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有意识地反省，每个时代的人都会以为自己时代的人性是正常的、真实的，而且还是永恒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常见的错觉。比如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仅仅发生于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称之为“疯狂”的那些人，还很正常地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理智丝毫不比我们欠缺。更不用说再久远一些的历史了。我们的祖先视为美的，在我们看来却丑陋不堪，比如小脚；我们的祖先所轻贱的，却为我们所崇尚，比如工商业；我们祖先的神圣约条，我们却以为荒诞不经，比如三纲五常。
希腊的神谕告诫人：“认识你自己”，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城邦而言，没有什么比公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重要了。人们总是觉得很了解自己，但是最近150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断地追求、崇敬、膜拜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极端义无反顾地冲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在我们自以为自由行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间听从某些观念的摆布？而我们自以为醒悟的时候，只是在听从另一些观念的摆布？那么对于认识自己而言，就没有什么比认识支配我们的观念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认识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从这种思想的专制中挺身而出，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观念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性呢？今天的中国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人呢？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的出现，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确立了其统治性的地位。我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式的、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关联的社会理论，它指得是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目标，成为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是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它甚至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并且，它对我们实施了思想专制，让我们处于它所造就的新牢笼之中。今天，或许到了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并从中走出的时代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一种观念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要对它保持警惕的时候了。它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偏见，并且还会不断地鼓励和怂恿我们对它进行膜拜。
经济决定论下的国家和个人
新经济决定论的最初出现显然带有策略性的考虑，是为了处理文革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政策。那时或许没有人想到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告别了一个道德理想国。但是到了今天，可以说它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
从1978年以来，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和政治势力对于新经济决定论产生怀疑动摇，或者尝试修正这种路线。但最终无论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挑战都被压制了、消解了。现在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成形的持有不同观点的政治力量了，西方世界里流行很久的用改革和保守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框架也彻底丧失了其用武之地。我们可以说，新的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这种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决定论，它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事实层面来说，在经济事务上，它接受并且实际上在倡导和实行私有制；它压制了工人的组织力量和经济要求，却对企业家敞开了怀抱；它相信自由竞争，对于政府的干涉和管制权利总是显得有些犹豫。当然它还是坚持宏观调控和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但这显然已经与它原本的意识形态毫无瓜葛，它再也没有建立计划经济的雄心壮志了。在政治事务上，它实际上放弃了政治，而仅仅专心于行政事务。它甚至宁愿把政治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政治功能的话，那就是压制、打击、消灭一切敢于挑战经济决定论的统治地位的人和思想，它所能容忍的就是如何发展经济的争论。在处理国家的内部事务时，它已经不太愿意干涉人民的私人生活，它几乎从不展开政治和理论批判。即使对于它不喜欢的意见，它也仅仅只限于禁止它们出现在公开的媒体上，并不干涉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思想和判断的。因为从骨子里，它不再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也不认为人是应该被改造的。
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全部押在经济发展上。它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且再也不可能退回去成为一个革命党，它失去了这样的自由。它用经济发展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而全党也仅仅因为这样的思想而团结起来。党不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再担负动员和领导民众的责任，只是一个利益集团。党员的身份仅仅意味着某种微弱的政治特权地位。所谓党性，已经完全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含义，对于共产党员而言，崇高品质、奉献精神已经不是先决条件。获得党员资格的人，也不再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失去它也仅仅意味着权利和地位的危机，而不是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宣判。
其次，对政府而言，来源于党的束缚、冲击越来越少了。以前那个富于激情、充满理想，总是要破坏法律和规矩的党变得越来越尊重官僚们的理性和制度，官僚们的现实考量和理性计算对于党的说服力也越来越强了，因为对于行政治理来说，政府是一个比党更恰当的组织。党政之间的冲突似乎已经日益平淡，以至于人们不再把党政分开当作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讨论，因为二者之间已经越来越相似了。对于发展经济而言，一个逐步法制化的政府显然比党更为有效，也更为人们所欢迎。即便党要有所作为，它也更愿意隐身于政府背后，用政府的腔调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切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这种倾向并不是来自党的政治和思想领导，至少我们可以说，政府的这种倾向已经彻底不依赖于党的思想教育了。
