高深而且"正统"的理论,我原来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具体而丰富的基础与内容了。但是我何曾晓得我是站在由我自己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我的智慧与能力所代表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是整个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思想体系!
它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呢?是从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启蒙学说起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最新的世界主义止,这一整套的"正统"理论反映得最具体的,是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无限崇拜。我认为三权分立与尊重少数派这种政治形式是与天赋自由最适合的,我记得最足以说明我对三权分立的崇拜是表现在下面哪一小动作上,我最欢喜的一张相片,就是我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摄的那一张,那个大门口有着刻在大理石上面的几个大字-"法律前人人平等"。我从不曾怀疑过能代表民主制度的,除了总统制与内阁制以外,还有什么形式。斯大林宪法亦曾当作参考资料看过,然而只有很简单的反应-集权政治,与"民主"精神完全不合。我又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以及所谓"进步"(改良)资本主义有无限的响往。我自认从不敌视苏联,但总觉得一九四五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这一件事比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配我的胃口得多。这还表现在我对罗斯福"新政"与对他本人的崇拜,并在继承罗氏衣钵的华莱士第三党成立后,我亦积极去参加活动,虽然我不可能是该党的党员,而我参加最主要的动机还是着重在华氏的提出美国退出中国的这一政治主张上,但是这无论如何亦表示了我对"新政",对改良资本主义的同情。我总认为罗斯福不死,美国不至于会这样反动,世界上不会发生"冷战"这一回事,中国亦不会搞得这么糟。无疑的,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接受,就必然发展到我对一切现实政治问题的"中间路线"的立场。譬如对国内政治问题吧,我既压恶蒋介石那种中世纪式的封建统治,但我亦反对中国被"赤化";我既不愿中国被置在美国参谋长心目中的"战略地区",但我更不愿中国被圈在"铁幕"内。因此,我主张以自由主义者来代替蒋介石那一顽固集团,来组织一个可以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为什么要被包括在内呢?为了尊重少数派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指的自由主义者是那一些人呢?就是像我那样抱"中间偏左"的份子,有能力,有修养,同时主观上又积极希望把中国弄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度,才够标准。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美苏二国之间的桥梁(正如英国的工党一样),世界上这二大体系可以通过国际组织而取得永久和平,并最后得到"合流"。因此,我对学校里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学习工作发生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我对罗斯福个人的崇拜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预见"了并"开辟"了这二大体系"合流"的前途。每次我坐在联合国的会场上,我便想起了威尔斯所说的"天下一家"!由于这种幻想的发展,我就觉得"世界主义"可爱了。为了国际间的和平,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为了要取得二大体系的"一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固执于十七世纪陈旧的民族主权呢?为什么不通过一个"世界议会"或者"世界政府"来调解一切"纠纷"呢?
为了上面这些原因,我在学校里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打定了主意,我要拿它作为我将来的职业与事业,因为这与我的"经国济民"的抱负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就带了这一大套完整而高深的理论以及与这相适应的生活作风与习惯回到了中国。不但是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以为从此以后我那酝酿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大换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在归国的旅途中,我仔细的安排了我回国的计划--贯彻我那人生观到实践中去的计划,亦是我这一生前途的计划。首先,我打算在大学里教点书,这表示我不是一个起码,过全的人而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又决不愿终身做个教书匠,因为这会埋没了我的抱负。另外我把律师业务作为我的工作重点,因为这一职业是可退可进的,可退的是假使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内战还在继续中,那么我可以"洁身自好"而等待时机。但是内战总是要有结束的,不管怎样结束,(但我从未估计到是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中国反正是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的。所以,我这律师决不是做一个"讼棍"之流,专门打钱债官司的,而是像美国那样完全政治气味的律师。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早在我那人生观成熟的时候,自己就已想到要实现这种大事业,非站在最上层政治社会上去不可!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我亦估计到我自己回国后的经济问题;可是我从不曾为这一问题而担忧过,我晓得,通过我哥哥的关系-他继承并扩大了我父亲的事业-就可以支持我做一个"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的。譬如我可以做他们名义上的法律顾问,我所谓他们,就是指与我哥哥有关系的这些有钱人。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我登了陆,到了上海。
