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进入“低位震荡、摩擦频仍”新阶段。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在“多向结盟”基础上联美制华态势日益明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冒险性突出，对华合作的政治意愿及内在动力均呈递减。鉴于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内在动力与外部环境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应尽早适应摩擦增多、合作递减的双边关系新常态，拓展友好合作与敌意对抗两端之间的战略模糊空间，共同探索新阶段两国相处之道：重温初心，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稳定；务实合作，绑牢经贸投资利益纽带；畅通沟通渠道，防范战略误判与擦枪走火；面向未来，重振文明对话，积极培育社会联系网络。
【关键词】加勒万河谷事件；印度教特性；中印关系
2020 年 6 月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遭受 1988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严重冲击，长时间陷入“低谷徘徊不前、摩擦此起彼伏”状态。印度对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及战略环境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纠集其少数盟伴对华实施全面打压遏制战略的大背景下，印度对华强硬、冒险、对抗政策无疑受到美国遏华政策“激励”，这将导致未来中印关系的形态和走向更加不可控。一旦印度沦为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延伸和跳板，中印双边矛盾的结构性将更加突出，两国关系持续“低位震荡、摩擦频仍”态势恐将难以遏逆。鉴于近年来印度内外政策和中印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已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中国需要立足底线思维和长远视角，重新发现和认识“新印度”，分析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尤其是 2020 年以来中印关系的嬗变及走势，找准应对中印关系的着力点，积极引导中印关系健康发展。
一、印度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转型
2014 年 5 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用现实主义政治的逻辑取代了尼赫鲁时代外交留下的“政治浪漫主义”。早在 2013 年，莫迪的一篇演讲就突出阐述了印度人民党国际及战略思维的核心原则，宣称“印度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要在和平（Shanti）与权力（Shakti）、让步与坚持、合作与力量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深深扎根于印度文化，但独立后印度领导人往往在应该敏感时表现得麻木不仁，在应该强大时表现得薄弱”。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团队强调，印度应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面，勇于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极力凸显印度已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形象；淡化印度外交政策的不结盟色彩，转向“多向结盟”，与全球主要大国灵活交易。2015 年印度人民党召开全国执委会后，莫迪政府宣称其外交政策遵循“5S 原则”，即“尊重 (Samman)、对话 (Samvad)、繁荣 (Samriddhi)、安全 (Suraksha) 及文明 (Sabhyata)”，欲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
2019 年莫迪连任总理后，印度的自我战略定位及对国际环境的认知进一步发生质变。在“看好印度崛起”的心理预期下，全球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竞相拉拢印度，导致印度大国雄心爆棚，对外主动进取、险中求胜的倾向更加明显。莫迪政府摒弃了此前“维持现状的保守思维”，转而采取更加积极大胆的姿态，在全球地缘战略环境剧变中积极推进印度国家利益。一是拓宽印度国际视野，不再局限于印巴冲突与不结盟视角看待世界，而是“同时有效地与全球所有主要权力中心打交道”。二是“灵敏预测世界秩序变化，更好利用新的地缘政治态势结盟”，巩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三是“以最有效的方式驾驭多重利益”，并将“印度制造”“韧性供应链”等更加引人关注的经济目标纳入外交政策。
（一）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并将这种思潮渗透到外交实践中
印度独立后保留两种相互竞争、完全对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一在印度国大党带领印度人民进行独立斗争时期形成，强调建立一个多样性、世俗的、复合的印度；其二以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亦称“印度教至上主义”或“印度教特性”）运动为代表，力争建立一个排外的、印度教主导的印度，“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与善待”。“多元、统一、世俗化的印度”与“作为印度教国家的印度”两种思潮长期相互激荡，并与印度国大党、人民党的政党缠斗相互强化，深刻塑造了印度内外政策。近二十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占据上风，逐渐压制了主张“世俗印度”的声音。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政党政治已“由民族民粹主义转变为选举威权主义”，“行政部门控制关键机构（包括选举委员会）、裙带资本家控制主流媒体”，印度教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政治转变的思想根源。莫迪政府修建供奉戈瓦尔卡（MS Golwalkar）、海德格瓦（KB Hedgewar）、萨瓦尔卡（VD Savarkar）等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的圣殿，不断通过“印度教特性”视角重新书写印度文明史。
