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均遵循其民族精神所铺设的路向，从其精神文化传统的奠基中获取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但根本上还是纷繁芜杂的时代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其最强大的现实动因，决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走向及其民族特色。这就是马克思所洞见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近代以降，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现代学术开始确立。虽然门类繁多、形式多样、特点各异，但现代学术都是“现代性”这个家族的成员，皆以建构现代性并表达现代化运动为己任。在资本力量的诱惑和推动下，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冲破狭隘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图谋建立“世界的文学”（实即“世界的学术”）。现代学术依靠近代以来领先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乘资本君临全球之便，为西方现代性的全球传播和扩张鸣锣开道。中华民族以学习和追赶的姿态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实施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取向和面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运动既要借用和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必然与西方现代性保持张力。如果资本的本性及其抽象统治的展开方式表明所谓“世界的学术”不过是虚妄的海市蜃楼，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动力，只有以中国精神为基础定向的思想建构才能完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当代中国学术立足于中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不仅意味着超越西方现代性理念，历史性地转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重要的还在于用坚实可靠的中国精神构造中国力量，为当代人实现美好生活愿景作出中国贡献。
一、现代性学术理念的真相
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观念表达。19世纪中叶，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胜利，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跃升到工业文明时代。如此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正式开启。先期为这一转变输送精神力量的思想文化观念，虽然后世很多研究者称之为现代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经由并参与这一转变之后，现代性才能名实相符。现代性在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运动中不断获得滋养和丰富，并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世界性扩张而成为影响无远弗届的现实力量。厘清现代性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根据，我们就有把握透析现代性学术理念的存在性质及其发展前景。
现代化运动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这首先要归功于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资本逻辑形诸制度，提升为社会生活建制的基本原则和支配力量；为了终结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竭力建立“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观念统治”。为此，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从各个向度推进现代化，传播现代文明，使得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被卷入现代文明之中。毋庸置疑，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精心打造以现代化为招牌的世界体系，不遗余力地“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形成了“支配—从属”式的基本结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基于此，现代世界体系便以“西方先进、东方落后”为基本格局，逐渐产生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共存的基本架构。近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现代化之资本主义阶段所达到的历史性成果，对于全球其他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西化”或“欧化”成为现代化浪潮中影响巨大至今仍余勇可贾的强大潮流。毋庸赘论，这是现代性赖以持存和传播的现实基础和深厚动因，更是我们探析现代性理当谨守勿失的前提。
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和技术力量为开路先锋，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冲动力”，但西方文化传统所孕育并彰显的精神力量，在现代化运动的淬炼中构成“文化冲动力”，反过来又为现代化运动提供不可替代的推动力。马克斯·韦伯发现，以新教伦理为核心要旨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引领和建构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关键内涵，就是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塑造和输送相匹配的社会精神气质。马克斯·韦伯提出，人类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皆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社会精神气质乃是一个时代永葆生机活力的人文动力源。“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主义”相适应的精神气质，就是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以工作为天职的积极进取品格等。不难发现，这种现代理性观念属于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马克斯·韦伯自觉不自觉地为马克思提出的观点提供了证明：资产阶级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而且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进一步证明，西方现代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性，即便包装成貌似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在当今也确有世界性的吸引力，但其应有的历史成因、社会条件及价值取向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存而不论的。
学术界大都认同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成就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社会精神气质，其要旨就是理性精神，西方社会深厚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正是其思想文化根源。这里蕴含的历史联系，对于现代性的生成与展开产生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在实践中推进现代性的传播，那么，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则是在学术上赋予现代性内涵或底色。换言之，正是获得了学术支撑，现代性才得以定型，才有其世界性的扩张。我们可以由这一实情简要提炼出现代性独特的存在性质。第一，作为观念状态的现代性，在前现代社会即已萌发，只是在现代社会才获得相匹配的名分以及现实开展的舞台，从而日臻成熟。现代性相对于现代化运动确凿无疑地具有历史优势。第二，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得益于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浸润，现代性在展开中与现代化运动相辅相成，逐渐升级为具有造就性和辐射力的思想范式和学术路向，成为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知识样式。第三，一旦现代性被奉为普遍的知识范式，其立论背景和叙事逻辑逐渐淡化，它所反映和表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这一前提条件也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随着现代化运动的高歌猛进，现代化全面地、不可延宕地向生活世界渗透和扩张，以致晚近学术界不加区分地、无批判地把现代性当作具有普适性的认识向导或评判标准。
