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次执政后，安倍摸索构建“印太概念”并率先各国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要原因包括“印太”对日本的特殊意义、美国战略动向及相关各国对“印太”重视、应对中国崛起、主导“印太”成为秩序领导者等。日本“印太战略”更多是一个海洋安保战略，实施路径包括强调“规则”、加强与民主国家合作、强化自身海洋防卫态势与能力、监视和“规范”中国海洋活动等。从发展态势看，其将注重推进多边主义、采取更为综合的手段、更重视“摇摆国家”和“二级强国”，以及进一步寻求美国的支持等动向。但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日本应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印太论”加入地区的建设中，这才是“印太”的发展之道。

  2010年之后美、印、澳等国纷纷构建“印太”概念，并在“印太”语境下表露战略动向。2016年8月，日本却率先于各国提出了“印太战略”。该战略主张日本应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强调基于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与规范、立足“法的支配”原则，宣称维持和强化支配该地区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印太地区”保持自由开放，最终实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该战略侧重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海洋安全保障问题，强调与民主国家在价值观基础上的合作，有明显“包围中国”的排他性。“印太战略”提出后，日本政府又不断加以强调并积极推进，显出积极主动的战略谋求。基于目前学界尚未对日本“印太战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本文拟对此课题作一探讨。

一、日本“印太”的战略基础及其提出

悬于海洋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民族文化中的“集团意识”，日本地区战略具有敏锐性和建构性。而“强国意识”又使日本在地区战略的构建上积极主动。根据地区环境变化趋势，结合自身实力和基于国家利益，日本善于不断提出各种地区概念和地区战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20世纪90年代，日本致力推动“亚太”战略。21世纪，日本着力构建“东亚”战略，但后因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权“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失败而逐渐对之淡化。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日本再次重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联性。“印太”作为一个并不清晰的战略概念逐渐呈现于日本的外交安保政策之中。

1.1　日本“印太”的概念构建与思想资源

早在第一次执政时期的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所做的“两洋交汇”的演讲中称联接性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正在成为自由与繁荣之海”，“扩大的亚洲已然出现”。但不久后安倍下台，包括印太在内的“扩大的亚洲”在随后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延续。2013年1月18日，再次就任后不久，安倍在印尼联合记者会上发表题为“开放的海的恩惠：日本外交的新五原则”的外交演说中又提出“印太一体”，强调“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交汇”，提出“自由、表达、言论等普遍价值”、“确保作为公共财产的海洋由法律而非力量支配”等其后日本“印太战略”中的关键词。2月23日，在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演讲中，安倍提出“印太”一词，称“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将其与“亚太”并列。这表露出日本外交从“亚太”向“印太”滑动的迹象，展示了日本战略的一端。此时安倍语境中的“印太”比较模糊，大致指“印度洋及太平洋”或者是“亚太”加上印度洋。

日本的“印太论”是基于民主主义同盟下的战略论。“普遍价值”是日本“印太”概念的支柱，强调所谓的“自由”、“民主”、“开放”、“法的支配”等，这些都是大多都是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期“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的关键词，该战略强调，从北欧诸国开始，经波罗的海诸国、中东欧、中亚高加索、中东、印度次大陆、再经东南亚联结东北亚，是自由、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法的支配、市场经济这些普遍的价值为基础的丰富安定的地区，日本要支持这些地区内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在这个支柱之上，安倍在美国演说中所提的三个课题与日本的“印太”战略密切相关：一是“印太地区正在走向繁荣，日本应保有倡导规则的领导者角色”；二是“日本必须要成为全球利益的捍卫者，使海洋这样的公共财产足够开放”。三是“日本与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民主主义各国密切合作”。

在美国演讲之前，2012年12月27日，安倍还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文提出“亚洲民主安保钻石”，强调“民主价值观”与“安全保障”的一体，这也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思想资源。文章称：“太平洋的和平、安定以及航行的自由，与印度洋的和平、安定和航行自由分不开”，“日本作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在保全这两个地域共有的财产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安倍声称，日本“已经准备向这个安保钻石贡献最大的力量”，强调要扩大日本“战略地平线”。基于共有的“普遍价值”，安倍还考虑和法国、英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在文章最后强调“2013年之后亚太地区未来的繁荣也将基于这些价值”。

