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先为蒲松龄《聊斋志异》作序的，是淄川的两位缙绅——高珩和唐梦赉。高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与蒲松龄作《聊斋自志》差不多同时。唐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仲秋，仅迟四年馀。其时，蒲松龄还只是写了部分篇什，进行初步结集，远远没有辍笔。自从蒲松龄将此二序置诸其清稿本之卷首，它们也就随《聊斋志异》而流传下来，各种抄本、刊本，几乎没有一部弃置不用者。
自然不应夸大此二序的作用，认为《聊斋志异》是赖之以传。为别人的著作作序，本意自然不外是称扬其优点，阐明其价值，以引起读者的注目，推而广之，但是，从来没有一部蹩脚的书是靠名人的序言而风行一时的，更不要说长期流传了。长期以来，人们喜欢读《聊斋志异》，绝不是由于受了高珩、唐梦赉二序的影响，现在的绝大多数的读者，恐怕是开卷即读本文，并不去看序文是怎样讲的。然而，却也不能抹煞高珩、唐梦赉二序的作用和意义。要知道在当时小说是被排斥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之外的，根据《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那句话，谈鬼说狐之文更是违背圣人之言，蒲松龄就因此而受到过朋友们的规劝，乃至非难。身为领袖本邑衣冠的高珩、唐梦赉，一个是谢病家居的刑部侍郎，一个是罢官的翰林院检讨，能够垂青于一个穷秀才写的谈鬼说狐的小说，执笔为之作序，这本身就是对初步结集的《聊斋志异》的肯定，也是对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的支持和鼓励。当蒲松龄作成《聊斋志异》之后，特别是《聊斋志异》刊行问世之后，这种肯定和鼓励自然是不再发生什么作用了；可是在蒲松龄还在创作这部小说之际，特别是他的创作还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自己也为此而困惑、苦恼的时候，这种肯定和鼓励就不是没有意义了。
我们还记得，蒲松龄的《聊斋自志》最后是以一段极感伤的话作结的。他说：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可见他的悲哀，不仅在于半生蹉跎，境况凄凉，也不仅在于将舌耕之馀暇，殚精竭思，全付于结撰此类与功名完全无涉的狐鬼小说，一无所得，更主要的还在于无人赏识、无人理解其中所寄托的忧愤，人们往往视之为无聊之作、无稽之谈。
高珩和唐梦赉无疑是读过《聊斋自志》，也看过蒲松龄已作成的部分篇章，对作者的悲哀是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们为之作序都是重在破除所谓俗儒拘墟之见，为《聊斋志异》张目，阐明《聊斋志异》虽曰志异，“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然而却又是“以天常民彝为则”，“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与六经同功”。这种论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道学气味，不尽完全符合《聊斋志异》的实际内容，有些篇章就颇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但是，高、唐二序毕竟都是大破“子不语”之论，高序更以设问辩难的方式，驳斥了对《聊斋志异》持怀疑、否定态度者的种种口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基本特点：表面上是谈鬼说狐、记妖志怪，而内容却关乎世道，题旨是正大的，绝不可以视为无稽之谈、无聊之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珩所作之序。平心而论，他对怀疑、否定《聊斋志异》的诸种论调的反驳，并非全都能够数语破的，有的问题讲得很不透辟，不能使人心折，但有的地方却谈得颇精辟，如：