第三，经济决定论也确立了我们新的外交哲学，它已经成功地消解外了部世界对中国世界革命理想的记忆。它总是温和的、务实的，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它最先想到的就是谈判、沟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世界事务它并不热心，除非它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对于台湾还是日本，我们也都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出什么麻烦。以发展经济为媒介，中国尝试着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社会也开始慢慢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国家，因为大家有着共同关心的话题，有着共同的目标。
从人民一面来看，人们也正是以发展经济的能力来期望和要求政府的。党和政府对人民而言，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管理者，它不再是提供正义、价值的统治者。因此，人们既不爱党和政府，也不恨党和政府，他们不再向党要求公道和正义。他们既不把政府看得很高，也不认为它有多坏，只是清楚地认为自己一样，它只不过是一个利益主体而已。人民认识到所有的官吏和党员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纵使蒙受了冤屈，人们顶多也只是归罪于官吏的贪婪、自私或者昏聩，只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不觉得不公正的存在有违天道，不认为冤屈是比利益受损更大的不幸。因此，他们也不再觉得怨恨，不再期待平反昭雪，也不会因此动摇他们对党的统治合法性的彻底否认。同样，当人民从政府身上捞到好处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感激，而只会觉得得意，认为是自己能力的象征。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极端一点，只要经济在发展，人民并不太关心党和政府究竟在干什么，除非在具体的、涉及自身的利益的地方。
就公共生活而言，除了经济组织，其他的社会组织都处于衰败之中。这首先倒不是因为政府的压制，而是由于他们缺乏吸引力。具体来说，社会组织的繁荣程度和他们与经济的关系成正比，离经济越近，就越繁荣。在各职业团体中，企业家们的组织最成熟、最规范；在学术团体们当中，经济学家的组织最有效，也最为活跃，当然力量也最为强大。工、青、妇等有着悠久传统的社会组织则已经基本上没有踪影了。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缓慢的几乎让人难以察觉，而且这些组织也只有依靠社区人们对切身利益的关注才能存在，一旦这种利益消失，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可以想象，在一个经济决定论的社会里，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很容易被改造为或者至少被理解为是少数领导人的利益工具，那些真正热心公共生活建设的人必须持续地与组织的这种倾向或者人们的误解做斗争，他们还必须与每个成员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无视共同利益的倾向做斗争。在我看来，坦白地说，他们很难取得成功。
或许环保组织的迅速壮大是一个特例，它的发达是因为它不断地给经济发展制造麻烦，而它的存在又不仅仅依托于中国社会，因此，既然它很难被消灭，那么就必须回应它的挑战，它的被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对抗关系中的另一方。另一个特例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发达与党和政府退出人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密切相关。当人们不能从俗世当中求得正义和终极关怀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求助于宗教。尤其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发财致富的任何希望，或者在个人生活中受到巨大灾难打击的时候，除了上帝和神灵，谁还愿意帮助他们，谁还有能力解救他们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宗教组织长期停留在底层民众当中，遭到主流社会的漠视，而且很难与古老的求神传统区分开来。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似乎宗教组织正在向信仰组织发展。一些宗教组织也渐渐地开始致力于谋求信仰与人们的经济追求之间的和解。总之，这两种组织的存在和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决定论而言，至少说明它对社会生活的垄断和专制遭到了抵制，它对人的生活环境和内心生活的破坏培育了它的反对者。但是，即便我知道这样说或许会令人不快，我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上文所说的经济决定论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在这两种组织中也都存在。因此，我们还很难说这些组织会成为经济决定论的真正掘墓人。
就个人生活而言，经济决定论也是人民构建自己生活的依据。从1989年之后，人民开始脱离党和政府独自生活，他们彻底摆脱了党对自己个人生活和价值信念的干涉，他们独自照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不仅不需要党和政府来告诉自己什么是善恶美丑，什么是善好的生活，他们甚至开始排斥一切类似的教导。人们只是默默地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这是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全部希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甚至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且这也成为他们的善恶标准。如果极端一点，或许我们得承认在这个社会的确是笑贫不笑娼的。如果不幸，他们失去了致富的机会，他们也仅仅觉得是自己的命运所致，而不怪罪于别人。哪怕阻碍他们致富的是再明显不过地不公正、先天的不平等，他们也不觉得这种不公正、不平等是需要诅咒的，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也没有人是应该照顾你的。他们不再惊呼天理何在了，并认为这种呼号这是可笑的，幼稚的。
每个人都在忙碌，都充满了不安全感，获得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大规模的急速坠落的例子，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人们才更恐惧，才觉得更无法想象自己可以在那样的条件下活下去。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的人，却开始为自己的金钱发愁。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于是他们把赚钱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或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是经济决定论社会中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人敢向另外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决定论怎样地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便被抛弃；如果他们拥有财富，他们的财富就成为子女争夺的目标。当然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也被彻底抛弃了。
