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确实打心里很钦佩华国锋的胆略。对华国锋主持解决“四人帮”，叶帅充满信心。其实只要是稍微有点党性良知的人，都会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何况华国锋呢？！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回首这场席卷了中国大地每个角落，震撼了世界的政治风暴时，不同境遇、不同立场的人，都会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深思。但无论当年的境遇和立场如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有一个历史过程，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与“中央文革小组”及“四人帮”长期斗争的历史的继续和终结。在这场斗争中，大批革命元勋、志士仁人，还有众多无名烈士、党员和人民群众壮烈牺牲；也有不少人因为极“左”狂潮中的盲动而丧命，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对前者，我们痛悼；对后者，我们痛惜！这一场付出血的代价、血的洗礼的政治风暴，留给我们太多反省与深思。

首场较量

就拿我的经历来说吧，这场内乱刚刚发动之时，我也被极左思潮弄得昏头转向，与世浮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造反派疯狂地打、砸、抢、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党乱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党的领导，反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他们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令我开始对极左行径有了怀疑，逐步深化了认识。这种抗争，同样教育和启迪了我党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及领导者，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文革”将要带来的劫难，从而奋起抗争，坚决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所谓“二月逆流”，就是这场斗争的首场较量，其核心是老同志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搞这嘲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和人民军队的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始终贯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记得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前，叶帅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质问陈伯达，说：“老夫子，你是大理论家，我们是文盲、白丁，上海夺权要成立人民公社，那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政体改变了，国体是不是也要改？”叶帅随后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他与陈伯达干了一仗的情况，毛主席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后来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让上海把人民公社的牌子取下来。“大闹怀仁堂”事件，老同志们同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倒行逆施，启迪人们去认识这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庐山会议的复杂方面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政治风波，我觉得应看到其复杂的方面。一方面是林彪等人因“中央文革”对他们所掌控的权力造成威胁，来个“清君侧”，翦除异己，这是无法翻案的；另一方面，也的确有众多的中央委员，特别是老干部们，如最具代表性的陈毅老总等，完全是出于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祸国殃民的不满而奋起声讨。还有三位上将，上书毛主席要求处理“中央文革小组”，幸亏周总理冒着风险，机智地保护了他们。庐山会议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确实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同仇敌忾之故，绝不是上了林彪等的当、被煽动起来的。那个著名“简报”的负责人李雪峰等，最终不也证明他们并非与林彪为伍而得到了平反吗？可见庐山会议有其复杂的另一面。

庐山会议，林彪打错了算盘，以为利用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挟势可以令毛主席就范，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毛主席对林彪一伙的高度警惕，下决心要清除他们。他在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之前，深夜召见了叶帅，当面向他交底，把叶帅这只冷冻的棋子又解冻了。毛主席开始布局展开清除林彪一伙人的斗争，先拿陈伯达开刀。党内又掀起了一场政治斗争风暴。

邓小平复出

庐山会议以及林彪一伙最终灭亡，对毛主席也是极大的打击，他的情绪一度十分低落，进而有所反思，做出一些举措来纠正“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记得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向毛主席写信表达了希望能做点工作的要求，在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叶帅恰好先到了，毛主席把他叫到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小平来信了，要求做点工作，我看可以在东兴那边做点室内工作”，说到这里，康生进来了，主席不说了，把信装到口袋里去。叶帅意识到主席开始考虑解放邓小平了，但没想到毛主席又把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头头调上来，捧上了天。同时毛泽东也把他器重的老实人华国锋调进中央。王洪文上台，形成了所谓“四人帮”。但毛泽东最终还是没有把党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

林彪机毁人亡，周总理有过一次痛哭，在场者一时都迷惑不解，实则是总理痛感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了，“中央文革小组”那伙人会变本加厉地乱党、乱军，日子会更加难过，他成了他们的头号打击目标。事实证明了总理的预见，批陈批林，之后就是批周，差点把他打成第十五次路线斗争的头子。总理晚年，又做了件大好事，他不顾重病在身，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倡议下，飞往长沙与毛主席长谈，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使我党大权没有旁落于“四人帮”手中。

毛主席苦思下一步棋怎么下。他自始至终都把总理作为最得力的助手，但让他接班又不放心，从而想起被他冷冻的邓小平。同时毛主席出于其“文化大革命”的深重情结，又把上海青年造反派的头头王洪文调上来，苦口婆心地言传身教，耐心做党内高级干部的说服工作，让大家接受，想把王洪文培养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期，形成了有周总理领导，邓小平、叶帅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展开斗争的历史时期。

