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淄川邑乘，明清之际那里的名门大族，有毕、张、王、高、孙、韩六姓。与蒲松龄关系较多的，除了西铺的毕家，再就要算是城北二十馀华里的丰泉乡王家了。
一
丰泉乡王家，在明清交替前后一百多年间，称得上是科甲相继，声势颇显赫。据《淄川县丰泉王氏世谱》，其六世祖王崇义，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浙江宁波知县。王崇义四子，长子晓，隆庆五年进士，历官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掌京畿道，升大理寺丞；三子㫛，恩贡生，未仕，以子、孙贵；四子暏，岁贡生，官山西汾州府学教授。
后来，这个家族中最显赫、与蒲松龄发生关系最多的，是王㫛一支。现据《王氏世谱》，将这一支四代人物（见诸蒲松龄诗文者，后附字号）的行辈关系，图示如下：
为了解这个家族的特点，有必要从王鳌永说起。
王鳌永字蘅皋，号涧溯，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初官襄阳知县，擢户部主事，后调湖广上荆南道，升佥都御史，督治郧阳，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对抗，因为与督师阁部杨嗣昌意不合，被解职。崇祯末，农民起义声势更大，朝廷危机，王鳌永起复原官，督治北通州军务，旋晋升户部、工部右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他遭到囚禁。清兵入北京，他归顺新王朝，以原官招抚山东、河南两省，当年至青州，为起义军首领赵应元所赚，俘而杀之，死赠户部尚书。事见《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本传，同邑高珩为撰《赠户部尚书涧溯王公神道碑铭》，载《栖云阁文集》卷十五。
王鳌永死后，其子王樛营葬归里，未及服阕，逢谢迁起义，陷淄川城。王樛曾同高珩入清军库将军幕，督助士兵宿食，嗣后入京，荫补銮仪卫职。顺治五年（1648）入镶蓝旗籍，为拜喇布勒哈番（汉称外卫指挥副佥事，从四品）。王樛字子下，当时年仅弱冠，工诗能文，并且一年间便学会了满文，并用满文疏陈钞法，为顺治皇帝看中，诏入内院办事，加太常寺少卿，兼中书舍人，据说“时内外章疏，悉以得公译正”。康熙三年（1664），补右通政使。然次年便病卒，年仅三十九岁。事见高珩所撰《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志铭》，文载《栖云阁文集》卷十四。
王樛能诗，与同邑在朝居官者唱和颇多。身后遗诗，从弟王橘刻之，曰《息轩草》，高珩为之序。顺治末、康熙初，王樛因生母、嫡母之丧，数年居里。张笃庆《厚斋自撰年谱》于康熙三年（1664）下记云：
云间蒋大鸿、左箴父子，及梁溪顾当如来游淄，与余剧谈风雅，共幻千秋，酬唱遂多。而吾邑高少宰、王银台两公，又为之狎之齐盟，于是坛坫声华，一时大振。
高少宰即高珩，时亦请假家居。王银台即王樛，明清时称通政使为银台。是时，蒲松龄已成诸生，与张笃庆结郢中社，唱和甚频，可断蒲松龄与王樛是见过面的，只是地位悬殊，谈不上交往。
王樛无子，死后便由其从兄王槠子敷正袭镶蓝旗拜他喇布勒哈番，授通议大夫。王敷正字代工，顺治十三年（1656）进学，从王樛隶籍旗下，康熙二年（1663）中顺天乡试。翌年袭职，钦取入国史院纂修《世祖实录》，后改授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内阁侍读学士。《王氏世谱》小传说他“庚申以病卒于官”。庚申为康熙十九年（1680）。《淄川县志》卷五“世职”，谓之“年四十五岁卒于官，寿不配德，论者深为惋惜也”。依此可断，王敷正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
王敷正年长蒲松龄四岁，早进学仅两年，既同邑，两人自然是相识。但是，王敷正进学后旋即去北京，并入了旗籍，两人也不会有什么交往。现存蒲松龄诗文，仅有《代王侍读敷正与布政司何书》一文，是为王家的亲戚袁锦家的官司说情的。文中提及“县尊马老父师”，查《淄川县志》卷五“职官”，知县马德真，康熙七年任，十八年离任，可断此文是蒲松龄于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在丰泉乡王家坐馆时所作。其时，王敷正并不居家。
二
丰泉乡王氏中，与蒲松龄交往较多的，是王樛的从弟、从侄们。蒲松龄诗集中，有许多首与他们唱酬赠答之作。
宁夏社会科学院王枝忠，根据蒲松龄的有关诗篇，考出蒲松龄在康熙十三年前后设帐于丰泉乡王家。文见于《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题作《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这是个有价值的发现，它证实了蒲松龄并非南游归来后，紧接着就到西铺村毕家去坐馆的。这也为考索蒲松龄南游归来至进入毕家这数年的生活行迹，剥露出一个重要线索。