或又疑而且规之曰：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
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可也。
这不仅触及了文学创作不弃细事，不废寄托，总少不了虚构的问题，而且肯定了《聊斋志异》的意想与结撰之佳，还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些狐鬼形象形神皆美，可爱可敬。他所谓的“佳狐佳鬼”，无疑的是指当时蒲松龄已经创造出来的娇娜、莲香、婴宁、聂小倩，以及陆判、王六郎等狐鬼形象。可以想象到，高珩不仅很欣赏《聊斋志异》中的那些狐鬼故事的奇情异采，而且对那些美丽多情的狐鬼女子，也很感到兴趣，并不把她们自动委身于人视为有乖风化，不把《聊斋志异》中这种描写视为有伤大雅，他的头脑并不那么冬烘、顽固。
高珩在序末说：“君将为魍魉曹丘生，吾何辞齐谐鲁仲连乎？”曹丘生是汉初辩士，曾为季布作宣扬，“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这里即取其能游扬之意。鲁仲连是战国齐人，曾与人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高珩此二句是说，你蒲生要为鬼狐精魅立传颂扬，我怎能不为《聊斋志异》排难解纷，进行辩护呢？
高珩和唐梦赉应该算作是蒲松龄的最早的知音，最先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就这一点说，他们比张笃庆更高明一些。他们的支持，减轻了蒲松龄思想上所受的压力，更有勇气继续创作下去，对《聊斋志异》得以迅速流传开去，恐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高珩字葱佩，别字念东，自号紫霞道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起为秘书院检讨，旋即请假归里。顺治四年（1647），高苑人谢迁起义，攻陷淄川县城，高珩曾入清兵库将军幕，协助解决兵士的食宿问题。乱后入京补原官，历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左侍郎，寻左迁太常寺少卿，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最后以刑部左侍郎致仕。康熙三十六年（1697），老死于家。著有《荒政考略》、《四勉堂笺刻》、《栖云阁诗文集》等。事见王士禛《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带经堂集》卷八十三）
高家是淄川县的名门大族，明清之际特盛，科甲相继。高珩祖父高举，明万历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高珩群从兄弟，成进士者四人，即长兄高玮、从兄弟高琭、高玶，及其本人。其子高之（字冀良），顺治十八年进士，授贵州平越县知县，三藩之乱中遁归。高家与这一带地方之缙绅大族，如新城王氏，本邑张、韩诸家，均联络有亲。高珩与王士禛为表兄弟，其二女，一适王士禛之侄王启沆，一适张笃庆。
蒲松龄与高珩也有姻亲关系。蒲松龄诗有《哀梓岩》一首，小序云：
高之梓岩，吾甥也。文章道义，一时所推，不幸早殁。孤嫠失所，爱莫能助，为哀此以伤之。
诗前半伤高之之早逝，后半伤其遗孀遗孤受人欺凌，竟至不能归家。诗云：
忆昔颜春卿，所遗子与女，婚嫁一付平原。东陵跖，日食人肉，不闻脍禽肝。胡乃同巢鸟，不抚其雏？及化鸱与枭，破巢毁子相摧残。寡妇孤儿，亡不敢旋。家中无鸡鸣，瓮盎罄尽墙壁穿。十月向尽，禾稼无人收，雀鼠啾啾场圃边。宗人俱束手，戚里但傍观。遂令闺中嫠妇，伶俜诉宰官。官慈乃不为断，帝阍遥遥何处问青天？尔有司马忧，何遽不复？噫，梓岩！子未壮，胡遗畀豺虎？噫，梓岩！
