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这本书，我40多年前就读过。1982年春，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攻读佛教哲学研究生，经常到上海图书馆查询资料，参访各界善知识。在向沪上郑颂英、佘雷、徐恒志、倪维泉、李正有、郭大栋等居士请益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承认人是有神通的，但对算命看风水则持保留态度。我因研究天台止观学说，对当时兴起的人体特异功能热颇为关注，积极参与相关资料搜集的工作。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上，连载了三年编译资料，后来结集出版为《特异心理学纵横谈》（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了凡四训》这本书，就是郑颂英居士特别推荐我读的，提醒我要用佛学的正知正见如实观照神通、命理等现象。
1984年底我毕业留校，受命担任复旦大学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这个二年制的干部专修科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委托，办了两期，之后还办了一期一年制的宗教干部专业证书班。
我之前去北京出差，常挂单于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方便向寺中的高僧大德请益。当时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郭元兴居士协助赵朴初会长起草一些文件，校订朴老的《佛教常识答问》。他通晓中印学术，对神秘文化也颇有兴趣。我与郭老堪称忘年交，常海阔天空地聊到深夜，1986年某日，我向郭老坦承自己的忧虑，试图以人体特异功能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前方便”，根本就是剑走偏锋的一厢情愿，郭老表示认同。次日，郭老把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将军请到广济寺，我们三人在郭老房间里畅谈到午后。在我看来，这方面的研究，只宜在少数修行者和专家中进行，试图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搞群众性运动，反而对社会秩序无利。孔子承认天地鬼神的临在性，但不语怪力乱神；佛陀承认神通的存在，但禁止其弟子们炫耀神通，皆有其深刻的历史智慧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宗教学和佛学研究，为拓宽宗教经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证资料。
《了凡四训》这本书，启发我用哲学史、宗教史的宏观视野，如实看待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并尽己所能，对当时临近失控的人体特异功能热提出谏言。但这本书在佛教史上的学术地位，我当时认为无法与《沙门不敬王者论》《肇论》《华严原人论》等佛学名著相提并论，故在我执教的“中国佛教史”课程中，并无提及。我参与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了与周海门交友的湛然圆澄（1516-1626）所著《慨古录》。周汝登（1547-1629），号海门，也是袁了凡的好友，积极推动印行袁了凡所著《立命篇》并作序，但在我们这部百万字篇幅的名著提要中，并没有收入《了凡四训》。
2013年，上海新通联公司董事长曹文洁女士辗转托人找到我，邀我为他们公司员工讲《了凡四训》。我说这本书在佛教史上排不上号，还是讲点佛教的业力因果思想吧！后来参观这家公司建立的公益性“森林博物馆”，以注重环保的企业理念和实际成果，成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当时颇为感动。于是利用这年国庆长假，足不出户，用了四天时间备课，于10月6日为这家公司数百员工讲了《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了凡四训〉导读》。自此之后，面对不同的对象，或半天或一天，前后在全国各地讲了几十次。最紧张的安排是2014年4月18日在上海开放大学为数百名党政干部讲了一天。紧接着于20日下午，在乐清市金鼎大酒店面向约1400人演讲了这部著作之导读。这次演讲得到温州市和乐清市二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将其纳入“寻梦中国·正言正行教育实践系列活动”。
