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反复阅读和学习了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于书”)一书,感触良多。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作为亲近历史的一代,拟从另一侧面谈谈所亲近的历史片段和看法。作为生活在叶帅身边的亲属,所谈不能不涉及到叶帅。

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知、所闻、所为,是因在那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而知、而闻、而为的。至于本人的追忆,仅是一些片断和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仅供参考、指正。

叶与邓休戚与共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见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她问我要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飞车”赶回当时邓在宽街的住处。得知这个激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我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我深切地感受到叶对邓的深切感情,走笔至此,不禁追忆起“文革”后期叶、邓休戚与共的战斗情谊。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叶会同周总理等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总理的健康,促成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建议,由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据周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1975年7月初,在周总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是叶致信毛主席,建议由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们并肩战斗,与“四人帮”作过多次重大的较量,叶曾说,“他(指邓)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在周总理逝世后,叶在政治局会议上义无反顾,坚持由邓致悼词。这时,邓已受到毛的批评,“批邓”已经开始了。叶对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邓。这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共患难的真情。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华代总理,陈锡联代叶主持军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次日,邓到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这是两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下午,我陪(叶)选宁兄到西山十五号楼,刚进门见面,叶就对我们说:“小平来了。”

选宁兄问道:“邓状态如何?”叶答他很好,说他(指邓)已作好一切准备,估计最坏的结果是罗迈的下场。

罗迈即李维汉,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赶出北京,发生活费。邓为党为民不计一切,不愧是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那段历史时期,叶、邓同呼吸,共患难,情深义重,在邓落难之后,叶一直都在关心邓的安危。

记得毛主席病重,中央发电通告各省、各大军区及中央党、政、军各领导之际,王苏民同志(原四机部部长王诤之子)担心邓的安危,深夜来找我议论,甚至说要把邓抢出来。我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

次日我请吕彤岩设法向贺平了解情况。贺平说,邓很安全,汪东兴让“8341”部队荷枪实弹日夜予以保护。当叶得知邓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头大石”。

汪(即汪东兴同志,下同)护邓有功,不应忘记做了好事的人。何况汪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护了邓,这也是史实。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同志虽然“欢欣鼓舞”,但仍处于深居和封闭之中。记得大约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天左右,王炳南等老同志前往军事科学院二号楼看望叶帅,王炳南提出可否去看望邓,叶回答可以。王炳南于当晚返回途中闯到宽街看望邓,卓琳同志因不知底细而婉拒之。那个时候,也只有叶能有如此殷切之情和敢于如此发话。

1976年12月初,邓前列腺病发。301医院得知后,派医生为邓做了简单的治疗处理,邓家属对301的做法颇有意见。

叶得悉后,随即向301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帅就此作出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12月10日晚,邓住进301治疗。

据叶办《值班室电话记录》:12月10日24时,蒲副院长专门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的情况,包括转达叶嘱咐邓安心治疗的关切。因为叶的批示,301把南楼五层全层腾出来为邓专用。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真情。此时此际,惟叶有此情、此胆和此权拍板,对邓的病况高度地重视和关切,对邓住院作出如此高规格、周全的安排,体现了叶对邓的情高义重,视为“千秋知己”。

邓术后康复,选宁兄奉叶帅之命前往探视,我有幸陪同。我与选宁兄和邓及邓榕合影照相,邓趁此接见了全体医务人员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是我照的,我技术不好,照虚了。

选宁兄与邓的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亲指示传话,嘱咐邓养好身体,准备出来工作。邓那时的谦和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对叶的敬意。

随后,很多老同志闻讯前去探视。可见邓复出是人心所向,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为此,中办周启才局长奉命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邓处。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除了邓复出问题外,叶还向华、汪提出,陈云也应回到中央来。但有人以“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予以反对。因此,陈云的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解决。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曲折

“于书”中提到,华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提法比以前有所变化,肯定了绝大多数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变事件的定性。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几次向华、汪提出“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但未说通。他们坚持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来,华提出“解放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虽未平反,但定调已有所松动。这就是“于书”所提情况的由来。

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叶文珊和我陪叶散步。叶文珊问叶帅:“爸爸,‘天安门事件’问题能解决吗?”叶答道:“谈了几次未谈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数,说性质不能改,是主席定的。”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不能解决,不宜鼓动老同志点吴德的名了。为此,我又立即向他们通报了消息,他们得悉后都很气馁,有的干脆不发言了。

但是,王震同志却仍坚持要点吴德的名。他的向秘书无法说服他,很着急,连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经我斗胆坚持,王震同志发言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未点吴德。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邓出来的问题,所谓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叶,因为他已知内情。

这就是这次会议中的插曲。

邓虽未出来,但实际上已关注和间接参与政事了。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批邓”与“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继续“批邓”,国务院大会上有人甚至宣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这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停止“批邓”已是强大的政治呼声,“批邓”实际上是停止了。

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编者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

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同志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

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

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央工作会议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党内已是不争之议,不必等邓回来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邓的立场。但是,有些人却非要把此事归功到个别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这似乎太牵强了。

就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发言中提出来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据《会议简报》)。