这里要进一步考察一下蒲松龄在此期间与丰泉乡王氏诸人的关系，为了解其事迹及有关诗文，提供一些依据。
在王樛一辈中，其同胞兄王欀弱冠早逝，从兄王柱亦早卒。叔兄王槠，《淄川县志》卷五“封赠”有传：
王槠，字水因，庠生，以子敷正，封通议大夫，再赠资政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少失怙，事母三十年，孺慕如一日。天性诚悫，与人无欺伪，重义好施，不屑屑家人生产，徜徉林泉。……乃竟以五旬而终。
《王氏世谱》小传亦云：
以子敷正贵，封通议大夫、拜他喇布勒哈番，再遇覃恩，赠资政大夫、内阁侍读学士。
清制，凡官员覃恩，存者曰封，殁者曰赠。可知王槠死在其子王敷正袭职后、去世前。蒲松龄诗文中不见王槠的名字，也看不出两人有交往迹象，表明蒲松龄来王家坐馆前，王槠已经下世了。王槠之弟王棫、王梅，县志、族谱中均无传，可能是因为连秀才也不是，无可称述者。这一辈人中，名字可见于蒲松龄诗文者，除了上面已讲过的王樛，再就只有字雪因的王橘一个人了。
《聊斋偶存草》中，有《王子雪因邀饮，摘茉莉花置案头，感成一绝，寄刘孔集》，诗云：
五更梦醒意犹薰，一片寒香隔案闻。
疑在鹤轩眠未起，临床欲唤老参军。
《聊斋偶存草》基本上是依写作时间逐次过录的。这首绝句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夏，是可以肯定的。鹤轩是孙蕙在江苏宝应县衙门里的书斋名。孔刘集是孙蕙幕中的另一位师爷，与蒲松龄有同幕之谊。刘孔集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蒲松龄闻讯有《伤刘孔集》诗，中云：“髯翁吾老友，义气凌太虚。千里莲花幕，连床经岁馀。相将共杯酌，豪饮能十壶。识见一何卓，帏幄赞高谋。”可为此诗“临床欲唤老参军”句，作一注脚。此诗的大意是：由王橘招饮时摘来的茉莉花的香味，引起了一种错觉，竟以为是仍在宝应莲幕中。诗题注明“寄刘孔集”，诗这样写自然是表示对刘孔集寤寐思服之意，但也表明蒲松龄此时不在家中，而是居于客馆。王枝忠推断他坐馆于丰泉乡王家，是可以信从的。
王橘字雪因，号介侯，行八，在从兄弟中仅年长于王樛。据此推断，他约年长蒲松龄十五六岁，此时已年近五旬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考为岁贡生。《王氏世谱》、《淄川县志》卷六“续义厚”小传，都是极力称道他在家族中敦宗睦族的德行，如：从兄柱早卒，一子甫四岁，他“抚以成立”；从弟樛卒于官，无子，他为之立嗣、立祠，并倾囊为之刻《息轩草》行世；他还出重赀置祭田二百馀亩，“祭享所馀，以赡族众”，等等。于此可见，他实际上是这个大家庭主持家政的人，也应算是蒲松龄在丰泉乡坐馆的馆东。蒲松龄有《王甥祭岳》文，题下注：“王雪因祭”。当作于在王家坐馆时。
《聊斋偶存草》中，有康熙十二年暮春作《示王毅公》一首，诗云：
月明更已阑，莺啼春已老。人生在世间，置身苦不早。案上涂老鸦，掌中作珍宝。振翼飞长缨，堂前没荒草。酒浊浇榛墟，土花何堪扫？男儿贵及时，绿鬓宁可保？今日杏花飞，昨日杏花好。锦衣少年郎，挟弹长安道。
王毅公就是王橘抚以成立的王柱之子，名秉正。《淄川县志》卷五“例贡”载：“王秉正，考定州同知，柱子。”蒲松龄诗的内容是：慨叹自己的落拓，勉励王秉正少年努力，及早进身。题曰“示”，用的是长辈的口吻，可见王秉正就是蒲松龄在王家所教的弟子。王秉正父死母在。《聊斋志异》中《爱奴》篇写河间徐生被邀到一家坐馆，中间写到女主人干预馆师教子事：
公子不善读，呵责之，则夫人辄为缓颊。初犹遣婢传言，渐亲出，隔户与先生语，往往零涕。顾每晚必问公子日课。徐颇不耐，作色曰：“既从儿懒，又责儿工，此等师，吾不惯作！”
个中可能就蕴蓄着他在王家坐馆时的体验。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中“案上涂老鸦，掌中作珍宝”两句，显然是夫子自道，“涂鸦”也无疑是指作狐鬼小说，至少应该包括作狐鬼小说。“涂鸦”一语，蒲松龄还用过一次，就是后来所作《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诗中云：“搦管儿曹呈近艺，涂鸦童子著新书。”自注：“幼孙学著小说，数十年成十馀卷，亦可笑也。”可为一证。蒲松龄此诗中这两句，虽有自嘲之意，用以说明自己之落魄，但个中又表明他毕竟是性耽此道，热衷于“涂鸦”，已非偶尔为之，否则他就不会特别标举此事了。这又可以佐证，他在南游期间的诗中所说“新闻总入狐鬼史”，绝非一句虚语。
三
《聊斋偶存草》中，蒲松龄与王槠诸子的唱酬赠答之作较多，时间也比较集中。