袁了凡是明朝的中下级官员，他所著的《了凡四训》，不能仅以善书、家训视之，更像是一部官箴。“结硬寨，打呆仗”的曾国藩，也非常推崇《了凡四训》。他与袁了凡一样，皆是把穷理尽性的修身，落实在经世济民的事功上。释迦牟尼把佛法托付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即深知只有教化社会精英，佛法与众生才有希望。《了凡四训》作为廉政建设的参考资料，也列入当今的干部教育课程中。2014年9月15日，应邀在上海市干部教育中心，为约400名局处级干部讲过一天。后来相继为上海市嘉定区、市金融办和宁波市政府经信系统等地处级干部作过演讲。
近二十年来，在复旦、北大、交大、浙大、南大、厦大等校的各类国学班授课中，涉及佛学课题，起先多按照主办方给出的题目来讲，比如《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金刚经〉与中国文化》等。在演讲过程中，深感与其在文化外延上泛泛而谈，不如直探佛学核心，依托常见文本，讲清基本概念。因此，近年来选择《了凡四训》和《心经》两个经典文本，论述佛教哲学的两大基本点：业力论与缘起论，使学员们能把握佛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论特征。明白业力论，方可从儒道的修身和家族承负说，于生命价值上进趋法身。明白缘起论，方可超越世间的天人和五伦关系，空有不二，于终极真理上直达实相。
在讲述《了凡四训》中，形成如下五层叙事结构：一、导言：安身立命与《了凡四训》；二、行事：德福一致与立命实践；三、明理：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四、治心：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五、结语：回俗向真，福慧双修。
《了凡四训》的主题，可概括为德福一致。行善，是否会有善报？这是伦理学和宗教学重要的理论课题之一，也是公益慈善事业能否持续进行的现实问题。我曾经写过《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例》—文（载《中国禅学》第一卷，2002年）。近年来，也一直在探索佛教的社会化与组织化的课题。2018年9月12日，应浦东发展银行柏伊菁女士之邀，参观银行举办的敦煌图像展，看到一批供养人的图像，当即联想到当年点校《三千邑众碑》的情景。特别是一幅323窟“西晋石佛浮江感应像”，画面表现了吴淞江沪渎口，有二尊石佛像随江漂浮，被信众迎至通玄寺供奉，即今天上海静安寺的前身。当年沙漠上丝绸之路的图像，穿越千年时光，与窗外黄浦江边矗立的东方明珠塔交相辉映，脑中灵光一现，遂定下“德福传承与社会责任”的研究课题。
对这个自选研究项目，在近三个月的备课过程中，亦从网络资料上发现了当年点校《三千邑众碑》的缺失部分，对此额外收获，真是百感交集！2018年12月7日，在浦发银行演讲《智慧与福德——从敦煌供养人图像谈起》，这次讲座反响颇佳，遂有不少寺院、公益团体、图书馆、企业邀约开设讲座。尤其是当时专程到上海听讲的浦发银行南京分行郭红女士，在次年策划了浦发银行在扬州、南京、靖江、镇江和江阴五个分支行的巡回演讲。第一站在扬州鉴真图书馆讲《智慧与福德——德福传承与社会责任》，内容还比较宽泛。到南京后入住灵谷山庄。主办方基于长期培训客户的经验，建议着重谈袁了凡的立命实践，更具有借事显理的榜样力量，遂连夜改写课件，以后的四站，全以《了凡四训》为重点。想起当年，袁了凡在南京栖霞山与云谷禅师山中论道，我在灵谷寺旁将课件内容聚焦到《了凡四训》上，深感冥冥中因缘不可思议。