生活于经济决定论中的人，在他们的娱乐生活中（娱乐也是人们欣赏艺术的主要要求），往往对感动、同情特别渴望。他们满足于观看、欣赏同类的不幸和他们在不幸中的奋起，他们甚至会为之流泪。这种对感动的需要不断增强，常常迫使那些供应民众娱乐休闲生活的产品制造者疲于奔命，他们需要不断制造出新的可以让大家感动的材料、故事和效果。是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决定论所构造的并不是残酷的丛林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相互仇视。令人惊奇的是，它往往还是温情的，甚至是富于同情心的。这种同情不会产生任何行动的欲望，甚至连愤慨都很少出现。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人们需要一种油彩来掩饰真实生活，或者是希望短暂地忘记一下紧张的财富追逐生涯。换句话说，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统治，人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经济决定论的作用
有人把改革以来的时代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因为整个国家终于把发展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发财致富的权利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物质享受成为个人正当的乐趣。在中国历史上，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我想在此无须强调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而且应该说，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增加了政府的财富，财富没有用来穷兵黩武，全民族都从中受益。经济决定论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每个人都在勤奋的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为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我们应当明白完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知道，从我们的帝国解体以后，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从公共领域的退隐，如何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但那依然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凝集了整个国家，国家的运行似乎须臾也离不开这个宰制我们的幽灵。因此，当世俗化的改革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预言这个国家将陷入分裂，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立国基础。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决定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分别，即便同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二者的方式、属性也完全不同。
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同时，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出现了。与其相对立的是独立的、庞大的、沉默的、分散的个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改革的稳定形态（关于这个利维坦，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它将是我的另一篇文章的主题），经济决定论是这个利维坦中关键的一环。经济决定论虽然不具备任何强制性，但每个人都自觉地遵从它的指引。国家和个人虽然不再彼此关怀、照顾，形同路人，但他们的心却息息相通，他们有着同样的情怀和喜好。因此，他们的沟通是实在的，哪怕是相互斗争、撕咬，他们都很清楚对方是谁，想要怎么样。因此，他们还是愿意生活在一起，哪怕每天都要吵架。就如同一对相互熟悉，但却已经没有爱情了的夫妻，感情虽然好不到哪儿去，但婚姻却有可能是长久的。经济决定论也顺利地完成了党内的整合和党的转变，在改革初期，开拓精神和改革精神，曾经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改革派在民众和传媒中的主要形象。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曾经为改革论证了合法性。而这两者其实都只是经济决定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的替代品，也正是通过他们，经济决定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成了其对党的清洗和改造。现在党已经不再需要改革精神和真理标准，这些名词在今天听来都带有过分浓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意味：似乎党还在朝着什么既定的方向努力，还在确定善恶的标准。
这个被经济决定论驯服的革命党变得温和、理性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决定论本身的特性使然。为了发展，党必须抑制自己的偏好，改变自己与人斗争的习性。它甚至开始懂得尊重规则。与之相对应，民众也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他们不再对皇帝、政党，以及其他什么名目的统治者感到敬畏、恐惧，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些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做主，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人的干涉、指责都变得分外敏感，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还是温顺的，这点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而且也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对于公共领域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但是他们信任专家，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知，虽然他们对政府很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他们并不相信专家和政府会为自己谋福利，但是他们相信专家和政府比自己更有本事，更能让经济发展起来。
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经济决定论还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想想看，现在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共同话语不就是发展吗？虽然世界还有些疑虑，不敢肯定中国是不是真得想它所声称的那样只是要让日子好过一点。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内政决定外交，经济决定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重回革命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和平也就成为它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诉求。因此，随着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与中国更频繁地来往，这种担心必然会越来越微弱。就发展经济来说，国际世界发现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中国有着高度共识，可以交流沟通合作。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事务以外的分歧，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谋求相互理解，找出临时的解决办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长久以来，由于共产党这个名号，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但这个骄傲的政党的确做到了在国际社会的长期误解面前，坚韧地放下身段，解释、交流、沟通，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组织，甚至不惜放弃一切有所作为的机会，终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这的确很难得。