1.2 日本摸索建构“印太战略”

提出“印太”一词并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理念，日本模糊地表述“印太”地区并摸索性地建构“印太”战略。首先就是向外推出日本的“印太概念”，并将“普遍价值”括于其中。2014年4月，日本外务省于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日美全球及地区合作”文件模糊地强调对“印太”的关注，称日美将“在强化印度洋及太平洋海上安全保障、区域连接性，在包含印度-太平洋经济连接回廊的整备”等课题上与印度展开三国对话。2014年5月，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提到“亚洲太平洋，以及扩展到印度，成为伟大的成长中心。” 2014年7月，安倍在澳大利亚国会两院的演讲中说：“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以及天空，彻底地开放，培育自由的环境”，“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形成繁荣的海”。此中安倍还提到“海洋法治三原则”，即“遵守法，不以武力和威吓，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纷争”。2014年11月，安倍向印度总理莫迪强调：“日印关系要对‘印太’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2015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期间以“为印太时代建立特别的伙伴关系”为题发表演讲，宣称“印太作为世界繁荣的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岸田提出了“印太”的三个支架：1.“价值和精神”，包括民主主义、自由和法的支配等普遍价值。2.活力的经济，强调经济的连接性。3.安定的海洋，基于国际法的主张，和平解决纷争。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日美印三国外相举行的会谈中使用了“印太”用语。2015年12月，安倍访印期间，日印发表“日印展望2025：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为印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一起努力”联合声明，文中多达9处使用了“印太”概念。此后，日本继续建构“印太战略”，2015年11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安倍强调“贯彻‘海洋法治三原则’”；2016年1月22日，安倍在施政演说中再次表明：“日本将进一步深化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国家之间的合作”。

从日本政府层面看，其还尚未明确提出“印太”具体包括的地理范围，更多是提出一个战略性概念。具体范围而言，日本侧重意指印度洋、太平洋及其内相连的海上通道的部分。2013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印太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在谈及“印太”时所涉及国家则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盟、韩国、中国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而中国更多是被战略应对的角色。同时，还处于摸索期的“印太战略”也没有具体的内容，大致是指与共享“普遍价值”的国家基于“规则”展开全方位的海洋合作，对没有“普遍价值”共享的国家强调 “规则”，规范其尊重“普遍价值”。

1.3 日本“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由日本官方明确提出并开始加以推广，始于2016年8月27日安倍在肯尼亚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上的演讲，其中安倍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被认为是日本外交新战略的开始。日本意指的“印太”地区也首次纳入非洲，成为包括非洲大陆东岸，太平洋、印度洋及其连接纽带在内的广阔区域。安倍表示：“穿越亚洲海域和印度洋”，“连接亚洲与非洲的其实是一条海上之路，给予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正是这自由开放的两大海域”，安倍强调，日本有责任“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将连接两大陆的海洋建设成为以法维护的和平大海”，并宣称 “在亚洲扎根的民主主义、法治以及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生的自信与责任感，将会跟随微风吹遍整个非洲。”

此后，日本官方开始统一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进行政策表述。2016年9月2日，日本副外相岸信夫在“2016印度洋会议”上对日本的“印太战略”进行了阐释，表示“首相在上周末表明了日本新外交战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强调“国际社会安定和繁荣的关键”在“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两个大洋’协同所产生的活力”，宣称“要将（亚非）大陆和海洋连成整体，开拓日本新的外交地平线”。岸田还通过问答形式就法的支配以及和平解决纷争等“印太战略”的关键内容进行了阐释。2016年11月11日，安倍在与莫迪会谈时也就“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交换了意见，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向东干’合作，主导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定”。2017年1月6日，日法外交防卫“2+2”会谈声称“维持亚洲、中东和非洲间自由、开放、安全的通道对世界的安定和繁荣或不可缺”，日本方面还进一步强调“正是为了以上目的，才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2017年年初，安倍的“印太四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行”重点就是向各国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一度有把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打造成“印太外交”的架势。1月13日，在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会谈中，安倍表示在南海问题上希望“与主席国菲律宾一起主张法的支配的原则”，强调“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1月15日，安倍向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明了“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同日，安倍在与印尼总统佐科的会谈中也介绍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1月16日，在越南河内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总体概述了此次“印太四国行”，他说：“日越是由‘自由的海洋’相连接的邻邦”，“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都是共享太平洋这一‘开放的海洋’、共有基本价值观的重要邻国”，“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的原则极其重要，为此必须坚决贯彻法治”。安倍宣称，日本已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做好准备。在2017年1月20日的年初施政演说中，安倍又将“印太战略”置于其中，强调“在这前景难测的时期，最为重要的，就是坚定地贯彻基轴，并坚持不动摇。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至此，日本“印太战略”已然成形。