2020年12月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来信，希望我在《了凡四训》演讲录的基础上撰成书稿。我说坊间已有几十种同类书，没有必要再凑热闹了，再说手边还积压着《金刚经导读》和《六祖坛经导读》两部演讲录尚未定稿，而且从2019年起主要精力放在《摩诃止观导读》上，备课几乎占用我大部分的时间。经过多次沟通，直到2021年7月，才与出版社定下《内圣外王与德福一致——〈大学〉与〈了凡四训〉导读》选题。当时之所以把两书合在一起，是手中仅有《〈大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和《智慧与福德——从佛法角度谈德福传承》两篇速记稿，经过修订约有4万字，在这基础上，能写成15-20万字的书稿就算不错了。《大学》作为儒家阐述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论文，侧重于庙堂之高的宏大格局。《了凡四训》作为明末中下级官员的训子文和官箴，则以丰富的案例，诠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退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两书合论，此详彼略，理事兼备，以彰显“内圣外王”和“德福一致”的主题。
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外出购书借书皆不易。感谢众多仁者为我提供了不少重要参考书，有些还是托人从境外购来。东华大学刘峰涛教授多次为我网购了《游艺塾文规》正续编和《宝坻政书》等袁了凡著作。《袁了凡文集》线装书在网上无法购得，即便是残缺本也索价数千元。在此要特别感谢上海传承导引医学研究所所长严蔚冰，他整理导读过《袁了凡静坐要诀》，也多次宣讲《了凡四训》。在君和堂的一次雅集中，他慷慨答应将《袁了凡文集》出借，并分享《袁氏家训》电子版。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啃读几十万字的线装书，用手机拍照识别，连同《游艺塾文规》和《宝坻政书》，摘录了近十万字原始资料。尤其对其中《两行斋集》反复阅读，甚至将他科考中，原拟会元后惨遭落榜的《丁丑五策》和《论治者贵识体》全部抄录。虽然，这些笔记最后采用不到十分之一，但通过阅读这些原始资料，我对袁了凡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感谢我在哲学学院的同事吴震教授，读了他《关于袁了凡善书的文献学考察》和《17世纪晚明“功过格”的新趣向》两篇论文。我们在电话中有长时间的讨论，对我厘清《了凡四训》的文献版本和研究功过格，帮助甚大。
在阅读《游艺塾文规》《两行斋集》《训儿俗说》《宝坻政书》《静坐要诀》《祈嗣真诠》这些原始资料基础上，注意到贯彻袁了凡一生为人处世的原则：“盖有至敏之资质，决当做至钝之工夫，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与邓长洲》）托事而显理，理圆而行方，此即《了凡四训·改过之法》所揭示的：“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因此，我在规划本书章节结构时，遂跳出注释、译文、串讲的常见套路，知人论世，根据袁了凡自己总结的行事、明理、治心之逻辑线，结合《袁了凡年谱》的时间线，兼顾文本解读、史实梳理和义理阐释三者的统一。《立命之学》作为全书的核心，以改变命运的亲身经历，论述命自我立、福自己求的人生至理。尤其是云谷禅师与袁了凡在栖霞山中论道部分援儒释佛，是了解晚明儒佛交涉的重要史料，故分为“被命数阴影困厄的前半生”“从宿命论到正命论的转折”“袁了凡改造命运的实践”三讲阐述。这三讲占全书正文40%的篇幅，相当于一部简明的袁了凡评传。
解读《了凡四训》，无法回避困厄袁了凡前半生的命理等问题。
我在第一讲中专设“占测之术与神秘孔道人”一节，梳理了来自云南的孔道人来历，以及袁家，自高祖袁顺以来善占的家族传统。袁了凡本人对星占、堪舆也颇有研究。22岁时曾应嘉兴府衙之邀，为防御倭寇侵扰而勘探嘉善县城墙池址，亦偶为友人卜算命理。佛教并不否认命理、风水等术数的作用，但认为其效用及适用范围有限。在晚明三教融会的大背景下，云谷禅师作为禅宗中兴之师，面对国子监生袁了凡，娴熟引用《诗经》《尚书》等经典，借助阴阳推移、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这类儒生耳熟能详的哲学概念，阐释佛教的业力因果论。并进而通过肉身与法身、天命与实相、因果与心性的概念诠释，运用更加高维的法界视角和般若不二的方法论，从儒家的义理之身升华到佛教的法身慧命，从儒家的格天途径深入到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然后归结到境智不二的心性。这场影响深远的山中论道，提供了理解佛教中国化的生动场景，在哲学的底层环境，将儒家的义理之天、道家的无为之境，与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融会贯通。