经济决定论的实质
经济发展能够成为主宰一个向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思想和心灵，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在古代世界里，历代圣君贤相致力于太平盛世的追求，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技艺，但他们从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的重要性的凸现根源于西方国家的挑战，1860年代以后，经济以富强的名目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但直到1980年代之前，经济仅仅只有在当中国与世界万国相抗衡的语境里才有意义，单独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当性，顶多是使我们原有的政治技艺更加丰富而已。也就是说，它一直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之外徘徊。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发展经济、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的权利，有其自然的正当性。这种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未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向往过上更舒适的日子，只是人们认为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令人满足。在中国人追求的未来国家中，发达、活跃的经济生活，丰富的物质享受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决定论也还未充分显形，更不用说占据统治地位了。道德理想国虽然已经崩溃，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联系却得到了加强，统治阶层在文革中短暂的民间生活，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呼应民众的需要。统治阶层还在努力领导着国家，要把整个民族带入一个新国家，改革就是改进自己的统治。引领着80年代的是希望，是河的对岸，经济只是我们过河的手段。然而1989年的事变使人民和政府都开始退缩。从此，统治阶层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胡赵那样的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在党内或者官僚队伍中出现，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土壤，在现在的党看来，他们不仅是异端而且是另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不兼容于新的意识形态。或许统治者意识到在那个遥远的彼岸不会有自己的位置，或者统治者感到任务太过艰巨，不管因为什么，总之，他们开始退出人民生活，官员们开始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这样做得到了认可和鼓励。改革仅仅只成为利益分配，至少官员们是这样理解和执行的。人民选择了冷漠，而不是反抗。他们默默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和国家的血脉已经斩断，国家只是“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努力过了，剩下的时间应该为自己打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倒下了，只剩下我们在冰冷的河水中无所适从。
动荡、残酷的政治生活使人们厌烦，乃至幻灭。他们迫不及待地回到个人世界。事实上，只要能获得安定，人们甘愿忍受任何摆布。在这种生活中，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于是陶醉于其中。他们甚至体会到了某种轻松，并把这种轻松当作自由。经济决定论安抚了受到挫伤的人民，开始的时候它只是生活的充填物，日子久了，人们开始相信水中的生活才是正当的、正常的。在活跃的经济中，人们是如此沉迷，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80年代的人和事，更不用说再早的祖先的历史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决定论登场并成为主角。
不过，经济决定论的出场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因为这种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背后并没有真的站立着一个强大的中等阶级。它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也不是经济权利或者政治权利转移的结果。历史地来看，它只是人民和政府暂时联盟的结果。其根源是失望、冷漠或者苟且，而不是自满的、得意洋洋的市民精神。因此，整个法律体系和风俗并不支持它。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命运似乎有些类似1895年后出现的社会进化论。在帝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危机的时候，社会进化论应运而生，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真实的认识世界的观念，但它的偏狭最终使它无法成就一个新的国家。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它所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造反的奴隶的意识，通过它，我们可以确认自己的屈从的地位，并从这里出发开始反抗，方抗的方式当然只有模仿主人。社会进化论是一个工具或者桥梁，通过它中国人与世界消除了沟通的障碍，产生了互动。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身边缘，但我们毕竟终于与世界发生了关系，有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忍受孤独。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点，我们才拥有了建立新国家的虽然卑微，但在当时人看来真实的起点。
应该指出，经济决定论是决定论，它与经济至上论不同。这意味着它不是仅仅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事务，或者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务，而是说经济决定着其他一切，经济可以取代其他一切。它与马克思的学说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性，马克思要消灭的东西正是它要确立的；它接受了马克思的方法，但杀死了它的灵魂。
