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全人类期望得到解答的根本问题。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也是如此——这也是考古学家探索古代文明的意义所在。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与当下紧密相连，文化基因影响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然而，要系统地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等问题，仅靠一些标签化的抽象表述无法达成。当下，与深化考古学研究同样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转化研究成果以惠及民众。目前来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学术层面，离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学科高速发展。各级政府对考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媒体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民众对考古的关注和热情也日益高涨。其中，讲好文物和遗迹的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可以正确引导民众去关注这些古迹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文明，去了解我们祖先的发明创造和衣食住行与现在生活的关联，同时也是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如何更好地转化与传播，是中国考古界同仁与全社会亟待探索的方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为“探源工程”）是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综合性研究项目。探源工程研究的时段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的两千年，研究地域涵盖黄河、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我们选择这些史前文化发展比较快的区域来研究各地区文明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其二，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形成？如何形成？为何能形成这样的格局？其三，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认定标准？其四，中华文明有何特质？为何会形成这些特质？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开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较大进步，社会就会出现分工。具体表现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为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创造了条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前更丰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部落首领等社会精英脱离劳动，转为从事宗教祭祀或管理职能的阶层，从而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加剧并制度化，形成了阶级；权力逐渐强化，出现大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邑。文明形成最根本的标志是阶级矛盾激化，形成了集军事权力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权和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
1980年代，笔者留学于日本。当时国际学界流行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为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所以在日本的书籍中，中国的文明历史是3300年，即从殷墟起始。笔者曾在2015年带领中国考古队与中美洲国家合作在玛雅文明的首都科潘遗址开展发掘。玛雅文明非常发达，有王权存在，但是并没有发现冶金术的使用。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也很发达，但是没有出现文字。但国际上都认可它们属于文明。这说明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文明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无法涵盖世界各地文明发展的实际情状。我们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存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利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其中，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考古工作能够在没有文字资料的情况下通过都城、宫殿、大墓、礼器、战争与暴力等要素辨识出王权与国家，“城市、阶级与国家”的标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埃及与中、南美洲。据此标准，我们梳理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如下过程。
第一，一万年奠基。距今一万多年前，长江中下游流域出现了栽培水稻，华北地区出现了栽培的粟、黍和小米，出现了定居的村落，人们从山洞迁徙到平原、丘陵，经营农业。我们在浙江省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栽培的水稻的植硅体。同时还能看到当时制陶技术的发展情况，不同的器型反映了人们不同的需求，这一时期石器制作技术也在进步。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的桥头遗址居址和墓葬发现了距今九千年前的陶器，这些陶器施了红陶衣，并描绘了白色、统一的符号化纹饰，如点、线、竖线条排列、短横线与太阳纹等，这些纹饰看起来与八卦图案很接近，很显然在当时有一定的意涵，这些迹象都表明当时人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远超今人的想象。
第二，八千年起源。距今八千年前，经过两千多年农业的初步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玉器、玉耳环只在少数人的墓葬中出现，这表明手工业在北方有了初步发展，家猪饲养与随葬表明了社会分化的迹象。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农业遗存反映出八千年前淮河上游水稻栽培的情况，包括镰刀、骨镞、骨针在内的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已经出现。一件根据贾湖遗址出土骨笛被认定是最早的吹奏乐器，根据它制作的复制品依然可以吹奏出当今民谣的曲调，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这一遗址发现，少数人的墓中开始随葬龟壳，最多的有8件，少的有2件。这些随葬龟壳都是成对的，内有小石子，很可能是巫师系在腰间作法的器具。宝石、象牙骨板、被磨成小珠的绿松石在少数墓葬中出现。少数龟甲上有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里的某些象形字很相似。这些刻符未必是甲骨文的前身，但它们都是方块字的结构，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是寻找甲骨文发展的源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曾认为这一时期是和平的时代，但在考古发现的墓葬遗骸中，有人的胸部插着骨镖。
