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历史的某个时段总是需要回首过去，前瞻将来，为今天定位。今天的中国正面临青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时，回溯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一件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事。令人叹惜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却仍然那么新鲜，仍要旧话重提。
早在３０年代，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并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１８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２０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１８世纪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人权不过是自由主义之树上的一个重要果实。在西方，尤其在英美，自由主义及其人权之果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在中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前半叶曾做过一阵培育自由主义之树和人权之果的事情。现在看来，恐怕中国人到了２１世纪还得重操这份未竟的旧业。
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研究那些北大独有，而其他地方无，或北大多而其他地方少的东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的价值和精神所在的那些东西。如何找到这样的独特性呢？我们不妨听听那些公认为北大精神和传统化身的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独特性的。从这类代表人物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四位北大校长有关北大传统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北大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除非他们的代表性有疑问，否则他们的结论就应该成立。如果承认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一定是自由主义的。
谈到中国近现代的种种思潮，不能不谈到自由主义；谈到自由主义，也不得不谈到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北大。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不仅使一代代北大人引以为傲，而且也得到了一代代华人学子的高度认同。著名华人学者刘述先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到，“我由中学到大学，接上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先生中学是在上海和台湾上的，大学是在台湾大学上的。一个与北大“无关”的人，何以接上了北大的传统，而且是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原夹，刘述先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而傅斯年先生及其朋友又把北大传统在半个世纪前带到了台大，使得刘先生能在青少年时起接受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熏染。自那以后，台大也成了台湾岛上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派的重镇，成了学生们争民主要自由运动的策源地。这段插曲证明，北大的传统不仅是自自主义的，而且是超越北大的。著名华人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在一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也表达了一位海外学人对蔡先生所奠定的北大传统的高度景仰。
如果说自由主义传统是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北大传统，显然与事实不台。但若说自由主义的传统是北大前５Ｏ年的传统，大概不会有大的偏差。事实上，北大早期的自由主义传统还可以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得到证明。这就是１９４９年后，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持续的、彻底的、大规模的“肃清”和“思想改造”恰恰证明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北大也因长期被当作重点改造对象而成为极左思想的重灾区。
应当承认，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未特别发达过，更没有深入过中国的本土社会，只是在中国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影响。北大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找到自由主义的地方，而经过革命风暴和大规模思想改造的涤荡，在过去的５０年几乎荡然无存。正因为弱小，正因为消失，正固为其命运多舛，也正因为它曾经带来的那么一点点暗淡的曙光，今天我们才有必要重新正视它。
作为自由主义一种系统的思潮，“兼容并包”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在后５０年的北大基本上是历史中的记忆。尽管如此，北大的学子们还每每用他的行动让世人感到，自由的因子还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
北京大学与自由主义的密切联系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在很大程度上，北大本身就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实现中华振兴的产物。１０３年前，康有为等１３００多名在京参加会议的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万言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兴办现代学校。此后，康有为本人又以奏折形式敦促清帝尽快在北京建立京师大学堂（即北大的前身）。从历史大背景看，北京大学先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产物，继而成为变革与开放的推动者。可见，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北大命运就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脉搏，后者强，前者旺，后者弱，前者颓。开放使自由主义进入北大，变革使自由主义深入北大。又可见，北大站在东西文明的交汇点上，而任何文明的重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就在于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文明越先进，其所融入的其他文明的优秀遗产就越多。
自由主义，尽管有其特定的价值倾向，但却是一切“主义”中最为开放的主义、最能宽客其他主义的主义，是唯一允许甚至提倡反对自己的主义。所以，“宽容”也罢，“兼容并包”也罢，在性质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宽容”并不等于“赞同”。蔡先生把各种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着他对各种主张都实行“等距离外交”，他还是能够尊重持不同主张的权利。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义的一句口头禅：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维护你持反对意见的权利。
我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北大传统是一个反门户的传统。比如说，北大传统的缔造者象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都不是北大的产物，但他们都成为北大传统的缔造者。北大不是自己产下的，不是自己的产物。北大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努力追求自由的结晶。换句话说，北大的传统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预示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有鉴于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已开始自觉地去补被先辈们漏掉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一课。
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从自由主义脉络上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去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北大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教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苦难与风流）。文汇出版社）由此可见，当时在靠蔡元培先生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况。然而，这一平台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建立在蔡先生的个人人格力量上。一旦这种人格的力量消失，这样的平台难免要出现裂痕，乃至最终崩塌瓦解。
在自由主义制度上了轨道的西方大学里也许出不了像蔡元培那么伟大的教育家，其原因是那里的兼容并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上的，是靠自由主义的制度支撑的平台。无论谁作校长，这种制度平台的宽容性质也许有摇摆，但不会有彻底的改变。可见，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既是北京大学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骄傲，其中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合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制度的平台。要想使兼容并包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所有大学的办学方针，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关心如何把过去支撑兼容并包的人格平台变成将来不随人格力量而动摇的制度平台。否则，即使再次出现建立在人格平台上的“兼容并包”的局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仍将是昙花一现。其实，需要“兼容并包”制度平台的不仅是大学堂，更是整个社会。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这个传统不被世人忘却。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传统的复兴。复兴当然不是复制，而是重建与发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北大、乃至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一个“兼容并包”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变成一个自由、宽容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思想的市场当然也是自由的市场，各种思潮都应有其一席之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当然也不例外！
回顾历史，北大从其孕育时起，就与中国的自由事业命运相关。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这不仅是北大传统的使命，而且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