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①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在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具有本土性概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现有的概念建构更多是基于一定经验，表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概念孤儿”。由此需要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将事实意义的概念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从而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
一、已有的概念研究
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人们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建构具有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成为人类学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概念是学术思想最为精练的表达，成为学人的标识性身份。人们借助概念学习了解相关知识，从而不必重复对事物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很早就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现代社会科学率先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知识体系。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②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和经验。人们的认识不能仅仅从既有的概念出发，而应从事实经验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基于事实经验创造了诸多概念。根据叶娟丽等人的概括，由中国学人基于中国经验事实建构的诸多概念包括三个层次：政权经营者、政治锦标赛、逆向软预算约束、压力型体制、悬浮型政权；社会化小农与韧性小农、农民理性与村社理性、半熟人社会与后乡土中国；分利秩序、中坚农民、村庄当家人与政府代理人等。郭忠华注意到，当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田野政治学对概念的建构，从概念研究者的视角与概念建构者进行对话，并从观念与概念的关系变动的角度为概念建构提出启示。③这反映出概念建构由直觉进入理论自觉的趋向。在2022年6月的“政治概念与田野政治学”学术研讨会上，郭忠华进一步肯定了概念建构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开创性意义，并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概念建构的意见。④
中国学者基于中国事实经验所建构的概念，难免与过往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发生冲突，并引起争议。胡键发表《“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一文，对“祖赋人权”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⑤杨海龙、朱城坤在肯定“祖赋人权”概念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概念建构的不足。⑥
中国学者从开始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到根据中国事实经验构建本土性概念，反映了中国学人的学术主体性。这些概念来自本土经验，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升。这对于丰富人们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政治学这类外来学科来说，本土性概念反映了学术自觉和自主性。但是，中国学人的概念建构还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对现有的概念建构加以反思，以进一步推进概念建构和学术发展。
二、缺失知识体系支撑的“概念孤儿”
从中国学人所建构的概念可以看出，概念建构主要依据的是中国事实和经验，是对部分事实的理论概括，属于事实意义上的概念。由于人们所接触到的事物是有限的，所获得的经验也是有限的，所创立的概念往往是个别的、零碎的、互不关联的。这类概念可以称之为“概念孤儿”，即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孤立的概念。它不是由一个个概念相互联结形成的知识体系中的某一个概念，不是概念家族中的成员。独木难成林，这种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概念孤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受到相当限制，也难以经受学术竞争的冲击。
造成“概念孤儿”的重要原因是概念生产者的经验性思维。在外国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在学习和运用外国社会科学时处于不系统的零散状态。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量事实是既有知识难以概括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人开始自我创造概念来概括所发现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与地方治理的变动性特别突出，且能够成为学者直接观察的领域，因此这方面的概念建构比较多。比如，张厚安提出“乡政村治”概念，用来概括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在乡镇恢复设立政府，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的体制。⑦这是中国政治学人比较早地基于新事实而建构的概念。再如，荣敬本等人基于实地调查，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⑧用以揭示政府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量自上而下的政府任务压向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此后，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和体制作出理论概括，包括政治锦标赛、逆向软预算约束、悬浮型政权等。
对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农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学者提炼出了“社会化小农”“农民理性与村社理性”“半熟人社会与后乡土中国”“中坚农民”等关于农民和农民社会特性的概括。随着中国学人对中国农村社会深度调查的开展，诸如“家户制”“韧性小农”“祖赋人权”等一些具有历史深度的概念被提出来了，并在概念建构基础上提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如“国家化”“长周期”“关系叠加”等。这反映出中国学人开始具有了概念建构的自觉意识。
中国学人从学习外来概念到自我建构概念，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总体上看，中国学人的概念建构主要是基于中国事实经验，是对所发现的事实和经验的概括。而人们基于有限经验建构的概念很容易呈现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尽管这些概念具有相对性，有相当的解释价值，但概念之间缺乏呼应，难以形成逻辑联系。如“压力型体制”很好地概括了一定时间段内的政府运行体制，但这一概念未能置于整个中国地方政府运行体制去理解，“压力型体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其实，这一体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开始存在和运行，只是背景和特点不同而已。“政治锦标赛”的概念同样如此。这一概念尽管是对改革开放发生的事实的概括，但地方政府竞相提出高指标却早有之，如“大跃进”时期的争放“卫星”等。
如果只是停留在发现一个事实便建构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建构再多概念都属于缺乏相互联系的“概念孤儿”。这种概念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说明，仅仅以事实现象为依据建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人们的认识除了要以事实为依据外，还要透过现象，发现现象内在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逻辑的思维。通过逻辑思维，建构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组合而成的“概念家族”，将概念体系化，并形成系统的理论。