一是康熙十二年九月，蒲松龄有《九日送定甫北上》、《九日与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和如水八音诗踵前韵》、《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这显然是一天所作，先登高，后饮宴，还有送王定甫北上的一个内容。重阳节有登高之俗，学馆要休假的，故他们有此闲暇。
定甫为王槠次子王一正。《王氏世谱》小传云：
一正，字定甫，行四，改名志正，入邑庠武生，寻以原名，援例入监，考授州同知。所撰有《心箴》四卷。
他这次北去，可能是去探望做官的长兄王敷正，也可能是去捐监或应吏部考试的。《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诗中，蒲松龄有自伤不遇的内容，说：
《离骚》欲读羞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
夜夜丰城高剑气，谁从雷雨辨雌雄？
这大概就是由王一正要晋京谋个前程之事，而触发的感慨。
二是康熙十三年秋，蒲松龄又有《奉酬如水留别之作》、《饮长人园中三十韵》、《同长人、心逸、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念三日同心逸、如水饮西园，分韵得啼字》、《如水新酿熟，清夜见招》、《心逸、如水邀愚兄弟共饮西园，归作呈寄》等。从这些诗显示出的时节看，前后经过了当年的七、八、九三个月份。
王体正字长人，号心闲。原为王槠次子，其叔王棫，年仅十七而逝，时王体正刚降生，未及弥月，即过房为嗣。《淄川县志》卷五“续贡生”称王体正为“康熙戊寅府学岁贡”。戊寅为康熙三十八年（1698）。蒲松龄在王家时，恐怕已经进学。《饮长人园中三十韵》中有“废卷从吾好，凌波寄所思。一庭摩诘画，半榻杜陵诗”，及“鸡社修吴盟，骚坛续楚辞”之句，可见王体正也曾从蒲松龄学诗。诗中又云：“林中余久愧，文举尔能师。”上句用后汉名儒郭泰故事，是说自己不如郭泰那样博学；下句用孔融让梨故事，称赞王体正同兄弟们颇友爱。《王氏世谱》谓王体正：“性仁厚，言动一衷于礼，兄弟以学行相师友，终身无违。”可见王体正性格比较温和，并非蒲松龄虚谀。后来，蒲松龄曾代毕际友作《祭王长人夫人文》，当系入毕家之后所作。
王居正字心逸，号怀庵；原名化正，字乃甫，号肖水。王槠第三子。他亦曾进学，后来援例出贡。他能诗，有《南游诗草》。《国朝山左诗续钞》卷二小传称：“高侍郎念东叙《南游》一册：英华灿发，而情致绸缪，间发商音，如闻太息。”然不见诸《栖云阁文集》。又，《王氏世谱》称：“行谊载赵宫赞所撰墓志。”赵宫赞即赵执信。可见他在居家的兄弟行，算是比较有点诗名。这年八九月间，他曾多次或与从兄王体正，或与四弟王观正，招蒲松龄来西园饮宴。
路大荒所编《蒲松龄集》之诗集“续录”中，还有《与王心逸兄弟共酌，即席戏赠》七绝二首，或即这年所作，还可能与《聊斋偶存草》中《念三日同心逸、如水饮西园，分韵得啼字》，为同一天所作。其一云：
古今梨园第一流，唤来灯下半含羞。
主人握盏频相问，笑倚银屏只点头。
可见王居正较其他兄弟更多点纨绔气。
《蒲松龄集》诗集“续录”中，还有一首七律，题作《腊月十九日过王乃甫新第，阍人不识，莫肯启关，隔窗致诘，因陈姓名而退》，诗云：
十年老友帐离群，偶过华堂日欲曛。
路接东西村乍断，山连南北雾初分。
阍人难见真如鬼，廊舍高参密似云。
门下无人识二仲，留将名字待君闻。
此诗作期不详，首句云“十年老友怅离群”，当作于康熙二十多年，也就是他离开王家十多年的时间里。此时，王居正已新筑了宅第，较往昔更有豪绅的气派，乃至门禁也森严起来。蒲松龄一向十分自重，受到门人的盘诘，自然便不肯进去，只口头上留个姓名就走开了。
这里附带辨正一个问题。
《聊斋志异》里的《口技》，篇后有“昔王心逸尝言”一段附文，吕湛恩注王心逸曰：
名德昌，字历长，长山诸生。顺治丙戌进士、太常卿桢之侄孙。工隶书，精天文及勾股算法。
吕湛恩此注是节录《国朝山左诗钞》卷四十九王德昌小传并卢见曾按语而成，但却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了。此王心逸并非长山王德昌。且看《口技》篇附文：
昔王心逸尝言：在都偶过市廛，闻弦歌声，观者如堵。近窥之，则见一少年曼声度曲，并无乐器，惟以一指捺颊际，且捺且讴，听之铿锵，与弦索无异。亦口技之苗裔也。
这段附文，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均有，可见并非后人添加。首句云“昔王心逸尝言”，可见作者是先闻后记，而且从闻到记中间还要有数年时间。那么，此王心逸必与作者差不多同时，并且曾去过北京。长山诸生王德昌，固然亦字心逸，但时间上却不吻合。吕湛恩虽然录自《国朝山左诗钞》，却不够细心，未推敲卢见曾按语中所引张元《题玉照堂诗后》结末几句诗：“愿君置酒老柳间，邀我同赋老柳篇。我今过君恰四岁，只恐少者当居先。”张元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见本书《张元及其父、其子》。那么，王德昌当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与蒲松龄相差三十六岁，王德昌成年时，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已近搁笔，《口技》篇早已作成，并传抄出来，不可能附记他的话了，何况还说是“昔王心逸尝言”。据此应当认为，向蒲松龄谈京中见闻的王心逸，就是丰泉乡的这个王居正。他同蒲松龄有过交往，其长兄王敷正在北京做官，也一定去过北京。