蒲松龄称高之“吾甥”，二人显然有甥舅之谊。诗中，前说“同巢鸟，不抚其雏”，后又说高之有“司马忧”，用《论语·颜渊篇》“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意，可见欺凌高之的遗孀遗孤的，就是其亲兄弟。由于是祸起萧墙，而且高家势大，连县官都“不为断”，蒲松龄自然是不便于干涉，“爱莫能助”，只好以诗伤之了。
《国朝山左诗钞》卷三十三选录高之诗十一首，第一首为《题舅氏屏风》，诗云：
城市厌嚣尘，卜筑黉山麓。曲壑抱幽村，乱峰插茅屋。闲庭风日佳，清梦在濠濮。壁上耒耜横，事业惟麻菽。南亩问耕还，夕阳牧青犊。架上多异书，时时课儿读。潜德却闻达，士人乃刮目。翻笑郭林宗，虽隐未绝俗。
情况不类蒲松龄，抑或高之并非蒲松龄亲外甥。
《国朝山左诗钞》卷三十三小传云：“之，字梓岩，自号槐安客。之诸弟。有《梓岩遗诗》。”卢见曾按云：“梓岩诗，为予亡友胶州高西园所录。为言：‘梓岩幽忧侘傺，所遇多恶，年不及四十而死，搜其遗稿，属沂水高君梓之。’”这里所说之，为高珩次子，字仲治，监生，有《强恕堂集》。卢见曾谓高之为“之诸弟”，也就是高珩之从子了。所以，蒲松龄《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诗有“曾向三生联旧约，喜从累世续通家”之句，高珩在写给蒲松龄的信中（见后）也称之“亲家”。不过，高之之父，名字不见诸邑志，可见最多也只是个庠生。高之生平遭遇不佳，卢见曾谓“所遇多恶”，死后连遗孀、孤儿都不能自保，可见他们这一家在高氏大家族中地位之低了。
蒲松龄既然与高珩同邑，又沾亲带故，所以两人虽地位悬殊，但还是有所交往。
蒲松龄文集中有《上高司寇念东先生》，是为丈量土地，县吏催逼地亩册甚急，求高珩出面向县里说情。结末云：“今即不能减去一二本，为里下造无穷之福，莫若先以二本慰其去，而续以五本备其来。少缓须臾，则阖县安生，皆老先生覆载之恩也。”
《淄川县志》卷二“田赋”未载清初清丈地亩事，卷七“艺文志”载高珩《量田行》七古一首，诗云：
今年楚饷催何早，一月征输三月了。方伯飞符长吏愁，鼓吹两部心如捣。司农檄下竞量田，父老争谈万历年。心计江陵原了事，吏胥鼠辈胆为寒。今日文来止挂壁，不能按里增十一。一路啼号我未闻，止闻主爵将加级。仙令王乔故不同，铃阁似听缑山笙。履亩细询父老苦，鲁之旧贯务相仍。作法于凉百世则，树德雷封如稼穑。细咏舂陵太守行，不有君子能其国？
诗中言及“楚饷”、“司农檄下竞量田”，当为顺治十一年（1655）起王弘祚为户部侍郎，主持订正《赋役全书》，各地清丈地亩事而发。蒲松龄致书高珩，请他出面抑制地方胥吏催逼丈量册；高珩又有诗讽咏官吏不恤民苦，那么其时高珩必请告居里期间。又，高珩作《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志铭》，举出王樛为乡梓办了些好事，其中一件与清丈地亩有关，云：“淄川兵燹之馀，地以抛荒缺额，奉檄均丈，步弓旧为三尺二寸，吏竟私缩一寸，阖邑忧之。公率众申请上台，具题改正。其后地额不亏，版籍以定。”（《栖云阁文集》卷十四）可见其时王樛也正居里。高珩、王樛请假归里，曾同游联吟，时在顺治末年。蒲松龄致书高珩，当亦在此时。
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记，当清丈地亩时，蒲松龄曾作《督丈词》讥讽督丈人之鄙态，云：
国初邑令某，清丈田亩，乡派一人司事，谓之督丈。里中无赖贿胥吏得其选，大肆威势，高下其手。蒲柳泉先生年方稚，编《督丈词》，皆市井俚语，形容鄙态，令人绝倒，然即此足见当日情事，作韵语阳秋观可也。……《督丈词》皆以七字为句。《县志》有云旧步弓长若干，今骤减若干，为害匪浅，未知即此时否？
王培荀在道光年间还读到过《督丈词》，惜乎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读到蒲松龄的这篇“形容鄙态，令人绝倒”的“韵语阳秋”了。
蒲松龄又有《与高司寇念东先生》：