第三，六千年加速。距今六千年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出现权力、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我们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了很多集中的超大型遗址。其中一个遗址设有两个宽十几米的围沟，中心有圆形广场，广场周围有四个制作考究的大型房址。单体室内面积240平方米，加上回廊为500多平方米。最早的大型墓葬反映出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一个人的墓葬比其他人的要大数倍。在长江下游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中，小墓随葬品有三、五件，但是大墓的随葬品多达数十件，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相差悬殊。我们还在其中一个大型墓葬和中型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域出土了陶器、骨器、玉器等。可以明显看到，当时社会已出现较为严重的阶级分化。
第四，五千多年进入文明。距今五千年前出现了大型宫殿、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社会分化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步入古国文明阶段。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有一墓葬中一人随葬了300多件器物，光玉器就上百件，还有大量带孔的武器——石钺，唯一的一件玉钺被置于墓主人头部，可能是作为权杖。最近又发现了超大型宫殿建筑的基础，而且年代比良渚要早，我们可能找到了良渚文明的前身。在1987年凌家滩遗址发掘的M4墓葬中，出土了133件玉器，不少可能和早期信仰相关，这说明墓主是掌握军权、王权和神权，一身多任的人物。另一墓葬中出土了玉鹰、玉喇叭形饰、玉人等象形的器物，以及兵器、太阳鸟等，数量多达1000多件，这在同时代文化中十分突出。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权贵阶层同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
在五千年前史前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出现了良渚文明。良渚古城是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发现。2006年6月至今已基本探明绕莫角山四周有一圈长约1900米、宽约1700米的城墙，城墙底部宽度40—60米，最宽处上百米，以普遍辅垫石块为基础，在石头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石块和黄土均通过船从外地运来。古城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约相当于4个故宫；外城区域面积620万平方米，约相当于8个故宫。良渚古城的工程量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乌鲁克和印度河流域重要的古代城市摩亨佐·达罗都城面积都约为250万平方米，而良渚古城仅内城面积就超过了上述两座古城。良渚古城外围还有一道外郭城，在良渚古城的外围，分布着扁担山—和尚地等长条形高地，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宽约30至60米，人工堆筑高约1~3米，它们断续相接，基本构成外郭城的形态。
我们还发现，早期的良渚人为了防止山洪对城的侵蚀，在修城前，先在北边建了一个大型的防水堤坝，确保避免山洪侵蚀，然后才建城。良渚古城西北部存在大范围的治水体系，目前已发现11条水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该水坝系统由沿山长堤、谷口高坝及平原低坝三部分组成。老虎岭水坝遗址的岗公岭等高水坝位于良渚古城西北部约8公里处，坝体长约50—200米，高约10—20米，坝顶海拨约25—40米，我们对6条水坝样品进行测年，获得12个测年数据，年代集中于距今五千至四千八百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位于良渚古城正中心的莫角山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区，也是目前所知史前中国最大的宫殿区。良渚古城内遍布水路、水门，一般人住在城外的高地上，有用于靠岸的码头。东城墙外侧高于周围水面的居住区域附近有保护堤岸的木质护板，玉架山遗址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槽或许反映了壕沟具有水路通道的功能。这显然是具备了后期工程的雏形。
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极为发达。茅山遗址和余姚施岙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规模水田，后者的面积达8万平方米，相当于10个足球场。我们还发现了石犁、石镰、石耘田器等犁耕使用的原始农具。牛脚印的发现，表明当时已开始以牛耕支撑农业发展。莫角山遗址附近发现的密集埋藏的炭化稻米总重量达20万公斤，显然是来自四面八方对王权的纳贡。伴随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手工业技术进步与贵族手工业开始出现。手工业技术发达、社会生产分工精细化，高端手工业（琢玉等）专业化，并对高端手工业制品和稀缺资源（玉料）进行垄断。良渚文化以发现大量玉器著称，其最为精美者皆发现于最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都建在祭坛上，随葬大量的玉器，如圆形的玉璧、方形的玉琮和武器玉钺。良渚玉器花纹复杂精美、主题单一，表明良渚社会信仰的高度一致。在信仰体系方面，在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各地高等级墓葬中，都有出土有“神徽”的形象，如透雕的冠状玉梳背、玉项饰等，这显然存在一个统一的信仰体系。与此同时，这些遗迹也表明玉器的生产和制作是由良渚贵族所控制的。在某一个墓葬当中，钺的木柄两端的装饰还在，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王”字，都是这个斧钺的“钺”的象形字，因为“钺”代表军事指挥权，代表王权。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玉琮、玉璧和神徽）折射出存在一个宗教中心。