毋庸讳言，西方现代性的这些特质与理性主义思想直接相关。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与理性主义堪称是相互拱卫、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关系，由此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学术。可以说，现代性学术的要旨和取向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左右着现代性学术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公认理性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其源头，柏拉图主义是最早形成体系的理性主义，这是现代性先于现代化运动的历史依据。海德格尔的一个判断意味深长，“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推而言之，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不同程度的展开，黑格尔哲学则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正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的行动都产生于“直接的物质动因”，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中产生的。柏拉图主义的展开乃至发展为现代性的思想支柱，固然与其依照自身特质、合乎自性逻辑的发展有关，但适应且助推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没有现代化运动的实际要求和持续推动，如果不能回应并反哺现代化运动，柏拉图主义在现代的展开就是不可能的，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这样说来，现代性的内涵规定、西方现代学术的机杼、西方知识体系的生长机理或堂奥便昭然若揭了。一言以蔽之，现代性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为归宿和动因，只有还原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生活境遇之中，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知识体系的是非得失才能得到澄清。
二、走出西方学术范式的困境
现代化运动的迅猛开展以及现代性的全球渗透和扩张，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进程和一般图景。问题在于，这种现代文明虽然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乃至人类发展的基本参照，但在鼎盛时期就显露出颓废与衰竭的征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展示了十分敏锐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自我批评的冲动与努力，且始终处于敞开的活性状态，足以证明现代文明的缺憾和隐忧。毕竟不能否认现代文明陷入悖论而且有其精神文化成因。颇为反讽的是，志在化解困境的那些精神文化力量却是以悖论为叙事平台，在反映和表达这一悖论中日益巩固并由此寻获社会大众的合法性认同，藏匿在现代世界没有解决和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这种状况呈现出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独特的生成机理，凸显了西方学术范式的存在性质，让西方学术的缺陷暴露无遗。我们把视角对准柏拉图主义这一西方精神基质，透析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学术范式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及其不可回避的存在限度是什么。
我们从柏拉图博大精深的思想中提炼出三个影响深远的观点：（1）世界二分为可见的世界与可知的世界，亦即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2）真理、本质居住在理念世界之中。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幻影，为理念世界所决定；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存在，是真理和本质，支配和决定感性杂多。（3）感性世界分有理念世界的真理。可见的感性世界是当下发生、变幻不居的，唯有可知的理念世界才能为其存在提供必不可少的辩护，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概而言之，理念的绝对性及其实现，乃是柏拉图主义的精髓和要义。“对于理念的热爱就是柏拉图所谓热情。”柏拉图认为，理念具有自我产生和自我变易的能动性，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具体的共相，是通过辩证运动把对立和区别包含在自身内的普遍性。拥有这些特质，理念就是自在自为的、客观的东西，理念的实现当然是不可阻挡的。
柏拉图对于理念所寄予的厚望以及这一思考所具有的意义，黑格尔了然于胸：“柏拉图真正的思辨的伟大性之所在，他在哲学史上、亦即一般地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贡献，是他对于理念的明确规定，——这种关于理念的知识在几百年后一般地是酝酿成世界历史和形成人类精神生活的新形态的基本因素。”西方社会近代以后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让人们能够感受到理性的力量与神圣，柏拉图主义的传播也逐步拥有了深刻广泛的社会心理条件和认知基础。哲学家们开始用各具特色的思考来反映和颂扬理性的伟力，由笛卡尔开其端的近代理性主义正是这一历史性进程的重要成果，是柏拉图主义的一种有所变化的形态，构成了西方这一时期的学术底色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基础。黑格尔的创造性突破，在于洞悉前人哲学思考的成果，通过精详论证“思有同一”原理，建构了意识（思维）内在性的本体论原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推进并完善柏拉图的理念论，真正建立了理性的绝对至上和无所不能的权威。从此以后，“思维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共同事业、共同原则；凡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洞察；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黑格尔以无可比拟的内在巩固的原则、抽象辩证的思辨、严密完整的体系，把柏拉图主义推向了极致，达到了以绝对知识为旨归的立场，宣布了对于一般人类知性立场的不可移易的超越。
依黑格尔之见，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如此这般论说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回答了柏拉图念兹在兹的理念如何实现的问题。经过黑格尔的集大成，西方现代学术在柏拉图—黑格尔主义的涵濡下获得了决定性的思想奠基和方向引领。绝对理念外化自身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能够返回自身，这是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一般路径。由此可引申推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只有运用于现实生活世界才能谈得上实现与否；在黑格尔之后，脱离社会现实的学术思想非但不能实现自身，反而不可避免地酿造倒退式认识的时代错误。因此，遵照柏拉图—黑格尔主义的主旨内涵和实际要求，西方现代学术本质参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气质的塑造，以此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不可多得的组成部分。
建基于绝对知识立场的现代学术，表现出对于理性的巨大热情和认真实行，竭尽全力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和文化服务，并在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中力图成为具有世界性领导力的知识样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然暴露出难以解决的动力短缺和发展困顿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四伏日渐衰颓的情形下，西方现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属于如此这般颓势的组成部分。究其成因，西方现代学术的精神生产是不是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呢？
