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艾马恩先生的二篇文章《论普世民主和阶级民主》和《在进化论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文章后，觉得有几个问题有必要论述清楚，并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的，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基础上的民主。
艾马恩先生认为：“笔者根据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将民主区分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民主（为真）和人类文化糟粕的民主（为假）。又将人类文明成果的民主区分为普世民主和马克思的民主；将人类文化糟粕的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1】并认为：“民主是价值的范畴，不是真理的范畴。”【2】
虽然艾马恩先生在这里例举了众多的民主概念，或者是民主的不同模式，但从逻辑上来说，恐怕谁也不会否认真正的民主概念和民主模式应该是唯一的，其他在本质上存在差别的民主概念和民主模式，应该统统都是“假民主”，或者说是“坏民主”。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应该确认真正的民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民主真正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讨论艾马恩先生说的：“民主是价值的范畴，不是真理的范畴。”的问题！说“民主不是真理”的理由，不外乎这二点，因为民主属于历史和社会领域的概念，一是，所谓真理，就必需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产生预设的结果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因为任何科学和真理的客观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是预测未来，并在这种预测中指导人类实践。但是人类社会客观环境瞬息万变，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相对精确的预测。二是，社会领域不可能对所谓的真理进行犹如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地“实证”。
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人类历史就是在波普尔式的贫困中发展的》【3】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并明确指出，就算在历史和社会领域中真的不存在什么科学和真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确实存在着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的趋势。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而这种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衡量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普世价值的对与错、是与非的客观标准！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趋势和价值标准，也已经被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人类历史就是沿着这个方向一路发展而来的！
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领域，只要是符合这种趋势和标准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真正的民主，就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鉴于上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价值的衡量标准，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这里的“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定义，就非常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民主的本质，注定应该是“超阶级”、“全人类”的。也就是说，只要是真正民主，它所指向的就必然是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这是确定无误，不容更改和质疑的。同样明确无误的逻辑结论就是所有所谓的阶级民主，都是假民主，最起码是不完善的民主。
在这里，我们不但应该确认民主、自由、人权应该是超阶级、全人类的，还必须明白任何现实的民主制度，都是相对的，不完善的，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发展到相对完善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但是任重道远、而且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不但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和瑕疵，而且实践已经证明了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弊端和瑕疵正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而且这种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不但任重道远，而且永无止境。
我们从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来分析，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民主、法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对穷人（我忌讳用阶级的概念）的某种歧视和限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是这种对穷人的歧视和限制正在不断地改善而被取缔。而且同样的客观事实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现实的、主要的弊端，就应该是一种过度民主的“超福利”的弊端，并由此产生了全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债务危机。
逻辑和科学的结论就是：我们不但不能因发达国家历史上民主制度的某种弊端和不完善来攻击和拒绝实行现代民主制度和民主模式，而且不能因发达国家目前出现的过度民主的“超福利”弊端来攻击和拒绝政改、拒绝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真正的、科学的民主制度，不但应该保障超阶级和全人类的民主权利，而且这种保障只能是相对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
就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不但必须明确民主制度的目标模式，也就是必须确认民主、自由、宪政、共和、人权、法制、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必须承认言论自由、新闻监督、司法独立、三权制衡、以及民主的标志性制度原则“全民普选”是我们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逐步渐进的改革过程，我们既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急于求成，冒进式地在短期内全部实现这一系列目标，也不能原地踏步，严重滞后。我们尤其必须承认的是，大家急于期望的“全民普选”，只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步骤”，我们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地冒进，必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而且又必须旗帜鲜明地以已经被发达国家人民实践所证明了的民主制度模式，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不错，在整个政改过程中，不能否认和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否认的简单道理就是，我们必须，也只能在坚持民主制度的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前提下来体现和容忍“中国特色”，而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理由，来篡改和否认民主制度的普世原则！
接下来再论述民族文化对民主发展和政改的巨大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全民共识”，还必需一种文化的积淀和预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然有先行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更需要文化积淀和观念、风俗、习惯上的先导和支持。那么到底应该是以“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为主、还是应该以学习引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为主？科学的结论应该是：二者都非常重要，但都不能“为主”，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中西文化“优势互补”。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是先进的、科学的、再就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需要的文化理念，我们都应该接受和发扬。并必须排除和放弃二者中的糟粕和谬误，排除和放弃二者中有碍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文化理念。
中华文化代表了农业文化的灿烂顶峰。但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和工业化、城市化相适应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在欧美形成后，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就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引进发展、并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及工业文明实现优势互补，就必然成为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也就是我们必须放弃和封建专制和政治集权有关的所有文化观念！除此之外，大多数中华文化都应该是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观念，包括“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勤奋好学、崇尚知识等等中华优秀文化，都属于应该努力发扬的文化理念。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
