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随着经济的迅速市场化与政治的逐步民主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不再用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的政治标签来界定思想文化问题，也不再认同利用行政权力把某些研究机构或权威定为“一尊”，把另一些研究机构或学人判为“异类”。社会上的大多数日益从多维的视角看待、用多元的胸襟容纳不同文化流派和思想见解。我国思想文化界多了一些宽容度，多了许多宽松的气氛。这些变化，一方面植根于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已经发生明显分化的深层土壤，另一方面也是借鉴了许多国家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宝贵经验，接受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影响。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因为社会上各种思想都有自由表达的可能，互相之间又有互相交流沟通的机会，它们求同存异，各得其所，才谈得上和谐。“舆论一律”意味着一种思想对多种思想的压制。压制越甚，矛盾越深，迟早有一天要爆发，哪里还有和谐而言？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变革，必然为经济、政治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开辟道路，创造条件。

在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向来处于核心和首要地位。它发展状态的健康与畸形，直接影响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看来，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也很有必要提出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进行一番改造。

第一，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进学术。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作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凡是符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就极力抬高、放大，隆重推出，大力宣传；凡是不符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就极力回避，秘而不宣。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而非科学的态度。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方法，是片面的宣传方法而不是全面的宣传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任人打扮的少女，其结果是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形象，破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阻碍甚至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戕害国民的科学精神和政治道德，影响执政党的政治信用。前苏联就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当成一种可以自由思考和探讨的思想理论，而是在抽象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抬到不容质疑的地位，在实际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奉若神明，把另外的理解当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罪过。表面上看，特别尊重马克思主义，其实和当时苏联的高度集权结合起来，就变成了文化专制主义。斯大林当政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玫瑰就只有斯大林那种紫罗兰的色彩和香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转化成了斯大林的统治权威，以至于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无不要将斯大林的讲话和文章当成最高权威。这成了一种模式。当赫鲁晓夫大权在握，马克思主义的玫瑰就只有赫鲁晓夫那种紫罗兰的色彩和香味，勃列日涅夫如此，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们还是如此。结果，苏联人在斯大林当政时要表现出对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顶礼膜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要表现得对勃列日涅夫版的“马克思主义”五体投地。国民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见，且不断变换尊崇的对象，哪怕前一位说一加一等于五，群众也得喊乌拉，哪怕继任者又说一加一不是等于五而是等于三，群众还得喊乌拉。用强力维护信仰，只会威慑人心，但不会赢得真诚。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政治领导人直接参与甚至领导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也是弊端多多。这样以来容易形成对不同意见的强力压制，很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应当提倡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职能分开。政治家的职责是顺民心、出政绩；思想家的职责是出理论、出政策建议，为政治家提供咨询服务。让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学术，成为学者可以自由研究、充分讨论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本意是什么？怎样理解才更科学？这样的问题放手让学术界去讨论，政治领导人没有必要介入与表态。这样才有利于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比如，最近一些人争论不休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首倡者的问题，情况就很复杂。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反复论证过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论述我们过去宣传得很多。但除此之外，他们也确曾反复讲过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有兴趣的读者从中文版《马恩全集》和《马恩选集》可以查到。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恩格斯1895年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著名论断外，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7月17日给英国宪章党人的信、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都反复讲了“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问题。1892年伦敦两位工人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英国议会竞选并且当选以后，恩格斯非常兴奋。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那时的英国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马恩选集》第4卷第433-434页）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多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言之凿凿的论述，研究者平心静气地进行一些讨论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应该对我们的制度和人民有信心。英国从来没有什么法律要求公民必须信奉和坚持某种资产阶级理论。丘吉尔或撒切尔夫人当政时也没有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的最高理论权威。政治权力不窜位进思想理论领域。即使象丘吉尔这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国民照样可以对他提出不同意见，而这也并不影响丘吉尔政令通畅。英国没有苏联这样的理论权威“谱系”，可它的资本主义政权颜色没有改变过，它的政权也没有出现过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作品都是在英国写作的，还可以在英国进行传播。世界上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应当作为我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有益镜鉴。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应适当引进竞争机制。来自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通过一定的民主评定选择机制进行评判，党和政府择其善者而用之；成果的优劣通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审定，依法依规决定奖惩。政治领导人完全处于总揽全局、超乎其上、扬善惩恶、取舍有度的地位。唯其如此，才能有效改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生态环境，营造宽松、和谐的科研秩序。我们的领导者切勿相信一些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鼓动。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查过去的报刊资料，以前的反右、文革、批判马寅初、批判彭德怀，哪一次不是以“关系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名义发动的呢？结果怎样？动员的规模越大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伤害越大。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忘记呀！怎样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经过学术界的辩析，党和政府把全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运作中来，不是更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吗？

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向未来。在我国，直到今天还有种现象司空见惯：一篇文章刚出头，就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进行大批判。这是一种过时但仍有相当杀伤力的景观。有些人总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什么，而别人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都是错误的异端邪说，欲赶尽杀绝而后快。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把好的传统传给下一代，坏的作风不应该传下去。

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应该更加富有探索性、思辩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摒弃敌我思维，多些宪法意识、公民意识。探索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发展，就离不开探索。富有成果的探索需要创新精神，需要突破旧范式的束缚。求全责备只会破坏创新的环境，妨碍甚至扼杀创新的精神。所谓思辩性，就是对于任何学派、权威甚至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勇于有理有据地提出质疑、推敲、驳难、争辩，使之更加臻于完美。所谓包容性，就是对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见解取宽容态度。马克思在《马恩全集》开卷首篇文章中严厉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他风趣地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可见包容是青年马克思最热烈的追求和向往，也应当成为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的必备素质。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比如社会上有宣扬国学的，有传播宗教的等等，党和政府没有也不应该去强行禁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增加对他们的亲和力。否则，动辄横加指责，上纲上线，岂不是增加他们的疏离情绪，破坏社会的和谐？况且，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动辄大加挞伐，只会让人觉得缺乏起码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所谓开放性，首先是长于与不同流派的学者以诚相见、互相吸纳，从学术对立面的身上吸取科学营养。只有这样，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才有希望生产出适合时代要求的精神产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里，即将过去的一代有相当一部分是批判和斗争的一代；未来的一代则应该是潜心研究的一代，是善于与别人沟通交流的一代。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学说，至今在许多国家都有相当规模的研究者队伍。其中不少人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钻研还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深度。处于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各国文化交往日趋频繁的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应该积极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此，就要大力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善于与外国同行以诚相待地交朋友，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在对外交往中理应淡化“斗士”形象，强化“朋友”角色。要充分尊重对方，切莫颐指气使，好象真理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谦虚谨慎，在对外交流中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显得过于陈腐与可笑，有损于中国人的形象，必须加以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与中外朋友一起努力，创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新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样的改造，有可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新的转型期。我国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审时度势，跟上时代的潮流，努力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火药味更淡些，和谐气氛更浓些，理论学术水平更高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更大些。

本文摘要发于《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第14版，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要讲和谐》。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完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