可是历史的发展对我那一伟大的人生观以及在旅途中所安排好了的实践的计划真是一个大讽刺。就在我归国不久,淮海大战发生了,这一战局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亦使我那有具体内容的人生观破了产!没有话可以形容当时我的沉重心情。我采取的态度是二三个月来完全闭门读书-整理过去读"国际公法"的笔记,当时这种"与世隔绝"的态度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失望、空虚,●徨与痛苦,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要对我开这样大的玩笑!为什么我过去从未曾估计到中国的命运会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呢?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我那生观的实现是与蒋介石政权的存在,美国的存在分不开的,没有了他们,我的"中间路线",我的实践计划就都垮台了。
对的,我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太缺少认识了,像中国这种国家只能由共产党这种"强权政治"来统治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隔靴搔痒的,问题是以后我应该做什么呢?教授律师都是为了自己达到上层政治社会的手段--竞选议员席的手段,现在目的已不存在,手段自然用不着了。当时曾估计过的出路是第一,气愤下再到美国去,我的护照还没有到期,我身边的美金足够我到香港转美国的盘川。通过我先生的关系,移民局的问题都不至成为严重的事情,并且可以找一个起码的工作。可是我是中国人,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要死在这块土地上,我记得波兰那个大音乐家肖邦在离开家乡时拾起一撮泥土放在衣袋里时那种黑暗伤的神情,我想起了我是黄种人,想起了有色人种受白色的"绅士"们歧视的神情,我想起了我在愉快的工作时要被人骂"白华"的神情,我又却步了。第二个出路的考虑是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转业到工商企业方面去,从此不过问政治了!(事实上,我回国后,就依靠我哥哥公司里的顾问职务,作为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可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响亮的告诉我民族资产阶级将来亦是要被改造的。我还年轻,十年,二十年,刚是我事业有成就的时候,自己花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却反过来被人改造,而且谁能保证以后私人企业的前途是什么呢?要我花那一生的精力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么到底做什么好呢?在这一段时期中,自己真是到了痛苦的深渊了。多少年来,自己有了希望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的强烈欲望,自己愿意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贡献,因此打定了要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而在过去的生活中,一步步的做完这种准备工作,我从没有浪费我过去这一段过,但是当我要贡献出这一切来的时候,天翻地覆的变了,变得是这样的快,这样彻底。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中国已开始强大起来了,可是它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强大起来的方式,它的强大中没有我努力的成分。而且它强大起来了,连我的人生观都动摇了,我怎么能甘心永久放弃自己的抱负呢?好吧!到共产党下面去做事吧!承认"既成事实",亦许在共产党下面到能伸展我那伟大的抱负,紧接着的考虑是第一,生活水平要不堪想像地降低了。假使说做一个中国现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十年二十年才被改造,那么这十年二十年总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何必现在就去做任务子先去吃苦呢!第二,我回国的几个月里面亦认识了"美授"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这与我过去在"纽约时报"上所看到的是如何两样,但是一定要我承认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总觉得有亏良心的。(在当时,我是拿美国人民的美国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美国不分开来看的。)第三,我自认自己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想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我就马上想起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集权制度,尤其听说共产党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这句话是胡适说的那我如何忍受得了。第四,我这一去以后过去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中断了。我所谓我的社会关系就是指我哥哥的那些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坐在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留学生俱乐部"里的那批高贵"绅士"们,同时亦包括了我的爱人,她还在美国读书,而她大概是打算在美国做白结了。虽然我过去与他们的政治观点上有冲突,(因为我是"中间偏左"呵!)但在感情上,我们还是一致的,然而我这一去北京的行动,就觉得这种冲突已到了决定性程度而感到有点留恋起来了(我还不晓得这就是阶级感情)。最后一个考虑是自己的虚荣心太受打击了,无论如何,我到底亦是一个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我到底还是个研究"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组织"的"专家",管理国家大事是我们份内的事,可是现在却要向共产党,向无产阶级讨管这份事的饭吃了!但是这种种的顾虑迟疑到底还是胜不了自己要发展"经国济民"抱负的强烈欲望,就在那种不妨去试一试的原则下进了本院。对朋友们说:我上香港去做寓公了。记得自己到北京来的火车途上,每想到上面那种种委曲,就赶紧用欧洲史上,宗教革命后的一句名言--"此时此地"--来鼓励自己。到底我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饭,我是降低了吃饭的水准而来的;为了做官吗?我最看不起混饭吃,向上爬,结果是误国误民的官僚;一切是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观--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