我曾经反复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上所有理论一样，都必须，也只能“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4】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清醒认识一个残酷的事实：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送来的，在主体上是错误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不能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具有清醒的、明智而超脱的认识，那么对中国当前即将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将会产生巨大阻力！
回归主题，就民主观来说，艾马恩先生认为：“普世民主是人类政治解放的民主，马克思的民主则是经济解放的民主。”既然艾马恩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则相联系，我就必须进一步论述清楚下列观点：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来说，其优势和精华，恰恰就在于“人“的解放和社会政治民主化，而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和弊端，恰恰都存在于经济领域。我曾经著文非常具体和针对性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理论，【5】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而列宁、斯大林主义恰恰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纠结领域的错误部分，却放弃并抵制镇压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既民主政治和人的解放理论。同是马克思主义后裔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恰恰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部分，即人的解放和民主政治，放弃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糟粕和谬误，即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理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研究非常充分地证明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和胜利，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已经惨遭历史的淘汰！
至于艾马恩先生说的：“要讨论马克思的民主，就不能绕开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同意秦晖先生的观点：“自由与民主本是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马恩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6】“ 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7】“ 马克思赞同布朗基的‘革命专政’论，主要是赞同它不畏镇压、以暴抗暴的立场。然而布朗基‘革命专政’的另一个含义，即依靠‘先进的少数’来强制‘落后的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反对的。这后一含义意味着不仅‘革命中’要用暴力对抗镇压者的暴力，而且‘革命后’的和平条件下也要以‘专政’来对付‘落后者’。这就是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马、恩对此十分反感。恩格斯后来指出：‘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设想为少数革命者的Handstreich（起义），于是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就是自然的；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起义的少数人的专政，而且他们在起义以前就已经服从了一个或几个优秀分子的专政。’”【8】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民主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集权政治是存在着本质性区别的。正如艾马恩先生指出的由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缺乏民主制度最基本的“三原则”，所以他们统统都是假民主和坏民主：“民主三原则：A、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B、政府官员受人民监督，可以随时撤换。C、废除政府官员的特权（高薪只是其中之一）”【9】“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是斯大林，民主三原则就是被他抛弃的。所有现实社会主义都是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所以都是假民主、假社会主义。”【10】“道理很简单，他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实现的是他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其次是特权阶层的意志和利益。”【11】
接下来就有必要分析论述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理论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就在欧洲流行。发展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至少已经产生了十几种社会主义模式，连德国纳粹和利比亚卡扎菲都自称是社会主义。
所以当代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确认和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上面我已经批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惨遭历史的淘汰。所以我们当代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二大原则，也就是必须兼顾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就决定了民主、宪政、自由、人权、共和、法制、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等制度性原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人类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只有这些民主的原则，才能够相对充分地实现邓小平社会主义模式的二大原则，同样也符合“满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普世价值观！同样，在经济领域中，福利制度、工会参与劳资工资谈判和民主政府公平、公开、公正、有效的宏观调控等制度性原则也符合“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二大原则！
三、关于社会发展到底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的问题。
艾马恩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开篇就指出：“马克思在创建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致使他的哲学变革没有完成。本文拟通过批判经济决定论，在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他的新唯物主义。”【12】艾马恩先生认为，“对意识形态而言，重要的不是真假对错，而是行动，是实践。意识形态不仅仅只有真假对错，更重要的是超越真假对错。真假对错只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只是一种物的尺度，只是一种科学意识。而马克思说，只有动物才按照物的尺度，而人按照美的尺度来创造。美、艺术等是超越真假对错的”【13】“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意义之重大。”【14】“马克思尚没有知识进化观，没有将意识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进化。笔者拟通过对意识形态进化和经济形态（进化）真实关系的认识，重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15】“‘天择’使物种进化和自然条件保持了一致性，而‘人择’，特别是由于人的利益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的选择，利益选择既是选择又是适应，使经济条件（形态）和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参下）。就是说在继承 (遗传), 创新 (变异)、竞争、评价 (选择)、适应诸环节，意识形态进化和物种进化具有相似性。”【16】“利益选择对于意识形态的进化，犹如自然选择之于物种进化。物种进化的规律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而意识形态进化的规律则是‘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意识形态是利益选择的，利益关系是经济形态产生的，所以意识形态一定适应经济形态。”【17】“‘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是重建的新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规律。它才是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恩格斯在致约 布洛赫的信中却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没有说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也起决定作用，但是决定意识形态的是经济形态，”【19】“他的这一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只须将利益选择置于‘断裂’处，架起‘桥梁’，就可以将科学（经济形态）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连成一个整体。只是经济形态称不起科学体系，——就像物种进化论只有自然条件称不起科学体系一样，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利益选择为中介联系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意识形态不但无损它的科学性，而且占有它的‘半壁江山’。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决定着一切政权的兴衰更替，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权，只要意识形态失去说服力，就离灭亡不远了。”【20】“人的一切行动都受思想的支配，无论是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活动，都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其次，人要遵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因而，人们日常生活的思存关系，和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21】