二、“印太”战略提出的原因

从2007年首相层面较早地进行“印太”表述，到2012年前后政府积极进行“印太”构建，特别是2016年8月明确提出并公开推广“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相较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较早在“印太”上积极阐释但却迟迟还提出官方明确的“印太战略”的国家，日本显然更为重视“印太”。日本重视“印太”并提出战略的原因既与“印太”本身的重要有关，也与日本独特的战略考量有关。

世界战略重心东移下的印太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印度及印度洋的重要性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重视“印太”的共性因素，也是日本重视“印太战略”的客观原因。但另一方面，这些“普遍因素”对日本而言又有着特殊意义。首先，对日本而言，未来世界中心的“印太”不仅是“希望之地”，也是“风险之地”，二战后放弃“大陆政策”而立足成为“海洋国家”和“通商国家”的日本尤为依赖海洋，也非常重视海洋力量格局的变化。因此，日本密切关注“印太”秩序的变动。其次，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更是日本倾向用作“联盟”的伙伴，日本高度评价印度政治经济走势，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由此就提出“太平洋的世纪应该也把印度洋纳入其中”。再次，印度洋对严重依赖海外资源的日本似乎更为重要，“日本石油99.6%依赖海外，其中85%左右依赖中东，从波斯湾经印度洋、西太平洋再到日本，关涉海洋国家日本繁荣的最基本的活动都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展开的”。通过“印太”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于统一得战略框架下有利于日本保护海上通道。2014年3月3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就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强调“积极推动与海上通道沿岸各国的海洋安全合作。”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促使日本重视“印太战略”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美国的战略动向及相关各国对“印太”重视。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发言中使用了“印太”，日本从中观察到了美国的战略变化并准备积极回应。而希拉里和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所称的“钓鱼岛适合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使日本认为日美联合的氛围已经形成，日本愿意在“印太”上回应美国。此外，“再平衡战略”下美国的“印太”对印度的重视让日本产生要受到冷落的担心。加上“美国战略中心东移”在特朗普时代出现的消极和不确定也反面促使日本对“印太战略”更加积极，“美国优先主义”及“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等动向都让日本担忧美国的“再平衡政策”会发展为减少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同时也是为了回应特朗普的“日本责任分担论”，展示日本的积极态度，日本也需要倡议出积极的地区战略。另一方面，2010年后“印太”开始作为政策性的战略概念被美、澳、印等国家广泛使用，这种流行也刺激了日本。在各国流行“印太语境”，“印太战略”呼之欲出之际，日本不想落于其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对“印太”的构建既给日本施加了竞争压力，也使日本看到了在“印太”上的合作前景。印度的“向东看”到“向东干”注重印度和太平洋的一体化，澳大利亚的“印太”强调“大亚太地区的稳定性”，这些都和日本的地区战略诉求有一致之处。印澳等相关国家也希望日本在“印太”积极起来。印度学者就提出：“未来亚洲的力量平衡取决于东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形势，引领海洋民主主义发展的日印两国需要主导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线防卫事务”，“印度作为南面的‘镇石’，日本作为东面的‘镇石’，可为实现力量平衡的稳定发挥作用。”