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但马克思不是就有限的事实现象创造概念，而是透过现象发现事实现象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建构一个个具有相互联系的概念，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资本论》一书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劳动、劳动力、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量、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原始积累等，可谓一个概念大家族。这个家族按照一定关系排序，形成相互联系的结构。其中，“商品”概念是出发点。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⑩商品流通则是“资本的起点”“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1)马克思从“商品”出发，经由一系列环节，最终达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资本。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正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和规律，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里，每个概念都是体系中的一员，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依靠这一围绕资本产生的系统知识体系，人们得以从整体上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状况和内在规律。
三、本土性概念与本土性的知识体系
尽管中国学人创造的概念尚没有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建构起系统的知识体系，但本土性概念建构的努力仍然十分有意义。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和理论生产者的产物，体现了一定的价值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和各国实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根据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造自己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12)
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努力构建本土性概念，体现了学者的自主性。中国学者开始从简单的搬运者向自主的创造者转换，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进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学者对概念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尚停留在初始阶段，尚不成体系，无法充分反映中国事实经验，学术影响力也有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他要求“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3)这一要求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迫切期盼，也是中国学者在概念建构方面尽快摆脱“概念孤儿”困境的必然趋向。
摆脱“概念孤儿”困境要求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学术体系是指某一学科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并包括多种内容和若干概念构成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相当于各门学科的“家”。不同学科有若干关键要素构成的不同的“家”。进入这个“家”有门槛，需要学习，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人们创造的概念，也需要进入学术体系，成为有“家”的学术概念，而不是“概念孤儿”。
学术之“家”首先是本土性知识体系的“家”。由本土现象调查和研究产生的概念具有本土性，是对本土现象的概括和提炼，而本土性概念要安放于本土性的学术体系中。要改变本土性概念尚处于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办法就是建立对中国实践和经验的总体认识，在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本土性的知识体系。
比如，“压力型体制”这个本土性概念，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政府体制和运行过程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概念并不孤单。政府作为国家产生以后的公共管理机构，有其自身职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一直履行着与西方国家政府不同的重要职能，这就是兴办公共工程的职能。亚当·斯密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积极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动因。马克思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兴办治水工程职能有过深刻认识。因此，与西方作为“守夜人”的“消极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是一个“积极政府”。(14)近代以来，中国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形成“赶超战略”。这一战略以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强国为参照，通过政府动员，在政府主导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民主这一在西方基于社会动力的目标，也具有政府主动推动的特点。(15)因此，“压力型体制”概念之所以显得“孤单”，是因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府论”尚未建立起来，系统的本土性的政府知识体系还没有形成。
“家户制”是从一家一户、千家万户等日常用语中提炼出来的本土性概念。如果将这一概念置于中国国家进程和特性的角度，便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的特殊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微观社会形态，对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但中国的微观社会形态及国家建构一开始便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作为血缘关系载体的“家”长期延续，二是早在春秋战国便实行“分家立户”和“编户齐民”，将作为国家政权基本单元的“户”与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特有的“家户制”。这一制度延续数千年，成为中国的本源性传统，也是历史中国的根基。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以“家户制”为根基的本土性国家理论。
可以看出，中国学人基于事实经验建构具有本土性的概念，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开端。但仅仅建构概念远远不够，还要形成与本土性概念相匹配的本土性学术体系，否则单个概念就如无“家”可归的“孤儿”。如政治学以利益和阶级为单位，血缘性家族被排除在既有学科体系之外。将血缘单位与政治单位合为一体的“家户制”则是中国的重要国家要素。这就需要基于中国的国家进程建立中国的政治学学术体系，从而为基于中国事实的本土性概念构建一个“家”。如“家户制”反映了部分中国事实。随着中国的变迁，这一制度也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建立新的概念加以表述，由此构建一个“概念家族”，形成系统化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的系统。当下正处于建立成体系的概念的时候。中国学者迫切需要在建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由一个个相关性概念构成的完整的本土性知识体系，即如“资本论”那样，自主产出中国的“政府论”“国家论”等。
四、本土性概念与一般性知识体系