请读者恕我如此繁琐地引用艾马恩先生的原文。我理解的上述艾马恩先生的文字就是：1、虽然艾马恩先生承认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但认为不是直接的因果的决定关系。2、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比经济因素重要得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有一种超越真假和是非的美和艺术的决定作用。3、如果决定物种进化的是“自然选择”，那么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是人的“利益选择”，而这种人对利益的选择，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控制。就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理解有没有误读艾马恩先生的原意。
如果说在人类的哲学史上，自始自终存在着物质决定论和意识决定论的争论，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还会永远地继续下去。而艾马恩先生的上述观点，就是这种争论之一。
但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物质决定论和意识形态决定论，多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都是片面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之间，加入一个“实践”的概念作为中介，那么一切问题也应该迎刃而解了。
我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邓小平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提出挑战的《论以人为中心》，其中，就把“人”及其“人的实践”作为物质和意识形态的中介，并超越了物质和意识形态。
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22】“人是长期以来物质运动和进化的结果。人是高等生物，也属于物质范畴，但她又是唯一能够思维的动物，所有的意识形态，精神的范畴必须从人产生，只有人才能完成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也只有人才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唯物主义不但确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且还必须承认在物质范畴中，人是第一性的，是首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没有人，根本无所谓精神领域的一切，同样也就失去了物质运动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另一方面，没有人这个主体，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没有了社会历史发展，而且，整部人类的发展史，整个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史，也就是人的不断解放、发展和进化的历史，它不但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主体，也必然地是以人为最终目的的。”【23】
所以，人类社会首先是“人”的社会，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高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最高原则，那么就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把大写的“人”字，高高地置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之上！决定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及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既不是物质力量，也不是意识形态，而应该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的“实践”！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人”的实践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前文所述：“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就是人类实践的目标和动力，它既不仅仅是“物质”的，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而是二者的兼有和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切人的社会因素的综合体。
我曾经在《以人为中心》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和‘实践论’相统一，才能揭示其‘真谛’”。【24】我们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四大问题的答案。
1、“人的本质”是什么?
“ 马克思主义和国内传统理论认为‘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我认为：所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构成的社会关系总和，只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现实化，而并非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从主体意义上来说，就是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人的本质的主客体统一的意义就在于：人为了达到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目的，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展开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人固然要受到‘社会关系总和’的制约，但这些制约人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上帝给于的，也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在以人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批判，改革和创造的。人虽然在实践中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并且必须遵守这些规律和关系，但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这样地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人能自觉地，能动地运用这些规律来创造性地发展主观世界和（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在内的）客观世界。【25】
2、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国内传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我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其中主要的是生产性实践活动。这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地面临着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后紧跟着幸福和发展问题。‘人’也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自觉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劳动实践。也正是在这些以人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不断利用大自然来改造着人类社会及其社会关系。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身，达到人类自身的发展，解放和进化，从而也系统地创造了人类的社会历史。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能从这种社会需要的沉重束搏和社会关系的盲目制约中解放出来，也越更能自觉地，自由地，能动地进行这种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而不是以物的规律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从而系统地创造了人类历史。”【26】
3、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国内传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也是它的重要标志。这种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理论，把生产力的发展推崇到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这里，生产力变成了一种非人的东西，而人只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个不断被扬弃的环节，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历史的发展也就成了无主体的‘历史必然’。这种无主体的客观规律也就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宰。人只能在实践活动中适应这种以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客观必然。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向宗教精神的倒退，它是和虚无主义，缩命论及各类宗教思想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实。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也就是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问题，历史发展的目的就是人本身。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着解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问题而让人享用的。不为人享用为目的的生产力及其带来的物质财富是没在任何意义的，同样,为一小撮人不合理地攫取的生产力及其物质财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标准，以人为尺度来衡量生产是否附合需要，而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及其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的实践活动的优劣和胜败。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人借以运行的一个不断被扬弃的环节，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是它的目的，只有人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27】
4、人的价值是什么？