新令尹旧传衣钵，循良可以预卜。遂蒙骨肉关情，业已屋乌相托，心中激楚，不可言状。宝瑟之僵，代为悼叹，况复伤其所怜，更何以为情耶！闻之悒悒。忽闻晋秩秋卿，金瓯之覆，行不远矣，为之鼓舞。遂因便羽寄土物二种，愧不成贺，聊将函信耳。……
高珩晋升刑部侍郎，时在康熙十年（1671）。札中云“忽闻晋秩秋卿”，又有“愧不成贺”之语，见得是蒲松龄这年所作。开头几句说明，前此不久，高珩曾示意淄川县令对蒲松龄要别加垂青，给予些关照。
《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一有《用高少宰题》七绝二首，诗云：
风流令尹鹤琴过，座上忽闻白雪歌。
桃李满城春色遍，楼台傍水月明多。
其二：
把酒征歌晚更宜，烧残红烛漏迟迟。
东篱摘菊才盈把，正是篮舆引醉时。
《聊斋诗集》卷一为蒲松龄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的诗，与上面一札作期相合，而且诗中明白地点出了“高少宰”三字，高珩前此曾为吏部侍郎，可以推断诗中所说“风流令尹”，恐怕就是高珩所嘱托要照顾蒲松龄的那位淄川县令。据《淄川县志》卷四“秩官”，其人当为马德真。他确曾对蒲松龄别加青睐，表示特别赏识、友好。蒲松龄诗中“桃李满城春色遍，楼台傍水月明多”两句，就表明他对此是心领神会的。
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蒲松龄与高珩之间发生较为频繁的往来，是高珩晋升刑部左侍郎之后不久便请急归里居家八年期间。关于高珩这次告假家居，蒲松龄在《为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身登台阁之尊，志在江湖之侧，委笏而去，拂袖遂东，乐烟霞之啸傲，睹剑舄之雍容，已忘龙尾之道，不怀长乐之钟。”话自然要这样说，做祭文只能是颂谀，而实际上高珩之“弃笏”并非如此之清高，其心理是相当复杂的。高珩曾事明、清两朝，自觉难免贰臣之讥，入清后做了二三十年的朝官，经历过政治风险，尝过宦海升沉的苦味，顺治末曾升为吏部侍郎，不久便因事左迁，现在复晋升为刑部侍郎，也难免再得罪贬官，随着年事渐高，思想上不免有些消极，诗中常常流露出宦情淡薄、向往归田之意，说什么“晚节功名终嚼蜡”，“十年宰相亦堪怜”（《栖云阁诗集》“拾遗”卷二《忆华东先生语》）；有时还微露内心的隐衷，说：“累生尘垢何由洗？岂独残年未拂衣。”（《栖云阁诗集》卷十三《自适二首》）他告假家居，显示不热衷于做高官，个中无疑有借以逃避政治风险和沽名邀誉，弥补心灵的创伤之意。
高珩这次告归家居，摆出了一副清高的样子，在自家的菜园里，“筑载酒堂三楹，破茅不补，椽桷不斫，素木为几，棕皮为，束书行灶，翛然独往。置小舟池中，与客觞咏泝洄，自以为濠濮之趣，不减江湖。棘篱无门，苦竹蔽亏，人望之如方壶圆峤。时行吟于野，或跨驴入市，舍者不避席，炀者不避灶，夷然自适”（《王士禛《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康熙十三年（1674），早已罢职归里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写了《载酒堂题壁诗》，歌咏高珩之高雅，当地的一些文士也来凑趣，纷纷和之，就颇投合高珩的心意。蒲松龄闻讯，也写了《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自然也是极力谀颂，盛赞高珩园林清幽和文士题诗之盛，说是“霞觞共泛兰亭酒，石鼎新烹谷雨茶”（其一）；“篮舆载酒游莲社，遥羡德星聚一方”（其三），还说高珩“角中自有东山乐，何必镜湖水一方”（其四）。其中也表示自己未能参与唱和，颇以为憾，说：“锦水仙舟蹴浪花，龙门咫尺似天涯”，“无缘得预习池饮，枯守寒窗愧物华”（其一）。
在高珩这次告假家居期间，蒲松龄曾与之同游，还可能入其家为西宾。康熙三十六年高珩死后，蒲松龄有《挽念东高先生》三首，其中就透露出他们之间的一些情况。其二后两联云：
春梦婆能传哨遍，澧阳月已见云开。
当年邀我从杖履，日日蹉跎愧不才。