学术之“家”首先是本土之“家”，其次是更广泛意义的一般性知识体系之“家”。因此，本土性概念首先要在本土学术体系中安放，也需要在超越本土经验的更大范围的学术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本土性概念的建构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自主性。这一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囿于中国事实和经验，而与一般性知识体系密切相关。所谓一般性知识体系，是指由那些具有通识性的学术概念构成的学术知识体系。这些概念具有通约性，是从事实经验当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知识，能够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普遍接受。正是因为有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才能构成一门学科。如正是因为有国家、国家权力、国家结构、国家职能、国家建制、政府、政党、国民、利益、权力、权利、治理等一系列概念，才有了政治学这一独立的学科。中国学者在建构本土性概念时，不可避免要与一般性的知识体系相关联。
首先，只有借助一般性知识才能建构本土性概念。概念建构者在建构概念时必然会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乡政村治”不是对事实经验的简单概括，而是从国家政权及其与人民关系的角度加以概括的，概念背后凝结了大量一般性知识。“乡政”是指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立于乡镇一级。“村治”是指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属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压力型体制”是从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角度加以概括的。没有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一般性知识，很难提出这一概念。
其次，在建构本土性概念时，势必与一般性知识体系中的某些经验性概念形成对话。知识生产与其他生产一样遵循“先占”原则，即那些先行的生产者往往将其生产的知识提升到一般性，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在一般性知识体系中事实上包括两类知识，一是具有经验性或价值性的特殊知识，一是超越经验性或价值性的普遍知识。后者如政治学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国家结构、国家职能、国家建制等概念。但是这两类知识往往会混合在一起。中国学人在建构本土性概念时，正是基于既有的知识体系的不足，特别是一些经验性或价值性的概念具有突出的有限性，于是才有了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如个体家庭小农相对于社会化大生产而言，具有脆弱性，从而有了“脆弱小农”的概念。这一概念一度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只要提到小农，人们便会将其与“脆弱性”相关联。陈军亚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发现中国农民不仅有“脆弱性”的一面，同时还有抵御各种风险的强大韧性，从而建构了“韧性小农”的概念。(16)村社制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微观形态的定义，这一制度在中国也曾经存在过。但是，中国很早便超越了这一制度，以一家一户为生活、生产和政治责任单元，形成了“家户制”。因此，即使是东方社会，也并非一个概念能够概括。(17)“东方专制主义”曾经是西方学者对传统东方中国政治的定义，并形成固有的知识。但这一概念遮蔽了大量事实。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传统农民有相当的社会自由，与西方的农奴制形成鲜明的区别，由此有了“东方自由主义”概念的建构。(18)
最后，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可以丰富一般性知识体系。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充实的。中国学人基于中国事实和经验建构的本土性概念不仅仅在于解释中国，而且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权利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权利的获得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权利来源和性质都有所不同。“天赋人权”在权利概念家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这一家族不仅仅只有这一概念。在西方很早便已消失的血缘家族社会却在中国长期延续下来，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由此有了“祖赋人权”的概念。这一概念产自中国，这在于中国的宗族形态长期保存。但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权利来源于血缘的理念。尽管“封建”的含义在中国和西方有不同，但基于血缘人身关系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地位是共同的。西方还因此建立了家族统治说。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专门批判这一观念，并建构“天赋人权”理论。换言之，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祖赋人权”的概念可以丰富一般性的权利概念家族。将这一概念带入一般性的学术体系中，可以更好理解权利来源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可以看出，本土性概念建构并不是与一般性知识体系脱离的“概念孤儿”。只是在相当长时间，中国学人尚缺乏将本土性概念与一般性知识体系相关联的学术自觉。这无疑会影响本土性概念的一般性价值，影响其学术传播。只有将本土性概念带入一般性的学术体系之中，不仅为“概念孤儿”寻求中国本土性知识体系之“家”，而且为其寻求一般性知识体系之“家”，才能更深刻认识本土性概念的价值，并通过概念建构自觉，不断创造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新概念，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
②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③参见徐勇、郭忠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意识与方法——基于田野政治学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陈军亚：《从感觉到自觉：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以“韧性小农”概念建构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郭台辉：《观念与概念的关系变动及其对概念建构的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④郭忠华：《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⑤胡键：《“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⑥杨海龙、朱城坤：《祖赋人权的历史政治学解读》，《广西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⑦张厚安：《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⑧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6页。
(12)《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2022年4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5/c1024-32408556.html，2022年7月28日。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6页。
(14)徐勇：《基于中国场景的“积极政府”》，《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15)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省达州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16)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17)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8)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