“国内传统理论认为，既然以经济发展，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人的实践只能受制于这些社会关系及经济力量，那么人的价值也就只能是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关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创造多少生产力及物质财富。他们以生产力为尺度来衡量人是否附合需要，而不是以人为尺度来衡量生产是否附合人的目的。人的价值是随着人的生存、幸福的需要实现后随之而来的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也就是人作为适应自然和推进社会发展，从而达到人类自身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在这种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将人的生动的，自由的，能动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实现，并将这种个性创造力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实现作为人的最高价值。因此，历史的主题必须着眼于人和人的解放和发展，人的解放和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一样，两者都可以作为历史发展的标志，人从原始人，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劳动者，一直到目前的自主劳动者的发展和解放过程，也就和生产力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到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时代，再到大机器，自动化时代，一直到目前的信息时代的发展过程是相一致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先有人的发展和解放，才能同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但人永远是第一性的，人是一种创造性生物，永远也不会满足于物质需要的满足，只能把不停的创造性实践当作永远的追求和目标。所以目标本身也会转化成手段，如果人的吃、喝、住、性爱虽是他们活动的目的，但也是人类种属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就在这种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实践活动中，也使人的生动的，自由的个性充分发展和全面实现，并使人获得彻底解放。在此过程中，也最终体现了和实现了人的价值。正因为此，马克思才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史’。[1]并且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而恩格斯也正是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来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可见‘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主题。”【28】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和‘实践论’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结合点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仅仅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更是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仅仅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人”及“人的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的、最高级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单独地分开论述。因此，我们既必须把人与其它物质分别研究，也必须把人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统一地、系统地进行研究。“【29】
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
【1】、【2】、【9】、【10】、【11】：艾马恩：《论普世民主和阶级民主》
【3】：丁礼庭：《人类历史就是在波普尔式的贫困中发展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56.html
【4】：请读者参阅丁礼庭的《站在时代高点理性重审“十月革命”历史意义》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184.html
【5】：丁礼庭：《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66755.shtml
【6】、【7】：金雁、秦晖《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231.html
【12】、【13】、【14】、【15】、【16】、【17】、【18】、【19】、【20】、【21】：艾马恩：《在进化论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22】、【23】、【24】、【25】、【26】、【27】、【28】、【29】：丁礼庭：《论以人为中心》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649.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59836.shtml
附件1：
论普世民主和阶级民主（征求意见稿）
——和王伟光先生商榷
笔者对王伟光先生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什么是科学的民主》一文的观点不敢苟同，特写此文与之商榷，同时就教于理论界同仁。
为了便于阐述笔者的观点，特自荐另一篇拙文《在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1），此文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利益主体选择的，而不是经济形态直接决定的。但是意识形态必须适合经济形态。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规律：“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律。
一、关于民主的区分
民主是价值的范畴，不是真理的范畴。就像不能称科学的自由、科学的平等、科学的博爱一样，不能称科学的民主。王伟光先生这里犯的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民主只有真假之分，没有科学不科学之分。笔者根据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将民主区分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民主（为真）和人类文化糟粕的民主（为假）。又将人类文明成果的民主区分为普世民主和马克思的民主；将人类文化糟粕的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二、关于人类文明成果的民主
1、普世民主
普世民主是相对于阶级民主而言的，也称之为超阶级的民主。王伟光先生说：“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关于民主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民主，笔者也同意。问题在于什么是具体的民主、抽象的民主。对此笔者在拙文《也论具体民主和抽象民主》（2）中作了专题讨论，认为如果一个概念与其指称的对象物以及对象物存在的条件完全脱节，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抽象的甚至是虚假的。而通过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两个概念和实际对照，我们就发现，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才是一个抽象虚假的概念，而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普世民主），才是具体民主，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说民主是历史的变化的，没有超历史的永恒的民主，当然是对的。但是说没有超阶级的普世民主就不对了。为什么？首先看普世民主理论，它是以一般人为对象的，所以适合任何阶级的人因而具有普世性。黑格尔有一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在他的逻辑里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一回事，就是说普世民主具有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就是它实现的充要条件：A、大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而资产阶级也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成熟期。此时的资本家已经更新换代，新一代、新新一代资本家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兼有“智本家”的双重身份。由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的野蛮资本家，转变成重合同守信用着眼于远期目标的理性资本家。不仅如此，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后代有很多也受到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并且作为主要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B、资本主义自身发育出社会主义的因素使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化。（3）C、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惊醒了西方资产阶级，使他们同意改善和工人阶级的关系。D、无产阶级放弃了暴力革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在以上充要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选择了普世民主，和无产阶级联合执政，既改善了无产阶级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也为资产阶级带来超额利润，实现了双赢。这种选择当然不是违背利益选择的历史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从长远利益出发作选择而已。王伟光先生说，马克思只承认阶级民主不承认普世（超阶级）民主。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马克思的问题。马克思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以及普世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完善都是他生前没有看到的。再者巴黎公社民主实质上是普世民主。（参下）如果局限于马克思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恰恰是十足的教条主义。
恩格斯虽然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变化的端倪，断然决定无产阶级改变斗争策略，为普世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2、马克思的民主
普世民主是人类政治解放的民主，马克思的民主则是经济解放的民主。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包含牛顿力学一样，马克思的民主包含普世民主，（参下）是普世民主的继承发展。