其一，从意识内在性原则的影响效应来看。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的核心内涵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精神，精神的本性则是自由。绝对知识的原则性要求和旨趣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黑格尔最终完成并表达的这一重要成就，实质上是西方整个近代哲学深入思考的伟大成果，凝聚了诸位哲学大家的智慧和创造。从笛卡尔提出“我思”为出发点的自主性论证开始，经过康德阐述的“纯粹活动”支撑的必然性联结，由黑格尔建立了以“自我活动”为基础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普遍性，近代哲学逐步完成了对绝对精神的内涵建设，建构了以意识内在性为原则的哲学本体论。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以精神为主体支撑，自由的绝对性或绝对自由就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先天的、彻底的。黑格尔的论述挑明上述联系的现实状况及其时代意义：“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中获得充分发挥的权利，“一切国家制度的形式，如其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观性的原则，也不知道去适应成长着的理性，都是片面的”。就此可以相信，绝对精神内涵的逐级建构和形成，是西方近现代学术逐渐获得思想奠基的过程，也是近代哲学日益深入地参与和引导社会生活运动的过程。
马克思曾经指出，“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产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从而是一个有着“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事件。这从否定性或反面彰显了近代哲学原则影响塑造社会生活的程度。为什么“黑格尔体系的解体”发展成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力量的“世界性骚动”？黑格尔的抽象思辨体系及其巨大的影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原因。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基础建构的庞大严密的思想体系，实质上建立了理性（精神）凌驾于一切之上且能够把差别涵纳自身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理性绝对自主”最终被塑造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标识。如果西方现代学术的文化语境及思想取向就此获得基本规定，那么，当人们把建构精神家园的希望寄托于黑格尔体系并致力于在这一体系中寻找锦囊妙计时，这一体系的成就与缺陷便裹挟在一起，参与培育了时代发展这一愿望。正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从“我思”“自我意识”“思维”出发，从绝对精神出发，西方现代学术各派尽管在表达形式上选择不同的理论出发点，表现出似乎不尽相同的本体论态度，但归根结底依然不过是从自我或主观性出发，依然坚守意识内在性的本体论原则。不必讳言，这种思想状态已然根深蒂固地成为西方现代学术的一般取向和知识范式，并不可遏制地向全球传播。20世纪下半叶蔚然成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名，把锋芒对准黑格尔体系的基本原则，虽说找到了问题，但开错了药方，西方现代学术的本体论倾向未有实质性的改变。由此看来，西方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而由黑格尔真正建立起来的理性绝对权威，根本上是放逐或排斥感性的理性宰制，是把对象理解为正在消逝的东西因而是不需要对象的“观念统治”。针对这样的时代精神状况，尼采曾当头棒喝：“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尼采的疾呼揭露了西方近代哲学在基本原则上的虚妄与荒谬，立足于这个理论的现代学术能够让人安心吗？
其二，从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影响效应来看。简要地追溯近代哲学的演变便可知，笛卡尔是主客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开创者。笛卡尔设定了物质和精神皆独立的两种实体，如同两条平行的直线互不干扰地无限延伸一样。“我思”作为精神实体，是绝对牢固的必真的前提。笛卡尔遇到的难题在于：“我思”不与外界接触，何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思”一旦与外界相勾连，如何才能维持其应有的地位？一个受到限制的“我思”，自然是谈不上真正独立的。斯宾诺莎用“属性二元论”来补救和充实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有唯一的实体是真的，实体的属性是思维和广延（自然）；只有这个绝对的统一是实在的，是实在性，——只有它是神”。把思维和广延降格为“唯一的实体”的属性，实体层面上的对立就转换为属性层面上的对立，实体则是无须借助于他物、自因的，就是“最后的根据”。斯宾诺莎的突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二元论作为一种哲学观尽管问题多多，但基于二元论而来的二元分立思维方式，俨然作为人们进行认识活动的一种模式而延续下来。康德被视为二元论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极其坚决地使用了二元分立的认识方法。黑格尔意识到康德哲学的巨大形式主义，主张在意识内在性基础上克服主客二元的抽象分立，明确地把二元分立当作论证精神一元的手段或素材，在哲学基本原则的高度把二元分立思维方式默认为认识活动的预设前提。
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在赢获本体论奠基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当意识内在性原则的开路先锋，另一方面其自身又逐渐演变转化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的现实展开，首先要把现实生活世界分割开来，最终归结为主体和客体两大块，主体拥有对于客体的权威或统治力，客体只是承受主体作用的载体。主客二元分立的认识方法，切合人类认识活动某一个阶段（分析阶段）的特点，如若当作普遍适用的方法，人类认识活动必将走向削足适履，人为切分现实生活世界，导致主观主义猖獗。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西方现代学术普遍推崇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把主客二元分立的认识方法当作思想活动的标配。这种思想状况在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生活世界时，无可辩驳地永远妨碍领悟现实生活过程所建构的并显示出来的内容。
从原则及其实现方式这两端的分析表明，由黑格尔集大成的西方近代哲学达到了阐明和表达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就，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卢卡奇曾有一个相关的评价：“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这一评价同样适合于以柏拉图—黑格尔主义为理论支柱的西方现代学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下，现代学术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广泛的思想渗透与文化扩张。然而，在其如日中天之时，现代学术泄露了无法化解和扭转的负面消息：它不仅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基础的二律背反，反而以学术的方式为先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推波助澜，掩盖甚至再造社会存在基础的分裂与矛盾。一言以蔽之，西方现代学术实质上沉湎于“虚假的实证主义”和“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理论旨趣上的偏执导致其无力把握社会现实的实质，丧失了表达和建构时代精神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由此看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西方现代学术得以在全球传播。中华民族近代以后被迫卷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格局之中，由此开始自己独特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影响，甚至必须部分地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借鉴和学习西方学术思想一度成为现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历史性选择。必须承认，中华民族正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吸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国现代学术由此开展了史无前例、内容丰富、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建设进程。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对外学习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然而，以开新为导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始终是中国学术需要深思并着手解决的、富有生命力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因为上文所揭示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及其现代学术蕴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我们断然不能现成地照搬照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学术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实践，承担着全新的使命和任务，毋庸置疑需要超越西方现代学术的局限，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自主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建构。