二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已经参加到包括印度洋在内的海洋活动中，日本认为“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向亚洲转移”，“产生了不安定性，要求形成新的秩序”。为应对中国，日本重新认识印度及印度洋，“拥有世界第二大的人口，经济上作为金砖国家一员的印度受到日本的期待，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印度在日美一边，或者印度在中国一边，这将对地域和世界秩序的走向产生左右性的影响”。“2010年左右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印度的意识发生了变化”，“为应对中国的海洋进出，战略层面的印太论开始出现”。神谷万丈指出：“日本将亚太与印度洋联系起来的目的就是牵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在缅甸实兑港、孟加拉国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印度洋沿岸的港湾支援建设，日本认为这是“中国基于‘珍珠链’战略确保在印度洋进出的立脚点”，“受到中国行动的刺激”，日美“强化与面朝印度洋的澳大利亚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国家的合作”。特别是，日本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高对从南海经由印度洋前往欧洲的海路影响力，因为这条海路与日本从中东进口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向欧洲运输集装箱的路线重合。2014年秋，中国潜舰停靠到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运营的港口就给日本带去了冲击，日本认为“中国在寻求覆盖由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印度周边国家直到东非的印度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因此，安倍的“印太战略”无疑有牵制中国在印度洋前进的目的。日本将“印太”范围扩大至非洲也是有对抗“中国崛起”的考虑，因为无论是在官方往来、在非企业、往来人员、对非贸易还是对非支援方面，日本对中国都是相形见下的。此外，认为中国与“印太”国家会持续存在温差则是日本构建“印太战略”包围中国的心理基础。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校长白石隆就认为中国积极的外交只不过是“损害控制”，“无论是在南海的主权争端，还是在其他问题上，只要中国今后依然采用大国主义式的思维，试图通过力量来改变现状，那么与之对立、对抗的行动就不会停止。”

三是成为“印太”的秩序领导者。率先在“印太”新地区构建出“规则”并掌控话语主导权则是日本积极于“印太战略”的更大考量。“印太战略”是日本“战略性外交”的一部分，其对“普遍价值”的强调与日本“战略性外交”有一致之处。2013年2月28日，安倍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日本将以紧密的日美同盟为基轴，加深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诸国的合作。” “战略性外交”和“主张型外交”谋求日本在地区秩序包括海洋秩序上的领导地位。2015年7月20日，安倍明言：“从‘被大海守护的国家’转变为‘守护大海的国家’，日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确保自由、和平的大海”。2017年 5月 27日，安倍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日本决心采取各种方式，将基于自由规则的公正市场扩展到世界各地，今后也将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发挥引领作用。”随着“印太”地区重要性的提升，2015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今后如何形成‘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设定规则，是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相关的新的外交课题”。日本甚至有观点提出“安倍重视‘印太’，与美英两国在二战之后重视尚未成形的‘北大西洋’地理概念并以此在欧洲形成‘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姿态相同”。白石隆认为随着财富与力量分布的急剧变化，应当按照怎样的原则、建立怎样的秩序才是日本“眼前的课题”。日本“印太战略”对“规则”的强调和极力推广就表明其试图主导秩序之意，而日本“印太战略”中的“价值观外交”实质也是日本试图利用民主制度的“优势”来追求区域的主导权。

除了主动的考量之外，相关外交安保智库的智力支持也为日本提出“印太战略”打下了政策基础。2011年3月，智库国际论坛的《巧实力时代日美同盟与日本外交》政策提言报告提出，中国等新兴国崛起将导致世界力量平衡发生大规模调整，主张“维持和管理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建立在自由、开放和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建议日本要在日美之外，与韩国、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海洋国家联合”形成大战略。2011年6月，智库PHP的《“发达的安定势力——日本”的大战略》政策提言报告提出，“发达国与新兴国间的权势转移会带来国际秩序的不安定化是可能的”，建议使日美同盟成为维持既存的自由、开放、重视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现状维持的同盟”，主张日本与共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先进民主主义国家紧密合作。2012年3月，国际论坛在日本外务省委托的项目报告书中提言建议日本应该维持现有国际秩序中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等“基本性格”，成为构筑全球治理框架的“中核”。2012年3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美日关系的长期展望》报告书建议“为抑制中国军事影响力的扩大，形成使中国向海外展开基地网变得困难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建议“促进日美同盟‘集体的软实力’（即将同盟外的诸国拉入，形成同盟全体的能力）”。2012年3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海洋安全保障的诸课题和日本的对应》政策报告书建议深化日美同盟，扩大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有共同价值观的地区民主海洋国家间的合作，提出“设立印太海洋安全保障协盟”。这些政策及建议都被日本“印太战略”加以了吸收和利用。

