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并削弱其他大国的政治优势，利用竞争对手的困难、“弱点”与“短板”实施“成本强加”和“战略误导”，是大国博弈的常用手段，这种手段通常被称作“政治战”。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用“政治战”搞垮了苏联。最近几年，美国战略界对“政治战”的讨论突然增多，对比美国当前的对华战略和当年的对苏战略，似乎也有不少相似性。因此人们特别关心中国是否有能力抵御美国政治战攻势、从容应对长期战略博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分析。
一、美国惯用“政治战”打压对手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战”，是既不同于日常的外事交往与经济联络、也不同于全面军事冲突的一种国家间互动形态；是综合运用除了传统军事冲突之外的经济、政治、外交、外交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对象实施干扰、打击、削弱、颠覆的一种博弈策略；特别在核武器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或者深度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国家之间展开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政治战与学界讨论的“信息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等概念学说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于以往兵戎相见和正面对抗的大国博弈新形态。
大国博弈中的政治战常常有如下四种手段：
一是“心理攻势”。具体方式是由高度组织化的宣传部门，藉助话语、图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综合运用公共外交、舆论造势、特定心理行动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进行心理层面的引导塑造，也就是发动“心理战”，力争使其行为达到符合政治战发动者的特定目的。研究界偶有论及的“战略传播”和“战略欺骗”等手段，也是这种“心理攻势”的延伸和变种。其核心特征是在特定时期释放特定信息，对竞争对手的主观心理和内部政治进程（例如选举）实施干预和引导，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结果，或对其决策过程实施干扰和误导，以增大其决策成本甚至导致决策偏差。在《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一书中，作者施魏策尔坦言，美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有意识地对苏联发动了一场“圆滑而精巧的精神战”，让苏联领导层和广大民众人心惶惶、决策出错。
二是“经济诱压”。是指利用特定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通过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响，或者对其国内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暗中破坏，延缓其发展速度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利用援助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经典案例，美国藉此成功阻挡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传播，有力地服务了美国对苏遏制总体布局，推动美国更有意识地将经济援助作为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并促成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组建。与经济援助形成对照，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和伊朗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则属于经济杠杆的另一种使用方式。此外，美国还通过推动东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分化苏联集团的内聚力，努力压低国际能源价格以打击苏联能源出口，甚至向苏联提供有缺陷的设计图纸、机器设备和电脑晶片，蓄意破坏苏联经济安全。
三是“内部分化”。将目标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与社会矛盾或少数人群的不满情绪视为可加以利用的议题，对目标国家实施“成本强加”、立场分化和形象诋毁。这也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常常使用的手段。例如，支持苏联的“异见人士”，秘密扶持苏联体制内部的亲美势力、“高级代理人”“战略内应”等。
四是“周边牵制”。主要方式是对竞争对手的国际伙伴体系与全球地缘布局进行渗透、骚扰和分化（例如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经营），对竞争对手“地缘支点国家”（例如苏联地缘布局中的古巴）施加强大压力，或者通过制造某种冲突将竞争对手推入进退两难的“地缘陷阱”（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苏联的叛乱力量），以此消耗对手的经济和外交资源。
二、中国绝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
国际舆论最近讨论“新冷战”时偶尔会有一种不经意的对号入座，将中国比作前苏联，似乎隐隐暗示了对中国命运的悲观预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种种举措与美国当年对苏政治战的相似性，更加剧了人们的忧虑。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会不会重蹈苏联覆辙，经不住美国打压遏制，在战略博弈中败下阵来？
坦率地讲，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因素实在太多，博弈时段也很难界定，甚至对如何定义博弈成败都难有共识。但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有所思考。本文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力争对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思路进行勾勒。总体讲，对此问题的回答有赖于：（1）对苏联经不住美国政治战攻势的深层原因之探讨；（2）对中国与苏联的本质区别之界定；（3）对美国对华政治战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出力道的前景之预估；（4）对特朗普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与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的显着落差之比较；（5）对中国应对方式是否得当之评判。
首先的问题是，苏联为什么经不住美国的政治战？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战很厉害么？当然不是。根据前文所述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外部原因只能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因此归根结底还是苏联内部先出了问题。苏联之所以落败，是由于它在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方面早已大大落后了。