要讨论马克思的民主，就不能绕开无产阶级专政。传统的解释将无产阶级专政看作与民主对立统一的另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统治，专政其实就包含在统治之中，是民主的应有之义。把专政独立出来（是马克思的责任）和民主并列在一起犯的是属种并列不当的逻辑错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实际上为专制独裁者开了方便之门。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巴黎公社并不是只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资产阶级不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自己的组织。选进公社委员会的86人中，有17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4）。那么对谁实行专政呢?巴黎公社采取的一个重要的专政措施就是 “人质法令”，规定：“凡被控与凡尔赛政府有勾结者，立即提起公诉，加以关押”，根据这一法令，公安委员会逮捕了约260名反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分子，并有72人被处决。（5）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针对无产阶级新政权造成威胁的人，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是任何政权毫无例外要采取的。很多人抱怨马克思没有辟专章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不是什么创新。
限于篇幅和目的，这里不对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展开作全面讨论,仅以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民主来了解马克思的民主。首先看它的来历，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用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指导实践。从废除财产限限制，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来看，巴黎公社民主其实是普世民主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有史以来普世民主的第一次实现。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说它是无产阶级民主呢？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普世民主只是一个手段或者工具，关键在于谁使用它。前面说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执政，共同选择了普世民主，从而实现了双赢——实现了双方的意志和利益。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使用普世民主，实现的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资产阶级的17个代表自动退出公社委员会），所以将之称为无产阶级民主并不算错。但是如果认为在普世民主之外还有一个和普世民主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无产阶级民主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而言剥削阶级不会选择普世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剥削阶级当然要反对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选择普世民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才出现的。
现在重点讨论巴黎公社的普世民主，它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理论界称之为的民主三原则：A、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B、政府官员受人民监督，可以随时撤换。C、废除政府官员的特权（高薪只是其中之一）（6）。此三原则就是区分真假民主的三大标志，是民主的最本质的东西。一切民主，——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民主三原则就是真民主，否则是假民主。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被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无一不具有民主三原则，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一具有民主三原则！（参下）
三、人类文化糟粕的民主
1、资产阶级民主
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意识形态——当然包括普世民主和马克思的民主，都是思想家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发展，概括总结思维创新。虽然无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并不属于任何阶级，而是属于全人类，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恩格斯就持这种观点，请看他的这样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7)我在《在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一文中，论证了任何统治阶级都必然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意识形态作出选择。然而这种选择通常不是一次完成的，现成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一定完全符合统治阶级（或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当它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垄断权，便对其作出完全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解释也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解释通常却是对现成的意识形态的篡改、阉割。例如，孔子的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民本思想的前人道主义，但是经过统治阶级的解释（=篡改、阉割），变成了君本思想的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普世民主作为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不例外。普世民主曾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无产阶级等各阶级人民的承诺，当它掌权以后就不认账了，将民主解释为纳税人的权力，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剥夺了无产阶级等劳动人民的选举权。这种民主当然是应该及时抛弃的人类文化糟粕。马恩批判的应该是这种民主。然而马恩没有将本质不同的两种民主加以区分，而是将之捆在一起批判，毁灭了前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政治解放的思想武器，后果很严重，比如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分辨真假民主，严重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
2、“无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之所以加引号，是和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民主相区别，因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人类文化糟粕、后者是人类文明成果。而且这种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其实低于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属于封建主义，是专制独裁贴上了民主的标签。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是斯大林，民主三原则就是被他抛弃的。所有现实社会主义都是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所以都是假民主、假社会主义。仅此一举，他就背叛了无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他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实现的是他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其次是特权阶层的意志和利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篡改、阉割）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民主使之变成人类文化糟粕的呢？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8 ）这里有三要点：A、他颠倒了民主和专政包含被包含的关系。B、把普世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C、把无产阶级民主作为普世民主的反面。以上三要点关键在于B、C,只要具有这两点，足以抛弃民主三原则，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叛徒。王伟光先生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解释较之斯大林的三要点少了A，但是仍然坚持B、C，既然如此，那么就请王伟光先生自己对号入座吧。
难道抛弃民主三原则只是斯大林的责任，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就没有责任吗?比如中国，中国不像东欧卫星国，只能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革命胜利以后，他也确实想兑现革命前的民主承诺还政于民（9），但是最终却没有逃脱苏联模式，沦为斯大林第二。不能简单归咎于斯、毛的私心，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致使他们的价值观缺少人道主义，——人是文化“动物”，他们不过是农业文化 “动物”而已。
四、关于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
王伟光先生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首先必须纠正列宁对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误读——初级公有制理论（10），马克思的公有制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是阶级、国家的消亡，同时也是民主的消亡，——当民主真正实现了，民主就不存在了。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公有制，就是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因为当公有制为主体时已经离开公有制不远了。就是说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走出乌托邦。那么，王伟光先生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只能是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的假民主。