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的社会化开始出现贫富贵贱的分化与悬殊，阶级开始出现。良渚古城同时拥有内城和外城，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址。总土方量达3600万个劳动日。超大型工程反映出王权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调动能力。以王为核心，覆盖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令人欣慰的是，2019年7月6日良渚成功申遗。世界遗产理事会关于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进入文明社会的史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因环境变化，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等原因而转向衰落，中原呈崛起之势。中原崛起的重要特点是尧舜时期王权国家吸收了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包括良渚的玉琮、玉璧、玉钺，长江下游的陶制的酒礼器和木制棺椁制度、长江中游的玉器制度、河套地区的陶器，尤其是西亚原产，经中亚和中国西北传入的黄牛、绵羊、小麦、冶金术等都汇集于中原，这为夏王朝后中原呈引领之势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五，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四千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文明进程迈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阶段，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 （夏王朝）过渡。夏王朝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距今三千八百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在北方的赤峰、南方的三星堆均有发现；夏王朝发明的玉制礼器——牙璋也有广泛分布，在三星堆、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说明夏王朝对周边影响深远。这些迹象证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
第六，三千年巩固、两千两百年帝国文明建立。距今三千年前，经商王朝的经略，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王畿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礼制完善，王朝国家得以巩固。距今两千年前，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变，公元前221年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
综上，可归纳出中华文明的特质——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多元一体、互动交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等。同时，可简单概括探源工程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探源工程启动以来，一系列都邑遗址、各地中心性遗址和区域调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探讨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辨识文明形成标志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积累了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重大课题的经验，完善了机制；培养了一批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的专业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仍有很多历史之谜等待我们去努力破解，深化探源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转化与传播
迈入新时代以来，我们的文物保护事业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物保护意识持续深化，服务大局成效明显。近年来，文物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均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作出了整体谋划；中央出台6份专门政策文件，“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首次列入国家专项发展规划，27个省级人民政府将文物安全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这些都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事业的高度关注。198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提出，文物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但2022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对文物工作方针提出了新的表述——“保护第一，加强管理，发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表述突出强调了“保护”，要求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发挥文物更大的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笔者从事中华文明探源工作20多年，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着一百年考古实践的历史，但我们以何途径让民众了解考古？考古人一半时间在工地，一半时间在书斋，当空头理论家不行，只顾埋头田野也不行。我们研究的实物是实际的，但实物本身并不说明问题，中国考古要走向阐释，见众生。
考古成果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理论建构，二是公众科普。对公众科普层面而言，目前探源工程转化与传播的难点主要在于，考古学家撰写的考古报告有大量生涩的专业术语，而通俗的考古科普读物又非常有限；考古遗址现场复原展示水平比较低，民众兴趣无法得到提升；博物馆展览说明词未从观众的视角进行转化，大众无法理解文物的内涵与价值；加之媒体上鉴宝类节目泛滥，给民众造成了错误导向。虽然近年来公众考古方面的优秀出版物日渐增多，但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来看，考古与社会大众的距离依旧很远。神秘感常常引发误解与质疑。例如，我们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了精确测年，结论是距今3200—3000年，但有少数人怀疑这个数据，认为我们在有意地将三星堆的实际年代说成晚于夏商。所以当下存在一个如何让社会大众科学地认知考古、认知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任务。笔者认为，相关举措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设立“中国考古日”。考古发现和研究对于当今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考古学组织都设有固定的日期，集中开展相关的考古宣传活动。如确定在每年10月第3个周六的“国际考古日”是目前国际考古界规模最大的活动，最早由美洲考古学会发起，现已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有数百个相关组织和团体参与。而“欧洲考古日”则于每年6月第三个周末举行，现覆盖欧洲26个国家，让公众了解欧洲的考古与文化遗产。作为文明古国和考古大国的中国，我们应设立符合我国文化的“中国考古日”，时间可有长有短，如既可有“考古日”“考古周”，还可有“考古月”，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普及考古知识、宣传考古成果的活动和考古研究学术活动，提高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推动公共考古的开展，由国家、地区与城市的层面扩大民众对考古的认知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更多的人走进考古、理解考古、爱上考古，将有助于将考古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和社会常识，从而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关注探源相关普及读物的创作与出版。 