承认命数是为了转变命数，正视轮回是为了超越轮回。理上通了，必须在事上践行。云谷禅师运用高超的佛教义理折服了自视甚高的袁了凡，进而传授其静坐、功过格和准提咒三项实修法门，从此成为袁了凡每天修持的常课。
《了凡四训》书中对此三项修持，只是略述传授缘起，并未详述方法。我在第二讲第三节“静坐、功过格与准提咒”中，用了一万四千字篇幅，提要勾玄，梳理袁了凡《静坐要诀》《了凡功过格》《祈嗣真诠》的思想脉络和修行要点。云谷禅师知道袁了凡虽有不俗的静坐工夫，但心中纠结尚未化解，需要在福慧双修的过程中长期磨炼心性，在有相的事行中，体悟无相的实理。如果说，传授“功过格”的方法是侧重于修福，那么传授天台止观法门和持准提咒，则侧重于修慧，帮助他达到离相无念的境界。
功过格是我国民间流传的善书，为一种记录个人善恶功过的簿册，对日常的德行生活进行量化管理。多年前，嘉兴香海禅寺为推行慈善功德基金会，曾提出“时间银行”的设想，我建议可参考功过格的计量方法，制作成电脑数据库程序。
袁了凡得云谷禅师传授功过格，任职宝坻知县期间又编撰了《当官功过格》。与同时代流行的云栖祩宏《自知录》和道教《太微仙君功过格》相比较，在价值评判和文本处理方面，袁了凡的功过格具有平衡天理、国法、人情等六条与众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当官功过格》，更是一份罕见的行政治理历史文献。从中可见，袁了凡作为佛教居士，具有“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入世情怀。一般功过格侧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官员治民理政，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所施善政仁政或者乱政荒政，对社会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更大。故在《当官功过格》中，对涉及政务的功过计量标准，也远远高于一般用于个人修身的功过格。所列千功以上的大功德，都与关怀民生疾苦、社会治理、稳定秩序和淳化风俗有关。
如何视情境而裁量功过的法理依据，我在解读《积善之方》一讲中，分“深明因果报应之理”“举证古今十件善行”“从八维辨为善之理”“种德之事十大纲要”四节，用近3万字的篇幅，论述积善的事迹、原理与方法。本篇是袁了凡一生行善积德的经验总结，将散见于各类功过格中的条文、对善恶功过的裁量依据，提炼总结为系统的理论，可谓事理兼备，为物立则。“八维辨善”，涉及行善动机、发心目的、受益对象、实施路径、实际效果等角度，皆当透过事相，深入到义理和心源细加分辨。其他功过格皆以外在的事相分类，袁了凡的“行善十要”，则从漫无边涯的外境收摄到主体发心的根源。这一路径转向颇类似王阳明竹园格物，从向无涯的外境，即物穷理，转向内在的良知。法条、法理、案例，此详彼略，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了凡四训》一骑绝尘，为明清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善书，自有其过人之处。
袁了凡身拥文武之才，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学问深入儒家五经根本，博涉佛道和诸子百家；对天文地理、经济军事，乃至星相占卜等实学亦极有造诣。第三讲《立命之学（下）：德福一致与了凡立命实践》，叙述其拜师求道、结社论学、游历边关、受学兵法等事迹。尤其是科举入仕后，在治理县政、边防献策与抗倭援朝等方面，践行士大夫内圣外王之夙志。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无论是当官从政，还是隐逸课子，皆把滚滚红尘当作修行菩萨道的道场。治理宝坻县政，不过是牛刀小试，已誉满朝野。然步入仕途仅五年，尚未施展平生才学和抱负，就陷入官场党争，遭同僚诬陷弹劾，削职家居，其心境之悲凉不言而喻。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作为修习举业的参考书，提供了《了凡四训》的文献源头，要言不烦点出学术脉络和治学窍诀。此书编于袁了凡遭诬罢官，隐居课子的晚年时期。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游艺塾续文规》，应为世上现存最早的初刻本，其中卷三、卷四、卷五，后来重刻本作了增删调整，编入一些新的论学方法，也删除了一些敏感段落。读这些被删削的内容，亦可一窥袁了凡晚年境遇和悲凉不平之意，或是了解其心路历程的突破口。《谦德之效》在《了凡四训》中篇幅最短，若作为全书的总结篇，有意犹未尽之憾。我在这一讲中，插入“坦然面对顺逆境遇”一节，在阐述“满招损谦受益”原理之前，根据那些被删节的敏感文字，从四个方面略作论述：一、批评程朱理学；二、为佛教作辩护；三、历述科场坎坷；四、忍辱以明心志。