四
在丰泉乡王氏昆仲中，与蒲松龄交情最深的是王观正。
王观正字觐光，号如水，王槠第四子，从兄弟排行第九。他与其他兄弟们不大一样，并没有多少纨绔气，对钱财看得比较淡薄，重道义，性耽诗书，又颇有些才情。《王氏世谱》小传云：
公天怀淡远，才华俊逸，潜修一室，萧然如寒士。著有《问心集》四卷、《退省斋诗词》各一卷，藏于家。
这并非纯属虚谀之词。蒲松龄后来在《梦王如水》诗中，也说他：
世人皆有营，君独甘淡薄。兄弟皆华，君独厌藜藿。每一登君堂，俨然若丘壑。不觉囊中空，止觉杯中乐。百年道义深，胸次何寥廓！倘来等浮云，黄金置一哂。岂耐市尘嚣？宁作诗客窘。……
蒲松龄来王家坐馆时，王观正年仅弱冠，大约已经进学。由于年轻，不主家政，又好诗书，他便经常向蒲松龄问学，谈诗论文，议论世情，表现得非常谦恭。蒲松龄曾为其《问心集》作序，文中就表示了对他的良好印象：
王子者，生长侯门，年方弱冠，而罄折温文，见之可忘寒暑，每一晤语，恍恍然，真不啻从牛医来也。
“从牛医来”，用后汉黄宪故事。黄宪父为牛医，同郡的戴良，自恃才高，对人倨傲，而见到黄宪却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后汉书》卷八十三）。这里是借以赞美王观正谈吐风雅，令人心折。
当时，蒲松龄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又困于场屋，精神上很苦恼。王观正进学后，也未能中举，在大家庭中又不像兄长们那样别有所营。所以两人比较投合。王观正对蒲松龄，既钦敬其才学，又深切同情其落拓不遇，时而过谈相慰，大概还曾给予过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帮助，这就使蒲松龄对这位馆东之家的年轻书生，产生了一种知己之感。于是，两人日益友好，感情日益深厚。
康熙十二年秋，蒲松龄的《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诗第二首云：“穷途落魄叹遭逢，把酒登临问化工。三载浮名怜主弃，十年孤调与君同。”“君”自然是指王观正。如果说这还只是推己及人，同病相怜，主要还是自伤，那么到了次年，蒲松龄诗中就多写与王观正的诚笃友情和对王观正的感激之情了。
康熙十三年七月，王观正要去北京，有诗留别。蒲松龄有《奉酬如水留别之作》二首。其一云：“数日辄一见，乐如新相知。况乃千里别，星河限南北！”其二云：“思君不可属，离别何草草。远行岂无人？夺我晨夕好。”极表不胜依依之意。王观正去后不久，他又有《怀王如水二十韵》，诗里回顾了两人的友情，说：
平生漆园骨，肮脏撄世怒。既无陵阳心，又惭孙阳顾。因之芳年华，多为狂拙误。忽蒙达者怜，倾盖乃如故。酬酢晨夕欢，肝胆豁情愫。
接下来，便极表失侣的悲苦：
辍寐起回翔，夜庭漭回互。星汉湛虚明，径草团芳露。孤鸟悲凛秋，鸣我阶上树。月明满霜台，感此生永慕。但存弧矢心，谁能麋鹿聚？所叹俯仰间，同心如孤鹜。侧身望燕关，涕泪零如注！
诗里蕴蓄着浓郁的感情，见得两人的友情已多么深厚。
王观正赴都之后，王体正一日招蒲松龄饮酒。蒲松龄有《饮长仁（人）园中三十韵》。诗的前大半部分就题而发，写王体正园林之胜，及主人之雅致，而后小半部分便离开正题，转为思念别去的王观正了。诗云：
大苏张盛宴，小宋滞天涯。命驾真我欺，投珠可向谁？芳草人独卧，魂去梦相随。明镜怜双雪，飞蓬怨别离。燕莺春事改，云雨世情危。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濠梁兴未减，鸿鹄志宁衰？岁月忽成悔，行藏翻自疑。绨袍今故在，歧路怅何之？
这无疑是由于他与王观正的友情太深了，以致联类生情，不能自已，从饮宴转到了思人。这诗的题目，他本一作《王长人园中宴集，因怀如水》，当为后来改定，显然是更加与诗的内容相符了。
在蒲松龄正思念中，王观正未经月便突然归来。他喜出望外，连咏二律，题为《如水赴都二十馀日，不能便归，中秋前五日，兀坐斋头，而如水忽至，喜出意外，情见乎辞》。其一为五律，诗云：
故人千里去，别绪正徬徨。秋色梧桐雨，晚烟薜荔墙。旧游疑隔世，乍见似他乡。何意丹霞落，揽衣喜欲狂！
确如诗题所说：“情见乎辞。”
在蒲松龄关于王观正的诗文中，还隐约地透露着这个“生长侯门”的书生身世中，有着某种不幸。譬如《问心集序》中说：“王子如水，盖有忧患于中也。”又如《奉酬如水留别之作》其一，前半是写临别之情，而后半则变成了忠告：
爱极望苦赊，交深责益力。鬒者谁不变？及时修明德。渡河河水浑，渡溪溪水塞。魂欲往从游，茫茫关塞黑。北中冰雪飞，下有鬼与蜮。血拇掬人肉，盐骨以为食。浪漳勿久羁，波涛不可测。