三、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路径

日本的“印太论”主要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认识论和政策论，其“印太战略”侧重关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从中东经由马六甲直到日本周边海上运输线的相关海域，更多强调的是海洋安全保障。其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则”，使“自由开放”变成共识；二是加强与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三是强化日本海洋防卫态势和危机管理能力；四是监视和“规范”中国的海洋活动。

3.1 强调“规则”，使“自由开放”变成共识

强调“规则”是日本“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2013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外务省委托项目的报告《亚洲（特别是南海、印度洋）的安全保障秩序》中提出的有关海洋秩序的提言第一条就是：“航行自由、领土问题、排他经济水域（EEZ）等要基于‘法’来解决”。日本的主要措施包括强调海洋行为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国际法、推广安倍2014年提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则”等。2017年初，安倍在越南强调“法治、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不动摇。” 2017年1月20日，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外相岸田文雄也突出强调“基于海洋的法的支配三原则”，“维持和发展开放、安定的海洋”。

日本注重形成维持“自由开放”的共识，扩大“印太战略”认可基础。首先是在印度、澳大利亚等“民主安保菱形”国家间，2017年3月8日，日本在日印“2+2”对话中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向东看’政策要联接起来，共同实现开放安定的海洋”。7月7日，安倍在日印首脑会谈中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莫迪表示“日印将进一步强化合作，在民主主义和法的支配的秩序上发挥大的作用”。4月20日，岸田文雄在日澳“2+2”联合记者会上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得到了澳大利亚的强力支持，“广阔的印太地区作为公共财产，应自由开放，日澳要发挥领导作用”，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表示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与澳大利亚思路一致并拥护基于法的秩序。其次是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地区，2017年5月8日，岸田文雄在日越外相会谈中强调“为了印太的自由和开放，强化包括海上执法能力在内的合作”，双方还确认了进一步的防卫合作。6月6日，安倍向越南总理阮春福就“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进行说明，强调共同推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的支配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阮春福表示支持，两国还在南海问题上就相关国家基于国际法展开对话的重要性上达成一致。在“支点国家”方面，2017年4月12日，安倍向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强调“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主张与斯里兰卡扩大海洋合作，维克拉马辛哈表示支持日本的“印太战略”。在与共享“普遍价值”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间，2017年3月21日，安倍向法国总统奥朗德指出在中国展开活动的印太 “确保自由而开放的海洋秩序至关重要”。4月28日，安倍在日英首脑会谈中强调“印度太平洋是公共财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自由开放都是重要的。”

3.2 加强与民主主义国家间的合作

日本认为，“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离不开发达民主主义国家的支持，强调与美国和地区相关各国合作，特别是与印度、印尼、东盟等对印太地区秩序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强化关系尤为重要。

首先是加强和美国的合作。2013年9月，安倍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演讲表示：“在印太世纪，日本和美国应该联为一体”。2015年，安倍美国演讲又强调“要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成为贯彻自由、法治的和平海域。正是为此，必须加强日美同盟。这是我们肩负的责任。”与美国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强调日美同盟基轴，强化防卫关系及合作，支持海上共同行动；（2）与美国协调，扩大日本的责任分担；（3）强化共同的训练等。2017年2月，在美国防长马蒂斯访日期间，两国强调日美同盟是“地区安全的基石”，防相稻田朋美表示支持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两国还强调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活动是“安全保障方面的关切事项”，商定帮助东南亚各国提高海上警备能力。

其次是加强与印、澳以及美日印澳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2017年1月16日，在越南河内记者招待会上，安倍称“在日美同盟这一牢固的基础上，日本要确保与海洋相连接的，亚洲到环太平洋地区、进而到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根据“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与“美国、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国家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其中，日本以与美印澳的合作为第一内层。2015年12月12日，日印签署了交换防卫机密的“情报保护协定”和有关防卫装备品及相关技术转移的协定，旨在共同开展对海洋的监视与情报搜集和共享。此外，2015年9月，日美印首次举行外长会谈，日美澳也在同月举行高级事务级别磋商，日澳印三国则在6月首次召开了外务次官级磋商。2017年4月20日，日澳外交防务2+2联合记者会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明确提出：“澳大利亚共有基本的价值和战略利益的‘特殊战略伙伴’，为维持和强化基于发的支配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日澳两国合力推进”。