因为是决定论，所以必然是排他的。和其他任何决定论一样，经济决定论认为自己抓住了根本性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决定着所有其他问题的样貌和解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它拒绝承认有与经济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拒绝承认有发展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它也认为所有的人在这一点都是一样的，这是正常的、自然的、本真的人性。如果有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那一定是受到了错误观念的诱引和欺骗，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一定有着某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总之，某些东西使他偏离了正常的、清明的人性，而且这些错误观念是可以用理性来驱除的。
这种经济决定论往往还具有一种表面上的多元主义倾向，它似乎乐于承认人的各种不同看法都具有合理性，只要这种看法是出自利益分歧的。因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它也能理解别人的利益要求。即便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也首先倾向于协商以求得互利。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看来，没有绝对冲突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都会通过某种安排得到满足。如果这种不同看法是没有利益诉求的，那它顶多具有审美的意义。因此，它所尊重的是不同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主体；它要消灭的不是分歧，它所要求的也并非一律。
作为国家哲学，经济决定论意味着这样的一种主张：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其本质而言是经济竞争，而自由竞争的法则将保证经济上的成功者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与民族主义成功结盟之前，它实际上奉行着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繁荣是所有国家的愿望，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将保障合作者共同走向繁荣。而那些不信奉这种哲学的国家，迟早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由于它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国际冲突背后的根本因素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它对于那些政治的、权力的冲突视而不见、无法理解，与那些坚持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民族情感的国际力量很难对话、沟通。它逐渐谙熟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对于国家的政治关系的构建却束手无策，对于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加毫无意识。除了经济利益，它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主张。
因此，和平是经济决定论的外交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如果不说是最高要求的话。这种观念认为和平是国际关系的自然的、正常的状态，所有破坏和平的力量都只是非正常的、偶然的、短暂的。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发财致富也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统治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牢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他不能从每次危机中感觉到更普遍的问题，每个人受到的侵犯都被理解为是个别的，每次侵犯都是例外的。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都是不可相信的，如果这个陌生人不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的话。
而且由于原子化的分散，虽然人民中不乏卓越之士，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也有着过人的才能、坚毅的性格，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是无力的。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而联合起来却又毫无可能。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每个年轻人崇拜自己，甚至让世界尊重自己。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己的生活里，谁还有功夫抬头看看公共生活呢。
经济决定论排他的手段并不是强制的，暴力的，而是一种更加聪敏和有效的办法。在经济决定论的统治下，任何其他的主张都必须换算为经济利益才是真实的、深刻的，才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因为有着广泛的、自发信仰的基础，经济决定论者可以非常顺利的实现这一点。在经济决定论眼中，任何严肃的政治冲突，都具有喜剧的一面，都具有强烈的表演的成分，在其背后都必然有着利益动机。而且，如同它改造民众的生活一样，它也会改造和构建我们时代的政治行为，所有的政治参与者要么主动地将政治表演化，要么被动地成为政治笑料。所有试图超越经济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除非具有娱乐或者表演的效果，否则都是虚伪的。他们用嘲笑就可以轻易地化解任何挑战，就连严肃本身都变得非常可笑了。只有站在自己的利益这个基础上，政治才可能是严肃的、真诚的。
必须强调的是，经济决定论是处身于一个官民分立的社会，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霸道的、强势的哲学，它必须保证自己不动摇官民分立的社会结构。官民虽然有着同样的信仰，但民并不是出自对官的模仿，也不是因为官的教育。因此，二者之间在经济决定论面前是平等的，这与革命时代有着根本性区别。
有时候，经济决定论也试图衍生出一套更加完整的社会组织理论，打通官与民之间的鸿沟，让国家建立在每个人的心中。它以人的自利性为根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社会也会自动越来越公平，政府和民众之间也会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它还相信自由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因此，它往往暗含着人人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的含义。它甚至暗暗期许经济发展会解决政体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会波澜不惊地建立民主制度，至少是法治国家。因为在它看来，人们都只是在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才会是真正当真的，而经济的发展总是会满足人们的这种追求。因此，各种冲突都只是发展的长期效益或者短期效益的冲突，或者只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分配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的。它满怀信心的要求那些短期效益服从它所认为的长期效益，要求局部的利益满足全局的利益，要求利益受损的人稍安毋躁。在内心，它坚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早会落到每个人头上的，虽然有多有少，有快有慢。
