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多位高官来访，中美双方高层互动频繁，美国对华释放了一些新的信号，也提出一些新概念。如何看待这种态势，如何准确评估美方意图和行为特征？本文以此轮中美互动为背景，试着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特征做出分析，并论及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趋势和内在困境，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手”
总体上看，现阶段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特征；如果与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传统的两面手法相比，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新两手”。“老两手”指的是“接触+防范”，而“新两手”则是“竞争+管控竞争”。
关于“老两手”。自中美建交以来的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战略的典型特征就是“接触+防范”两手并用，即一方面积极拉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拓展同中国合作，另一方面悄然推进对中国的渗透和遏制。其中，“接触”的一手是主要的，但“防范”的一手也不能说不重要。正是因为这两手的并用，使得中美关系始终表现出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过去几十年来，看似中美两国对话与合作领域越来越多，但双方谁都没有交底，重大领域的合作远未深入到不可逆的程度，更没有建立在充分战略互信的基础上。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双方均未明言、却心知肚明的重要特征。
关于“新两手”。在百年变局大幕开启并加速演进背景下，大国博弈成为国际政治主旋律，中美关系也进入新的轨道。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延展至拜登任内，美国对华新战略日臻成型并呈现出新的两面性，可以概括为“竞争+管控竞争”的“新两手”并用。特别在最近一段时间，新两手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
其中，“竞争”的一手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主体部分。这包括经济层面的脱钩断链，政治层面的拉帮结派，安全层面的威慑围堵，舆论层面的抹黑贬低，以及规则层面的约束锁定等。我们看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在这方面都是毫不手软、不断升级加码的。未来，美国对华“竞争”的一手或许并不止于这些，更多更肃杀的手段恐怕还未祭出。
同时，“管控竞争”的一手也很明显。要对美国对华战略有一个完整的评估，这“管控竞争”的一手不能忽视。如果说“竞争”的本质是对华遏压，那么“管控竞争”则是对这种遏压的对冲。特朗普政府不知轻重深浅，要在对华博弈中取得“速胜”，结果可想而知；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进行修正的重要方面，就是放弃“速胜”企图，展开长期竞争。最近沙利文、布林肯、坎贝尔等人的发言中都明确透露出这一点，即与中国的竞争乃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因此必须对这一过程进行管理。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就反复提到的“护栏”“底板”“参数”等相关概念，最近常有耳闻的“去风险”而不是“脱钩”等自我辩白，以及拜登政府一再作出的“四不一无意”等口头承诺，都可归入“管控竞争”一手。“竞争”是战略性的，“管控竞争”则主要是策略性的，是为发动“竞争”服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
为什么搞“新两手”？客观原因是中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复杂结构。深度相互依赖、高端战略竞争与确保相互摧毁，是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客观现实。无论现阶段中美博弈激烈程度如何，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具系统重要性的两个超大规模国家，彼此之间已经形成深度利益纠葛，这是美国战略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战略时不得不纳入考虑的。
主观原因是“新两手”作为大国博弈中的一种通常策略，可能有几个想要达到的目标：一是通过释放“混合信号”提供多元论据，增大对手的研判难度；这种手法在美苏冷战期间是很常见的。二是通过展现“自我克制”安抚对手情绪，防止对手的过激反应，这在过去几百年大国博弈史中也不罕见。三是通过预留“对话窗口”拓展影响力渠道，争取对手的有限合作。如果我们将中美这一轮互动放在美国国内金融风险上升、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压力骤升等背景下，我们就能对这新两手特别是“管控竞争”一手的背后动机，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两手”效果怎样？先看看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的推进对华战略的总体评价。从智库分析、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看，应该说，除了共和党极端派百般挑刺儿外，美国战略界似乎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比较“成功”；不仅认为对华比较“成功”，甚至认为其对俄战略也比较“成功”，其理由是认为拜登对俄同样采用了“延续战争+管控战争”的两面手法，通过“精巧”调控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规模，既持续消耗俄罗斯，又避免了战争失控和俄罗斯对西方的激烈报复。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中美博弈还是美俄博弈，都是长时段、全方位、多回合、互动性的过程。美国的战略，即便是一时成功，并不意味着长期成功；即便是策略成功，并不意味着战略成功；即便是局部成功，并不意味着总体成功。现阶段中美战略博弈才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影响因素众多；中美博弈也是个双向过程，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决不能低估中国应对美国两手策略的能力。特别是，判断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成功”，美国能不能最终“竞赢”中国，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些更深层、更根本性的因素，而不是仅仅看中美双边层面的互动。这就触及到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对华战略的内在困境，或说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难”。
二、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难”
“新两难”，也是相对于“老两难”说的。“老两难”体现在，虽然美国认识到，终究有一天中国将成为头号对手，但却觉得不着急（上世纪90年代），或者有点顾不上（本世纪前20年），像应对恐怖主义和“俄罗斯威胁”这样的“紧迫事项”，总是压过应对中国这样的“重要事项”。现在，美国开始实行对华新战略，而这一新战略却存在重大的逻辑悖论和实践困境。具体概括为如下四方面的两难。
一是延续与转型的两难。这是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三分法”说的。“三分法”的基本内容是投资、联盟、竞争；“投资”说的是美国必须首先投资自己，投资国内，加大招商引资和产业回流，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强化国内经济治理。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开始，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就日益认识到，搞不好美国国内自己的事情，即便是把中国压垮了，美国也无法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必须首先搞好国内。
过去几年来，美国相继制定并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缩减法案》等一系列明显带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经济刺激措施，试图用公共投资撬动更多私人资本，以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转型，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提高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从美国自身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讲，这个想法自然是“好”的。但是，想得好不一定就能做得到。要研判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国内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必须将其放进历史长河，长线地看。英国作为曾经的霸权国，在它那个时代的世界变局中转型失败的案例，可以为我们今天观察美国经济提供很好的参照。