莫迪成功连任后愈发强调印度外交的“印度教特性”。印度政府借高调维护海外印度教徒宗教权利，宣扬“印度教徒国际主义”（Hindu internationalism），将“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推向全球。如2023 年 3 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印期间，莫迪向其提出澳境内印度教寺庙遭袭、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这是印度首次在总理层级向澳大利亚提出有关印度教的关切。2023 年 5 月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再度“关切”其境内印侨社区中心和寺庙遭到破坏以及“反印”“反莫迪”涂鸦等现象。几乎同时，莫迪主导修建的印度新议会大厦举行揭幕仪式，大厦内置一幅描绘“大婆罗多帝国”的构想地图，其地理范围覆盖了当今阿富汗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招致了尼、孟、巴三国强烈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社会的“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在印度藏红花系印度教的象征）也带来了印度外交精英的内部新循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外交官阶层逐渐被那些沉醉于印度教、印地语和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新印度精英所取代。世界各地的印度外交官不断输出“莫迪是印度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莫迪提升印度民族自豪感、软实力”等形象，以便加持印度人民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中获胜。换言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逐渐浸染了印度外交层面的趋势，亦反向塑造了印度国内政治，巩固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权。
与此同时，为修复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排外激进、敌视国内外穆斯林、与邻国关系麻烦不断等负面形象，莫迪政府借助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契机，在国际场合不断宣扬“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人人幸福”(Sarve Bhavantu Sukhinah) 等理念，宣称所有人类和所有生物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鼓励人们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和偏见，培养宽容、友爱和合作的心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等全球性挑战。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一书中，试图通过界定莫迪总理的政治愿景、经济议程以及印度安全和地缘政治挑战，来协调右翼的倾向与左翼的期望，并借此推进舆论造势，欲将印度塑造成“负责任的新兴大国”。
（二）尊奉“考底利耶主义”，奉行“印度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印度人民党政府核心决策层的世界观深受印度古代孔雀王朝哲学家考底利耶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宣称 , 世上的国家行为体都彼此防范，时刻备战，权力和成就是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强国应优先通过战争增进权力；在“曼荼罗”（同心圆）世界体系中，大鱼吃小鱼，强者胜弱者，潜在“征服者”渴望开疆辟土，国家之间存在敌对、友好、中间、中立四种关系状态，并受地理位置、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影响；邻国是天然敌人，邻国的邻国则是潜在盟友，各国可对外执行媾和、作战、静待、备战、结盟及两面（与一方媾和并与另一方作战）政策。苏杰生称，近年来全球战略环境正发生重大变迁，在一个亦敌亦友、力量均势、价值观冲突的多极世界，印度须强调“印度优先”，摒弃早期“政治浪漫主义”路线，转以“更加积极、冒险、富有创造力的现实主义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印度已跻身世界主要经济体之列，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也更加显著，它应该重新审视不结盟传统，“向考底利耶式的现实政治转变，展现决心和责任感，强调联盟（Sama）、补偿（Dana）、武力（Danda）和欺骗（Bheda）作为应对政治挑战的方式的重要性”；“在一个更加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世界里，各国均按本国需要行事，印度不能让其他国家对其政策选择行使否决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印度保持谦逊的全球形象会得到那些本质上渴望实力的政治实体的回报；现实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合作伙伴之间也会始终力争更好的交易条件”。在“考底利耶主义”影响下，莫迪政府奉行“实力至上、大国均势”外交，强调印度要用好全球战略环境，清晰认识、有效主张自己的利益，以不同策略与不同对象国打交道，“结交美国，管控中国，培养欧洲，安抚俄罗斯，引入日本，吸引邻国，拓展周边，拓宽支持印度的传统群体”，“积极承担全球责任，展示印度独特个性”。
（三）利用中美战略博弈和“平行秩序”，为印度崛起营造有利的腾挪空间与集体安全网络苏杰生称，中美摩擦对抗将把世界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两国将打造“两套平行的世界秩序”，考验其他国家的应对能力；由于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与技术扩散，中美不会走向两极世界，更可能在技术、商业、金融、互联互通等方面走向平行的二元性；美国可能已经衰弱，但中国崛起还远未成熟，这两个进程将共同为印度等中等强国带来更大的辗转空间，中美之间互动可能会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将呈现一个更加复杂的架构，以不同程度的竞争、融合和协调为特征；由权力平衡驱动的多极世界并非没有风险，无约束的竞争往往会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形成螺旋升级，此时集体安全被视为安全阀，即使并不总是奏效，通过磋商形成的更广泛共识也能成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备用计划。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亦称，印度拒绝接受“少数国家比他国高人一等的世界秩序”，主张强化集体安全模式，坚信“多向结盟”政策，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 , 讨论和解决所有攸关方的观点和关切，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四）立足于四重战略定位，寻求“领导型世界大国”的标配与形象
