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世界历史中注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不凡年份。这一年，各国得以走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巨大阴影，而此起彼伏的动荡与冲突依然在深刻影响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走向——整个世界正在进入全新的未知水域。“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人们似乎有理由感慨“真的回不到过去了”。

然而，向好的时代大势仍在那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依然不可阻挡。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凋敝、和平与动荡、聚合与分散总是周期性上演，挑战无时不在，而进步从不会停止。

疫后新阶段与复杂大变局

新冠疫情可以看作是全球变局的“加速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显著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动方式，更深刻重塑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疫情之前业已存在的国际格局之变、各方战略之变，以及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利益之争、理念之争，在疫情期间均有所激化或放大。2023年，当各国摆脱疫情困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却发现世界变局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了，大量既有问题继续发酵，同时又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或意料之外的新特征。概言之，有五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是分化的经济态势。后疫情时代的开启并没有带来强劲而广泛的全球经济复苏，疫后的国际经济体系更显支离破碎，高通胀、低增长、弱预期困扰世界经济，更加强调本国优先、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加紧推进产业转型，成为不少国家经济政策的共同原则。由于各国内在资源禀赋不同，耐受地缘政治冲击的韧性不同，特别是由于各国产业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不同，疫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日趋分化。美国经济自2022年开启加息周期后基本实现“软着陆”，经济数据比较好看，但这主要得益于疫情期间数万亿美元的财政救助和以“三大法案”为标志的大规模产业政策。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和虹吸效应，成为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欧洲经济濒临停滞，其中德国经济甚至陷入衰退；日本经济得益于亚洲经济大环境而勉强支撑；在新兴经济体中，除韧性较强的超大规模国家以及得益于全球产供链调整的少数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债务恶化、投资不足、消费乏力的状况。

二是广泛的社会困境。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众对未来的信心都进一步走低。疫情之前就已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地区分化和阶层对立、内外对立等问题，因疫情冲击而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很多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民众变得更加脆弱，承受了更多的疫情冲击，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即便在经济表现“不错”的美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仍处于脱节状态。拜登政府极力兜售“亮眼”的经济数据，民众感受到的却是上涨的商品价格和恶化的治安状况，对“拜登经济学”认可度很低，对拜登执政认可度也很低，多数民众仍认为国家走在错误道路上。全球范围内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底层民众艰难的经济处境造成极端思潮更加泛滥和抗议运动进一步兴起，疫后不少国家的社会稳定程度都有所下降。

三是扩大的安全冲突。在欧亚，俄乌冲突已持续近两年时间，陷入胶着的持久战和残酷的消耗战。2023年，俄乌互有攻防但战场态势没有显著变化，双方伤亡人数持续攀升。在对冲突性质的定义上，俄罗斯将其上升到反殖反霸高度，美西方则视其为所谓民主与威权体制的对决。在中东，《亚伯拉罕协议》并未带来持久的和平，反而引发血腥的加沙冲突。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实施疯狂报复，造成重大人道灾难，战事异常残酷并一直延续至今。两场冲突都是冷战后甚至是二战后长期矛盾的大爆发，并正在引发一系列复杂深远的连锁变化，显著加大了百年变局的演进速度和复杂程度。这些冲突警示人们，这个世界远未由于全球化而一劳永逸地实现持久和平，热战已在发生，大战的可能性不能轻易排除。

四是大国博弈的调适。疫情期间全球产供链紊乱以及美西方“去中”“去俄”的全球产供链布局，显著削弱了大国关系稳定的基础，增大了大国对抗的风险。其中，中美关系的前景最为引人注目。2023年，面对脱钩断链短期内无法实现的客观现实，基于战略上竞争与管控竞争两手并用的主观考虑，同时也受国内国际各方面的压力和牵制，拜登政府展现出调整对华关系的姿态，与中国深化接触对话，探索如何避免双方竞争失控，滑向战略对抗。中国本着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积极运筹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及其他各领域互动，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原则推动构建新形势下的中美战略稳定框架。

五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南方”的概念已存在几十年，过去几年间骤然成为国际政治流行语，2023年在各种国际场合中被提及的频次更是前所未有。广大亚非拉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构成，扩员后的金砖大家庭成为“全球南方”的引领力量。在其更加多元的组成背后，是一种“非西方”的身份认同，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现状的集体不满。这些国家意识到必须实现自立自强，拒绝依附和被动接受，通过自身努力和集体协作来争取合理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日益僵化的传统国际体制和日益松动的现存国际体系中，“全球南方”的觉醒和崛起成为一股难得的清风、一缕夺目的亮色。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的五大特征