美苏竞争的本质，是20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继续向前推进过程中，当西欧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塌陷之后，分别位于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这两个相对“边缘地区”的后发大国，对欧洲霸权继承人身份的争夺。而他们竞争的关键，就在于国家形态的优劣。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和俄国也曾经参与到列强的全球殖民竞逐中，但因为晚来一步而失了先机，在全球殖民版图中未能占据有利位置。客观形势迫使他们开发出更新的国家形态和方略。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市场资本主义”。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只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不寻求对落后国家的占领或殖民，因而比西欧列强奉行的“殖民资本主义”遭遇更小阻力，得到的国际支持多，美国的战略优势不断累积。俄国则乾脆在国内革命大潮中建立了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美式“市场资本主义”更强调“市场”的力量，“苏联社会主义”更强调“政府”的作用。无论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都是对现代国家内部如何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要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都源于世界现代化发端地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各国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对现代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的一种优化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发展演进。因此，客观地说，当时两国的国家形态都有先进性，这是美苏两国能在二战结束后各树一帜、拥者甚众、对世界分而治之的基本背景。
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很先进的国家形态，并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取得非凡成就，但它毕竟在如何治理好现代国家方面缺乏从善如流的气度和自我革命的自觉。苏联过于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全能型、决定性作用，完全拒斥市场的功能，违背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律。而且，由于苏联经济过于倚重能源行业，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后，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的动力显着减弱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也越来越缺乏发育环境和激励机制。政府权力过大又不可避免地引发腐败、低效和等级化，社会层面的不满难免越来越大。这才是苏联无法抵御美国政治战、最终在战略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苏联的最后一面国旗缓缓降下时全国上下竟冷眼以对、无动于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苏联在与美国战略竞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苏联没做什么，在于它的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未能与时俱进而大大落后了。
由此自然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即中国与前苏联的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两国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苏联只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力量，是一个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构建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显着特征，则是兼顾了政府和市场。在经过新中国建立后30年努力、总体巩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之后，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大胆拥抱市场经济，逐步探索出既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国家形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是一种更能适应百年变局、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更加先进的现代国家形态。
这种区别还体现在对军事与民生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为应对冷战需要，苏联奉行的是重军事轻民生的发展战略，重工业很发达，军事力量很先进，国家看起来很强大，可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政治合法性得不到保证，政权基础自然就不牢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始终将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为牵引推动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优化，从而始终保证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
改革还是僵化，也是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重要方面。面对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国家治理困境，苏联并没有通过改革尽早革除积弊，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等到戈尔巴乔夫仓促推进改革之际，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已经积重难返，不合时宜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苏联解体。中国也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失衡。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果断推进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全方位改革，通过几十年持续努力，“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战略共识；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持续优化现代国家形态，乃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精髓。
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还有在“争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为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国际地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时不时地就要表现出来；为与美国争霸，苏联在面对美国发动的军备竞赛时只能咬着牙硬扛。而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明确宣称再强大也不称霸，而且表现出越发展越谦逊、越强大越有责任心的行为特征。中国在对外战略领域的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完全是因为国家利益拓展到了那一步，因而并不存在“战略透支”风险。