当然，对于经济决定论所提供的遥远的美好结果，整个社会其实都不太当真。人们懒得去思考那么长久以后的事情。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子孙着想，如同他们不愿意想起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太当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决定论看来，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事情，任何为经济衰退的着想都是别有用心或者杞人忧天。它从来也不愿意相信一个政治体有可能要面对经济波动的严峻挑战。它常常也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一切其他的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已经解决了。它以这种口实把其他的问题无限期地推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哪怕政治问题已经逼到了眼前，它也缺乏足够的敏锐去辨识它，也就没有能力面对它、解决它。经济决定论也堵塞了统治者的耳目，使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只能处理临时事务，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所必须的深谋远虑的品质在我们的整个统治阶层却极为罕见，它宁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好运上。
经济决定论批判
在中国最初融入世界的时候，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恰当的工具。中国理性、务实的新形象是他们能够理解，也乐于接受的。中国也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冷酷，他们对中国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开放态度，以及他们发达的物质财富、热情文雅的人民也使中国人150年来和世界的对抗情绪松懈下来，世界在我们面前是友善的、理性的，甚至是天真的。
但是，我们逐渐发现经济决定论所描绘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世界图景其实并不那么真实。当我们真正进入国际世界以后，才逐渐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想象是多么幼稚。因为民族间的殊死争斗从未停歇过，虽然形式或有不同，在经济领域遭遇的抵制和最先也最充分地被感知。但甚至就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中，经济决定论指引下的外交哲学也显得非常稚嫩，因为在它看来国家间的经济斗争究其根本应该是自由竞争，国家和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如何壮大本民族的经济力量，如何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事实上经济决定论一无所知。它常常使国家像个妇人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欺负，自己却插不上手。
这种外交哲学对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完全不能领会。它所擅长的只是如何利用经济力量来获得别人的好感，或者坦白地说吧，那是一种收买，虽然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这样获取的好感不是尊重，有时还是一种轻蔑。而权力意味着对别国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实现对国际规则的发言权。虽然这种影响力常常是以经济力量的大小来衡量，但显然也并不是有了经济力量就可以自然获得和应运自如，也不是说经济力量小的国家就不可能发挥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力量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经济力量，也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强大到肆意妄为，任意制定或者修改规则，我们也不可能等到如此强大才开口或者动手。事实上，一个沉默的或者满口空话的大国是会更加令人不安的，会使别人更加警惕。因此，加入国际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斗争，或许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它能使我们获得经验，赢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还有更多的利益。
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首先我们必须完成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表述。没有这种表述，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依然是一个畸形的国家。虽然我们在经济上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很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正当的，是创造性的，是文明的。但却总是有意在避免给自己的制度和文明做出正面阐述。这是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的桎楛下，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它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因此，经济决定论不可能使中国与世界展开政治和文明的对话，使世界正视我们的文明，使中国彻底摆脱奴隶的心态。
此外，经济决定论的确是热爱和平的，但它却缺乏保卫和平的能力、手段和主张。因此，它很容易从对世界的乐观想象中迅速回到敌对的态度。当它发现外部世界是晦暗的、阴郁的，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时候，外部世界开始让它觉得紧张、局促。于是，它很自然地就会觉得内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亲近。它会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背后的斗争才是赤裸裸的。虽然这并没有错，但是，它不愿意参与到这种斗争中去，因为它不知道怎么才能参加进去。它会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借口，使自己拒绝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斗争。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胆怯；也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勇敢进取，而只会越来越色厉内荏。
总之，经济决定论无法给我们提供更现实的、更平衡的对国际世界认识，更不用说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了。因此，对于中国的外交发展来说，它已经成为制约和障碍。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经济决定论的时期，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每个民族的上升都必然以经济力量的上升为标志。虽然在欧洲和北美，发展只是自由的副产品，人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建立自由制度，而是长久、稳定的自由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但是在现代世界里，贫穷而又能坚定地维持自由的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每个有志气的民族都会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发展主义主导国家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