我在上面已分析过我那人生观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使自己天真的有了要想搞好中国的强烈欲望。一个年轻人,有这样一个欲望,并不是坏事呀,但是为什么我这单纯的欲望会使我走向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呢?为什么旧中国被打垮了,而我那人生观亦随之而发生动摇呢?没有疑问的,在不学社会发展史之前是不可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的。整个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找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了解到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了解了这一点,我的人生观本质被找出来了,我的过去的思想以及行为被找出规律来,我的碰壁失败原因被得出必然性的答案,而且根本动摇了我那过去自傲过的那整个体系的高深理论。
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这一点,我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认识世界中而反过来又认识了自己。自己过去在这个世界中占了一个什么地位?亦就是说,问问自己过去是个什么阶级呢?我在上面说过,我这一生从不曾为小片面包而忧虑过,而能专倾心于我认为是"经国济民"的准备工作。到底是什么魔术使我从上海到纽约的象牙之塔里去呢?我的本能的答复是我父亲抚养了我,他留给我的教育费使我到美国留学去。但是为什么我父亲会有那么多的钱呢?他开了公司,通过他的事业而获得的正当利润。(是的,他从不曾投机囤积过)我晓得我父亲雇了很多人,他们为他的事业而工作。我亦晓得我父亲是个资本家,但是我父亲付了他们很"好"的工资,他们和我父亲很"和洽"的在一起做事。做事、拿钱,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我父亲到底与他们有什么两样呢?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创造了并经营着他的事业,这种事业是一个严密分工的社会里所不可缺少的,他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复杂,他的能力又这样的强,我亲眼看他为他的事业而耗尽了他的一生以至生命。我是他心爱的儿子,我承继了他一生经营事业所得的一部分财产到外国留学去,而去的目的又是立志要为中国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这有什么错呢?所以要我承认我父亲,或者是我自己是个剥削阶级,寄生阶级,不要说在感情上,是不会有的事,在事实上,亦是我所不堪想像的。虽然有时我亦看到整个社会贫富间的差别并没有像我父亲与他的受雇人之间那种"成就",我亦了解到我父亲的收入与其他人相差太大了,我亦想到过我是个"既得利益"阶级,因此亦怀疑过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怀疑一件事与承认一件事是有着不可估计的距离的。
社会发展史说明了我父亲是个什么阶级,他通过什么而占有旁人的剩余劳动,最要紧的,我晓得了他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真理面前我低头!我接受真理,我承认他是个剥削阶级,所以我亦是个剥削阶级。在这个基础上,我产生出要想把中国搞好的人生观,在这个基础上的意识支配包围下,我接受了怎样才搞得好中国,怎样去搞好它的内容。因此,我的思想主流(人生观)的本质就必然是为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我是在想着由自己去直接参加统治,如何更高明的去统治。我所努力的对象,就是为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所以这一主流思想,这一人生观,无论在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漂亮堂皇,而我的本意又是如何纯正,但是在本质上它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是背着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向而努力的,它的失败自然亦不是偶然的了。
正因为这主流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由这一思想所支配的,或受这影响的其他思想以及行为亦是反动的了。譬如,我的读法律和到美国留学去,就是表示剥削阶级以剥削所得来支持去取得如何巩固这种剥削的经验;尤其是后者的行为是帝国主义者为了要巩固它在殖民地的统治,所以在被统治的社会中间找出帮助它的工具来(无论是行为上或意识上的工具),我的虚荣心正就是表示了这种殖民地买办思想的显露。我所接受的那一整套的高深理论以及我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都是剥削阶级所创造的。譬如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崇拜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形式最足以保障剥削者的自由的。而我呢?既然已在这个社会上取得这种利益,那么我就必然的赞扬这一适合我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再亦看不到这种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最好形式。