再次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东盟及“支点国家”的合作。2017年6月6日，安倍在日越首脑会谈中表示希望越南在维持和强化印太地区的“基于法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方面与日本合作，并表达了包括提供巡逻船在内的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措施以及强化防卫和海上保安当局合作与交流的想法。6月20日，日本与东盟开始防卫合作新项目，包括“日本东盟乘舰合作项目”等，强化防卫能力，并培育“法的支配意识”。日本重视与在印度洋通道上具有重要作用的“支点国家”开展合作。2017年4月，安倍向斯里兰卡总理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重要，表示重视处于航路要冲位置的斯里兰卡，强调强化两国“伙伴关系”，包括向斯里兰卡提供巡逻艇提高海上安保能力，进一步加强防卫交流和对话，希望斯里兰卡参加 “日印海保联合训练”等。此外，日斯确认了斯里兰卡在港湾开发时港湾设施应处于斯里兰卡政府的完全管理之下，以及开放、透明性和商业目的利用的重要性。

日本还促进英法等共享“普遍价值”的国家支持其“印太战略”。2017年3月21日，安倍在日法首脑会谈中强调“维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广大海域作为国际公共财产”，呼吁“日法紧密展开合作”，奥朗德表示“必须使两国战力的共同部署更加容易。将举行南海联合演习等”，两国还就4月底法国海军训练舰队访日、实施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全面共同训练达成了一致。4月28日，日英首脑在强调印太自由开放的重要性后宣称“支持包含航行自由的基于法的秩序，在支持推进海上法执行能力的提升和联合训练等方面的安保和防卫协定方面取得一致。” 4月29日，日法英美四国在亚太举行联合训练，展示“航行自由”决心。5月26日，安倍在日法首脑会谈中强调“与法国就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和公共财产上进行合作”。7月10日，在与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的会谈中，日丹两国在包括关于海洋的法的支配在内的各领域提升了战略合作关系。7月21日，岸田文雄在日英外相战略对话上呼吁“日英共享基本的价值”，主张日英合作维持“自由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两国外相还就东海和南海的形势一致认为“为维持基于法的支配的国际秩序，进一步加强紧密的合作”。

3.3 强化日本海洋防卫态势与能力

在强化自身安全能力方面，日本主要关注（1）以海上自卫队为中心加强防卫力，强化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能力，增强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防卫能力、反潜防卫能力等；（2）增强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能力；（3）强化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合作能力；（4）强化稳定海上交通路线的能力。此外，调整国内的法制也是日本加强防卫态势的措施之一。2015年，安倍在美国强调日美主导对印太的重要性后接着说：“日本正在为充实安保法制而努力，实现之后日本将根据危机程度，大幅提高无疏漏应对能力。通过这一法律调整，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得以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也将会得以进一步的巩固。这也将为确保本地区的和平，提供有效的威慑。”2016年，日本政府提出增加预算以向吉布提租赁更多土地用来扩建军事基地，使之能够部署 C-130“大力神”运输机和“大毒蛇”装甲车，并增加驻兵。8月15日，防相稻田还视察了该基地。2017年日本军事预算连续5年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费用于增强海上防卫能力，其中包括购买“鱼鹰”运输机、F-35战斗机、部署改进型海基导弹“SM3 Block 2A”等。2017年5月至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多次与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训练并于6月9日至10日，在南海参加日美澳加四国联合巡航训练。2017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搭载东盟十国的军事代表前往南海进行了所谓的“巡航”。7月，日美印在孟加拉湾附近海域举行“马拉巴尔-2017”联合军演。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还远赴澳大利亚参加美澳“护身军刀-2017”联合军演。 2017年7月2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的一艘驱逐舰“朝日”号完成了海试。

3.4 监视和“规范”中国的海洋活动

尽管日本也表示在印太地区要与中国合作，强调“防止偶发的事故、酿成军事信赖措施及扩大共同的利益，但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还是应对中国在印太海域的“崛起”。首先，日本加强对中国的监视能力。2017年1月24日，鉴于自卫队面对日益增加的“中国进出海洋”等海外任务，日本防卫省发射首颗通信卫星充实通信能力，该新卫星的高速大容量处理功能可以提高自卫队的C4I(部队的指挥、管理、通信、电脑和情报功能)能力。日本还计划到2020年将民间的卫星全部更换成防卫省的卫星，“如果实现的话，可以形成日本的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卫星通信网”，“从后推进安倍晋三提倡的‘印度太平洋战略’”。４月２日，日本监视确认中国3艘军舰从宫古岛海域向东南方向行进。7月2日，日本海军自卫队监视中国海军舰艇在东海方向上的航行。７月24日，日本战斗机紧急升空，监视中国军机在东海海域的飞行。日本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情报保护协定也有助于彼此共享中国军队的海洋活动情况并加以应对。日本还强化相关国家的防卫与监视能力，如加强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有特殊位置的孟加拉湾诸国的监视能力建设就被日本括入至重要任务之中。