显然，这里并非单纯希望王观正早早归来的意思。“交深责益力”，是说由于交情深厚，才肯直言相告。他劝王观正要“修明德”，意思是不要过于争执，应当忍让为怀，息事宁人。这可见王观正这次北行并非单纯探亲，或依靠兄长谋个前程。特别是诗中“渡河河水浑”以下十句，把王观正所要去的地方形容得如此阴森可怕，就更值得玩味。这可能是出于当时汉族人对八旗社会还不理解，带有一定的恐怖心理，也可能是含有更具体的内容，王家兄弟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蒲松龄十分同情软弱的王观正一方，对入了旗籍、做了京官的王敷正颇为不满。后来，蒲松龄在《梦王如水》诗中还说了这样几句话：
倘来等浮云，黄金置一哂。岂耐市尘嚣？宁作诗客窘。鉴彼黑心符，制情亦刚狠。凄风飘空闺，全以猛力忍。
“彼”指何人？联系上诗，恐怕不是别人，十之八九是指王敷正，或者还有去年已去了北京的王一政。说他们“黑心符”，大概是指王敷正等对幼弟王观正很不友爱，有所歧视、排抑。看来，这个官僚之家也很不和，王观正居于劣势，无力与兄长们抗争，“凄风飘空闺，全以猛力忍”，以致后来虽有“贵介裔”之名，而实则“萧然若寒士”，所处“俨然若丘壑”，不仅不能望居官的王敷正之家的项背，与“廊舍参差密如云”的王居正也大不一样。他们兄弟之间竟如此不和，存在如此的差异，推其原因，有可能是有名分上的差别：王如水是庶出。王观正在家族中受到歧视，科举上又未能飞腾，境况不佳，所以与蹉跎失意、不得不靠舌耕笔耘度日的蒲松龄，情意相投，成为知交。
王观正能诗，《王氏世谱》所云《退省斋诗词》，未见。《国朝山左诗续钞》卷四选录其《念东先生招饮孝河泛舟》、《重阳塔山登高》二首；小传说他还有《潜斋草》，亦未见，无法见其与蒲松龄的唱和之作。幸而其族孙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八，录其遗诗五首，中有《怀蒲留仙》一诗。诗云：
十年多病废交游，兰杜留芳思未休。
原上寒鸦啼落日，院中凄雨急鸣秋。
荒唐说鬼怀前度，慷慨谈诗记旧游。
今日焚香常独卧，空馀幽梦满高楼。
颈联说“荒唐说鬼怀前度，慷慨谈诗记旧游”，当指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时，因为只有那个期间，两人的接触才较频繁。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那么由首句所说“十年”，可断此诗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数年间。王观正于诗中缅怀往日的亲密交往，极写别后的孤寂落寞之感，深切思念之意溢于言表，绝非一般应酬之作之可比，确实见得两人的友谊是非常深的。
在两人的交往中，王观正有一件事曾使蒲松龄铭感于心，终生难忘。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蒲松龄的母亲突然病逝。当时，蒲松龄的家境十分贫困，又逢灾荒之年，他们兄弟们无赀营葬，又借贷无门。王观正虽然并不富裕，却闻讯倾囊相助，才使蒲松龄办了母亲的丧事，尽了人子之情。此事见于蒲松龄所作《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王如水》一诗。蒲松龄在诗中，除了追述当时的困窘情况外，还特别说明：王观正虽为“贵介裔”，却“实无升斗藏”，自己用了他的银子，就等于“分薇于首阳”，意思是像分吃了伯夷、叔齐赖以活命的野菜一样，于心很不忍；并且，由于养活妻孥，数年之久还不能偿还，现在听说王观正由于无力筹备儿女婚事，正受到家人的埋怨，自己就更“身如负刺芒”，心里非常难过。结末云：“咨嗟述往事，妻子俱沾裳！”确实是“情见乎辞”！此诗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此诗不仅可见两人交谊之深，亦可见蒲松龄作此诗时还是穷困得很。
王观正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秋天，蒲松龄有《梦王如水》诗哭之。小序云：
如水病瘳，半年不复见之。八月十九日，自济门归，闻其复病，因迂道拟一握手，及门，则已成今古。入哭而行，将挽以诗，久之未就。重阳后三日，忽梦如水至，相见如平生。笑曰：“君欲贻何迟也？”顿忆其亡，持哭而寤。呜呼！悲何如矣！
诗首先称赞王观正轻富贵、重道义的品格，继而便是前面所摘引的几句，含蓄透露他在家族中受压抑欺凌的境遇，接下来是述说其晚年贫病交加的苦状，这等于勾勒了其生平大略。最后一段写本人未能在亡友临终前握手诀别，梦寐思之，旬馀不能释怀的哀痛，有“哀情从中来，俯仰摧肺肝”之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同是科举失意人和境遇堪怜的不幸者，臭味相投，以沫相濡，交情良深，确如蒲松龄为王观正《问心集》所作跋语中所云：“葵藿倾心”，“金兰投契”，“非世俗之知交”。