一是自称为“领导型大国”。莫迪政府频频强调要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塑中追求“全球领导性力量”，主办 G20 峰会让印度“有机会成为全球领导型国家，在世界剧变时刻发挥全球大国作用，从而成为全球治理和秩序的关键参与者”。苏杰生多次谈及莫迪总理提出的“未来 25 年使印度成为全球主要大国的愿景”。二是自封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莫迪政府称，印度可在广阔的“全球南方”舞台上施展拳脚，走有别于中美的“第三条道路”，作为 G20 峰会轮值主席国能“为印度提供一个窗口，代表全球南方承担和平缔造者责任”，并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三是自诩为“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联络员。苏杰生专门为印度制造了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形象，声称印度能调和这两大集团矛盾。苏杰生声称，基于天生的多元主义，印度有在民族主义与全球参与之间实现和解的传统，印度民族主义并非由“受害者心态”驱动，印度有潜力成为“既存秩序和新兴秩序之间的桥梁”。四是自视为南亚次大陆霸主和“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长期以来，印度赤裸裸地奉行“门罗主义”，把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视为本国“禁脔”，以“印度洋主人”及多版“印太战略”最大公约数自居，宣称外部势力进入需征得印度“同意”，尊重印度在印度洋的“特殊安全关切”
二、中印关系的嬗变与走势
加勒万河谷事件是近年来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印关系朝负面方向嬗变的顶点。此后，印度进一步调整对华战略和政策，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祭出“全政府”“全领域”的报复性、对抗性、脱钩性政策，加剧中印关系“合作效应递减、竞争博弈加剧、持续漂移变形”的危险趋势。
（一）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进程“最大外部阻力”
长期以来，印度的大国梦始终笼罩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即中国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也是其大国地位的竞争者或超越对象，同时还是影响其崛起的关键外因。印度人民党政府本就深受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仇巴（基斯坦）反华”意识形态影响。2020 年后，印度朝野政治势力同步淡化巴基斯坦对印度威胁感，转向煽动民意聚焦反华，频频围绕涉华问题作文章。一是鼓噪中国系印度国家安全“头号安全威胁”。2020 年后，印度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战略自主的最大威胁”，并加速向中印边界方向调配军事部署和战略资源。二是宣称中国是印度崛起“最大外部阻力”。莫迪政府宣称，过去三十年印度安全状况逐渐恶化，与中国实力对比落于下风，未来较长时期内，印度外交政策须聚焦如何“确保印度不受中国强势崛起带来的力量投射的影响”。三是研判中国是印度全球影响力的竞争者。为了凸显印度作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领导性力量”，莫迪政府高举“基于规则的、透明的、有改革的多边主义”大旗，对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小多边机制热情明显减退，不愿让中国在任何多边机制里“出风头”的心态突出，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G20 峰会等平台上策应美西方立场，对与其共推多边机制建设兴趣明显增强，竭力防范“多边机制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助推器”。四是自视为美西方搞“对华替代”战略的“理想选择”。莫迪政府拟借所谓“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补贴国内制造业，伺机从西方对华日益增长的疑虑中渔利，最终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位置。印度经济智库“梵门阁”（Gateway House）负责人宣称，“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印度推进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国家伙伴关系，攸关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经济和技术实力，印度可成为新的全球政策工具及可持续制造和服务行业方案的良好测试市场”，亦可成为“三国对抗中国地区冒险主义”的平台。
（二）对华政策投机性及冒险性突出，日益鼓噪中印“脱钩断链”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与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勃兴的叠加作用下，莫迪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对华秉持“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理念，对华政策的机会主义色彩非常强烈。2014 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接连在中印边界、涉藏、涉台、南海、中巴经济走廊等问题上挑战中方利益和关切。2017 年洞朗对峙事件标志莫迪政府“怼华战略”达到新顶点。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17年 8 月，印度退役上校、军事分析人士舒克拉（Ajai Shukla）就“颇具预见性”地预测称，“洞朗对峙期间中印边防部队虽配有枪支但都没开火，但双方不能指望此类克制一直保持，早晚有些士兵会因受伤或身体冲撞开枪打死或打伤对方士兵，造成事态升级”。2020 年 6 月起，印度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南北两岸等中印边境地区发起与中方军事对峙，导致两国边防部队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加勒万河谷事态发展与舒克拉上校的“预测”如出一辙，本质上是印度军政势力自认为在洞朗对峙中“初尝甜头”、企图复制类似对峙的必然后果。