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按陈云同志的说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他就“密见”了叶帅,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说叶还跟他谈到了人事问题。可以说,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内容,叶是了解的。正如“于书”中所指出的,以陈云在党内的资深地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与会者中激起了重大反响。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一直在杭州休养(住柳浪闻莺,原“谢家花园”),我拉着刘诗昆的亲属们去杭州,恰好也住该处。张秀夫同志(时任浙江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告诉陈云我来了,他老人家就约我谈话。

我将北京发生的事情较详细地报告给他,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问题,差点没赶上七点半返回上海的火车。尽管陈云同志因在杭州对北京发生的新情况还是比较闭塞,但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对于“于书”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关于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常委集体领导对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议题的重大作用问题,本人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时间来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重点转移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题。陈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议题发言的,因此,说会议设定了框框似与事实不符。

导致会议议题扭转的原因,恰恰应是中央常委通过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重大决定。此举令与会者及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和振奋,激起与会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既直言批评“两个凡是”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犯错误的同志,又对在“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犯错误同志提出了批评,从而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认识及政治路线的争议,又促进了平反“文革”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同时还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的人事变动,确立了邓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应是三中全会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往联络于各常委之间,华、叶、邓三位常委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参与了,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的角色,似还兼顾了会务工作,应该说胡耀邦对三中全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许多老同志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特别应提到的是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初,王震出访英国。回国后,他对会议的进展感到十分振奋,前往军科二号楼拜会叶。他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政治局,叶回答道:“你们在台下讲,我在台上呼应。”王震是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发言者。

他是“串联专家”,经常来往于叶、邓、陈等老同志之中。

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三中全会在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以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应该肯定,华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德平的回忆中提到,胡耀邦说是华下决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用胡耀邦的话说,是华“锄开了缺口”。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他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

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于书”说,因为后来人们认为邓的讲话最全面、最深刻,所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本人认为,华、叶、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正因为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当时没有点明谁的发言是主题报告,才凸显出“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袖是党的领导集体,实现了邓在常委会中提出的“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的英明主张,成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贯彻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体现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所以,叶才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扭转乾坤的两年

我们应该肯定邓作为中央常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所起的十分重大的作用,以及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更应该肯定,中央常委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那段历史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做的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可以说,没有粉碎“四人帮”及其后两年所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果,就没有后来的三中全会。在今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不应割裂切掉这段历史篇章,它是在斗争中向前迈进的辉煌历史。

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以后,曾多次讲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他建议,“现在就可以开始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先写片断,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全面地回顾和反省历史,包括党史。

如果承认上述事实的话,那么,三中全会前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会与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毫无关系。

华犯有“两个凡是”的错误,但是不是除了粉碎“四人帮”外,他就乏善可陈?

甚至有人说:“抓‘四人帮’有什么了不起,我带一个排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不做,别人也会做。”这话妥否?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前夕的1976年10月3日下午,我到陈云家接陈云同志到后海小翔凤叶家谈话。出门前,陈云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长子陈元。这一细小的举动,表明陈云同志为挽救党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这足以证明,抓“四人帮”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小儿科。我们不能淡化、无视粉碎“四人帮”的惊心动魄和伟大意义,否则就有失党性良知。

事实上,从粉碎“四人帮”到拨乱反正、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华都是做了工作的,是有功的。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逝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体前往悼念,这是对华国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肯定。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说:“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不愧为党和国家的千古功臣!

为国尽忠,领导风范

“于书”高度评价了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叶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激奋之情,严肃认真地起草的。他说:“小平要讲话,我也要讲讲支持他。”叶的讲话,发自内心地欢呼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呼吁这个“典范”要永远坚持下去。他之所以在发言中十分强调要发扬民主、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和实行民主与法制,是因为积其大半生追随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痛感党一旦失去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离开了党的集体领导,不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犯错误。

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他直斥“文革”为“封建法西斯”。就他本人而言,年满18岁以上的子女和女婿,都下了“文革”的大狱,无一幸免。这在党内斗争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作为身心受到如此重大打击的在职的中央领导人,人们恐怕难以想象他所处的厄境,也难以想象他老人家是如何度此艰危的!

顺带提上一笔,在华国锋问题上,他后来也曾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承担了应承担的责任,指出自己存在封建思想残余,表现了领导者应有的风范。

1977年2月,胡耀邦曾对他老人家说:“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我认为,这指的不仅是叶帅个人,而且包括了整整一代的幸存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们这一代人,曾感受过老一代革命者前半生远去的硝烟,又亲近过他们后半生历经的风云。本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叶帅一生始终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从不擅权自重。如在粉碎“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不当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坚持由华国锋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他一生恪守党的组织原则,有意见在党的领导集体内说,不在外面说,从不搞非组织活动。这是否应是党的领导干部应遵守的政治准则?!在他们回顾其毕生的革命生涯时,听到的往往不是他们叙说自己有什么功勋,而是深切地缅怀在对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痛悼在“左”的残酷斗争中无辜丧命的战友。正是这一代幸存的共产党领导人,痛感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导致国家和人民仍处于贫困、落后之中,从而觉醒,从而奋起,终于带领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结语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立国之本。建国以后,我国竟走了一条漫长、曲折之路,几乎费了30年时间,才回到这一正轨。血的代价,不由令人们深思、深省!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是国家最终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无不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今天,我国又面临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

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决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如果闯出来了,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贡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