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3日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二十四史是基本典籍

二十四史，即《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连续完整的著作体系。在中国，只有二十四史才能被称作“正史”，正史是二十四史的专称。“正史”的“正”字，是“一”和“止”的合体。甲骨文字形，上面的“一”符号表示方向、目的；下面的“止”，是脚趾。这就很容易理解，用“正史”来概括各个朝代的历史，其目的就是形成一种政治历史文化的认同。对王朝正统性的确定，是建立历代统绪的基础。清乾隆四年（1739），钦定《史记》等二十四种史书为正史，并规定 “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清光绪朝浙江书局本）。至此，正史遂为二十四史的专称。

清代把正史作为二十四史的专称，原因是多重的。其一，确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是为了确立二十四个王朝的历史统绪，是构建传统政治文化秩序的基本步骤。正史的历史统绪是中华历史演进的标准时间轴。其二，中国有“后朝修前朝史”的传统，对前朝历史的编纂，实际是担负确定王朝正统的责任。其三，二十四史作为正史，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正史”也因此成为官方义务。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历史经验；二是昭明本朝的正统合法性。其四，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也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吕思勉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一文中指出：“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代替之故。”（《中美日报》副刊《堡垒》1941年第161期）可以说，二十四史是一部上下贯通的中国古代通史，又是一部指向明确的断代史，同时还是一部事详类备的专门史。这些史书所记述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传达的王朝成败的历史教训，展示的林林总总的治国之道，呈现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都是其他典籍无可比拟的。

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综合发展的要求。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典籍。做好这部典籍的整理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好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只有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才能知道我们今天来自我们的昨天。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容易健忘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对典籍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经过近30年的磨砻镌切，竣工在即。通过今注这种特殊的形式，把史籍文本与自古至今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二十四史》的现代化形式。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文化传承发展事业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当代学人守正创新、研读古代正史的最新成果，其编纂与出版结束了二十四史文本与研究成果相分离的状况。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为学者的研究留下宏富的学案资料；另一方面，也给一般读者留下一套方便阅读的二十四史读本。因此，通过研究整理，完成二十四史的现代化形式，让更多的人读史懂史，是文化传承的首要工作。

《今注本二十四史》覃思卅年、精心结撰，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全书24种约1.4亿字，现在已有18种出版。这个文化工程是对中国正史全面系统的整理，项目集聚了全国各科研机构与高校的300多名史学家，勠力同心、共襄义举。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过程中，我们博采众议，在传承中创新，携手倡导“史家注史”注释理念，树立今注本史籍独特的学术标识。与文献工作者偏重字词音义不同，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更关注史实的订正与文义的疏通、史料的增益与文本的诠释。

关于史实的订正。《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曾下诏书：“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代一石约等于今天的60千克、一斤约等于250克、一斗约等于500克。我们注释认为，在两千年前的汉朝不可能实行这样的高福利养老措施，“月”字当是衍误，汉文帝的赏赐应该是一次性的举措。

关于文义的疏通。“史家注史”就是将古籍文本中滞塞之处予以化解，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注释。如《旧唐书·哀帝纪》： “曹操请刑于椒壸，盖迫阴谋；马昭拒命于凌云，窘于见讨。”此段字词文句几无障碍，但查遍所有史学与文学词典及文章注释，均不知典故如何理解。我们通过反复阅读两汉书与六朝史籍，最后终于查清了典故的原委，注释如下。椒壸，后妃居住之地。案，此指汉献帝皇后伏寿曾与父伏完密谋铲除曹操，后谋事败露，曹操逼献帝废后。《后汉书》卷10《皇后纪》载曹操假为策书说：“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遂将伏寿下于掖庭暴室，幽禁去世（《曹瞒传》称伏寿当场被杀）。马昭，晋文帝司马昭之简称。淩云，即淩云台，位于魏国京城洛阳，魏文帝曹丕所筑。此指260年，魏帝曹髦密谋在凌云台部署甲士、谋杀司马昭事。密谋败露，曹髦毙命。

关于史料的增益。广泛收罗来源可靠的文献，以注释的方式，对注释文本做文献的补充，是“史家注史”的一项重要任务。今注本《汉书·刑法志》则在经史、类书等文献中爬梳剔抉，搜寻佚失的法律材料，增补到注文中。在已经出版的《今注本二十四史》中，这样的补充不胜枚举。

关于文本的诠释。图像证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注释的一个特征，也是“史家注史”的一种特殊方法。用文物造像、图像为史料可以对文本证实、证伪；还可以用图像的形式，描述一些复杂的、文字难以表述的内容。今注本《史记·天官书》，附大量考古出土的星象图；今注本《后汉书·舆服志》则根据考古出土的画像、造像、实物，与文献记述比照，绘制了大量图像，以图证史、以图释文。

为现代文明奠定文化基础

《今注本二十四史》体大事重，被学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三峡工程”。自1994年开笔以来，将逾30个春秋，其中的颠簸与甘苦，唯心自知。这些年来，22位主编已经先后去世，如张政烺、何兹全、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王毓铨、漆侠、韩国磐、张博泉、薄树人、陈可畏、万绳楠、施丁、朱大渭、马俊民、韩大成、童超、林甘泉、商传、杨耀坤、赖长扬、朱绍侯等，他们焚膏继晷、勤勉劬劳，才使我们的项目初具雏形；他们大多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面世，壮志未酬，令人悲痛；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费时、费事、费力且没有多少经费的项目，其原因在于大家对项目文化价值的认可，在于对作为史学工作者自身使命担当的理解。

《今注本二十四史》先后入选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2022年又入列《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已经出版的成果因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而屡获嘉奖。《三国志》获“第五届国家优秀出版物奖”，第一期《今注本宋书》等七部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科研成果”。第二期《今注本周书》等六部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1年度重大科研成果”。《今注本史记》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专门成立了古籍分社，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可以说，这个项目为中华正史提供了学术质量值得信赖的新时代版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华的文脉也必定寄寓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之中。折断了历史，会丧失自己的特征；割断了传统，便没有未来。“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与出版，可以说是历史典籍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的一个尝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文化基础。我们愿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用踏踏实实的实践成果，与全国的文化工作者一起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华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