与西方世界的融合还是隔绝，更是中国与苏联的根本区别。苏联奉行的是形而上学的国家安全观，片面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泾渭分明的地缘势力边界。这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明显区分开来，为美国集中攻击苏联的短板提供了机会。中国则奉行辩证统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本国与他国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和深度融合的利益纽带，使得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任何损害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任何破坏，都成为对包括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的损害和对世界整体和平稳定的破坏。
基于这种中苏对比，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出来了。我们可以说，当美国对中国发动政治战时，它将面对与对苏政治战截然不同的战略环境。左右为难、使不出全力，将是美国对华发动政治战时的突出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想打打不得”“想脱脱不得”“想统统不得”“想联联不得”。
特朗普政府用关税手段向中国施压，表面上压缩了中国输美商品的利润空间，实则为这些商品价格上涨买单的却是美国消费者，美国股市的表现也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反复无常而颠簸起伏。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十分凶悍，却不得不时常关注美国消费者的脸色，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想打打不得”的原因所在。
美国有些人也在谋划着和中国经济“脱钩”，从而能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放手打压中国。可是他们既忍受不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剧烈震荡，又割舍不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才出现了一边嚷嚷着和中国脱钩、一边在贸易谈判中不断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开放的奇怪情形。这是“想脱脱不得”。
而且，要发动政治战，国内协调是关键。美国国内在中国对美构成重大挑战方面似乎达成某种共识，可是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因为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加之国内政治恶斗，要在国内形成协调的对华行动，短期内或许可以，若要长期坚持的话，内部恐怕会出现分化。鉴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深度捆绑，一心推动的是与各国共同发展，且中国没有任何称霸企图；美国想要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国际上联手盟友和其他国家一起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不太容易，甚至可能破坏本已不牢的盟友关系。这就是“想统统不得”和“想联联不得”的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关于美国对华政治战为何将处处受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也已不是里根时代的美国了。这是我们对第四个问题的思考。
美式“市场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自由放任是其主要特征。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政府加大了对市场活动的管理，并承担起更多社会福利责任，实现了美国国家形态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到“新政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顺应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释放出巨大制度红利，推动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日趋改善，政府也比此前拥有更大合法性。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国家形态的积弊又多了起来，“滞涨”是突出病灶。在里根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失衡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就此而言，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形态很先进而苏联的国家形态很落后，两国当时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只不过苏联问题更严重、腾挪空间更小、改革步伐更迟钝而已。相比之下，里根政府一边打压对手、转移视线，一边在国内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国家转型，从而将美式资本主义推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如果我们深挖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霸权兴衰规律，可知：金融霸权既是霸权的最高阶段，也是霸权的最后阶段。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对美国而言是一剂甜蜜的毒酒。当“金融化”成为美国经济的突出特征后，美国的国家形态出现了经济空心、社会分化、利益固化、政治极化和僵化等预兆不祥的新特征。久而久之，两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爆发激烈矛盾和由此产生巨大内耗，就见怪不怪了。当年里根政府在发动对苏“政治战”时，可以拥有坚实的战略共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有力的盟友配合，如今特朗普之下的美国，这些都难得一见了。也就是说，如今美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大大落后，国家治理方略出了严重问题，这让它在发动政治战时的底气和内力明显不足。
美国想用“损人”的方式来“利己”，这种方法或许能赢一次，却不可能赢两次；因为此时的中国并不是彼时的苏联，此时的美国也不是彼时的美国了。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相比，更为迫切的威胁来自美国内部，来自美国治理体系的失衡和治理方略的过时。想要通过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方式来维系现有国家形态，根本就是抓错了药方。真正的药方，是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破坏别人正在做的事。面对百年变局和大国博弈，中美两个大国的治国方略和应对之策，高下对错自有后人评说。至此，前文所提第五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明确了。
三、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尽管中国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在对美博弈中不断强化战略主动，但仍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秉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其加以必要关注。