叶帅全力以赴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我党与“四人帮”展开白热化斗争的中流砥柱。叶帅全力以赴支持邓小平，他曾说过，“他在前方打仗，我在后方送子弹，有时我们一起冲”。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对王洪文的表现不满，失望，让他回上海学习、调研。叶帅随即向毛主席上书，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和“四人帮”对着干，真是豁出来了！他冒着风险做上海马天水的工作，反而被马天水告了状。

康生病重住在钓鱼台，得悉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又成了风派，把总理、邓小平叫到钓鱼台，说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与警惕，把毛远新调来当联络员。邓小平一连串的举动，包括把叶帅向他提供的江青在学大寨会议期间大放厥词的材料批呈毛主席，转刘冰的信等等，都触动了毛主席要守住“文化大革命”底线的神经，意识到邓小平同叶帅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以说从策略上过早暴露了。毛主席作出了反击，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再说叶帅这边。叶帅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被“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寻机打击他，要把他打倒，他的几位子女、女婿都被抓起来坐了牢，儿子叶选宁还丢了一只胳膊。城里的住所也被造反派抄了家，这在当时最高一级在职的老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叶帅的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江青为了打击他，无所不用其极，擅自召开了批林批孔大会，大讲叶帅的“走后门”问题，企图搞臭叶帅。尔后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逼叶帅做检讨。叶帅被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书，但巧妙地点出这是江青迫他做的。毛主席看出来了，作出了著名的“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的批示，制止了江青一伙的行径。张春桥说“用检讨来告状也是一大发明”，发泄对叶帅的不满。

邓小平复出后，叶帅依然全力以赴地与邓小平配合，在稳定军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之时，叶帅虽然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在周总理逝世时，政治局讨论总理治丧，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要让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还是由小平主持工作，理应由小平来致悼词”，叶帅跟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小平”，他们始终都是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最亲密战友。

“四五”事件，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

总理的逝世，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风暴。叶帅每天都以振奋的心情，让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汇报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群情激昂的情形，看他们抄来的诗词，甚至不顾会被“四人帮”爪牙盯梢的风险，驱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要亲眼看看这波澜壮阔的场面。“四五”事件，令他下定决心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率先向华国锋等提出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也是他。“四五”事件，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预示了“四人帮”必然灭亡的命运，为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坚实政治基础。

邓小平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壮举，与而后的粉碎“四人帮”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同样做出了历史贡献。

叶帅做军队高级干部的工作

叶帅很注意斗争策略，他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7月15日）上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脱稿讲的，主要是针对江青插手军队搞阴谋的情况。他对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有些人背着军委发材料”，我们“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以后要听军委的”。对军队高级干部敲了警钟。这段脱稿讲话，叶帅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开讲之前，叶帅就让王守江秘书将这段话写在另一张纸上，夹在正式讲稿里。那时，“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张春桥都在中央军委身居要职，他们几乎每天都到会，尽管他们在会议期间一言不发，却时刻注意着会议的动向。也确实如此，张春桥会后就向叶帅办公室要叶帅讲话记录，叶帅很注意斗争策略，没让“四人帮”抓到辫子。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就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向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单独传达了。据原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当时，叶帅听完主席的讲话后，回来就把记录稿给他了。叶帅的记录稿有特点，有横着记的，有竖着记的，不易辨认。他让王守江把记录稿整理出来以后，去找纪登奎核对，纪登奎记得很仔细。核对整理出来后，叶帅就让王守江留着这份记录稿。在开军委扩大会的期间，叶帅约见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谈话前，叶帅让王守江先把主席讲话的记录稿给他们看，让他们心中有数。等他们看完以后，叶帅再过去见面。他们都向叶帅表态，说叶帅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就统一了他们的思想和立场，对稳定军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这件事，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打着追谣言旗号，直点广东、四川是谣言发源地，引起叶帅警觉，意识到不是空穴来风，是冲着他来的，即通过肖洪达（原叶办主任，时为广东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去询问韦国清，韦国清请肖洪达转告叶帅：绝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请叶帅放心，叶选宁也找到了赵紫阳处询问；赵紫阳也做出了同样的回答。这才没让江青一伙人抓住。

老同志们忧心忡忡

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在京的高级干部们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命运又处于危难之中，老同志们都闻讯而动，互相串联，议论纷纷，叶帅的内心也极为忧虑。老同志中最突出的是王震，他走街串巷找战友们商议，向叶帅提出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帅向他举起拇指摇头，意思是主席还活着，行不通。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人。