题外的话：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身份社会，由此国情产生了一个潜规则，有身份的人不和没有身份的人对话，否则就失了身份。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希望王伟光先生破除这一潜规则接受我的挑战。其实真正令我担心的是“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王若水语）我相信王伟光先生不是那样的人。
2012年6月7日
注释：1、《在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http://blog.kdnet.net/boke.asp?aima57en.showtopic.583218.html
2、也论具体民主和抽象民主http://blog.kdnet.net/boke.asp?aima57en.showtopic.382970.html
3、详见拙文《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炎黄春秋》刊外稿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97/1097163831I867I79556A62EJE5FGA2ED0.html
4、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http://bbs.news.163.com/bbs/jueqi/281879.html
5、巴黎公社社员墙http://dict.youdao.com/wiki/%E5%B7%B4%E9%BB%8E%E5%85%AC%E7%A4%BE%E7%A4%BE%E5%91%98%E5%A2%9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45页。
8、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九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八十七页
9、程序民主是善的竞争机制 http://blog.kdnet.net/boke.asp?aima57en.showtopic.384034.html
10、关于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 http://blog.kdnet.net/boke.asp?aima57en.showtopic.36193.html
附件2：
在进化论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一）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之批判
摘要：马克思没有将意识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进化，导致了机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导致了科学体系的断裂。对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错误的回答。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利益选择为中介才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是重建的新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利益选择
马克思在创建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致使他的哲学变革没有完成。本文拟通过批判经济决定论，在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他的新唯物主义。
一、关于意识形态进化的规律
在讨论正题以前，首先要搞清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包括西马）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理解他关于意识形态的本意。对此赵凯荣先生有新的解读：“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意识固然不会自动具有实践功能，但意识却可以通过说服人而变成物质力量。但这时的意识已经不再是意识，已经不再是那种反映现实的意识，而是支撑并决定着人向哪里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价值导向、审美趣向、道德要求、宗教情感、坚定信念，一句话，已经是意识形态。所以，对意识形态而言，重要的不是真假对错，而是行动，是实践。意识形态不仅仅只有真假对错，更重要的是超越真假对错。真假对错只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只是一种物的尺度，只是一种科学意识。而马克思说，只有动物才按照物的尺度，而人按照美的尺度来创造。美、艺术等是超越真假对错的”。马克思说：“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但要通过彻底即要说服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他就已经提出，在德国，再没有比唯灵论更危险的敌人了……显然他已经是在承认，唯灵论，作为意识形态确有强大的实践力量”（1）。
根据上述赵凯荣先生的解读，笔者将历史上发生的主要意识形态作如下简要概括（不是对意识形态下定义）：历史上发生的主要意识形态都是和经济形态适应的具有说服力、实践力，能够改造（统治）社会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适应为前提，不具备这一前提，其它都无从谈起。具有说服力才能掌握群众，才有实践力量，才能改造（统治）社会。
将意识形态改造成为和经济形态对应的新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98)。马恩并不是不知道人是由思想支配行动的，并不是不知道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他们的缺憾在于：没有搞清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的真实关系，认为经济形态对于意识形态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从而认为经济条件直接决定人。他们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68)。“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2-78)。恩格斯甚至认为：“……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697)。在这里看不到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询唤作为主体的个人”（5）。这句话如果用马恩的上述句式来表达就是这样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意义之重大。那么，马恩为什么将人的存在看作是由物质条件直接决定呢？这和进化论有关系。恩格斯曾把“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和“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相提并论(6-776)，考茨基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许多观点和原理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或者说是对进化论等科学成就加以概括的结果”（7）。马克思将人的发展看作是自己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进化。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然而“在认识能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们坚持的基本是一种类似于‘进化认识论’观点。但仅仅是类似而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进化认识论在许多方面又有实质性的差别”（6）。马克思尚没有知识进化观，没有将意识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进化。笔者拟通过对意识形态进化和经济形态（进化）真实关系的认识，重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
当物质条件发生重要进化，会引发人类重大的意识形态创新。例如，中国春秋时期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引发了儒家学说的产生（3）；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人道主义；大机器生产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人类的思维创新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相当于基因随机变异），并不都是生产力引发的。但是重大的意识形态创新一般都是生产力引发的（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儒家学说的产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先前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礼崩乐坏”的无序状，儒家学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所以重大的意识形态理论一般都不可能随机发生。其它和物质条件有关的还有：a、人必须吃、喝、住、行才能从事意识形态创新思维。b、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继承前人的意识形态文化成果（相当于基因遗传）。意识形态创新需要人的灵感、顿悟、联想、猜测和机遇，这不是经济条件可以代替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因此一切意识形态创新都具有个人性、偶然性、独特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能移植，不能异地发生。人的意识形态创新并非都有价值，还要经过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以及社会评价机制——社会选择(人择)。 “天择”使物种进化和自然条件保持了一致性，而“人择”，特别是由于人的利益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的选择，利益选择既是选择又是适应，使经济条件（形态）和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参下）。就是说在继承 (遗传), 创新 (变异)、竞争、评价 (选择)、适应诸环节，意识形态进化和物种进化具有相似性。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形态产生阶级利益关系，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只有在无阶级社会里才可以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选择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意识形态。人是通过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形态的，也将淘汰不适应新经济形态的旧意识形态。利益选择对于意识形态的进化，犹如自然选择之于物种进化。物种进化的规律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而意识形态进化的规律则是“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意识形态是利益选择的，利益关系是经济形态产生的，所以意识形态一定适应经济形态。但是，如果经济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意识形态还是旧的，旧的意识形态就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如果旧意识形态的利益选择主体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拼命坚持旧意识形态，那么新的经济形态产生的新的利益选择主体，必然选择新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淘汰旧意识形态,——包括它的利益选择主体。