三、基于中国精神的哲学学术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中，史无前例地开创了人类现代化运动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作为当代世界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中华民族不仅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还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当代人类构筑一个富有活力和前景的生活方式。面对新的历史性实践、新的历史性方位、新的历史性使命，当代中国进入了需要并产生理论和思想的时代，中国学术迎来了自我—授权的繁花盛开的历史时期。
虽然西方现代性大肆扩张，但西方现代性在展开过程中所建构的精神家园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心灵慰藉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遇到了“精神饥饿”的威胁。着眼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植根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只有坚定不移地实现“立场转向”，即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才能从现代性学术的消极羁绊中超拔出来，履行自身的使命担当。相应地，中国的哲学学术除非建基于中国精神之上，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中国精神之必要性与伟力以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为其厚植了历史必然性，当今世界急速加剧的大变局则直接生成了现实动力。中国精神蕴含的本土意识与世界视野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维度交互作用构成的丰富内涵，为当今中国哲学学术的立场转向拟定了基本方向。中国哲学学术不可能凭空设计自己的思想任务，而是需要根据现有的前提进行思想建构与创新，为人类新型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下列具有承前启后、除旧布新意义的问题，关乎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坚持中国自主的立场。在此，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可谓大有作为。
其一，重塑社会生活组织原则
资产阶级创建的现代世界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之上，资本逻辑被建构为主导和引领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是以资本原则为导向形成了富有诱惑力和动员力的生活图景。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而发展到成熟状态的资本，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支柱、基础和基本建制力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能够展开和外化自身，始终活力四射。问题在于，“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驱使人们甚至超过自身和自然需要的界限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本总是竭力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迫切地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这就是说，资本把自己所构建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当作自身展开的手段，自觉不自觉地培育了自我毁灭的物质条件。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不可否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根基上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和隐忧。
西方现代学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提供合法性辩护和精神动力，却有意无意地掩盖资本的野蛮性一面，以致滋生服务资本侵略和扩张的殖民主义文化，导致学术影响世道人心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学术断然拒绝与资本原则同谋的西方学术理路，深度洞察资本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生活世界的存在限度。
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资本原则呈现出开放性、建构性、生产性等积极的性质，带来了现代生活的繁荣和兴盛，人类过上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资本原则这种正面的开放性质，只是指向与资本原则保持同步的利益行为，对那些不遵循不顺从资本原则的行为，资本毫不犹豫地选择排斥和打压甚至迫害。这就暴露出资本原则在本性上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其实这正是资本原则摆脱不了的存在限度。更为要紧的是，资本原则不可遏制地向制度转化，建立绝对统治，遮蔽或掩盖自身的消极存在性质，制造人类发展的历史性悲剧或灾难。然而，正如荷尔德林感叹的，“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代错误——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仅仅作为外在的物质东西与人相分离，关键在于结束资本作为社会生活原则的抽象统治。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社会生活原则的变更就是高扬劳动作为社会生活原则的本源意义，让资本原则退位，按照劳动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与对立为前提，以资本的普遍统治为时代标识，那么，只有依靠劳动的力量才能决定性地破解资本的抽象统治，在劳动原则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和彰显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构建新型文明的生活图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无疑预示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方向。中国学术理当自觉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其二，从中华民族“活着的过去”中涵养和凝练历史思维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历久弥新。黑格尔在比较印度和中国的经历时，就称赞中国具有非凡卓越的“历史”，因为能够回溯到太古时代。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迄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激荡和自我造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活着的过去”，它代代相传，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传统不是摆放在后来者面前的现成东西，也不是自动地让后来者使用的某种物品；传统只有经过后来者的刺激、发动而复活，才能成为后来者所面对的活生生的东西。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能自动成为当代的生活经验或生存智慧的。只有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我们才能把自身文化传统升华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元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实践，始终针对现实生活境遇而激活自身文化传统，始终把自身文化传统转换为起着建设和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所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民族近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进而相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代中国学术只有系统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领悟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