不少老同志建议叶帅尽早与华国锋取得联系，联手解决“四人帮”。熊向晖同志告诉叶帅，他在接待杨振宁访华时，江青制造混乱，遭到华国锋的坚决抵制，他手中留存的华国锋在科学院座谈上的插话，无不是在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行为，这说明华国锋是抵制“四人帮”，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王震也以他在国务院工作的体会，向叶帅介绍了华国锋的表现，举出了在计划会议期间，上海的黄涛与辽宁的杨春甫，禀承“四人帮”的旨意，在会议上疯狂攻击国务院，妄图把谷牧拿出来当靶子，整垮他，夺国务院的权，纪登奎都顶不住了。谷牧向华国锋汇报了他的险恶处境后，华国锋当机立断以唐山地震的名义让会议收场，保护了谷牧。王震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坚决抵制“四人帮”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他来中央工作后，亲身体会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所表现出来的打着主席的旗号，大发淫威，横行霸道，胡搅蛮缠，对他有极大的震动。主席去世后，他和叶帅谈到要把他们抓起来隔离审查时，坚决主张一定要把江青也抓起来。叶帅在一起共事的中央工作中，早就看到了华国锋不屑于与“四人帮”为伍，抵制与反对“四人帮”的表现，他打心眼里钦佩华国锋的胆略。对华国锋主持解决“四人帮”，叶帅充满信心。其实只要是稍微有点党性良知的人，都会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何况华国锋呢？！这也是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厌恶，拉开距离不与之为伍的原因。“四人帮”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叶帅与华国锋达成共识

叶帅是在1976年的7月间，首次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着重提出我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妄图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打下了联手解决“四人帮”的政治基础。

真正启动行动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去世之后。那时候形势很紧张，如：毛主席逝去的当天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处理毛主席治丧的问题，江青等却置会议议题于不顾，整晚纠缠继续批邓，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会都开不下去了，华国锋始终岿然不动，坚决不理睬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在此关键时刻，叶帅挺身而起，坚决支持华国锋，他大声疾呼：“现在主席逝世了，当前最重要的是全党要坚决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现在要讨论的首先是如何处理主席的治丧问题，你们这样节外生枝，对得起主席吗？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迫使王洪文、张春桥等都不得不点头称是，会议才得以在次日早晨散会。

那天晚上也是我们在“文革”岁月中最紧张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叶帅去中南海开会，但彻夜不归，我们意识到出了特大事件，十分担心老人家的安危。叶帅于第二天9点左右才回到驻地，沉痛地告诉我们主席去世了。从此，两军对垒的斗争开始了。“四人帮”的矛头首先指向汪东兴，他们想把主席的文件拿到手，好借此尚方宝剑开刀杀人。叶帅打电话告诉汪东兴，说“主席在时你保卫主席，主席去世了你要保卫主席的文件”，还让警卫员马西金询问汪东兴处的警卫情况，汪东兴让马西金送点子弹过来。此前，叶帅与汪东兴他们曾通过澳门的关系，进口了一些手枪作警卫之用，可见当时的形势之紧张。

华国锋下定决心

华国锋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江青等天天缠着他无理取闹，正常的会议都开不起来，根本无法视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已刻不容缓。而叶帅方面，老战友纷纷登门造访，表达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无比忧虑，希望叶帅迅速地采取措施。

在此关键时刻，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抓捕“四人帮”，汪东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立了大功。至于负责外围的吴德等人，也是让他们坐守待命，怀仁堂的行动一得手，汪东兴立即通知他们动手。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张时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里也要提一下陈锡联，他也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也做了配合工作；还有参与在怀仁堂抓捕“四人帮”的警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是抓捕“四人帮”的功臣。

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

关于抓捕“四人帮”当晚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驻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里引用几段会议列席者、原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回忆：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周启才在回忆中还说，在会议召开之前，他看到华国锋与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商议事情。其实就在这时，华国锋已向叶帅提出请他来担任党的主席，叶帅立即表示不同意，讲的内容与上面所引的政治局会议中的讲话完全一样。叶帅确实从心里拥护华国锋接班当党中央主席。

“四人帮”方面，在主席去世后，他们也意识到形势对他们很不利，在北京成了孤家寡人。但他们绝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也四处活动、放风，特别是江青，据说她不知道中了什么邪，鬼迷心窍，要去十三陵转悠，弄得警卫们手忙脚乱。到了定陵，把橱窗里的皇冠拿出来摆弄，还要在那里过夜。张春桥听说此事后，据说说了一句“完了，完了”，看来张春桥骨子里也充满了封建迷信思想。江青他们也试图在部队里活动，如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就跑到南口坦克一师去活动，引起了叶帅和华国锋的高度警觉。他们大肆武装上海民兵，阴谋负隅顽抗，但均以失败告终。

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欢庆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看到过如此欢欣鼓舞的盛大场景，可见是大快人心的伟大盛事！邓小平用前所未有的措词，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陈云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书面发言中说这件事意义重大，“只有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地位两件事可以相比”，予以最高历史评价。

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我们这一代人亲历这一段艰难岁月，决不会遗忘历史的教训！对所有为这一伟大胜利而做出历史贡献的功臣，我们满怀崇敬之情！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