从事后分析可以发现，加勒万河谷事件系印度政府依据本国、地区及国际形势新变化采取的冒险动作，其根源是印度始终未放弃对华争控领土的“前进政策”。2019 年 5 月，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中获得一边倒胜利，此后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险中求胜”取向更甚。2019 年 8 月，在中国香港地区发生暴乱冲突事件时，印度政府铤而走险，将原来所谓“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拆分成“查谟和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前者引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尖锐对峙，后者则激化了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此同时，印度与尼泊尔之间也爆发领土争端，导致尼印关系创新低。2019年 11 月，苏杰生总结印度独立后七十多年外交的经验与教训时称，印度外交政策话语的传统弱点是“形式和过程往往被认为比结果更为重要”，而莫迪政府带来的外交创新是“挑战传统的做法和静态的叙述”；由于承担风险是外交固有方面，低风险外交政策只会带来有限回报，因此印度外交不能被教条束缚，必须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秩序中便宜行事，要避免过于审慎，要有冒险精神，在冒险中获取高回报。2020 年 4—5 月，在新冠疫情仍持续威胁世界各国的背景下，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军第三步兵师违反中印双方协定，在什约克河搭建简易桥梁，企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筑工事、设置障碍，谋求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最终导致双方重大人员伤亡。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进一步强化对中印边境地区的争控力度。印度外交部在“莫迪政府执政九年外交成果特别简报”中透露，2014年莫迪上台前印度边境基础设施平均预算尚不足 400 亿卢比，目前预算已猛增至 1400 亿卢比，无论边境道路、隧道、桥梁建设，还是印军军事装备方面，“预算都涨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在加勒万河谷事件和新冠疫情阻隔效应共同催化下，印度政府在经贸投资方面接连出台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政客和媒体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莫迪政府一方面鼓动西方跨国公司从中国向印度转移产能，另一方面极力泛化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安全因素，提出“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运动”“产业替代”等多项“去中国化”倡议与经济策略。一是“数字打压”中国。印度政府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旗号，封杀数百款中国应用程序，刻意拖延对小米、OPPO 等中国品牌手机零部件审批流程，罚没小米等中资公司巨额资产。二是限制中国投资和设备。印度政府出台歧视中国投资的外资政策，对中国太阳能电池设备征收基本关税，还借“内部指导”要求印度国营电信企业拒用中国设备，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三是抵制中国商品和服务。印度借所谓“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围追堵截。四是刻意阻滞两国人文交流，对华发动舆论战。印度外交部长期无理打压中国媒体记者，教育部门审查孔子学院等中印教育合作项目。“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发布报告称，总部在新德里的“斯里瓦斯塔瓦集团”以日内瓦、布鲁塞尔为基地，遥控全球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50 家虚假媒体、冒牌智库及虚构 NGO，借由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洗白，大肆散播诋毁中国、巴基斯坦的虚假信息。五是操弄涉藏、涉台等中国核心关切问题，挑拨中国与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等近邻关系，极力抹黑“一带一路”等中国合作倡议。印度上述动作意在迫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将后加勒万时代的中印关系恢复到印度所界定的“现状”，必将对印度自身利益和中印关系长远发展产生难以评估的反噬效应。
（三）加紧与美国战略捆绑，联手牵制乃至遏制中国态势凸显
近年来印度外交政策调整最明显的部分体现在印美关系层面。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认为，“中国崛起使印度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中主张维持现状的大国的首选伙伴。这为印度打开了技术转让和防务合作的大门，使印度成为凸显对抗中国能力的唯一中方邻国”。
在美国全力对华打压遏制背景下，印度自认为处于战略机遇期，着手以“深耕美国、管控中国”为大国战略核心，主动迎合美国遏华战略诉求。苏杰生宣称，印美关系是印度与西方整体关系的核心，印度历史上从未以反西方情绪进行国内动员，其在“自由民主政体、治理实践、市场化和法治化方面”与西方多有共同之处，彼此利益日渐趋同；印度和西方均应融入彼此世界蓝图中，并将印度实力增长视为符合西方更大利益的战略机遇。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亦认为，印度正试图为自身转型创造有利环境，如果没有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高级顾问马基认为，从美国角度看，华盛顿将印度视为“在日益由美中竞争定义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战略摇摆国”，双方“一拍即合”，“印度存在的人权问题退居地缘政治考量之后”。
印度在军事防务方面加速与美国捆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准军事盟友。尽管对美国犹存戒备猜忌，但印度军政部门权衡利弊，逐渐以牵制甚至遏制中国为“战略优先”，在安全、防务、战略领域加速亲美。2002 年印美签署《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GSOMIA)，成为两国深入展开军事合作的起点。2016 年两国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在基地共享、武器装备生产、联合军演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2018 年印美签署了《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为美国向印度出口通讯安全和数据设备搭建法律框架，有力提高两国在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控和侦察相关的实时数据共享水平。2020 年 10 月，印美军事关系再获突破，两国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允许双方交换高度机密地理空间情报，打开印美全面军事合作大门。为推动更广泛的“军事互操作性”，印度还参与运作了“美日印澳+”一系列军事演习，包括与加拿大的“海龙”演习、与法国“拉彼鲁兹”联合军演等。通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印度可以超越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局限性，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6月印美公布两国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美国有意“将印度打造成更接近一个令人畏惧的盟友的国家”。美国驻印度使馆发布声明称，该路线图意在改变印美防务部门合作“范式”，将在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弹药等领域加快技术合作和共同生产。