日本认为维护南海地区的秩序对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保障极为重要，并把中国在南海岛礁的正常建设和活动视为“威胁”，积极介入与其本无关涉的南海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试图“规范”中国，提升自己在“印太”的影响力。2017年初安倍“印太四国行”积极论及南海问题，日澳两国还同意就有关“中国推进军事据点化的南海问题”进一步加强合作。2017年6月，防相稻田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表示对“仲裁案”后南海的建设继续用于军事目的行为“深感关切”，并呼吁保持航行和飞越自由。7月31日，在东盟外长会召开前夕，岸田文雄和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举行了电话会谈，就地区形势交换意见，隐指中国在南海的“不规范”行为。

四、日本“印太战略”的动向与前景

日本虽然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但该战略尚处于初始阶段，仍比较模糊。但是由于“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对日本的特殊重要性，加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印太”地区存在感和影响力的增强，为了对抗中国、以及引导和鼓励美国特朗普政权对“印太”地区的“再重视”和“再投入”，日本还会不断强调和推进其“印太战略”，进而谋求更大的区域主导权。就目前发展态势看，日本“印太战略”已表现出一些未来的发展动向。

4.1 日本“印太战略”的发展动向

在“印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日本将更加注重推进多边主义。日本“印太战略”涵盖广阔的地区，为形成“共同的规则”实现“自由开放”，必须要得到多边的支持。具体将体现在：（1）进一步利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东盟防长会议（ADMM）等多边组织、活用多边框架；（2）进一步推进“3+x”合作，包括“日美印+X”、“日美澳+X”、“日美菲+X”等；（3）鼓励并推动多边海事机构的出现，各国派遣官员共享海军、海事等情报（4）在推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之后对其加以利用。

“印太战略”的手段将会更加综合，特别是将注重经济在其中的促进作用。日本认为经济联系的密切和进一步的相互依存是地区保持开放的重要基础，对形成基于规则的、安定的国际关系也有必要。日本非常关注地区经济的一体化，积极促进南亚和东南亚的联结性，促进和印度洋各国的经济关系，日本正在把印太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圈进行政策进行。2017年4月，安倍向“印太”的“支点国家”斯里兰卡表示将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提供约45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以及10亿日元，援助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因为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促使受援国在“规则”等价值观上追随日本。这种经济行为的“外交化”和“安全化”具有新的“印太战略”的印记，其既隐藏于战后以来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相关经济援助的承接中，也表现于安倍政权提倡的“战略性ODA”及2016年以来持续推进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之中。

“摇摆国家”和“二级强国”将会在“印太战略”受到更多重视。2012年，美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克利曼和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方丹提出 “摇摆国家”的概念。“摇摆国家”本指四个崛起的民主国家——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作为民主国家，它们乐于支持现存体系中的开放、稳定和基于规则。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持有一定的怀疑，也会追求大国所需要的资源，“摇摆国家”的特点是立场不稳定但却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关注这些摇摆国家所具有的潜能，认为“这些‘摇摆国家’对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需的伙伴关系来说是要争取的”，相关政策建议已经提出要“和‘摇摆国家’一起促进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另外，“二级强国”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盟等，也将是日本“印太战略”重点合作的对象。

日本将会进一步寻求美国对其战略的支持与合作。日本的“印太战略”离不开美国的支持。2017年5月26日，安倍在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中就海洋问题说：“美国的威慑力量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地区安定的关键，在南海问题上高度评价美国海军的存在，日本强力支持为‘航行自由’作战。”与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目前为止日本还没有向美国正式提出过自己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更多时候是隔空喊话地强调日美主导对“印太”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安倍对当前美国的“印太”意志尚不确定，但日本主张推动“美国从‘未完成的再平衡政策”’向联结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印太’进行实际的战略转换”。2017年6月5日，美澳“2+2”部长级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上有共同的坚定的承诺。7月底，白宫又批准了美军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计划。美国的这些动向有可能促使日本在“印太战略”上有加强与美国联动的变化。