五
丰泉乡王氏人物中与蒲松龄有交往者，不独王崇义一支的后裔。有必要讲到的，还有王崇义三弟王崇化的曾孙王敏入。
蒲松龄有《陈淑卿小像题辞》一文。文用四六体，记述陈淑卿与其夫“因乱成婚”，“为欢废礼”，大不为姑舅所容，被“驱遣”返母家，“遭逢苦而忧患深”，后虽得到谅解，“艰厄尽而债孽满”，却又“乐极哀生”，旋即夭亡，情词悱恻，动人心扉。
前数年，田泽长据之写了《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认定陈淑卿为蒲松龄于患难中遇合之如夫人，从而勾画出二人从相恋到死别的一段情史。
这是一个误解。误解之发生，就在于对《陈淑卿小像题辞》中若干语词故典疏于斟酌，理解错了。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笺释。
《题辞》云：
游龙之人，宛同洛水；射雀之客，旧本瑯琊。
按：前句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意，谓女主人公姿态婀娜，犹如洛水之宓妃。后句“射雀之客”，典出《旧唐书·高祖窦皇后传》：“后父毅尝曰：‘此女有奇相，且识不凡，何可妄与人？’因画二孔雀屏间，请婚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于帝。”后世遂以“雀屏中选”称得选为婿。这里是指陈淑卿选中之夫婿。“瑯琊”，古郡名，以瑯琊山得名，领今山东省东南部，治东武，即今山东诸城县。“旧本瑯琊”，犹说出身“瑯琊世家”，是指“射雀之客”姓氏郡望，非就其邑里而言。自汉魏以来，瑯琊王氏为著名士族，东晋南渡，与陈郡谢氏俱为江左“盛门”，仍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系虚名于本土，后来积习相传，“瑯琊”便成为王氏之郡望。所以，可以断定陈淑卿之夫婿，必为王姓。蒲氏与“瑯琊”无涉，淄川亦非古瑯琊郡国所属之地，此“射雀之客”，绝对不会是作此文的蒲松龄本人。
《题辞》云：
伯鸾将婚，兵方兴于白水；文姬来嫁，乱适起于黄巾。
按：伯鸾，后汉梁鸿字，与孟光为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文姬，汉末蔡琰，乱中被匈奴虏去，后为曹操赎归。这两句是写陈淑卿与其夫婿“因乱成婚”之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兵方兴于白水”一句，是用后汉光武帝刘秀起于南阳白水乡的典故。张衡《东京赋》云：“我世祖龙飞白水，凤翔参墟。”薛综注：“龙飞凤翔，喻圣人之兴也。”这里用此典故，当是喻清定鼎前后派兵攻掠山东之兵事，如崇祯十二年（1638）正月，攻陷济南；十五年（1642），攻陷临淄、青州（《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邻近的淄川县，当亦有兵燹。如此，则“乱适起于黄巾”句，当指明清易代之际淄川发生的“流贼土寇”之乱。据《淄川县志》卷三“兵事”，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清定鼎北京之年，淄川更加动乱：
三月，王茂德自西来，驻周村，夜率贼攻城，拒却之。四月，李自成伪县尹孔仕鲁来。五月，流贼李自成伪权将军郭姓者，率兵数千自南来，抵城下，拒之，引去。六月，王茂德自东复还，率其党驻兵城北，号召及数万，极力攻城。城中亦极力御之，杀其渠魁韩士茂，城仅全，而乡中蹂躏不堪矣。
接着就是清廷派王鳌永招抚山东，率大兵至青州（《清史列传》卷七十八）。陈淑卿“因乱成婚”，很可能是在这一年。即使退一步说，至晚也不应晚于顺治四年（1647）谢迁攻陷淄川县城时。否则，“兵方兴于白水”一句，岂不就没有着落了？而此时，蒲松龄还是个乳臭未除的孩子，说不上“将婚”，何以会发生男女遇合之事？足见《题辞》中所写不是他本人的事情。
田泽长文虽然误解了《陈淑卿小像题辞》，错点鸳鸯谱，但却引起许多研究者对蒲松龄此文的注意，有人致力考索，先后有马振方《〈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邹宗良《〈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订补》等文发表（前者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后者载同刊1986年第3期），基本上考证清楚，蒲松龄此题辞是应同邑友人王敏入之请而作，文中所赋即王敏入与其妻陈氏的一段十分令人同情的姻缘。