袁了凡以学林扫地僧的姿态，直言批评作为科举主流思想的程朱理学，为官方所不容，故所编著的科考辅导书屡遭封禁。宋明以降，程朱理学家斥佛教为虚无寂灭之教，几乎成为主流思想界的定论。袁了凡站位大乘的法界视域，整合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皆是根源于缘起性空的实理，绝非程朱理学家眼中的荒唐幻妄之谈。强调儒佛殊途同归，认为孔子自有出世心法，儒门乾元统天之旨，通向佛教的毗卢遮那佛法身，故儒门之天，在终极层面可与佛教的实相会通。况且佛门所重普贤菩萨之行，与儒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实可相通，故佛学在世间的作用实有助于纲常。袁了凡科考坎坷，然名重士林，晚年被罢官家居，四方从学者甚众。常在讲学著述中，谈及当年科场经历，引古今贤士遭忌嫉谗毁事例，以况自己的遭遇，足见其自视之高，以及不屑与小人为伍的傲骨。在重刻本中，袁了凡更以佛陀、孔子等圣贤，也遭人诬陷诽谤比况，表明应以佛教的忍辱精神，一切逆境皆当委之于命、责之于身，且把所有加害自己者视为推动改非进德的助缘。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扎根，自然也须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时节因缘。明代全然没有唐宋的开明气象，通过文字狱，以震慑知识分子，以《大诰》等御制作品控制社会基层，以行政手段在城乡里社中，宣讲明太祖主义、永乐皇帝思想。直到万历年间，社会组织和思想才呈现活跃的景象，但佛学依然被视为异学。在此社会背景下，晚明四大高僧皆援儒入佛，以儒道之说为方便，阐发佛教的义理。袁了凡作为虔诚的佛教居士，在公开场合亦是以儒生的面目应世。他在致同科进士陈颖亭《论命书》中袒露心迹，说明为何不公开宣讲佛学的苦衷。
以佛教真俗不二的方法论，借助儒道思想以诠释佛学，是晚明佛教知识分子在夹缝中弘扬佛法的普遍策略。在《了凡四训》所论述的理论和事实中，我们可看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从儒家的世间善法，进展到佛教的业力因果论思想，再提升到大乘三轮体空的般若正观。
时也命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皆以谦德应之。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君子坚守道义，随缘任运，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做同流合污的乡愿。袁了凡的立命实践，为探讨命数与业力、神灵与人间、庙堂与江湖、儒学与佛道、出世与入世、善行的动机与效果等关系，提供了大量实证资料。
本书发端于十年中演讲《了凡四训》的讲录，亦大量取材于袁了凡所著《游艺塾文规》。游艺，取自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者，不限于六艺或制艺，更不是牵强附会为生活美学。袁了凡在《训儿俗说·修业第五》中，提出修业有十要：无欲、静、信、专、勤、恒、日新、逼真、精、悟。修业第十个要点——“悟”，即达到“游于艺”的生命境界，使进德之体与修业之用，达到体用一如、显微无间的境地。袁了凡以自己人生大起大落的境遇，深知事功可遇不可求，能凭自己作主的，唯有基于良知的道德修为。游于艺者，是在危脆的人心和微弱的道心之间，守住惟精惟一的天道原则，于顺逆境遇中示现游刃有余的中道智慧。
这部20余万字的《了凡四训》导读，撰于三年新冠疫情时期。坐困愁城，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更有一番刻骨铭心的体悟。值此上海古籍出版社付印此书之际，略述我对这部书的一些思考，就教于时贤方家。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原主任；本文刊于《法音》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