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参与到国际重大事务的进程中，国际社会也日益聚焦中国。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文明。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兼具社会主义社会、东方文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并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传播力与影响力虽有差异，但共同指向让世界接受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这一目标。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具有先进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具有传播的天然优势，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先进阶段，也有落后阶段，既有开放时期，也有封闭时期。中华文明发展到新时代，日益呈现出更加文明、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面貌；新时代中国人民对更加和谐、富裕、幸福、健康的人类社会道路的探寻，对于世界其他区域文明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这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价值所在。
第一，增强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全球史进程看，大国崛起必然伴随其文明向世界传播。希腊城邦鼎盛时代，希腊文化向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等区域传播，在环地中海形成了希腊化的时代；罗马帝国崛起，使罗马文明迅速取代希腊文明成为大半个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强盛文明，形成罗马帝国话语体系，影响深远；中国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治理，迅速崛起，其文明影响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域，远至印度、中亚、波斯、北非、东南亚、东北亚等广袤地区；大唐帝国更是在汉代版图基础上，扩大到东亚、南亚、中亚和欧洲各地，一时间“舶交于海中，不知其数”，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无疑达到了同期世界文明顶峰。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出现过四次高潮，即汉、唐、北宋、明代，实际上真正称得上高潮的，具备国力强盛、开放自信特征的只有汉唐两个朝代。衡量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标志，一是“四面开花”，一是“八方来朝”。“四面开花”指中华文明“走出去”，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国；“八方来朝”指世界各国涌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汉唐都具有这一特征。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大革命时代的法国、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这些大国的崛起均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习借鉴，不同程度具备“四面开花”和“八方来朝”的特征。中华文明必然伴随中国道路、制度、经济、军事等的发展，成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形象的有力组成部分，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规律。
第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必须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一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要与现阶段的国家定位相匹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的确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差异，既有达到世界前沿的发达城市和区域，也有欠发达或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区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阶段面貌，就必须与中国的国家定位高度一致，传播与宣传不可有失偏颇。二是传播、宣传中华文明要体现真实性、全面性。解决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问题，核心是让世界接受中国，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一个真实的中国是传播的核心，也是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关键。“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整体面貌，才具有影响力。辩证处理古代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共性与差异的关系，展示全方位进步和发展的中国，方能让世界各国人民觉得可信、可爱、可敬。三是中华文明的传播、宣传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丰富遗产，从中华文明起源到新时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既产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存在着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要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上予以取舍。
第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也体现出软实力建设的一般规律。一是大力推出体现中华文明在制度、价值观、文化、政策等领域成就的软实力文化产品，特别是艺术作品。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文化、艺术是形象和直观的艺术，比单纯的思想观念宣传更有实效。二是处理好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三是软实力更注重程序性，在间接和隐喻中存在。四是软实力战略有相对性。对西方国家有效的软实力战略，对亚洲、非洲国家并非一定有效。
第四，要尊重传播的艺术规律。传播既有自身的艺术规律，也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传播是艺术，艺术规律的核心在于生动可感，是直观的和形象的；思想、概念在传播中要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形象才具有传播力。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文化软实力传播主要依赖英语媒介，“坚船利炮+先进生产力产品+基督教”模式在英语的媒介作用下，成为世界性时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300年。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17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文明的代表。20世纪美国崛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以大众文化为标志，建立在好莱坞电影工业、电视产业、消费娱乐、现代艺术和体育产业的基础上，借助无线电和摄影摄像技术以及数字技术，使声音、形象等媒介取代了语言的地位，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约瑟夫·奈承认，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等制造的。在里根—克林顿任期（20世纪80—90年代）内，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传播手段，独领风骚。当下文化传播宣传的高地是网络融媒体。简而言之，英语文明依赖的是媒介，电影电视代表着视听复合媒介，而数字技术代表着多元技术，是融媒体互动媒介。融媒体互动媒介融合了迄今为止所有媒介的可能性，具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在新时代，占领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地，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第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特别重视民间文化和民间力量。重视民间力量即借助非政府机构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重视民间文艺的特殊价值。民间文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土壤，在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先天优势。首先，民间文艺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生动体现。与基于文字和观念的“文化”相比较，民间文艺包含民间手艺、民间信仰、民歌、习俗和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类别，例如，通过展览展示陶瓷、刺绣、雕刻、围棋、民间歌舞、茶艺、民族服饰、饮食等民间文化形式，传授制作技艺，展现中华文明可信、可爱、可敬形象，更能够反映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特征和深厚内涵。其次，民间文艺具有天然传播优势。民间文艺具有亲和力，它的内容和形式为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再次，民间文艺是各国认可并实施的传播自身文化的通用手段。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传播战略都建立在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和文明特征基础上，例如，印度、埃及、希腊等国家，展示给世界的都是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符号，如印度民间信仰、服饰和舞蹈，埃及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希腊奥林匹克仪式；而像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样的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文明国家，则突出其近代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像美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则倾向展示其现代文化成果。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符号，在国家民族层面上，已经成功推出了像长城、青铜器、黄河等文化符号，若以更为贴近民间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样式予以丰富，则更便于世界各国民众所接受。
第六，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汉语与世界各主要语言文字的互译水平。首先要运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手段突破语言障碍，这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环节。学习汉语较之于学习英法德西俄等西方语言有先天障碍，需要一个便捷的工具来消除这些障碍。提升汉语与世界主要语言之间互译的水平，使之广泛应用在电脑、手机、公共服务平台上，将大大提高中华文明在全球的传播力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在新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世界各区域文明互鉴不可阻挡。古老的传统文明要凭借当代社会建设的成就来说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最强劲基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