坚持发展主义的国家往往依靠强人来实现国内和平，保证发展路线的实施。如同古代的立国者一样，这些强人在完成建国以后，会自然地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是他的自然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他自动引退。因为强人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性格上都是与自由的制度不相符合的。（他的事业为何没有随着他身死而湮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讨论。我们很难说在这个过程中到底人民的政治成熟和强人的德行那个更重要。）事实上，强人也无法把自己的权威留给继承者，如果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国家还需要依靠他的声望，那么绝非国家之福。
发展主义也可以在一个远离自己国土的大国强力支持下完成。但是这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比如大国的战略需要、本国统治阶级对民族感情的自觉克制、统治阶层的坚韧、高效、廉洁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只适合于一些小国。发展主义还可以依靠军队等暴力机构的坚强支持来实现经济发展。在中国，这些条件都很难成立，在有限的意义上，党可以被视做强人的化身，但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不可能具有的个人的超凡魅力。更致命的是，它并不是一个坚强的发展主义的、精英联盟的政党，在它完成这样的转型之前，经济决定论已经毒害和腐蚀了它的每个党员。因此，它无法克服自身内部的利益分歧。事实上党只是一个利益联盟，政治关系已经完全个人化了，它曾经拥有的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感召力也完全丧失了。因此，为了实现统治，党需要一个实在的、坚强的力量支持自己，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说，这种力量更是不可或缺。没有这种支持，它无法应付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斗争，地方之间的利益斗争常常使中央政府备感棘手，即便是强人在世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并不是那么驯顺。）在缺乏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就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经济决定论的指引下，这也是最自然的方法。党需要金钱来平息地区之间的矛盾、落后地区的怨气，来压制发达地区的桀骜和力量渐渐壮大的人群的反抗，以及抚慰利益受损者的哭号。
经过多年的改革，国企成为国家最可靠的依靠，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执政力量。经过改革的国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国企，它不再具有以前那种保持社会性质，体现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功能，它也不再是人民的企业，它的兴盛发达已经无法激动人民。因此，在它的内部管理中，可以作任何尝试。国企成为党实现政治统治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它不仅是税收的来源，还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它的存在和发达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任何从效率意义上对它的攻击都是无效的。为了维持它的强大存在，国家不得不满足它的各种利益要求，比如垄断，也必须忍受它的一切恶劣习气，比如低效、浪费、贪污等等。这一点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企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功用：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提供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但是，国企的这种存在显然是于经济决定论的主张相冲突的，因为谁都知道，它霸道地垄断了一切有高额利益的行业，在市场经济中怨声载道。所以，政府一方面在不断地从经济事务中抽身，同时却不得不加大对国企的扶持；一方面在不断地铲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平等因素，同时却又不得不不断增强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一方面试图使市场发达，同时它又要不断地破坏市场。
由于官民分立的政治结构，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政府的力量增强，反而使它备感虚弱。对于经济的增长和市场力量的成长，党时而欢呼，时而忧虑。因为这种增长就其根本来说是民间的，是异类的，是不可信任的。地方政府在与经济上升阶层的联盟中，常常能获得好处，而它却不能，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这种举动也常常使中央政府疑虑重重。这也是它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区别之一。
虽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令执政者备受诟病。但除此以外，它也毫无办法。因为要使自己从经济增长中地位不断增强，它必须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授权上，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真正的税收上。而这就需要它改革自己的财政，建立公共财政。如果这样，它必须接受税收贡献者的权利要求。只有这样，国家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独立的地位才能确立。显然这首先需要一场政治哲学革命，需要放弃经济决定论，甚至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而在经济决定论构建的世界中，只有使经济不断发展，统治的合法性才能确立，只有拥有经济力量才能协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统治也才能有力量。而且作为个人，统治阶层也才能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反过来说，如果不满足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的贪欲，又怎么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呢？
因此，在培育市场自己运行的同时，政府无法克制自己干预经济生活的冲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它想尽招数去伤害和侮辱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在建立规则的同时，它诱导人们去购买破坏规则的特权。总之，它越努力，就使自己越像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源泉。
在政治上，党也时常试图重新建立统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治理。有时它朝向精英，有时它朝向民众。在每届政府开始的时候，它总是能隐约体会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它试图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但它从未成功。因为整个社会，阶级间的分化并不明确，虽然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但并不存在不同的阶级文化和阶级意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分化与官民之间的鸿沟相比，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不能通过挑起阶级间的对立来实现统治。正是这条鸿沟，使政府扩大统治队伍的努力屡屡受挫。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无法产生实际的效用。