世界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几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治世”与“乱世”的周期性更替愈加明显，这是东西、南北、左右矛盾以及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矛盾冲突的必然体现。如今，人类社会又一次进入大时代的风口。长期看，人类迈向更高程度现代化的发令枪已经响起，未来潜力巨大，远景注定光明；短期看，各种矛盾仍在持续爆发，危机出清远未完成，形势的严峻性只增不减，未经惊涛骇浪就不可能见到旭日东升。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的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自顾与内顾两大倾向的蔓延。近年来，一些国家对全球合作的信心明显下降，觉得国际分工很不可靠，对外交流作用下降，参与合作可能吃亏。这种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可能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少，国际合作机制越发松散低效，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战略理念则可能更流行。这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以更多补贴加速推进本国再工业化，以更直接手段保护国内市场，将本国掌握的资源甚至国际公共产品“武器化”，出现更多类型的“小圈子”等等。这是一种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的恶性循环，将持续削弱现有国际体系的效力与合法性。

二是发展与安全两大困境的深化。2023年疫后经济复苏普遍乏力的状况大概率将延续到2024年。多数国家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协调推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难度增大，社会不满情绪可能进一步酝酿，抵制性、破坏性行动或越来越多，治安状况的恶化和治理成本的增加似难以避免。美欧日等国所谓“去风险化”举措不仅无法带来其所期待的产业安全和产业优势，而且注定使其成本激增。面对日益升级的地缘竞争，大国纷纷增加军费和安全支出，特别是美欧在俄乌冲突中深感军工产能不足，将加紧强化本国军事工业，“战争经济学”的兴起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

三是极右与极左两大路线的竞争。国家治理存在左右路线之争本是寻常现象，不寻常的是不少国家内部的路线之争在过去十多年来显著激化，左翼路线和右翼路线的激进程度显著上升，发展至极左民粹和极右民粹，相互之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各国内部困难增加又苦无良策、治理失据。2024年是全球范围的“超级选举年”，70多个国家将举行选举，涉及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备受瞩目。基本现实是：新冠疫情进一步增加了各国治理之困，各国内部路线之争必然有增无减。基本规律是：疫情期间，各国路线普遍“向左转”，因为应对疫情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疫情过后，右翼路线特别是极右民粹路线可能获得更多支持，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有可能东山再起，全球或出现更多的“特朗普主义者”。

四是南方与西方两大力量的博弈。这是全球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深度纠缠并持续激化的产物，博弈的本质是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争，博弈的根本是国际秩序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未来走向。2024年，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在其集团内部继续钩心斗角的同时，可能联手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遏压，企图维持剥削控制，同时通过拉拢、唱衰、分化、渗透、“卡脖子”等混合策略，分化南南合作，削弱南方集团的整体实力，以更复杂隐蔽手段打击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南方大国。而“全球南方”国家将更加注重自立自强，特别是在摆脱金融收割和金融讹诈、强化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方面意愿更加强烈。“去美元化”可能继续向纵深推进，但同时也面临不小挑战。复杂的经济金融博弈势必增大国际经济金融风险，不排除触发经济金融危机。

五是联动与扩散两大效应的凸显。尽管对俄乌和巴以两场冲突劝和促谈的声音进一步增大，但热战作为多种矛盾的长期累积结果和极端表现形态，一旦爆发通常很难中止，也许只有各方都筋疲力尽时才有可能转圜，而在此之前的任何谈判、休战与停火都将十分艰难、脆弱或短暂。战事的延长必然带来战场的拓展，战场的拓展必然带来“筹码”的增加。未来，俄罗斯与西方的角力将在欧亚大陆上持续推进，并可能向域外扩散。巴以冲突也可能向更大范围蔓延，并与一些国家的内政复杂联动，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在“挺以”还是“反以”问题上已陷入尖锐对立。

引领全球大势向好演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大势从未改变。对于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一论断的含义极为深刻。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是变局加速演进的必然。世界总会有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出现，有时机遇多于挑战，有时挑战多于机遇，有时机遇会以挑战的面目出现，挑战应对好了便会转化为更大的机遇。

如今，中国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众望所归。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中国拥有难得的战略机遇和战略优势，同时也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保持定力和自信，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计天下利，努力把全球变局往好的方向引领塑造。

回顾2023年，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方面按下快进键，基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而出台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使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基础更为坚实。为在“新领域”“新赛道”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的一系列前瞻性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许多国际有识之士意识到，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尽管面临困难挑战，但正处于深刻转型阶段，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未来潜力巨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2023年，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不仅为自身发展开拓更大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动能。2023年，中国推出深化对外开放的多项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真心实意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的新发展注定将成为世界的新机遇。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也在2023年获得更广泛关注和更深刻认同。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些中国倡议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思想创新，是极为珍贵的国际公共产品，必然将在应对未来世界变局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