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历史考察，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后期已经出现佛舍利崇奉的现象。据《长阿含经o游行经》的记述，在释迦牟尼佛圆寂火化以后，有八国信众将分得的佛舍利建塔恭敬供养。此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随着佛教向亚洲各国的传播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自进入南北朝特别是进入隋唐以后，流行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体，运用大乘佛身思想来解释舍利，将释迦牟尼佛、佛经中所说无数诸佛与佛舍利皆看作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法身（或称真身）佛的显现。按照唐代著名律僧道世所编撰《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的说法，“舍利”译自梵文，意为“骨身”（或称为灵骨），有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赤色的肉舍利，然而皆是佛法身的显现，所谓“囊括今古，圣变无穷，祥应荐臻，瑞光频朗”。 宋代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四〈分舍利〉也说：“如来久远劫来数数出现，盖将开生身（按：指化身佛）之迹，以显法身之本；即碎身（按：舍利）之狭，以见全身之遍。”卷四十五说：“所谓佛牙舍利者，此盖真身应物示化之一法也。”宋仁宗撰《舍利赞》说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孔圣、老君，皆“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唯有吾师（按：释迦牟尼佛）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 从这里可见当时中国佛教信仰情况和信徒对舍利的看法。
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从南北朝以后逐渐兴起，经隋唐二朝，至北宋仍十分兴盛。隋文帝即位前一位印度僧人赠他一包（一裹）佛舍利，请他供奉。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从仁寿元年（601年）到仁寿四年（604年）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去舍利建塔安奉供养，以表示亲率全国臣民兴隆佛法，祈祷佛保佑国泰民安，并命各地上报在此期间出现的祥瑞感应，最后汇总由著作郎王邵写出《舍利感应记》、安德王杨雄写出《庆舍利感应表》，无论对当时社会还是佛教界都产生极大影响。唐王朝的舍利崇奉集中表现在对凤翔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迎奉供养上，在200多年之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次迎请佛指舍利入宫供养，以求“岁丰人和”，天下太平。应当指出，隋唐时期这种佛舍利崇拜和供养，与当时的译经、寺塔兴建、佛事繁盛、佛教宗派创立等现象一样，是当时佛教盛行的一种表现。
承此余绪，进入宋代以后佛舍利崇奉仍十分兴盛，然而其突出特色是与宋代的译经和伴随译经而频繁进行的中印佛教交流密切联系在一起。北宋太祖在平定陕甘诸地之后，通往印度西域的道路已通。乾德四年（966）宋太祖下诏说：“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当时行勤等157人应诏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朝廷皆赐予他们诏书、谕令，并派人做向导，各赐装钱（盘缠）三万。他们经今河西走廊，沿着丝绸之路走过新疆境内焉耆、龟兹、于阗，然后进入布路沙（在今巴勒斯坦国白沙瓦的西北）、加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最后进入印度。这些僧众以及以后陆续上路的求法僧，在回来时皆带回梵文佛经，有的还带回舍利及佛像、宝物。
现据《宋史》、《景祐新修法宝录》，《佛祖统纪》 相关记载，将北宋太祖至仁宗前期从印度、西域进献佛舍利的情况制成如下略表，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崇奉佛舍利的概况。
（一）自北宋太祖乾隆三年（965），经太宗、真宗二朝，至仁宗宝元二年（1039）为止的七十四年期间，共有四十五批印度及西域僧人或使者、中国赴印求法回归者带回佛舍利，而且绝大多数人还带回梵文佛经及佛像或其他宝物。按照惯例，他们必须将舍利、梵文佛经及宝物进献朝廷，然后得到朝廷赐给的紫衣（紫袈裟）、束帛、金币，其中极少人还会有幸得到大师的赐号。
（二）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进献朝廷的舍利名称非一，有的只称舍利，有的称佛牙、骨舍利，还有宋真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至道元年（995）、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天圣八年（1030）四次进献的顶骨舍利，进献次数之频繁、数量之多，可以说为历朝所罕见。这些名称非一的舍利乃至佛遗迹处的物品（如释迦佛诞生处的无忧树叶、成道处的金刚台座模像［印］、菩提树叶等）承载着僧俗信众尊崇的佛的神圣象征，皆属于当时佛教信仰的领域。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之所以不远万里从印度或西域将舍利带来进献北宋朝廷，是迎合了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朝廷、朝野佛教界僧俗信众的崇拜和供奉佛舍利的需要，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
（三）北宋朝廷对这些进献的舍利是如何处理呢？这方面记载很少。从上面略表可以看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沙门继全从天竺回来进献舍利，朝廷在扬州建塔安奉供养。另外，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宋真宗得到泗州奏文，报告说泗州供奉唐代僧伽和尚（被看作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塔在白昼放光，每天百姓前来礼拜者达千人之多，有的甚至燃顶烧臂供养。他立即敕内侍奉“释迦舍利”奉藏于泗州塔下。看来内侍送往泗州“释迦舍利”就是印度或西域僧、中国求法僧进献的舍利。
关于北宗朝廷崇敬、供奉舍利的情况，现存史书文献中也有若干记述。传说唐代长安西明寺道宣曾感得北方毘沙门天王长子那咤太子送他佛牙（传说原出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至其弟子文纲时安葬于长安崇圣寺塔下，唐宣宗时在崇圣寺另建塔安奉，唐末昭宗被朱温胁迫迁都洛阳时将此佛牙安奉于天宫寺。宋太祖承北周灭佛之后特别尊奉佛教，重视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他听说佛牙的故事后，先是表示怀疑，派人到洛阳将佛牙送到汴京放到火中烧以辨真假，看到佛牙未变色，便断定是真，为之礼敬并作愿文。宋太宗时曾再次以火验证，然后撰偈赞颂，并将佛牙安奉在大相国寺法华院。宋真宗将佛牙改奉于开宝寺灵感塔地宫，亲往瞻拜，作偈赞颂。宋仁宗时两次将佛牙迎入内殿供奉，作发愿文和偈赞，称颂佛牙永世常在，谓“唯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宋英宗时敕大相国寺造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制佛牙赞碑》，命儒臣王珪撰文记其事。
当然，并非朝廷所有官员皆热衷崇奉舍利，也有的高层官员站在儒家的立场提出异议。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安奉佛牙的开宝寺灵感塔发生火灾遭毁，宫人多有灼臂落发表示崇敬归命者。仁宗命中使取塔地宫所藏佛牙塔入内宫供养，并且计划重新建塔安奉。然而先后遭到大臣蔡襄、余靖的反对。
蔡襄（1012－1067），福建仙游人，字君谟，天圣进士，当时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不顾安危向仁宗直谏说：“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
余靖（1000－1064），韶州曲江人，字安道，天圣进士，当时任右正言，支持参知政事范仲淹实施“庆历新政”。他上奏对宋仁宗再修开宝寺灵感塔的计划提出反对意见，说：“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劳罪己，忧人之忧，则四民安居，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广事浮费，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经火不坏，遽为神异，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灵凭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卫，为火所毁，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他们二人奏议的主要内容是劝仁宗将勤政、爱民和务实节用置于首位，劝谏他不要“专信佛法”，“广事浮费，奉佛求福”，崇信舍利神异威灵而废弃朝政大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宋仁宗继续崇奉佛教的态度和供奉舍利的做法。
总之，北宋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尊奉佛教，重视和支持佛经翻译、推动中印佛教交流、尊崇和供奉舍利、大力扶植佛教传播和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才会出现汶上和其他各地建塔供奉舍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