党的这种努力总是三心二意，没有什么成效。这是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的框架内，它无法动员自己的力量重视这个努力，它也无法真正得到民众响应。有时它似乎很热烈，甚至急切，但民众的反映却总是非常冷静。他们静静地观看，默默地利用政府的改变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却绝不会欢呼、迎合。对民众而言，绝不需要谁再来代表自己统治，也不再需要谁再照顾自己，他们绝不会感恩。对于独立的人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他们宁可相信好运是一种例外，而只有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才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宁愿面对不那么美好的现实，用自己的能力去征服它，而不愿意相信凭借例外的好运能改变命运。而整个统治阶层则表现的出奇理智，他们似乎把这种努力看作一种不得不忍受的虚伪、夸大的言词，当作政治领导人幼稚的做秀。这种冲动被精明的官僚理解为党的一种可笑的本性。事实上，官僚的理性已经深入了统治的骨髓，他们用自己的冷淡轻易就能击败党的这种冲动。
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成为党的束缚，或者说，它对党实行了专政。作为一种国家哲学来说（因为缺乏道德基础，经济决定论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模糊的意见，并不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哲学。）它抑制了新国家的诞生。它恐惧和排斥任何政治上的变动，它祈求稳固的秩序，它缺乏保卫秩序的手段，而且时时都在削弱和破坏秩序。因此，如果这种制度面临危机时，它既缺乏足够的敏感来意识这一点，也缺乏解决危机的勇气和手段。
经济决定论还顽固地排斥文化的建设、社会的生长和民族的政治成熟。它的一元论思维使它不仅不能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健康土壤，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破坏这样的土壤的生成。在经济发展中强大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握有民族的经济权利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它不能成熟地运用这种权利，并且把这种经济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利的话，它的经济权利实际上是对民族利益的危害。因为它只是一个阶层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
经济决定论使每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仿佛政治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来也不会受到威胁，如果有威胁，他也只能把其理解为偶然、特殊的事件。因此，他们很难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因为他们无从把自我做主的习惯扩展到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们既不愿意领导，也从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虽然统治者不必担心会产生反对自己的力量，但它必须明白，一旦面临挑战，也绝没有人愿意捍卫它。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实上，民众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他们只是更愿意把政治诉求包裹在利益诉求当中。因此，往往对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满足或者利益冲突的解决并不能使民众真正的信服和愉悦。因为他们虽然自称是为了实际利益，但并不真得如此。面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除了利益的分配以外，政府往往依赖金钱来摆平冲突。它有时偏向强者一点，有时偏向弱者一点。它很少真正依靠法律，但它却总是宣称自己在执行法律。虽然看上去它每次都能得手，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却在每次裁决中被损害。只有在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法律，才会服从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主权者。
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自由空间的国家里，每个利益集团都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方向，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暗自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没有正式的授权机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经授权就代表其他人。他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同情、理解、支持他们的要求，而是阴郁地沉默着，等待着有一天用自己的利益统一和取代别人的利益。
在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实际上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金钱是自由的基础，但实际上，财富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没有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更多的创造发明、艺术创作。对物质财富的单纯追求，最终会损害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肉体享乐的单纯满足，最终也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经济决定论以改革的名义渗入了每个机构。它虽然或许会带来这个机构的一时繁荣，但也毫不吝惜地败坏了这些机构，使它们惟利是图。改革进入的地方，人们想办法从政府手里搞钱，改革还没有开始的地方，人们从别人身上搞钱，如果他们有能力给这些人制造伤害的话。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托儿所都不能幸免。在那里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被善于炒作、善于利用关系搞来钱的人取代；真正有能力治病，也善于治病的人被能够创收、善于买药的人取代。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里坑害别人，换个地方又被别人坑害。每个团体都在相互竞争，提高自己危害别人的能力。有时候，这里就像是一个到处都在进行内战的国家，没有硝烟，但却不乏血腥。
在结束本文以前，有必要再一次提醒读者，我并不认为对于我们民族而言，在今天，经济发展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目标。我也不认为，对个人而言，致力于发财致富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发财致富，那么恐怕这种幻想不是那么牢靠，或许它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致命杀手。我也相信政治问题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正如经济问题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一样。在今天，经济决定论的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它的膨胀，一切其他的主张都失去了成长的空间。它吞噬了它最初的主人，自己成为主人，它排斥而不是鼓励个人的独立、社会的发达和国家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