王敏入，字子巽（巽，入也，卑也，与逊通，故一作字子逊），号梓岩，邑庠生。据《丰泉乡王氏世谱》，父瑞永，字应之，增生，“数奇不偶，殚力声韵之学，时写意于诗词”。王瑞永与王鳌永、箓永为同曾祖之族兄弟。这一支显然不像王鳌永那一支富贵。王敏入的事迹，载于《淄川县志》卷六“续孝友”，《王氏世谱》、《国朝山左诗续钞》卷三十二等书，均自县志节录，主要是记其于明末清初乱离之际舍生救亲，亲殁之后，自负石营墓，手镌其父遗诗于山岩，又筑石室，自写双亲真容供诸其中，朝夕虔奉诸孝行。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亦记其事，并载其《昭远阁初成咏怀》一首，诗云：
小阁初成素愿酬，杯棬聊足祀春秋。
云根不朽千年计，霜鬓全删百岁愁。
但得儿孙无坠绪，纵非富贵有贻谋。
尘封往迹留残卷，何日开雕费校雠？
昭远阁，当即县志所说石室。“云根”句，自然是指刻诗于石。可见县志所云非虚谀之词。
县志说他“自写双亲真容”，可见善绘。又，邹宗良文首先揭出，《淄川县志》卷首有《般阳二十四景图》，图后有唐梦赉题识，云：
邑文学王梓岩，望出崔、卢，名高顾、陆，凡所为诗文，授笔立就，皆能道所欲言。其画，绘山川、云物、卉虫最工，尤善写生，极妍尽态。至所制鳌山灯，园扉开合，人物拱揖，泉飞鹿走，览者惊为神助，间尝于巨家一再见之。今所画般阳诸图，于康熙丁卯五六月间，冒暑裹粮，一仆一骑，周历十馀日返，而后下笔。垂帘闭阁，毕得其情状。……
“尤善写生，极妍尽态”之句表明，不独县志中所说“自写双亲真容”不假，其妻陈淑卿小像也必为其亲自所绘。蒲松龄《题辞》中云：
半杯浆水，呼小岁之儿名；一树桃花，想当年之人面。敬传神于阿堵，聊寄念于空闺。
就正是写陈淑卿之夫婿在悼亡之痛中，想象着妻子美丽的面庞为之画像的情状。
蒲松龄与王敏入是有交往的。在蒲松龄文集中，除了《陈淑卿小像题辞》外，还有一篇为王敏入写的《〈追远集〉序》。序开头一段话：
王子梓岩，文章风雅，弱冠知名，而讽咏馀暇，兼精顾、陆之长，且镌镂图章，无不臻妙，非其慧业深耶？
也讲到他有绘画之长。关于《追远集》，序中说：
昔太公先生，古道君子，沉酣缥帙，殁后龙麟凤蜕，堆叠满屋，而其《集韵》一书，尤攻苦二十载，真足并驾沈、刘。恨错囊羞涩，不能播诸海内，得识者赏鉴，因将吉光片羽，镌之怪石，供诸名山。而终以夸娥负山，恨力致之不远也，思以十指寿梨枣，略出一斑，与天下共政之，而删定之责属予。予与分深李、郭，不敢敬谢不遑，遂受而卒业。……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段文字中间，应于“真足并驾沈、刘”句截断，不可与后文连读。也就是说，讲声韵之学的《集韵》一书，是作为王瑞永多种著作中的力作而举出的，当属上，后文所讲“镌之怪石，供诸名山”者，并非专指《集韵》之“吉光片羽”。因为将韵书之片断刻之石是无意义的，并不能“得识者赏鉴”。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一中先列举了王瑞永的多种著作，尔后明白地说：
殁后，子敏入搜遗诗，镌诸石。今园废为陇亩，积石犹有存者，字迹隐然，半为樵夫牧竖摧毁。余从侄永济往视，摩挲拂拭，录其可读者……
下面便录出了王瑞永《仙岩秋况》、《山居自遣》二诗。可见县志王敏入小传中所说“手镌父诗黉山、泰岱，及千佛、华不注、长白诸山，以图不朽”，还是可信从的。那么，王敏入要亲自雕刻而请蒲松龄“删定”之《追远集》，也是王瑞永的遗诗，而非《集韵》。《王氏世谱》记王瑞永“卒后，长子敏入搜葺佚稿，得诗若干首，手镌《追远集》行世”，也是可信从的。因为既已刊印，其家必有藏本，就不会弄错了。蒲松龄此文末署“康熙三十一年（1691）岁次壬申”，其时王敏入当已年近古稀。前面所引其《昭远阁初成咏怀》诗，末联是为其父遗稿尚未能整理刊行而兴叹，估计那首诗作于其父死后不多几年。现在终于编定，后来果然手镌行世，确如书名之取义，堪称是做到了“慎终追远”。
蒲松龄称他与王敏入是“分深李、郭”，意思是他们二人如同后汉的李膺和郭泰一样，彼此引重，有深交。这恐怕不假。王敏入让蒲松龄删定其父的遗稿并作序，就说明对蒲松龄是敬重的、信任的。蒲松龄在序文中对王敏入极为称扬，见得也很敬重。王敏入既然请蒲松龄删定其父遗稿，那么请蒲松龄为其自绘亡妻小像题辞，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陈淑卿的事情，载于《淄川县志》卷六“续列女”。为了同蒲松龄的题辞作一比较，有必要引录于下：
陈氏，孝子王敏入妻，性贤慧。值明季土寇之乱，合卺未成礼，遽仓皇奔匿山谷。氏遥见其夫衣白而伏，遽脱青衣遣婢持覆之。少顷贼至，辄望白处追射，敏入卒免。既而，氏以早失怙未娴女红，失姑意，遣归。氏大归，毫无怨意。后翁姑渐老，复迎氏。时岁大饥，氏鬻簪珥，供甘旨，助小姑婚嫁。翁姑病，氏亲为涤溺器，除粪箕，翁姑至为感泣。族属里党咸称孝妇焉。唐太史次其事，为作夫妇孝义合传，盖实录云。
《乡园忆旧录》卷一亦载其事，遣婢送衣救夫情节是一样的，只是张冠李戴，将女主人公之夫误作王箓永之子了。这大概是由于年代已久，传闻致误。不过，作者王培荀明确地将此事与蒲松龄所作题辞联系了起来，文末云：“蒲柳泉先生为作四六一篇，情词悱恻。余手录之，惜不知散失何处。”这又证明《陈淑卿小像题辞》确非蒲松龄自传其事，而是写的王家之事，王氏后裔是知其底蕴的。