4.2 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前景

日本“印太战略”目前更多处在“口号式”宣传和争取达成“总体共识”的阶段，但从长远看，其切实有效地得到落实和实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日本的“印太”战略具有一定的“先天不足”。该战略虽然宣称立足“普遍价值”，强调“法治”和“规则”，追求“自由、开放”，但其本身内涵并不具体和明确。相关国家对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支持更多是基于“口号”而非“内涵”。一些“印太战略”下的合作往往更多是在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小地区”（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的框架下展开的，使得该战略面临“过剩”的尴尬。此外，日本“印太战略”强调的“价值观”更多是一个“幌子”，不能牢固支撑该战略。日本就有观点认为日本“印太战略”中的价值观不靠谱，因为日本更多是坚持日本的传统，与欧美价值观的根本是背离的。而且，通过价值观“异同”来判断能否维持“自由、开放”的秩序更是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背离。

其次，国际对“印太”概念尚未达成一致，各国对自身在“印太”中的作用与地位看法不一，这些也制约着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比如美国的“印太”范围就超出日本的“海洋中心论”，大致包括“西伯利亚东端开始一直到南，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以及岛屿部分、大洋洲、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弧形的广大的陆地和海洋”。在战略构想上，日本的“印太战略”以自己为主导角色，澳大利亚和印度则认为自己是“印太战略”的中心，“摇摆国家”对自己也持有独特的“印太战略”地位认知。如2017年1月15日，当安倍向印尼总统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佐科则向日本介绍了自己的“世界海洋轴”构想。

再次，日本自身实力有限，其能否担负起广阔的“印太”地区的领导者角色是一个令人疑问的现实问题。“印太地区”的问题不仅包括日本关注的所谓“海洋规则”以及海洋通道的安全问题，还包括朝核问题、印巴问题等诸多日本根本担负不起主导角色的棘手问题。而加上冷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下降，可能日本会更多存留在“说得多做得少”的层面上。特别是，“印太”的安全保障问题还需要足够强大的包括军事在内的海洋力量，而“和平宪法”框架下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显然承担不了如此重任。

最后，日本“印太战略”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味，这种冷战思维下的“对抗性”也使其在地区难以顺利开展。“包围中国”是可以迎合地区中的“中国威胁论”，但是在地区谋求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下，这种做法越来越遭到冷落。2017年初安倍“印太战略”就在的菲律宾遇到了“冷待遇”，杜特尔特对安倍提出的“法治”也没有回应。对于安倍主动提出的提供导弹，杜特尔特也以“不需要”加以拒绝。同时，地区中各国也并不都乐意“包围中国”，澳印两国也不愿意与中国加剧摩擦。日本就观察到“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印太概念与印度传统的非结盟政策相背离”。日本外务省官员也指出：“认为日本提出牵制中国的提议就会获得澳印的支持，这种想法不切实际”。

结语

日本以安全为由提出了“印太战略”，安倍就说“从海洋安全出发考虑安全是日本的地理使然。”日本也认为自己在“印太”战略上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相关责任，“太平洋和印度洋由链接一体的海洋形成，日本正处在印度洋的西端和太平洋的东端这两方等距离的位置上”，“为了世界的安定和和平，日本应和其他的海洋国家一道，通过巨大的海洋发挥贡献。”但是，从本质上看，日本的“印太战略”却是以安全威胁为借口，以追求“自由开放”为旗帜，通过价值观来构建对抗中国的排他性“印太联盟”，并旨在争夺“印太”新地区的领导权，这必然会导致地区新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冲突，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中国是典型的“印太”大国，也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引擎，日本完全可以摒弃强调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印太论”而选择与中国合作的“包容印太论”。就日本“印太战略”中的对抗性，中国就指出日本应在地区多做“建设性的事情”。崛起的中国必将更多地参与到“印太地区”的建设中，日本应与中国合作一起推进印太地区连接、依存与发展，这才是“印太”稳定和平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