笔者曾参与审定初中历史课本。翻开初一教材，开篇是中国史前史，考古成果包括山顶洞人头盖骨、半坡和河姆渡遗址等，而1975年以后的考古进展都没写进去。学生们学的史前史，一直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成果。我们开始着手修改课本，将万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栽培、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陶寺文明遗迹、二里头夏代都城等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加了进去。这些都是最近几十年改写历史的重要发现。未来希望在考古普及方面继续推出更多措施。除完善教科书，还可以组织专家编写面向各年龄层的科普书，讲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专业人员也要学会通俗表达，考古专业学生可以写考古小说、通俗读物，文物、历史要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出来。通俗是一种境界，只有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浅出，文物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意识。让普通人从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开始，发自内心地去感受我们文明的辉煌和丰富，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自信。
第三，关注新兴数字技术与探源工作的结合。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领域是新一轮文明发展的驱动力，借助于现代新兴技术与文旅等各个方面进行协作对考古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与传播，是未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转化与传播的必由路径。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新技术增进考古专家与公众的互动，回应公共考古需求，创新研究和传播形式，用比较生动的语言让民众了解考古成果。近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的一个大型文化节目，邀考古学家探访与中华文明探源相关的各个遗址地、博物馆以及考古现场，打造全国首个以“中华文明探源”为主题的深度文化探秘真人秀。这是值得被关注的探源工程成果转化、传播的积极尝试。公众对考古事业抱持的巨大热情从互联网上显现出来，这既是对从业者的极大鼓舞，也提示考古学界应协同社会各界进一步加大探源成果传播工作的步伐，迎接未来的挑战。
第四，关注博物馆对探源成果的展示与传播。遗址类博物馆与综合性博物馆是探源工程成果转化与传播的重要阵地。然而博物馆需要用老百姓听得懂、听得有兴趣的方式进行考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目前大部分博物馆还停留在标本式展示阶段，即文物前面放置展牌，信息仅提供文物名称、出土地等。这类展示方式并不适合普通观众。评价一个博物馆的好坏，不是看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多么精美的文物，而是要看展示的文物是不是让普通人能看懂、有兴趣、得教益。只有站在参观者的角度去解读，才能让探源成果活起来，诉说引人入胜的历史。另一方面，当下部分博物馆过于倚赖“高大上”的数字技术，但是展示的内容却十分苍白。在博物馆日常实际操作中，无需花费很高的成本来展现原本容易解释的内容，而遗址价值的揭示是更需技术助力的方面。博物馆服务、教育与文创等方面的举措也与探源成果转化的效果息息相关，博物馆在举行模拟考古、“考古盲盒”这些常规活动之外，也应探索出与遗址内涵相对应的特色活动。
第五，加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积极推进重点项目申遗工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是包含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园一般选择位于城市附近、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重要遗址，以达成让民众在游玩休憩之中体验和感受历史文化和古代文明的目的。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学界联系民众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在一些古代都城中复建古代标志性建筑，把重要的遗址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辅以生动、形象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能让民众看得明白、看得有趣、看得受益。2023年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截至目前，我国共评出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33处已由地方政府颁布了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一些主要的都城或者重要的遗址都在列，其中包括浙江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慈溪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解决了曾经长期存在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旅游事业的矛盾，使这三者由对头变为同盟军，极大地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利用。与此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把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项促进文旅融合、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重要举措。2023年4月，我们关注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研究、宣传与申遗工作。“上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一万年前长江下游的先民已经能够种植水稻，为后面的文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应加快对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馆的陈列布展提升工作，进一步做好彩陶、石器等文物以及稻米脱粒实验的数字化展示，强化现场视觉交互体验，探索线上线下互动传播，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让更多的国内外文物工作者关注上山、研究上山，建立健全申遗工作沟通协调机制，推动上山文化遗址群早日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第六，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关于规划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的思考，笔者已在众多场合发出呼吁。建设一个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中华民族辉煌成就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华文明主题乐园”是笔者一直以来的愿景。