一是确保理性反应。除了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恫吓，使之畏首畏尾失去战略气势之外，激怒对方并诱其做出不理智决策，造成代价高昂或不可挽回的错误，也是政治战中的常用策略。因此，过激反应是大国博弈中常犯的错误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政治战中的心理分析技术、心智操控手法更加强大隐蔽，对竞争对手的干扰使坏往往经过长期准备、周密部署并精心挑选时机，辅以多种策应手段，并根据对象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决策参与者的心理偏好和不同议题的具体决策过程而“对症下药”，往往稍不留神就可能中了对手的“激将法”。在大国博弈中，应尽量避免因碍于颜面、出于短期政治考虑或基于未经推敲就仓促认定的国家利益，甚至按照官僚机构的固定行为习惯或“标准操作模式”，而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战攻势做出机械反应。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历史上有数之不尽的正反案例可供借鉴。只要保持必要警觉，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当然，在特定条件下，面对对方挑衅，则可以借力打力顺势而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似是不得不对对方挑衅做出对等反制，实则符合更为深远的战略布局——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保持开放包容。陷入封闭僵化是大国博弈中比较容易犯的另一类错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社会福利支出上升、海外行动日益频繁、谋求战略优势的努力水涨船高，以及不得不为爆发各种假想的极端情形和最坏情形做必要的防范，国家往往在发展和博弈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约束。这可能成为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僵化的制约因素。例如，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就因军备竞赛而严重挤压了财政空间，进而加剧了体制僵化。旨在确保信息保密、防止外来干预和提高行动效率的“小范围决策模式”，也可能成为体制封闭僵化和政策上犯错的原因。因为这种决策模式会形成日趋同质化的思维路径，阻塞信息负反馈渠道，降低决策品质，削弱政策的信誉和可接受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就是典型的“小范围决策模式”，其推出的各项政策备受争议；小布什政府在“9·11”后相当一段时间也是这种决策模式，导致对外政策日趋极端，被迫在第二任期内进行调整；里根政府的决策风格更是如此，结果捅出“伊朗门事件”。
由于体制和国情不同，美国和苏联在大国博弈中出现的失误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将更有条件发挥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科学分配资源精力，统筹调动各方力量，兼顾“宏观稳”与“微观活”原则，确保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在充分调动个体主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下汇聚集体合力。
三是尽快补齐“短板”。对后发国家而言，虽有所发展但羽翼尚未丰满、虽顺应时势却尚未到达相应状态的时期，最容易招致外部打压，也是对外部压力最敏感的时候。将强未强之际，唯有格外小心谨慎，务必护住“短板”并尽快补齐“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大国博弈，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打断。
中国在这方面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既是中国优化自身国家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应对外部博弈压力的紧迫需要。我们应长期坚持“换位思维”和“逆向思维”，从包括金融、科技、网络等领域在内的治理体系各环节进行漏洞和短板自查，将外部博弈压力合理转化为不断推动自我完善的内部动力。
四是必须奋勇争“先”。先进的国家形态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劳永逸的。“先进”本身就是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指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本国此前的国家形态，具有更高的价值形态引领性、政府执政合法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社会运行有序性和内外大局统筹性。放眼当今世界的主要先发国家，它们曾通过不断探索革新，率先建立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一定时期内释放出可观的制度红利，久而久之却生发出不少问题。安逸的生活方式、强大的资本力量与异化的民主政治又消磨了变革意志、挤压了调整空间，使这些先发国家陷入“发达却不先进”的状况；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恐怕会进一步滑向“因越来越不先进而越来越不发达”的轨道。后发国家往往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在吸收借鉴先发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因素，藉重重大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建立更先进国家形态，积累更大战略优势并带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变，这就是“后发优势”。正是过去几百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国家形态创新和“先发”带“后发”、“后发”变“先发”的历史过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国家形态不断优化。
中国应充分利用现阶段的“后发优势”，大胆拥抱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力争开创出更先进的国家形态；同时也要铭记先进国家形态的“相对性”和“动态性”，着眼未来几十年国家战略目标，确保我们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战略意志，始终具有引领时代潮流的感召能力，始终留出持续优化国家形态的改革空间。
五是不需针锋相对，亦非无可作为。政治战作为百年变局中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核心方法是寻找对手的短板。任何国家都不完美，都存在因其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国家规模、族群构成和发展阶段的特有属性，以及因国家受制于各种外部因素和意外事件而暴露的各种常态性短板、阶段性短板和偶发性短板。因此，政治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发生的，它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两个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相互寻找“短板”并加以充分利用的过程。纵然政治战中的弱势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战中强势一方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少。这就像两个相互砸玻璃的游戏，强势一方手中的石头比对方的大，但他背后的玻璃也可能比对方的大。尤其是处于衰落阶段的大国，其阶段性短板会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体系脆弱、决策模式偏狭、内部人心不齐、外部信誉遭疑、摊子铺得过大、树敌作恶过多等，存在反遭“分化”与“成本强加”甚至彻底清算的可能。
中国崇尚“守正”和成人之美的原则，立志要把世界往好的方向领。这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方面，是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政策协调、战略对接甚至是积极帮扶，支持自己的合作伙伴不断完善国家形态，在合作共赢中携手各国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