依照当代解释学的研究，人类理解行为中一直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让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并存于人们筹划生存的现实活动中。研究历史、以史为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现在。正是这样，不能理解今天的人是无法也不会关注过去的，人们只有坚定不移地立足现在才能真正“窥见”过去。历史学家总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是时代的需要才使之“是其所是”。生活的历练激发了我们的生活热情，推动我们把视线指向过去，寻获曾经发生的生命经验，用以建构现在的生活。正如克罗齐所说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中华民族拥有博大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才能充分展示其光辉和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诸如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民胞物与的民生理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优秀品质，已然通过新时代的实践转化为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这表明，社会历史领域的“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维度，理所当然地构成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视野。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世界时曾指出：“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这就凸显了历史思维对于认识和把握当代生活的本质重要性。在社会历史创造因素优先突出的时代境遇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处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相统一的复杂发展状态中，都是“过程集合体”。唯有立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内在联系，人们的认识才能切中事物本身，把握社会生活的现实内容。历史思维有助于澄清社会历史认识中诸如故意卖弄、随意比附、空虚想象等不良习惯，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
其三，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文明新路
现代化是全人类追求的美好生活愿景。经济不可延宕地增长以及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丰富，成了现代化最初的代名词。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世界进入了总体相对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风行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发展观，很快就扩散成具有全球性质的、偏执于经济数量增长的社会心态：发展意味着明天总会比今天拥有得更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这就把复杂多维的社会发展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淡化乃至遗忘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指标。然而，迷信“增长第一”、把“丰裕”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选择的做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在资本原则的导向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引发了众多严重的问题，制造了经济越发展问题越严重的发展悖论，全球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国际社会付出了无法估算的人文和生态代价。如果“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发展观取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和对立，那么，除非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观念、调整发展方式，否则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改变不了自建危局、自毁前程的命运。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诸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经历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生存苦旅，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并思考“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力求贯通人类生活固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必然联系，合理谋划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协调统一。包容性发展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推动发展惠及所有人，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包容性发展实质上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以“发展”为幌子的“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观念，表明国际社会开始自觉调整社会发展观念，为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把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作为内涵要义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并提升为基本国策，在实践中予以贯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有条件也更有责任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没有”问题向高质量发展的“好不好”问题的历史性转变，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强化创新引领，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上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可以相信，在中华民族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被标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内容，为世界现代化运动创建一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实践范例。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亦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正是因为坚守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当代中国把高效能治理嵌入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动并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谱写了国家治理的新篇章，为当今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提供可以借鉴参照的中国方案。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确证了高质量发展才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正道。
我们选取生活原则、历史思维、高质量发展三个问题作为分析视点，来检视中国学术的当代状况，是因为这三者已然是当下中国悄然发生转变的重要领域，代表着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新型文明的前沿地带。当下中国学术植根于中国立场而开展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不仅有助于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弊端和文化矛盾，而且有助于真正开启崭新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方式。这样的知识生产，以切中和阐明当代社会现实为己任，无疑能够建构引领世道人心的思想路标，实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历史性承诺。
（陈立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