对照蒲松龄之《题辞》和县志中之孝妇陈氏传，可以看出两者所记陈氏，最初是因乱同未婚夫有接触，中间是被婆家逐出，最后又被迎归，与丈夫重圆，大体情节一致，既然是同时、同地、同姓，可以肯定就是一个人，陈淑卿就是王敏入之妻。
两者在记述上也有许多差异：一、县志只写陈氏遣婢送青衣，使未婚夫免于难，并没有亲自私相授受，更没发生私自同居的事情。而蒲文则写他们于逃难中相会，自动成婚同居：“倥偬搭面，送神女于巫山；仓猝催妆，迎天孙于鹊渡。片时荒会，遂共流离；一点雏龄，便知恩爱。寄八襊之襻带，不为秋寒；脱半臂之锦绡，非怜夜冷。”虽言及衣物之事，却是形容两人之恩爱，非乱中权宜之救护行为。二、县志谓陈氏“以早失怙未娴女红，失姑意，遣归”。《乡园忆旧录》只讲到“赋离鸾居”，根本回避了“赋离”之缘由。而蒲文则直写：“因乱成婚，已失椿萱之意；为欢废礼，大非姑舅之心。厌嫌之色难堪，驱遣之词并进。流纨新妇，蹴裙之细步以归；织素故人，望蘼芜之高山而去。”一言以蔽之，是因为陈淑卿自动同居，“为欢废礼”，行为有失妇道，被公婆驱逐出去的。三、县志只说陈氏“大归，毫无怨意”，一笔而过。而蒲文则用了许多笔墨，写陈淑卿与其夫仍然暗中往还，“青鸟衔书，频频而通好信；红衿系线，依依而返旧庐”，“红豆之根不死，为郎宵奔；乌臼之鸟无情，催侬夜去”。真是“道里非遐，遥天相似；房帏日近，荡子还同”，“离合惊其非常，悲欢感而交至”。四、县志并未讲到陈氏之早死，未能与其夫白头偕老之悲。而蒲文则写到了：“所恨离奢会促，孙子荆怨起秋风；可怜乐极哀生，潘安仁悲深长簟。”这是借晋孙楚伤胡毋夫人、潘岳作悼亡之诗，谓王敏入丧妻。接着便极写其悲伤：“香奁剩粉，飘残并蒂之枝；罗袜遗钩，凄绝断肠之草。”
这些差别，固然与文章之体用不同有关，列传于邑乘，旨在表彰其德行，自然不能写进非礼之事，个人题辞则可以随便一些，但这里面也反映着作者的见识、思想境界。蒲松龄与王敏入为同时人，且有交往，又是应王敏入之请而作此题辞，陈淑卿之事当得之于王敏入之口述。他不能像作《聊斋志异》那样，随意虚构，更不能无中生有地将一些当时视为不光彩的事情，强加在已亡故的陈淑卿身上；如果是那样，就等于对王敏入戏谑不敬了。可见蒲松龄所赋陈淑卿之事是真实的，而县志之记述，经过了传述者和执笔者之净化、粉饰，已经没有真实的生活血肉了。更重要的是，蒲松龄敢于冲破世俗的眼光，不以陈淑卿“因乱成婚”、“为欢废礼”，以及被逐之后还同王敏入暗中过夫妻生活为非礼，笔端凝聚着同情和悲哀，毫无顾及地写出了她一生遭遇之不幸。正因真实，也才深刻而意义深远，显示出封建主义的所谓女戒妇规的不合理。从这里正可以觉察到，蒲松龄对妇女的爱情婚姻问题，思想比较解放，抱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的心肠，不那么严格拘泥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他的《聊斋志异》里，有那么多男女私相授受、相悦相爱的优美故事，不是没有原因的。不可能想象一位道貌岸然的拘墟小儒，能够写得出来。
最后还应讲到，马振方、邹宗良的文章都讲到了，在现存的蒲松龄词稿中，还有为王敏入续弦而作的词，计五调六阕。第一阕为《贺新郎》，题作《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这几阕词的格调，与《陈淑卿小像题辞》迥然不同，摹拟新婚燕尔之闺房情趣，着笔不避至艳至俗，恣意调侃、戏谑，全无拘束。然而，其中却蕴蓄着不少的信息。题目中“王子巽续弦”数字，就表明王敏入在陈淑卿死后，不是终身未再娶，而是又续娶了一个妻子。由《贺新郎》第二阕“几年不到阳台路”句，《秋蕊香》“君抱两年孤睡”句，可知王敏入是陈淑卿死后两三年间续弦的。《妾十九》词云：“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时妾始有。”说明王敏入比续弦的妻子大十七岁，续弦时是三十六岁。据蒲松龄之《题辞》、县志中之记述，王敏入在明末与陈淑卿“因乱成婚”时是将婚未婚之年，大约为十七八岁。那么可以推定，陈淑卿之死、王敏入续弦，是顺治末年、康熙初年的事情。蒲松龄词稿是依作期次第誊录的。这几阕居于词稿之首，接下来是《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时间正吻合。
据蒲松龄《陈淑卿小像题辞》中所写男主人公“悲深长簟”、“敬传神于阿堵”之情状，王敏入自绘亡妻小像，当在陈淑卿死后不久，其悲痛未定之际。蒲松龄应邀题辞，情词悱恻，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事过境迁，最伤心的事情也要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愈来愈淡薄，愈来愈不动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