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探讨的是百年变局下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发展，坦白的说，从去年俄乌冲突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面对这一深刻变化，回顾历史是有帮助的，因为历史可以告诉未来。

中国金融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前中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没有金融的，因为所有的产供销人财物都归计划，企业仅仅是个生产单位，不能自主决定生产，不能自主决定产品卖给谁，更不能自主决定价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反映在宏观体制上就是由财政主导型经济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中国金融由此发育并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银行，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是隶属于财政部的，其职能是料理国库的。我目前服务的中国银行，当时是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它在国外有机构或网点，但在国内是没有机构和网点的。1978年以后，工农中建四大行陆续从人民银行分立出来。直到1984年，以工商银行分离出人民银行为标志，中国才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制度，金融才有体系雏形。

4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不仅是有了国有大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作银行，城镇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除此之外，以银行为基础，先后发展起来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随着这些公司逐渐独立并发展壮大，90年代初期，形成了各类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出现与发展也使得金融监管日显必要。先是有了证监会，后来有了保监会、银监会，由此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制。

然而虽然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制，但此时的金融企业尚不具备自负盈亏的机制。于是，2004年开始了金融机构的机制再造，即通过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的商业机构：

第一，将金融机构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国家以出资人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金融机构应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从而切断金融机构与政府的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病，预算软约束，金融机构负盈不负亏，变成准政府型的财政机构，因此需要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商业化。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人们发现当时金融机构全都资不抵债了，2002年是坏账率大概在20%左右，而资本充足率只有4%，换言之中国当时金融机构技术上全部破产了，为了今后的运营需要建立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其做法是：首先是国家通过成立汇金公司，向金融机构注资，其次是通过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金融机构坏账，从而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焕然一新，换言之现在的金融机构只是保留了原有的名称和客户，重新设立的新银行。

第二，为了使经营机构可以有序商业化经营，必须进行治理结构的改革，于是所有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了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与此同时为了使这一治理结构可以长久持续运作，必须要有市场纪律的约束，这就是上市。如果国内资本市场约束性还不强，就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受全球市场纪律约束。目前中国的银行几乎都是海外上市公司。

第三，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大调整。过去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是行政监管，是政府直接干预，由于股份制改造，一方面政府不能再直接干预，另一方面银行又是需要监管的，于是银行监管变成专业监管。银监会的资产负债表监管，实质上是技术监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银监会被定位为准政府的事业单位，而区别于政府行政。

上述改革自2004年从建行和中行开始，到2012年光大银行结束，历时8年而构建起中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幸亏改革的早，改革的及时，所以顶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否则很难想象中国金融市场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我们说不仅要到“形似”，而且要到“神似”，市场化就成为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而利率市场化是重点。利率市场化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按照当时确定的“放得开、行得成、调得了”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我们看到其历程大致如下：2015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利率的管理就彻底放开了。目前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利率已基本形成，只是尚未连贯成一条完整的收益率曲线。但是利率调控才刚刚开始，例如今天也讨论到央行的政策利率是做在LPR还是做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上？这一争论表明中国金融改革还需要深化。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开始脱媒，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金融市场发育加速。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财富管理成为潮流，这使中国的金融监管思路和体制都要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从全球情况看，在全面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不仅是微观监管，还有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2017年7月第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金融工作要把握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四项原则。会后，国务院成立了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并将其办公室设立在人民银行，从而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人民银行的相关职能，并由此初步建立了双支柱调控体制，即由人民银行主导的货币政策加上宏观审慎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这一双支柱调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对小微企业“应贷尽贷”“应延尽延”的贷款政策就是宏观审慎管理逆周期调节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结构化的货币政策就是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由此在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化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

利率和汇率是平价关系。当利率在市场化，一定意味着汇率需要自由化，这就需要金融开放。于是就有一个挑战就摆在面前：除金融服务业开放外，如何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看到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一可兑换的实现条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已实现了本币的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以自由流动，从而人民币可以在国际上广泛使用，这为下一步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从而可以在国际上自由使用创造了前景。正是受这一前景鼓舞，就在上海自贸区开始了可兑换实验，表现为自由贸易账户系统的开立，现在这一账户系统已经推广到广东和海南，但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启用。我们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就启动这一账户系统，就可逐步进行可兑换实验，便可移植到一般账户，从而稳步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时间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中提出“在2035年，在债券项下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我们期待这一进程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