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字路口的选择
写完一连串佛朗哥身后的西班牙改革故事，常常会想起那些故事中的主角。
胡安?卡洛斯一世，今日西班牙国王。他身为西班牙王子的独子，尚在十岁幼龄，就肩负他并不明白的国家重任，独自踏上从未踏上过的干旱土地。对这片国土的感受，渐渐从一个王室传统的必尽责任，变成了溶入血液的感情。1975年，按佛朗哥遗愿，他成为佛朗哥权力的接班人，又按照佛朗哥的原定计划，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恢复了西班牙已经中断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在胡安?卡洛斯戴上王冠的时候，他站在十字路口。他可以往前走，把祖父阿方索十三世遗下的的君主制，用佛朗哥留下的独裁余威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握有实权的君主。在最初的一年里，胡安?卡洛斯确实利用了这权力的惯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去扭转历史走向。这条路对于他本人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事成之后，国王必须退出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权力。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内战时二十三岁，掌管战时马德里的治安。内战后卡里约和共产党被佛朗哥政权逐出西班牙，双脚深陷历史，成为西班牙内战的特殊遗存。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坚决反对佛朗哥独裁。1975年，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提出让请西班牙共产党进入民主改革的时候，卡利约也站在十字路口。作为境内最大地下反对党的流亡领导人，他可以借助民众长期对独裁的不满，乘虚而入，一举而起。这样获得政权的机会更大，一旦掌控国家机器，维持的时间可以很长。他应该知道，走竞选之路，国家权力就不是他头上的一颗成熟果子，稳稳就可落入自己口袋。民主竞选，他多半得不到政权。他选择带领共产党和平竞争，以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带领大家接受了第一次竞选失败的现实。四十年紧绷的张力自然松开，使得西班牙民主迅速成熟，年迈的卡利约本人很快退而成为历史人物。等候了四十年的权力，就这样从手中滑过。
苏亚雷兹，改革时期最关键的首相，一个旧体制内的年青高阶官员。在佛朗哥时代，他能够自如地适应体制内操作，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很有未来接班人的势头。1975年，苏亚雷兹也一样站在十字路口。旧体制的升迁逻辑，要讲究论资排辈，年青有为如他，政治前景看好，可望旱涝保收。一旦启动政治改革，他先是断了自己的退路，万一改革失败，他可能里外不是人。即使改革成功，他也必须从零开始。苏亚雷兹虽然在第一次竞选成功。在民主政治的快速变化下，苏亚雷兹也很快淡出政治舞台，这是他一开始选择，就已经料到的结果。
站在十字路口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政治领袖们。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旧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议员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
西班牙由此向现代社会迈出关键一步。
二，民主政治成熟的条件
西班牙政治制度平稳转型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作为这场传奇改革的幕后领航者，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各国首领和国王们都好奇地问出同样一个问题：他是怎么做到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对一个家族世交的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西班牙政治转型有其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中包括自己在童年返回西班牙接受教育，对完成历史使命，是必要一步，虽然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不仅使得出生在罗马的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更使得他在漫长的预备期里，每分钟都在贴近西班牙的脉动。他知道西班牙人的喜怒哀乐，知道大大小小问题，根源都在哪里。他谈到社会准备的重要性。他认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没有长期社会准备，经济濒临崩溃，那么当大转折发生的时候，他自己很可能无法阻挡社会动荡和经济灾难。他认为，面临改革的时候，西班牙的社会准备比较充分。
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他当时手里握有两张致胜王牌。
一是军队的服从。非常有意思的是，国王补充说，在关键的最初阶段，军队服从他，最主要原因是：他是佛朗哥将军指定的接班人。在转折最脆弱的时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军队中的权威保证了西班牙度过危险关头。而更有意义的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主导完成的最初立法中，就有“军人不得干政”的条款。他利用自己的军中威望，在军人和政治之间划出一条不得逾越的界线。此举之意义，堪比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第二张王牌，国王认为，那是因为他的背后，站立着智慧的西班牙民众。政治改革能够成功，它的主要动力当然是民众的改革愿望，也就是说，是民众对佛朗哥长期独裁的不满。可是，下面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国王恰是这位独裁者的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不仅承继佛朗哥的权力，还从童年开始，就在佛朗哥的亲手安排下接受教育长大。