由这后一联，可见蒲松龄曾应邀从高珩游，一度生活在高珩身边，并非一般地过从，一年中仅有几次相晤。所谓“日日蹉跎愧不才”，只是自谦之语，说自己才短，不配“从杖履”，并非敬谢不敏，没有“从杖履”之意。因为，康熙十一年（1672），他确曾随同高珩、唐梦赉诸人游崂山，有“从杖履”之事。关于他们崂山一行，后面还要作具体叙述，暂不多说。这里要着重说的是，“当年邀我从杖履”句，恐怕并非单指那年他们同游崂山一事，还包括另外的内容。康熙十八年，即高珩为《聊斋志异》作序的那年，蒲松龄又有《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四首，咏载酒堂园林景色清幽，“参差柳榭王孙路，仿佛桃源处士家”（其三），及“主人逸兴广栽花，小结茅亭傍水涯”（其三），“醉吟白雪诗千首，笑坐金鞍人一行”（其二）之情趣。这是身临其地而咏，非如上次之“遥和”了。全诗最后两句说：“何当再续十年约，蜡屐从君采石华。”意思自然是行将离去，不胜依依。这里既云“何当再续”，显然表明前曾如此。据此推断，前此一二年，蒲松龄有可能应邀在高家做西宾，陪侍高珩游眺，茶馀饭后聊天，或者还充当抄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曾说高珩“作诗唾口而成，小史代书”），至少也是经常出入其门。
三
高珩邀蒲松龄来家，恐怕主要是因为蒲松龄工诗能文。蒲松龄的文学才能赢得高珩的赏识，显然是靠《聊斋志异》已完成的篇章，其思想和文采均不同凡响。高珩工诗能文，还有人誉为山东的文章宗伯，自然有些文学眼光。就这一点而言，他比张笃庆、孙蕙诸人都高明些。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首先为《聊斋志异》作序，充当为这种狐鬼小说排纷解难的鲁仲连了。
中山大学所藏《聊斋诗文集》旧抄本附有一批“寄聊斋”的书札，首篇就是高珩写给蒲松龄的，书云：
别来数日，想进修益复骎骎也。
往年看《志异》书未细心，今方细阅，卓然新出《艳异编》也，而尤胜之加倍者，则结构有法，点染多姿，四六、诗词无不佳妙，至跋语动人之劝惩，乐己之崇修，方知序中前身菩提，非漫语耳。
来书收讫，即悉刷送也。而净土一门，尤出生死捷径。初八日，王公睿来，亦已与之粗言大意。公睿向来只知练气口诀，而未知换身妙道故也。他日与亲家相晤，当畅言之耳。
《志异》四册，在敝斋方摘抄其有益于世者，数日内亦即送还也。
此札中提到《志异》书名，且已有四册，还言及《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自云前生似为“一病瘠瞿昙”之意，作期当在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那年腊月，高珩应召晋京复职，一年馀便以老病辞归，家居终老。札中云“别来数日”，高珩显然在家，而不是在朝。札中所讲及之王公睿名考献，同邑人，贡生。其兄王考祥，进士及第，官山西翼城知县，卒于官，亏帑银三千馀两。王考献曾三走京师，两赴太原，为之擘画，卒得免于追赔，将王考祥的灵柩运回淄川。事见《淄川县志》卷五“选举·续贡生”。他大概见于其兄的不幸结局，以及自身功名无望，有些灰心，便寄希望于成仙得道，烧丹练气。蒲松龄有《大悲庵访王公睿》，为康熙三十年（1691）诗；又有《王公睿烧丹，戏赠二绝》，作期大约稍后三四年。后诗云：
闭门丹灶火烘腾，云得仙传正可凭。
莲舍故人齐伫望，大家白日看飞升。
仙家故鼎妙如神，铁石投中化作银。
异日丹成飞去后，留将破斧赠同人。
对王考献炼丹，妄想成仙飞升，嘲讽之极。高珩在札中还只是谓王考献“只知练气口诀，而未知换身妙道”，意思是讥其肤浅，而蒲松龄对道家方术这套东西，则根本不信。据此揣度，高珩此札大约就作于康熙三十年左右。
高珩此札评论《聊斋志异》，与十多年前所作《聊斋志异序》有所不同。现在是重在其文章结构、点染、诗词之妙；还特别看重其劝惩作用，要“摘抄其有益于世者”，言外之意就是其中还有非有益于世者。这无疑是反映了高珩晚年的思想状态。