“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是重建的新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规律。它才是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关于本文批判对象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成因和性质
1、关于本文批判对象的经济决定论
关于经济决定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经济决定论”；另一种则是马克思坚持的经济决定论。对于第一种恩格斯于1890年9月21-22日致约 布洛赫的信最有代表性：“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4--695-696)
乍看这段话缺乏逻辑自洽性：既然反对经济决定论，却又说意识形态“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岂不是帮着论敌说话？而他接下来的一个证例——“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政治因素“起过决定的作用”。这样他就又否定了自己前面的话，造成前后矛盾。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说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也起决定作用，但是决定意识形态的是经济形态，所以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由此看
这里恩格斯批判了“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虽然“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就去应用它的所谓“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经济形态看作历史过程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看不到意识形态也起决定作用。虽然马恩对这种经济决定论批判的是正确的，并且这种“经济决定论”也是苏式教科书体系所犯的错误。但马恩将经济形态看作“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决定论不是本文的批评对象。
另一种是马克思坚持的经济决定论，也即作为本文批判对象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它将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解为经济形态对于意识形态直接决定的因果关系。当然，马克思坚持的是这种观点，而不是承认这种观点是经济决定论。最有代表性的是马恩的这段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98）。就是说经济形态对于意识形态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而恩格斯在致约 布洛赫的信中却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没有说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也起决定作用，但是决定意识形态的是经济形态，这里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是指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政治因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是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过程的原因的原因，而对于政治因素而言，仍然是经济形态直接决定的。再摘引一处马恩的原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它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72)马恩这里将意识形态看作“实际生活”（经济形态）的映像“倒影”，就是说它们之间是镜像关系。这里明显的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
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经济条件对于人的意识形态创新，实际上只相当于自然条件对于物种基因诱变的诱因。这里是统计决定关系（概率）而不是因果决定关系。意识形态如果不被选择就没有多大意义，而选择论和因果决定论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总之马克思对于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认识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2、经济决定论的成因
最重视实际的马克思，难道没有将经济决定论做实际验证？岂止验证了，而且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他实证归纳得到的东西。但是他选择的观察研究的地点是经济形态的原生地，因为在这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不是形成以后被选择的，而是在选择中形成的。早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人道主义就已经被选择了，所以这个选择几乎没有什么踪迹，所以很难发现其间的中介选择关系，而很容易看作是直接决定的因果关系。
在经济形态的次生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异域文化的移植地，执政者（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只选择非意识形态（主要是科学技术），抛弃意识形态。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旧意识形态和新经济形态的不适应。在这里不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是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支配着社会财富和物质生产资料。例如今日之中国虽然有很高的生产力，却仍然是一个等级特权的身份社会，——经济形态属于工业文明，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属于农业文明。这不但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形态直接决定的观点完全相反，而且这里的利益选择也是马克思未曾见到的，假如马克思再世见到了这一切还会坚持原来的结论吗？
全世界普遍移植西方文化是马恩以后的事，所以对于这一失误的责任，应该归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伟人的肩上。
3、经济决定论的性质
为了给经济决定论定性，选择了一个参照系，物质决定论——物质决定意识，认为物质对于意识是直接的因果决定关系。进化认识论告诉我们，意识的进化同样是一个包含着继承、创新、竞争、选择的诸多中介环节的过程。教科书体系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错误，仅仅是缺少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其实将意识看作由物质直接决定的因果关系才是错误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具有同质性，都具有机械性、直接性、非主体性，所不同的是物质决定论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而经济决定论属于机械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决定论与辩证法的过程论、中介观等完全不符。就是说它不但不合进化认识论，而且不合辩证法。
马克思曾经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58)。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承认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但是仍然不能避免直观唯物主义的错误。他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或者说受到人类进化程度的制约。用今天的进化认识论来要求马克思当然是不妥当的。
马克思试图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新唯物主义，——这是他实行哲学变革的实质问题，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产生了失误。但是不能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机械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毕竟只是它的一部分（但却是关键的一部分），它毕竟还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而笔者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8“马克思主义发展”词条)，遵循他的思路，纠正他的失误，继承他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剔除机械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重建他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这个失误严重影响了他的体系，致使他的体系存在着所谓“认识论断裂”（8-“结构主义“词条），早期的“意识形态非科学阶段”、晚期的“非意识形态科学阶段”不能统一在一个体系里。最终导致了他的人道主义理论被抛弃。他的这一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只须将利益选择置于“断裂”处，架起“桥梁”，就可以将科学（经济形态）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连成一个整体。只是经济形态称不起科学体系，——就像物种进化论只有自然条件称不起科学体系一样，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利益选择为中介联系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意识形态不但无损它的科学性，而且占有它的“半壁江山”。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决定着一切政权的兴衰更替，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权，只要意识形态失去说服力，就离灭亡不远了。