民众在有力量的时候，完全有理由把胡安?卡洛斯一世当作独裁附庸余孽一起扫掉。这只能说是智慧，1975年的西班牙民众，愿意等待。他们耐心等待，给国王充分时间作出自己的表现。虽然极端分子永远是有的，可是照国王的说法，四十年的和平和开放，使得西班牙民众在1975年成熟而富有智慧。国王说，他们已经不再一有风吹草动，“嘴里叼着一把刀就冲上街头”去了，而这种危险状况，正是在内战前经常发生的。这就引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么，在四十年前内战后的西班牙，西班牙是否可能立即实现民主？胡安?卡洛斯一世诚实地回答，他不认为那是可能的。当时的民众左右两极分化而冲动，没有理性立足的基础。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勇气，对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说，尤其是这样。
国王的成功无疑和西班牙的社会准备有关，里面甚至包括了国王本人的教育和准备，而作出准备的是佛朗哥本人。世界各国在民主转型前的专制制度，是可能有很大差别的。有政治理念差别带来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传统文化保存的状况和教育状况的差别，同时，也有专制者本人对自己位置的理解不同：他认为专制社会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还是一个应维持不变的永恒制度。这些认知不同，导致专制时期的一个特定社会，究竟呈现预备、过渡状态，还是朝反向恶化的状态。可以说，因其与生俱来的特征，没有权力制约的专制体制，都有大量冤案，这是社会必然会转变的原因。这种特征也使得深入探讨变得敏感，人们常常不愿意触及这类话题，而倾向于对不同的专制作同一的简单批判，这样对评论者的个人名声比较安全。然而，深入探讨社会准备，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一个还没有完成过渡的国家尤其如此。
胡安?卡洛斯能够客观地面对佛朗哥时期正负两方面的遗产，而不是以简化的态度，来竖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西班牙民众能够接受和理解这样的诚实，更是一种难得的素质。
三，为了正义要不要清算罪过
在转型过程众，甚至在转型之后，是否有智慧对待旧制度，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转型不是一句空话，妥协更不是一句空话，它由许多具体处理的细节组成。首先难以回避的就是如何消解历史仇恨。在西班牙的转变关头，可以说，左右双方都有旧帐要算。佛朗哥独裁政府的政要中，就不用说了。国王加冕后的第一年，他的首相就是佛朗哥亲手挑选的老首相那瓦罗。在内战时期，那瓦罗执掌右翼军事法庭，曾被左翼称为“马拉加屠夫”。在愿意支持改革的旧体制上层，手上有血的官员绝非一个两个。
那么，在野的反对派阵营呢？有个假设一般不会错，被独裁政府打压的反对派，一定会高举民主大旗。进一步的推理是：反独裁政权的人，必定对独裁深痛恶绝，一定是民主先锋。可惜，这常常只是个推理误会。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中参与掌控过马德里，一样血腥，不仅右翼无法生存，左翼之异端也无法生存。连中层阶级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无产阶级”的无辜者被捕，被抓原因只不过是走在街上系了领带戴了礼帽。模范监狱关押的五千囚犯，有很多在一个小村子被屠杀。西班牙人一直认为，当时负责治安的青年卡利约必须对此负责。
政治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难关是让共产党合法化的问题。有人提出这一历史屠杀事件，要对卡利约和西班牙共产党人起诉“反人类罪”。最终，一个法官判定不予起诉，理由是，“反人类罪”的罪名是二战之后才确立的，模范监狱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律还没有确立这个罪名。根据西方法律“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则，不同意依此罪名起诉。
他的意见有法律依据。这位法官的父亲和兄弟都死于这场屠杀，他的家庭背景在客观上使得他的这一判决更能够被民众接受。这一判定，使得右翼政党和民众最终越过了一道关口。政治转型完成之后，左翼政党和民众也获得他们清算历史事件中政治人物个人罪责的机会，他们最终也妥协了。事实上，即使是在国王上台的最初时期，他仍然没有能力立即彻底纠正监狱中囚徒的非人道对待，过渡是需要时间的。
双方让步的前提，是双方民众认识到，自相残杀是一个历史悲剧，必须把这一页翻过去。而这些人本身也在变化。卡利约成为共产党参与民主政治转型的关键人物。佛朗哥政府内的佛拉加，前西班牙内务部长，是个管镇压的职位，他一直被左翼称为法西斯分子。可是，正是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过新闻法，这是佛朗哥独裁过渡时期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西班牙激烈冲突历史中的个人，不论是反对派，还是体制内改革派，都必定是复杂的。而对共同的核心价值的认同，是政治转型得以开展的最重要条件。
能够退让和妥协，和政治人物在主导中不煽动斗争与仇恨有关。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他认为，为了声张正义而坚持清算，却陷入复仇和个人仇恨，这绝非是个好主意，这很容易进入内战后的仇恨氛围中。他自己在当时不断强调，西班牙需要平稳过渡，“在旧制度和我们要的民主制度之间，不要有突然转折点和断裂点”。
四，西班牙在南美的历史余澜