《聊斋志异》里有两篇与高珩有关的迷信神仙的故事：一为《上仙》，一为《侯静山》。《上仙》记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蒲松龄与高之（字季文，高珩兄高玮次子，后于康熙三十六年拔贡，选授山东茌平县教谕，未任而卒）同赴济南，高珩时已告归，也到了济南，因高之忽病，他们一起到南郭梁氏家求狐仙医药，并询及菩萨、阎罗诸事。《侯静山》是记述高珩谈的一件事：明崇祯年间，高珩兄弟二人尚未入仕，其祖父高举病重，经人介绍，遣仆马从河间府请来了号静山的猴仙所依托的一位老叟。猴仙预言高珩兄弟二人“云路不远”，但却不明确回答其祖父的病情如何，只云，“生死事大，其理难明”。不多久，高举便谢世了。这两篇均见《聊斋志异》现存半部手稿的第二册，作期当在高珩告归后的晚年，高珩很可能曾读到过。它们所记当不会是蒲松龄随意编造的，《上仙》为实有之事，《侯静山》必为高珩所述，否则，对高珩就有不恭之嫌了。看来，高珩虽然官位甚高，文名甚大，但还是颇迷信神仙，比起“只知练气口诀”的王考献来，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已矣。这大概也是由于年事日高的缘故。
康熙三十四年冬，高珩病逝后，蒲松龄有《挽念东高先生》三首，小序云：“栋梁摧折，风流顿尽，此吾所共哀也。闻讣泫然，因成长句。”其一云：
文章口泽满乾坤，老卧东山望更尊。
千里几无文献在，十年赖有典型存。
魂归关塞枫林黑，星陨台垣日色昏。
灭度元求无病死，九原乐否更何论！（自注：仆尝问先生何修。答云：“我非祈福，但求无病死耳！”）
称颂之极，俨然是一位文章德业并重的伟人。而蒲松龄代韩逢庥（字樾依，援例通籍，官至定州知州，以病乞归。《淄川县志》卷六“续循良”有传）所作《祭念东先生文》，对高珩致仕后的情况，写得更能见其人之真相：
迨夫圣朝赐休，角巾还第。绿野携觞，东山载妓。书卷怡情，笔床寄兴。名山系马，清流转鹢。遍蜡屐之芳踪，树文坛之赤帜。慧业文心，尤阐宗义，降魔尼于兜率之天，散空花于琉璃之地。且欲使苦海澄波，慈灯照世；寓劝惩于俚谣，皆慈悲之妙谛。
意思是说高珩晚年，既不放弃世俗的声色之乐，不废文士之风流，又寄精神于佛理，弘扬佛法。唐梦赉所作《紫霞先生传》中，也讲到高珩嗜书、好游，又信佛、信道，甚至“与黄冠老衲游，虽宾从杂沓，蒲团跏坐，若不闻也”（《栖云阁文集》卷十五附）。王士禛为之所作墓志铭文也特别讲他的这种情况：“谓公为慧业文人，而遗其糟粕；谓公为经济名臣，而志存丘壑；谓公为道学真儒，而不名濂洛；谓公为人天导师，而已解禅缚。世出世间，天游寥阔；八十六年，不愧不怍。众香国中，游戏去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带经堂集》卷八十三）除了“不愧不怍”四字大可商榷外，整个铭文却是颇耐人寻味：高珩亦官，亦儒，亦道，亦佛，究竟表明了什么？王士禛谓之“众香国中，游戏去来”，虽不能说寓有讥讽之意，为人作墓志铭总不应悖乎隐恶扬善之理，但也未必是由衷的称颂，因为将世俗的功利与仙佛的飘逸集于一人之身，毕竟给人一种“四不象”的滑稽感。高珩为什么要这样？蒲松龄的挽诗中“绿野堂中蕉鹿梦，碧莲花上宰官身”两句（《挽高念东先生》其三），虽然亦意在颂扬，但却对我们颇有些启发。“绿野堂”，唐宰相裴度别墅的堂号，喻富贵而风雅。“蕉鹿梦”，用《列子·周穆王》中的故事：郑人击毙一鹿，藏于蕉叶下，旋而忘其处，以为是梦。古人常用以喻人生得失如梦，表淡薄功名富贵之意。莲花，佛菩萨的标志。高珩居富贵风雅之中，却表示淡薄得很，要超凡出世；他身为朝廷宰官，长达数十年，老来却又要皈依佛祖，谈禅说法，以慈灯照世。这恐怕正反映了他内心的空虚、不安。高珩先后做过明、清两朝的官，在当时算作名节有亏，内心难免有其矛盾和隐痛，对自己的功名、德业都没有自我肯定的信心，行为上、心理上有此种不协调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四
蒲松龄和高珩的交往中，还有一条联系的纽带，就是两人都对通俗俚曲有兴趣。
蒲松龄自幼年便喜欢当地民间流行的歌曲，也曾写了一些抒情小曲词，以及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载《墙头记》等通俗俚曲十四种。这是众所周知的。
