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病世，他活了89岁。在这89年当中，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叶剑英跟随孙中山、拥戴毛泽东、匡助邓小平，是一位紧跟时代前进的巨人。

江泽民多次评价叶剑英，他说叶剑英“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小商人家庭铸造了叶剑英做事时细心的品行，俗话说得好“世界是属于细心人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叶剑英向来以细心著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总是正确的，他甚至以个人的力量改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轨迹。

叶剑英的祖上是宋代南迁的“客家人”，“客家人”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拥有财富的汉人，当北方少数民族掀起民族纷争，燃起战火时，拥有财富的部分汉人就举家迁往南方以躲避战乱，他们算是古代北方汉人中的优秀者，“客家人”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男孩以读书求取功名为追求目标，叶剑英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在他7岁时就把他送进村私塾读书，11岁时叶剑英在离家10多里的丙村三堡学堂读书，后又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叶剑英传承了“客家人”读书的品行，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儒将”、“诗帅”著称。

叶剑英的父亲名叫叶钻祥，考中过武秀才，母亲叫陈秀云，叶剑英的父母共生了8个孩子，但只存活了4个，叶剑英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家里的长子，长子的身份使叶剑英养成了及赋有责任心的品行。而他武秀才出身的父亲也影响了他性格中刚毅的一面，1917年，叶剑英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当时讲武学堂聘请不少日本教官，其中一个日本教官，20多岁，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学校的师生个个对他的刀术甘拜下风，面对趾高气扬的日本教官，从小受父亲习武影响的叶剑英决定与那个日本教官比个高低，苦练了几个月后，叶剑英就向日本教官提出比武的要求，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最终，叶剑英战胜了那个日本教官，事后，那个日本教官还把自己的劈刀送给了叶剑英，战争年代，叶剑英一直把劈刀带在身边。

幼年读私塾时的叶剑英最爱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听人讲故事，听过后他又经过改编讲给别人听，这练就了叶剑英好的口才，后来叶剑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口才最好的人，抗日战争时，他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出席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面对国民党各军队参谋长们集体指责八路军消极抗战的场面，叶剑英一人“舌战群儒”成为美谈。历史上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这极有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杜撰出来的，还需要考证他的真实性，而叶剑英“舌战群儒”的故事却是真实可信的。

读书时，叶剑英是一个及有个性的学生，在东山中学读书临近毕业时，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叶剑英与校长发生了冲撞，校长以扣发毕业证相威胁，要求叶剑英承认错误，叶剑英愤然离校，并说“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

一：抗击陈炯明，护卫孙中山

从讲武学堂毕业后，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10月，孙中山组建的粤军打败占据广州城的桂系军阀，粤军占据广州城，当时，叶剑英在粤军副官处任职，而粤军的总司令是孙中山提拔起来的陈炯明，陈炯明对外扬言要送孙中山出国考察，还提出在广东推行“地方自治”，有他自己当“粤中王”，虽然叶剑英与陈炯明都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但他反对陈炯明的作法，支持孙中山的北伐策略。叶剑英还联合许多人，给孙中山上书，“请缨北伐”，孙中山看了叶剑英的书信后，在信上批复道：“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校办。”

两广统一后，孙中山决定北伐，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率领随从从广州出发巡视广西，叶剑英被选为孙中山的随行人员，途中孙中山接见随行人员时，当知道叶剑英曾经为北伐大业上书给他时，孙中山握着叶剑英的手连连说道：“年轻有无，年轻有无。”还问叶剑英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叶剑英回答道：“是！”。返回广州后，叶剑英被受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面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孙中山即令北伐军回师勘乱。6月1 7日，叶剑英乘“宝壁”舰紧跟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挺进，当舰队前进至白鹅潭附近时，遭到陈炯明叛军密集炮火伏击。叶剑英沉指挥作战，他手握机枪，同士兵一起，向敌军猛烈还击。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叶剑英亲率士兵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孙中山在广州蒙难50天，叶剑英始终率部捍卫孙中山。由于叶剑英等英勇斗争，使陈炯明加害孙中山，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没能得逞，使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政权得以巩固发展。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学校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从这时开始，叶剑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二：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的叶剑英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1军任扩编第二师师长，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到当时的国民军第4军工作，张发奎是笫4军军长，后来第4军扩编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任总指挥，黄琪翔任4军军长，叶剑英被任命为第4军参谋长。

当时的笫四军里有许多共产党人，政治思想比较活跃，这对叶剑英有较大影响，他看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人越来越走向反动．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为广大民众谋福利，便决定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就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而当时的国共关系正趋于恶化，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日趋反共，面对中共所处的严峻形势，中共有不少人脱党了、退却了、逃跑了、甚至变节了。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不过，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它党员发生联系。叶剑英勇敢坚定地投人了党的怀抱中，并秘密地潜伏在敌人的营垒中，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周旋。