不清算和追究个人罪责的前提，是双方都公正对待历史中的受难者，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受难者一个公道。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牵涉可能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公正和社会道义的追求。凡涉及具体的人，究竟妥协到哪一步，选择永远是困难的、有争议的。西班牙历史余澜甚至波及南美。近几年，两个南美的前退位的独裁元首分别因任职期间的罪行被逮捕、甚至起诉。一个是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另一个是阿根廷前总统的庇隆夫人（庇隆将军的妻子）。对两名南美前独裁者最初发难，都来自西班牙。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的最早殖民者，也是后来主要移民地。西班牙国王说，他一般称南美国家为姐妹国，反倒是南美国家总是干脆把西班牙称为“母国”。胡安?卡洛斯一世讲述自己访问南美的经历，他访问哥伦比亚的时候，哥伦比亚的总统说，我们等待西班牙国王到来，已经等了四百年。街上的孩子们追着他的汽车叫喊：我们的国王回来了！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曾经对墨西哥在1936年大批收留西班牙内战的流亡者表示感谢。有的西班牙省分，一度在南美的移民数量超过本土居民。其结果之一，是南美在复制西班牙的热情奔放的拉丁性格，也复制左右翼的激烈冲突，只不过在时间上是慢了一拍。内战后流亡的西班牙左翼回国无门，定下心来，选择在异乡继续自己的理想实践。智利就几乎复制了西班牙的道路。而许多左翼革命者终身维持了他们的西班牙国籍，这是今天的西班牙政府有权向南美独裁者发起司法追溯的起因。
二十世纪在很大范围里，有一个强人政治时期，而左翼和右翼的强人政治引出的社会准备不同，主要在经济制度和追求目标的差别上。后来的一些左翼专制，在社会转变之际，也必须在经济制度上先转向接受右翼的主张。这种差异其实深具意义，而人们不太愿意去研究和触动，原因也是任何独裁都有血腥的部分，研究者不太愿意涉足，生怕一不小心玷污了自己的良善声名。
智利和西班牙不同的是，佛朗哥尽管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却把过渡时期定为自己的生命长度，将近整整四十年，因为权力是他本人的安全保证。皮诺切特在执政17年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和民意交出权力，使得智利提前向民主体制转型。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妥协交易，交换条件就是皮诺切特的终身参议员职位，这个职位保证他不因为在过去任内罪行被起诉。这也是在西班牙起诉皮诺切特之后，智利的司法部门为智利能否起诉皮诺切特，进行了很长时间研究的原因。
两个制度的转型，实际上在法律上也同样有一个“转”的过程，是否要用严格法治的新制度，来清算转型前的旧罪行旧官员，结论并非理所当然，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当年西班牙的转型期，在国王主导之下，其实是变相宽赦历史罪行的，目的是减少冲突，换来过渡时期的和顺。当年，大多数西班牙人认同了国王的决定，放弃了逐个追究个人罪行。在南非也有这样类似的过程。可以说，宗教情怀在其中起了一个重要作用。可是，对西班牙来说，社会上仍然留有难以平息的怨气，这在西班牙起诉南美独裁者罪行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来。对智利来说，多年后对皮诺切特的起诉，已经无碍大局，更有伸张正义的作用，所以一般都感觉振奋并持正面评论。很少有人愿意正视它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妥协契约是对双方有利的，单方面违约的一个简单逻辑后果，就是以后其他的独裁者不肯再如此退让。因此，这仍然不只是单纯的道德判断。
五，理想和信心从何而来
在西班牙转型关口，对于国王来说，一个向所有西班牙人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他的政治理想，可是，政党合法化，甚至放出曾经有过很大杀伤力的极端左翼，容许他们站出来公开号召民众，是不是因此会给西班牙引入灾难，这也是国王内心曾经很困惑的一个角落。
国王有个私下的好朋友，是法国驻西班牙的大使，简－弗朗索瓦?德尼奥。在西班牙国王对他讲出自己的担忧时，德尼奥大使对他举了葡萄牙大选的例子。在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同一个大文化区，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他说，葡萄牙共产党一直说，自己的理想代表了人民，代表了葡萄牙的未来。最终葡萄牙政府终于抛开顾虑，容许他们竞选。结果，他们获得了百分之十四点四的选票。也就是说，有这样比例的民众确实相信他们的理念，相信他们代表了葡萄牙的未来。可是，有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的民众，并不如此认为。选票说出了葡萄牙民众的选择。他认为，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一定要走。你若把一个政党排除在外，那么，整个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都会说，西班牙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西班牙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个政治派别兴起，总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治理想，不同派别总是宣称它自己的理想在代表民众的利益。确实，民众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的。在社会不成熟的时候，民众可能在政治家的鼓动下，作出完全违背自己利益的选择。可是，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阻止民众的表达和选择，这表现了政治家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代表民众意愿，并没有太大信心。
政治有其很诡秘很复杂的一面，新旧交替、制度转型的关口尤是。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制度转型的一个奇迹，与西班牙拥有一批愿意也敢于在政治上诚实的政治家有关。他们的存在，又和西班牙始终没有离开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在朝的没有利用权力资源维护专制，在野的在得到权力之后，也没有利用制度转型来彻底清算和扫除前朝官员，在该退的时候他们后退，退出的舞台留给了普普通通的全体西班牙民众，这就是今日之西班牙，国王也退出去了，他和皇后住在马德里的郊外。如同是一个象征，马德里是权力中心，虚位君王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