高珩虽然名位甚高，属于正统文人，却也曾染指于通俗俚曲。蒲松龄挽高珩的诗中，有“春梦婆能传哨遍”（《挽高念东先生》其二），“俚歌亦足颇微尘”（其三）之句；蒲松龄代韩逢庥作的《祭念东先生文》中也说到：“欲使苦海澄波，慈灯照世；寓劝惩于俚谣，皆慈悲之妙谛。”这显然表明高珩也曾作有旨在劝惩的通俗俚曲。因为蒲松龄兴耽此道，不以为不雅，所以挽诗、祭文中并不讳言。
高珩所作通俗俚曲，总题《醒世戏曲》，北京图书馆藏有旧抄本。唐梦赉《志壑堂文后集》卷下有《醒世戏曲题辞》，中云：“先生著述之富，可以充栋，不肯以之问世，而独以其出世之学，无可告语，于热闹世情中，作此清凉之曲，若嬉笑怒骂而出之，一以为子夜钟，一以为涂毒鼓。”可见高珩所作《醒世戏曲》，一如蒲松龄之俚曲，描摹世态人情之炎凉，不避俚俗，还颇为生动。题曰“醒世”，自然也寓劝惩之意。以此老之身份、经历，他大概对民间曲调并不很熟悉，也不善于用通俗的口语行文，他的《醒世戏曲》极有可能是受蒲松龄作俚曲的启发，并在蒲松龄的指点下完成的。
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蒲松龄俚曲《琴瑟乐》抄本，卷末有署名高念东之跋语，兹全录于下：
文字论神理，不论皮毛。即如此卷《琴瑟乐》曲，固皆家人儿女常设。若论其结构之法，有步骤，有起伏，有照应关锁。慧思绮语，时时点注；渲染补衬，处处勾连。时而冷间传神，时而妍热含态。波委云屡，穿经度纬，一气宕折，中章法精。色浓味永，骨秀圆韵。此是松龄作赋之才，小试于香奁一脉，必传何疑？
文字要有主宰。主宰一定，任有千头万绪，都不能乱。如曲中，凡父母、哥嫂、极（梅）香、夫婿，无数说话，都以女郎贯去，不可断续打成一片。若悟得此法，真可以挥洒万言。
文字灵活，须用机括，方拈得转。如曲中一梅香，一嫂子，从旁冷敲斜插，生出无数妙文，此即机括所生也。若（无）此二人，通篇便板煞，法更无转动处矣。然机括，有题外架起者，又有靠题拾得者。若嫂子之日与梅香（女郎）相习，梅香之日与女郎周旋，岂有不知岂（其）心性？岂有不密语调笑者？一经括动，恰是切身分，此即靠题机括也。作者之才非不能题外生机（括），但深闺处女，除相爱之嫂子，与相知之青衣，更有何人可以深谈也者！其必用靠题机括，是其心细密，相题有识处也。
文字最要有体，无论庄语，即亵狎语亦然。即如此曲中，须要处处看他女儿身分，其急于嫁也，以为琴瑟乐中定即殊味，嫂嫂之言若不甚分明，及至亲尝受创，至于浃洽，定情之后，虽恣意沉酣，而娇态自见，写情窦日开之女郎，都有分寸。若是下手为之，早已是娼妓想嫖客伎俩，其丑岂可复耐？金粪之别，于此立判，作者可谓有体如我。或不信吾言，请试举一书以证之。且如《金瓶梅》一书，凡男女之私类，皆极力描写，独书至吴月娘，胡僧药、淫气（器）包，曾未沾身，非为冷落月娘，实要高抬月娘。彼众妇皆淫媪贱婢，而月娘则贞良淑女，后众妇皆鹑奔相就，而月娘则结发齐眉，一概溷浊，岂辨贤愚？作者特用泥污莲之笔，写得月娘竟是一部书中出色第一人物，盖作者胸中横着“正经夫妻”四字，故其下笔自尔大雅绝伦。凡此皆所谓体也。乐府有理（俚）质一派，后世渐变而成此体质。不知俚质最难处，成语难得恰合，一也；驱遣不见痕，二也；就中入情得窍，趣味横溢，三也。篇中不及举，如“呸！笑着把他吐一口”，娇态如见；“这们（么）几年，你还没看够？”冷处传神。又有蕴藉极深之句，如“婆婆的模样倒不丑”，“蛇钻的窟笼蛇知道”，是也。娇态横溢如画如活之句，如“几乎错失就答应”，“摆着尾摇着头儿搂一搂”等句，皆呕心吐（沥）血而后得之，不得以寻常口头语，草草读下，浪掷作者之苦心也。夫读书而负人苦心，罪至不小。
通篇只有两大段：前是望嫁之急，后乃琴瑟和调（之）深。非其望之急，必不知其乐之深。譬如打鼓，边上敲得多，心内点得少，其实敲边时，皆为震动鼓心而设。此古人妙诀也。写到交欢之际，难得如此胞满，又难得如此雅训。最（撮）古人词曲之妙，莫至于董解元《西厢记》，其天真烂熳，纯以俚质行文，较实甫更为真切，此望（圣）叹所以欣赏不置也。此篇中鄙俚处见大雅，琐屑处具精神，真与董解元而神似者。世无怪（圣）叹其人，乌知余言之不谬乎！