当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以解除叶、贺兵权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于7 月 24日约叶挺、贺龙在九江甘棠湖以游湖观景为名，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了叶、贺，他们在一起还共商对策，商议后他们决定：1：贺、叶不上庐山；2：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3：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7月25日、26日，叶、贺所属部队拉向南昌，叶剑英组织的这次史称“小划子”的会议，保障了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叶剑英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创造了重要条件。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原准备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加以歼灭，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叶剑英以第4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不要追赶叶、贺，直接回师广东的建议。他劝说张发奎尽早打回广东，实现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这也是张发奎早有的计划。只因李济深坐镇广东，反对张发奎回广东，叶剑英还从容不迫地分析了战局，叶挺、贺龙已撤离南昌，正在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并派兵出击，广州城也就因派兵出击而造成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最好时机。叶剑英还分析了跟着叶挺、贺龙部队追击，将造成两败俱伤，会大伤部队的实力。叶剑英的一番“宏谈”，正合张发奎做“广东王”的愿望，他改变了追击叶、贺部队的计划，派部队佯装追赶一段后，即命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直接把部队拉到了广东，张发奎自己到香港去了。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记载：“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叶剑英使南昌起义的部队减少了追击的压力，将第4军拉回广东，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开始，叶剑英创建的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笫－枪，起义中展示了叶剑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上午6时左右，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市公安局内成立，由苏兆征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但苏兆征当时在外省，并没有到任；张太雷任政府代主席兼人民军事委员；恽代英任政府秘书长；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12月11日，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第一军由工人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由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组成，第三军以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为中心组织成立。

起义的第二天，既12月12日，敌人组织军队反扑广州城，当日夜里起义军被迫退出广州城，向农村转移，13日，敌人重新占领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但叶剑英仍然留在广州坚持斗争，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拂晓，既12月15日，叶剑英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运全的掩护下，才化装成铁路工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1928年秋，叶剑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三：反对张国焘，拥护毛泽东

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叶剑英先在上海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经周恩来同意，1931年4月，叶剑英到达江西瑞金，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功懋胜利会师。当时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反对红军北上的主张，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利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红军北上时，“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这个决定是十分符合当时形势的，是完全正确的。会后，张国焘一回到驻地，就立即致电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散布不信任党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为了动员张国焘北上，党中央还派叶剑英道张国焘的红四军里工作，7月，叶剑英又被中央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作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坚决反对，他按照中央北上的精神，抓紧做好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工作，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丧失了占领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又向党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为此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红军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反对分裂。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胁迫中央南下，电文中说“如果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发报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外的叶剑英，叶剑英看万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他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巧妙地将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记在了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又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党中央据此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叶剑英也回到驻地，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主力部队。

在危急关头，若不是叶剑英机智地将密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红军内部将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及一大批红军将领就有可能人头落地，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对杨成武谈起此事，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四：粉碎“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1966年5月，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叶剑英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1967年，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随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夺权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乱。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把矛头指向军队，要在部队中开展“揪军队一小撮”，使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坚决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决不允许在部队搞“四大”。针对江青打击陷害军队老干部,企图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气愤至极，拍案痛斥江青之流，以致右手第三骨远端骨折。江青等人被叶剑英的义正词严吓得呆若木鸡。不久，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执行，接着又制定七项规定。这些对稳定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月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叶剑英对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康生“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二月前后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诬陷为“二月逆流”，并进行批判，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1971年9月，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叶剑英的处境稍有好转，随后，叶剑英又开始与“四人帮”苦苦周旋。1973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受“四人帮”排斥的邓小平复出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接着周恩来又向中央建议在他病住医院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实际是同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为了拯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邓小平便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工作。至1975年，国家局势有所好转，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得到人民的拥护。但由于“四人帮”把持宣传舆论工具，他们诬陷邓小平整顿是右顷翻案。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是年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为声讨“四人帮”的战场。“四人帮”就借此对邓小平罗织罪名，进行政治诬陷，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随后，邓小平受到的监管。7月6日朱德病逝，9月9日毛泽东病世，举国悲痛。而“四人帮”却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正如叶剑英指出的“情况已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立不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之时，叶剑英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10月6日，叶剑英亲自坐镇怀仁堂指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前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费一枪一弹，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提出，应该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当时邓小平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一家住到西山，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方便，叶剑英指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送文件给邓小平。经叶剑英的积极努力，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叶剑英为确立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在北京病世，10月31日，叶剑英的骨灰由专机从北京移送到广州，暂时停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旧址内。1987年10月22日，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半身石雕像落成和灵骨安放仪式，叶剑英又回到了当年他和张太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广州起义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身边，同他们长眠在了一起。

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07年4期（上半月·纪实），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