印美协调推进在经济技术层面“去中国化”倡议。美西方着力扶持印度在基础设施与传统产业领域的“对华替代”能力，兜售印美“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iCET)、日澳印“韧性供应链倡议”等，试图从压制中国、转投印度两个维度，同时削弱“中国制造”优势和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地位。印度积极策应甚至借势夸大美西方“去中国化”倡议，意在借力架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最终取代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生产供应领域的中枢地位。印度前驻华大使康特称，尽管印度认为中国发展无法遏制，亦无意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但更倾向于针对中国采取某种“去风险化”战略，“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开展合作将成为并实际上已成为该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美国将继续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印度亦将进一步迎合美国相关动作，印美在涉华战略层面将不断相互强化。这一趋势将持续怂恿印度对华冒险示强、抬高要价倾向，增加中印管控分歧难度，甚至固化、锁定中印关系长期对抗状态。部分印度政策精英甚至将中印“适度紧张”视为深化印度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战略合作的润滑剂，希望维持中印关系“适度紧张”状态。随着美国逐渐渗透印度战略文化及对外决策，印度的战略自主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长远看，印度或将不断“日本化”“英国化”，对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四）中印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动能明显衰减
中印曾在不结盟运动、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新兴经济体抱团取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对标”“对表”，多边舞台合作一度是中印关系的亮点和增长点。但近年来，印度刻意在地区及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突出与中方分歧，意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阵营中排挤出去，在安理会改革、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激烈交锋。近年来，在上合峰会、金砖峰会上，印度与中国“互别苗头”更趋凸显，甚至不惜从内部让上合、金砖两大合作机制“失能”“失效”。从根源上看，中印双方发展落差的不断拉大导致两国身份认同差异不断扩大，继而导致两国利益诉求分歧日趋明显，使得中印双方多边合作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上开展多边合作的基础日益遭受侵蚀。从大势看，随着中印关系竞争性趋于突出，印度加快向美西方靠拢，多边机制及全球治理领域对中印关系的加分润滑作用势必逐渐递减。
三、中印应积极探索新时期两国相处之道
印度主动寻求对华“对冲、对抗、对等”战略取向已渐趋常态化，成为中国“非主要战略方向”上的重大干扰因素。印度既是少有能与中国体量、级别相提并论的新兴大国，又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地缘战略结构性矛盾的邻国；印度不时在双多边场合中与中国保留合作，又在战略上视中国为“头号安全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印度既想加力借助美西方之手防范中国扩大影响力，又不甘放弃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多头谋利的传统外交优势。未来，中国将经历一个“重新发现印度”的过程，要摒弃对印度刻板印象和思维窠臼，对长期以来对印度战略思维及方针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尽管中印关系属性多重、竞合并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但中印关系已然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两国关系内涵与外延均发生质变，支撑中印关系向前发展的原有基础性条件、推进双边合作的内在动力均已明显弱化。中印关系更易受到第三方因素干扰甚至颠覆性破坏，双边关系的波动性和脆弱性更加突出。随着两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双方利益重叠与摩擦博弈增多在所难免，在能源资源、市场、制度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竞争亦将如影随形。尽管如此，中印都是高度强调战略自主的非西方大国，都把 21 世纪前 50 年看作实现本国民族复兴、实现“百年梦想”的战略机遇期，都有稳定管控两国关系、维持正常经贸投资合作与外交互动的内在需求，在维护总体稳定且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犹存。鉴于此，中印需探索新时期互动的新模式，在竞争博弈一面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维持或发掘共同或共享利益，拓展友好合作与敌意对抗之间的战略模糊空间。
（一）重温初心，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 年中印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一致同意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们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适用于处理中国同周边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随后发展为不同性质国家交往的普遍原则，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从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在中印关系复杂性、挑战性增加时，两国曾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指导两国关系的价值更加突出。