当年英国看到美国、德国等后发大国全面推进产业升级、确立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使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业态，而英国自身经济竞争力下降、国力悄然衰落，此时的英国也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到底是延续自己以煤炭和蒸汽机为主要能源动力的生产模式呢？还是果断拥抱电力和内燃机，全面更新国内工业基础设施，从而提振本国竞争力。面对这种两难，当时的英国并非毫无作为，但国内既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沉淀实在太多了，既得利益的阻挠和强大的路径依赖，使英国只是部分拥抱了当时的新技术和新业态，结果最终在经济竞争中落伍。
如今的美国也必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民主党要推进清洁能源，以此确立新经济业态，共和党则宣称反石油政策是自掘坟墓。现在是民主党政府当政，清洁能源这方面推得还行；将来若是共和党当政，恐怕翻烧饼、来回折腾是免不了的。就此而言，2024年大选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这一轮产业政策到底能不能深入下去。
二是结团和团结的两难。结团就是拉帮结派，就是美国经营的盟友体系。我们问：美国有没有一个盟友体系？回答是：肯定是有的。这个盟友体系已存在很长时间，核心是跨大西洋联盟，重心在欧洲，体现为北约，目标是防范曾经的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如果问：美国有没有一个针对中国的盟友体系？回答则可能需要更精细些。美国传统的盟友体系有一定遏华功能，但要应对中国这个比苏联还强大、并居于亚洲的对手，显然还不够，美国还必须重塑其同盟体系，把北约的重心往亚太方向推，同时在亚太拉拢更多国家加入遏华阵营。这谈何容易？
如今,各国都重视战略自主，都希望自立自强，愿意选边站队的国家很少。美国要强行拉一个排外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并非基于扩大化的利益——因为美国基本上拿不出什么好处给盟友，反而还需要盟友出人出钱；而是基于莫须有的威胁，这个所谓“威胁”竟然是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国家。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拉拢盟友和它一起干，不知盟友内心得有多纠结。
特别是，结团的终归是少数。那些被排除在盟友圈子之外的国家，必然对美十分不满。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危机中，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不愿意站在西方阵营一边制裁俄罗斯，让美国很是郁闷，就是一个鲜明例证。搞小圈子，搞伪多边主义，一定是要得罪绝大多数人的；而且这样的小圈子，也最终会因为内部利益不和而拧不成绳。
三是进取和收缩的两难。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在全球扩张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自己国内受不了，民意不支持，财政不支持，“美国优先”思潮大行其道，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战略调整，即退出反恐战争，减少中东投入，重点聚焦印太，重点加强国内。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霸权国战略收缩的迹象，是霸权国发现自身战略透支后，不得不做的重心调整、成本控制和利益边界重设，重点是控制海外行动的成本。
但美国还要搞大国博弈，还要同它认定的“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图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展开全政府、全领域、全时段、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这要求美国必须在全球各个地区加大投入，“不留死角”地同中国在包括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各个领域展开竞争。这就要求美国必须加大海外支出，在全球战略上呈现进取态势。
这又构成了重大悖论。既要在全球范围内维持进取态势，又要强化国内经济投资转型，那就不得不败坏自身的财政纪律。而财政纪律的败坏又一定会危及金融霸权这一美国霸权的命根子。对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而言，这必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而且这种困难可能还会因为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升级。
四是挂钩与脱钩的两难。美国的经济活动同中国挂钩的好处是显然的。众所周知，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后来滞胀为什么消失了？一方面是因为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过度积累的资本引入金融市场的大池子；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主动加入国际经济体系，90年代初一大批前苏联国家被动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从而显著地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出“参与和拓展战略”、推出“国家贸易战略”、并成功实现国内收支平衡的重要背景。就此而言，这是美国同后发大国和外围国家拓展经济合作的好处。
当然，对美国而言，“坏处”也是有的。道之用，在损有余而补不足。历史规律是，每一轮全球化都会引发一轮多极化进程，后发国家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会不断发展壮大。就像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一样，美国看到后发大国崛起了，就不淡定了，就动起了脱钩的念头，不想让后发大国继续“占便宜”。可是，脱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既可能适得其反地刺激后发大国加速谋求自立自强，也可能失去后发大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加剧霸权国的经济困境。这就是挂钩与脱钩的两难。
三、中国该怎么办？
以上困难是美国对华战略当中深层的逻辑悖论，是研判美国对华战略能否成功的重要依据，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方面。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中的阳谋和明牌从来都只是整体战略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关于中国未来该怎么办，以下是几点初步的体会。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大国博弈，必须首先做大做强自己。我们要对自己有很好的“投资”，包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理念之下如何构建更好的经济形态、更好的政治形态、更好的社会形态、更好的文明形态等等。这些是很重要、根本性的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工作。需要好的顶层设计，需要重点攻坚，而且需要久久为攻。
第二，做好该做的事。重点是在对国际时势的准确判断中，去担当好中国作为最重要后发大国应该承担的时代使命，同时界定好中国国际责任的边界和国际行为的特征，从而实现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大多数国家之利益的协同，实现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目标的协同。
第三，做好硬碰硬的准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注定升级。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在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的同时，保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些我们时常论及的提法，大有深意。
第四，做好战略预置的工作。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基于自身能力的发展，将世界往好的方向引领。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累积和国际地位日益不稳，美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困境、悖论、短板暴露出来，并引发全球范围的危机动荡与变革。我们必须为这种局面的到来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工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