今人不善读书，每将奇文忽略，看过如此篇，必有以小词忽之者，不知文无大小，看相结构如何耳。篇中起伏顿挫，呼应关锁，绝似《水浒传》；摹景写情，杂用方言，绝似《金瓶梅》；至其镂心刻骨，秀雅绝伦，则兼《西厢》、《牡丹亭》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肯抄袭一笔。食古而化，乃有斯文。
文字有丑处，须避之。如《孔雀东南飞》一篇，写至芝兰（兰芝）陨命处，便轻轻提过，诚不忍细写其状也。词中如女郎出室、母亲悲啼一节，轻轻点过，不惟省却笔墨，且回（可）作一色吉祥文字，亦避丑之法也。又有安顿法，如女子之爹妈、哥嫂与夫婿、梅香、媒人，皆宾也，爹妈只于埋怨时用之；办嫁装时用之，媒人则于定亲时用之；嫂子、梅香则于行聘、归宁时用之；至于哥哥，则于陪新郎时一用而已。其祥（详）略疏密，一一有法，非同浪设。新郎在何时用？曰此主也，彼非所谓不可须臾离者也。
此词有正笔，有反笔，有偷笔，有补笔，有暗度笔，有宜樆（离）故纵笔，有似断实连笔，有轻逗笔，有极冷笔，有略点笔，有大落笔，有对照笔，有及形笔，有缩脚笔，即藏针，真乃无法不真（具）。
有怪此词剥尽女儿面皮者，此弗思之甚也。天下上等事，只见人说，不见人做；天下极下等事，人都肯做，坚不许说。伊虽不说，谁其不知。肯做肯说之人，还是天真烂熳，况女儿须嫁，夫妇之间人之大欲，纵复急于结缡，亦自无伤风化，非终不可告人者也。请问词中情事，那回（个）女子能尽摆脱？第不许人说耳！女不许说，而忽一男子代吐其肚（肝）膈，正如犀炬一燃，水怪毕现，正恐天下红妆心爱此郎君解事，亦恨其饶舌伤人，将有群起而以香唾唾何郎之面，奈何？我知阿蒙善学古人，必能令其干也。一笑一笑。
《牡丹亭》传奇出，娄江俞二郎（娘）读之伤心而殁。在读者为情痴，在作者为慧业文人，未必能生（主）天下耳！
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署）题于栖云阁。
此册《琴瑟乐》是三十年代淄川人王丰之所抄，文字多错讹，署题也像是抄者揣度为之，足见其人只是粗通文字而已。但是，此跋写得有相当水平，于原著体会入微，评论颇多独到，并且还旁及《金瓶梅》、《牡丹亭》诸文学名著，绝非一般三家村夫子、乡村秀才所能办得到的。高珩与蒲松龄有文字交往，曾为《聊斋志异》作序，并且也曾染指于俚曲。依据这种种情况，可以相信此跋是出自高珩的笔下。
《琴瑟乐》，顾名思义，写新婚女子闺房之情事，摹写情窦初开之女子盼嫁、新婚，特别是初次合欢之心理、娇态，淋漓尽致，自然是时涉狎亵之形容，一般文士是不肯为文赞赏的。此跋文不独大加称赏《琴瑟乐》结构有法，描写入情入理，直与《董西厢》、《牡丹亭》、《水浒传》、《金瓶梅》媲美，而且末后还就此等“剥尽女儿面皮”之文字大发议论，批评世上对男女之事“人都肯做，坚不许说”之矫情、虚伪，认为此等事并非“终不可告人”，“肯做肯说之人，还是天真烂熳”，“亦自无伤风化”，真可谓发道学之伪药，有胆有识。这同明末清初的那股“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语）的世风，自然不无关系。
高珩曾为朝廷大臣，又负文名，晚年还崇道、礼佛，可谓道貌岸然。他能够公开称扬写闺帏私情的俚曲，挥洒这等与其位望极不相称的文字吗？并且，跋末署“康熙岁次乙亥”，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是年高珩已达八十有四的高龄，行将就木。他还能够有这等少年兴致和精力吗？看来，作跋时间或未必确实，有可能早上数年。但是，从蒲松龄的笔下透露的情况看，如《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咏其园林幽雅，高卧其中，“醉饮白雪诗”，“逸兴广栽花”，高雅之至，而其四便有“踏青伴去鱼窥沼，载妓人来鹦唤茶”之句；《为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中也说：“迨夫圣朝赐休，角巾还第，绿野携觞，东山载妓……”，此人的私生活并不那么古板、冬烘，他也有其庸俗的一面。怎能断定他不会欣赏，称扬《琴瑟乐》，不能挥笔写出这样一篇跋文？自然，他是不会将此跋文载入其文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