三、关于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马克思由经济决定论推导出几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恩格斯的“合力论”，下面就对这三个观点进行批判：
1、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9-32)。这里的意识是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包括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对于人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里恐怕也存在着将人的社会存在和一般物的存在简单比附的问题，忽视了人的特殊性。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离开社会就称不起人。所以研究人的社会存在不能以单个人为主体，——不能以单个人的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应该以社会群体为主体，以经济阶段为对象。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存在于社会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是单个人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经济阶段中的所有人的，一定的经济阶段和思想文化具有思存的对应关系（注意：不是决定被决定关系）。也就是将人理解为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生活在同一经济阶段的人，有大致相同的思想文化。同一经济阶段的人，特别是同一阶级人的日常生活是大致相同的。
个人不能从本阶级的立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的思想通常被统治阶级所控制。虽然统治阶级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但是真正掌握选择权的是统治阶级中的主流社会成员。因此不能将这种选择看作是个体选择，而是（主流）社会选择。
人的一切行动都受思想的支配，无论是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活动，都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其次，人要遵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因而，人们日常生活的思存关系，和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
2、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32)。“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611)。
上层建筑怎样形成的？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上层建筑）为指导构筑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也即所谓意识形态的物质化，——这本身就是进化。以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为例，先由思想家提出理论学说（继承、创新），通过竞争、选择，再经过政治家的实践（适应实际的试错），才形成和经济形态大致适应的政治制度。这里明显存在着继承、创新、竞争、选择、适应的进化。新的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形成以后，便作用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产生反馈信息，执政者经常根据反馈信息对上层建筑进行微调甚至改良，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更加有序化，总之使意识形态更适应经济形态。生产力一般都处于发展过程中，社会也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则是相对确定的（即是有变化也是为了使意识形态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以后讨论）不会随着经济形态的进化而进化。但是它的物质化则可以进化，——无论是改良还是微调都存在着创新、竞争、选择、适应的进化。马克思将政治制度比喻为上层建筑，将生产关系总和比喻为基础当然是有道理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和基础的互动，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来适应经济形态。直到生产力发生了质变，无论是改良还是微调都失效时，说明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态，于是意识形态革命便来临了。
然而，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子虚乌有，实际情况是意识形态进入物质化阶段以后的继续进化，而这是“利益选择，不适者淘汰”规律的范畴。
4、关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
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4-697）。
首先“合力论”把历史的结果看作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是不对的。单个人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不凝聚为群体意志，形成社会力量，就会像一片散沙，对历史的结果不起任何作用。就是说影响历史结果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发挥作用的，而是以群体为单位发挥作用的，英雄其实是群体意志的代表。个人无论有多大能力都不能直接影响历史结果。这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奴隶史观的原理。
其次，重大历史的变革，有的人胜利了，有的人失败了。就是说并不是“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而是有的人的意志实现了，甚至超过预期。在历史的关头在两个以上政治力量的博弈中，人道因素较多文明度较高方具有较大的胜出概率。所谓“战争的胜负在于民心的向背”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刘项之争、国共两党之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样创造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总趋势。历史规律有经济形态、意识形态两类，“民心向背”律、“民水君舟”律等都是历史规律。
再次“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每个人的意志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决定的，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也许机械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它滞留的时间过长，对人类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过大！但是这不是马克思的责任。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一个半世纪多，那时的产品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时产生的学说已经被修改的面目全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还保留着原始状态，这是不正常的，是违背马克思初衷的。进化认识论认为，一切学说都是假说，而且马克思已经有了“实验性”（8-“马克思·卡尔·亨利希“词条）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真理的化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有人对笔者加一个“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罪名，甚至将之政治化，那么不但在今天的学术界是一个笑话，而且会贻笑后人。
然而，笔者乃一业余理论爱好者，主客观条件都严重不足，重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乃笔者不能承受之重！因此，真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希望凭借集体的智慧，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注释：
1、《赵凯荣：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学术研究》2007、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讨论，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使个体家庭真正成为生产的单位，解放了大批生产力，使平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为文化的创新提供了人才条件。个体家庭的产生才使私有制真正诞生（http://blog.kdnet.net/boke.asp?aima57en.showtopic.475014.html），地主阶级从此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将奴隶制社会看作私有制的开端不符合历史实际，奴隶现象伴随着原始公有制解体的全过程，不存在完整形态的奴隶社会这里不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新兴阶级的先进性，从而具有政治上的宽容性。又由于生产关系的滞后性导致社会秩序的无序性。社会各阶级均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诸子百家应运而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张一兵：《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学习与探索》2002、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
7、《从普遍进化到知识进化——关于进化认识论的研究》何云峰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一版11页
8、《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英】汤姆 博托莫尔等著陈叔平、王瑾等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7一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后记：拙文初稿由于遇到理论上的难题长期被搁置。庚寅春节前夕收到丛大川先生寄来的大作《从实践人道主义到实践唯心主义》，我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丛先生要我写书评，并且亲笔将他的观点作了简介，满满写了两大张，其诚意溢于言表。一个高等学府的理论权威，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学人写书评，别说在我们这样的身份社会里，就是在公民社会里都是不多见的。我当然也想不辜负他的诚意，认真的写书评。但终因水平所限，书评未写成，但意外的是却解决了我多年未想通的理论难题，促成了这篇文章，自以为比书评更有意义。特此对丛先生表示感谢！
2011年11月14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