又譬如我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以及所谓"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因为我亦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缺陷了。消灭这种缺陷的方法呢?当然是革命,但是革命意味着财产关系的移转(包括了名誉、地位、虚荣心等)这是我这一阶级所不能容忍的,那么一切出之于改良吧!一切出之于温和手段的改革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决定了我对一切事物"中间偏左"的"中间路线"的立场。表现在对国内政治的,我为什么蒋介石统治呢?因为他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这与我所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相反的。为什么我又反对中国被"赤化"或者被放在"铁幕"之内呢?这理由是用不到解释的。为什么我又不愿意中国被放在美帝的控制之下呢?因为这与我那一阶级的利益部分上是矛盾的,并且又损及了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尊感。我所主张的以自由主义者来组织联合政府就是一个以"正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就是说,它不是军阀的、买办的、封建的份子所参加的。这一切都表示了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去幻想阶级调和而得到自己的巩固,幻想国家与法律是调和各种阶级间"纠纷"的"公平"手段。中国的国内问题可以通过我这一阶级的"专政"来解决,世界问题可以帝国主义的继续扩张而解决。
正因为自己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所以就必须会想到自己将来一定要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用自己的能力来搞好中国,这一思想表现得最具体的是自己在回国后,学得了美国政客那一套向上爬的方法,做教授、做律师、做资本家的愿望。他们的金钱支持了我的享受要求,我希望去竞选议席,我去通过一大套议案来搞好"中国",为我所依附的那一阶级尽力。我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发言人,然而我主观上还认为这是我努力事业的目的-搞好中国,一番对全人类都有贡献的大事业!亦正因为自己觉得背负了这样一个崇高的责任-做一个统治阶级特出人物的责任,亦认为自己懂得了一大批高深理论-统治的经验,而去耻笑旁人在为生活问题而庸俗地奔走,因此潜伏了自己的优越感;他方面又使我在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时候觉得很应该。因为我对社会"贡献"得大呀!我所耻笑的那批人,他们正是为生产社会生活资料而努力的劳动人民,而我则完全依靠在剥削他们这种辛劳的果实而生活,每天思想着如何巩固这种制度,准备并竞争着使自己做一个这一剥削集团里面的特出人物!
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的统治思想也随着旧社会一道崩溃。自己当时的痛苦正表示了一个剥削阶级的悲哀,一个知识份子的无知。虽然我亦不否认我那人生观的核心-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搞好中国-战胜了自己的悲哀,而仍支持自己到本院来这一行为在客观上说是正确的,就是我要求参加这个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为已站起来了的中国贡献自己,然而这种动机里面又包含了些什么错误成分呢?我当时所设想的是企图在共产党政权下工作,在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原则下来发展自己"经国济民"的抱负。做事要经过学习这一点我是理解的,所以进本院来就是要想通过这个关系而取得做事的机会,拿来作为发展自己的基础。但是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要被改造的,我有什么错呢?一个年轻人,很早的时候,立下要有"经国济民"的人生观,难道犯罪吗?自己忍受了多少痛苦顾虑而来到北京,希望拿自己献身于使中国强大的事业难道犯罪吗?那么为什么我亦居然要被"改造"?所以在听到改造两字,不但是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绝大的侮辱,而且觉得自己的委曲无比地加重了,但是这种感觉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就逐渐的被克服了。对的,我是一个剥削阶级,我的意识充满了剥削气味,将来要为一个消灭剥削本身的社会而努力,那么自己过去那种浓厚的旧意识不应该被清算吗?了解了这一点,亦同时消除了过去防止阻止自己入本院的那种种顾虑。对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降低了,因为过去是习惯于剥削阶级的享受,要求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首先应该看我们的工业水平到达了什么程度,超过这种比例的要求就是剥削阶级的要求!自己过去觉得受委曲了,我是在向无产阶级讨饭吃了,正因为我过去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它是无产阶级的敌对者,现在是劳动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的时候了,所以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接受真理?愿不愿意为争取一个合理而美满的社会而努力?假使愿意的话,那么,就是我的阶级立场应该转变了,亦因此就决不会觉得这是在向人讨饭吃了,而我是在为一个崇高事业而努力!亦因此,可以想到过去认为自己来北京后要与我的所有社会关系断绝了,这种估计是对的!我那时的留恋就表示了本阶级的感情,我的社会关系就是表示了我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假使他们不愿像我一样转变过来,的确我与他们之间是一定站在相反的地位,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感情的问题了。
但是,立场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不过在理论上开始了并帮助了自己这种转变。
按：这是沈宗灵先生1950年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的一篇学习汇报。发表于《新法学研究院院刊》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