如能够建成这样一座以弘扬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东方迪士尼”，将成为考古和文物界贡献给人类的最大财富。中华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值得我们去大力继承和弘扬。建议选择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可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迪士尼乐园中的卡通人物造型来自迪士尼动画片，中华文明主题乐园里面能够包纳的人物和故事来源就更加丰富了，包括古老神话传说中的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还可以选择我们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具有标志性的节点进行情景再现。在这座主题乐园里，有着一万年前稻、粟、黍的栽培，制陶术，九千年前的玉器，八千年前的独木舟、骨笛、造酒，六千年来龙的观念，五千多年文明的形成，四千年前的瓷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和茶叶，中华先民古人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可以演绎出精彩节目。利用AR、VR等数字化技术，主题乐园可以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华先民的衣食住行、发明创造、各区域文明形成时期、各古代王朝的各个代表性场景，以及中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及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在游玩中体会和传播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结语
考古工作虽然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但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处理当下遇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将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借鉴和教益。比如人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学习借鉴，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可以从古代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启示。在一定意义上，考古也是和当代社会密切联系的学问。考古所展现的中华文明辉煌成就，对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丰富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从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基因中获取精神力量，增强了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认同的前提。笔者曾以为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后来却发现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我们可以拿出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论证我们的结论，误解与误读依然在发生。因此，要构建民族文化的认同需要多学科的结合，要社会协同力量来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内涵和对世界人民的贡献向国人并面向世界进行充分地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有着非常准确地概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探源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传播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灿烂深厚的文明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仅停留在考古专业内部，那么所影响的不过只是一两万考古工作者、十几万历史学研究者。将其写入教科书自然是一种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但是相较于静态的文字，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民众能够更为全面地感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历程，感知文化的力量来自于创造，如万年前的稻作，九千年前酒的发明，八九千年前家猪、家狗的饲养，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四千年前的瓷器等一系列的发明和创造才是文明发展的核心力量。
民族文化的根脉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祖先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与发展，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其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探源成果转化与传播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关注其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作为中国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携手开展的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学研究，其成果产生的过程与成果本身同样重要，有必要让中国的老百姓乃至世界人民知晓。建议央视与研究机构合作，拍摄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程及其成果的系列纪录片，记录下20多个学科、60多家单位400多位学者如何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程和为取得辉煌成就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实践正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公众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设立“中国考古日”、关注探源相关普及读物的创作与出版、关注电视媒体与新兴数字技术与探源工作的结合、关注博物馆对探源成果的展示与传播、加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进重点项目申遗，以及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等途径，在未来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转化与传播方面是有明显助益的。在此真诚地希望未来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加关注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推动民族复兴的伟业。【本文由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霍蕾整理，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