关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1988 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曾提出“平行作业”思路，即在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开展其他合作，为此拉·甘地提出建立有关小组的建议，最后双方商定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及经贸、科技等其他联合工作小组。尽管拉·甘地访问结束时中印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未使用中方提出的“互谅互让”措辞 ,“不过拉·甘地与中方会晤时同意将此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之一 , 但希望不写入公报 , 以便他回国后做议员和党派的工作，形成广泛共识”。拉·甘地访华既是中印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启两国关系进程中的新起点，重温此访中的史实有助于两国把边界争端放在双边整体关系中的恰当位置。
（二）共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稳定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奉行“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相处之道，“追求各自国内的紧迫任务，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调整双边关系以实现冲突最小化”。2012 年，基辛格明确称中美关系最合适的标签与其说是“伙伴”，不如说是“共同演进”；双方根据自身逻辑执行各自政策，各自政策并存；“共同演进”的基础不是法律共识，而是两国执行共存政策的事实；两国关系应从危机管理转向界定共同目标，从战略矛盾的解决转向战略矛盾的避免。董云裳亦认为，21 世纪国家力量主要来自“经济活力、社会团结、调整能力以及治理的灵活性，而非仅仅来自地缘优势或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路线图应是“共同演进”，共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尽管中印关系与中美关系有不同的性质和状态，但“共同演进”思路对处理新时期中印关系也有一定启发。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 10 亿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印两国势将“双雄并立”、长期战略共存，外部势力亦很难阻断两国崛起或复兴进程；两国只能长期和平竞赛，在相互磨合中不断认识对方和调整自己，务实接受对方发展壮大，在共同演进过程中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三）务实合作，绑牢经贸投资利益纽带
加勒万河谷事件后，莫迪政府虽视中国为“严重安全威胁”，但基于经济利益考量难以公开承认边界上所谓的“中国挑战”。以印度 2021—2022 财年为例，中国对印度出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15.4%，但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2.8%，如果新德里对华搞经济制裁，它将面临比北京更大的损失。印度经济成长部分受益于中国质优廉价的产品和服务。印度战略利益与商界利益越来越不匹配，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印度政府内部也明显缺乏共识。与印度国防部或外交部相比，印度商务部、铁道部、科技部因经济利益不愿破坏与中国的关系。根据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报告，2020 年以来，除钢铁行业以外，印度所有行业自中国进口量均实现增长，而这实际上显著提振了无机化学品、药品等印度关键行业的出口。尽管印度政府在搞所谓的“对华脱钩”“去风险化”动作，但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仍将是中印关系的压舱石，也是绑牢两国利益关系的关键纽带。
（四）畅通渠道，维持战略沟通，防范误判与擦枪走火
近几年，印度一些政客不断重复“如果边境争端不解决、中印关系回不到从前”的逻辑，人为干扰两国之间基本的正常交往，实质上是企图用边界问题绑架中印关系。这种做法既不可能达成印方的目标，也令印度政府陷入骑虎难下、难以自拔的境地，还容易诱发印方危险的战略误判。当前中印关系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回到从前”，而在于能否顺畅沟通管控分歧。越是在双边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越要加强沟通，共同防范关系“随波逐流”。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表明，高层战略沟通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各层级官员之间需维持最基本的正常交流，两国军方亦需保持高质量的定期对话。
（五）面向未来，重振文明对话，培育社会联系网络
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和相互了解欠缺，中印关系极易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左右。情绪性波动是中印关系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新兴媒体迅猛扩张、幂级多点互动的信息大爆炸背景下，参与和塑造中印关系的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体更加多元，中印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民间感情更容易发生逆转。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轨道，构建新时期的“中印互动模式”，离不开两国相对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评估对方言行的思维习惯。中印人文交流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即便在两国关系严重受挫时，双边人文往来都未曾中断。两国应有魄力携手展示东方文明与文化魅力，打造平等、双向、互惠的两国社会联系网络，在深厚人文交流基础上重构稳健可靠的战略互惠关系。（注释略）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转自2023年第3期《国际问题研究》（双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