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尽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何自？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五天单骑，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

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八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

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二十里路乡下的家。

是在进入了政府的公务系统之后，在长达近四年的公务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高压后，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回想到当初的“跨星际”接触，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多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多么的自视清高。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但是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尽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何自？

立正

从记忆深处第一个浮上来的，竟然是孟子。十三岁的时候读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虽然还不知道何谓富贵、威武和贫贱，也不懂“淫”、“屈”，和“移”，作为动词，里头有多少层次的意义，但是句子的斩钉截铁，以及那斩钉截铁的语言所释出的一种简单但绝对的力量，显然让年幼的我深深震动。高中时，读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认为权倾一时、让王侯畏惧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顶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贵加以诱惑、威武加以震吓、贫贱加以压迫的情况之下，才测试得出来。

有一天，在乡下和几个同学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突然听见很大声的“立正”的命令。声音那样熟悉，原来是父亲，穿着一身整齐的警官制服，带着几个警察，向前来视察的分局长敬礼。我正要继续打球，球才举起，就看见父亲吓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后的警员更是一个箭步过来，把我们几个穿着拖鞋短裤的初中生连推带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让我们举起右手抵着额头，做出军警的敬礼姿势。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岁的我拿出孟子《尽心篇》，走到父亲面前，说，“你看！”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对他大叫的是，“你为什么要我们立正敬礼？你为什么不知道‘说大人必藐之’？那个分局长是什么咚咚，凭什么要我跟他立正敬礼？”

父亲正在一盏昏昏的灯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翘在一张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过我的书，还真仔细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议，把书还给我，说，“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来听听。”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无所事事，说，“来，一起背。”

姊弟两个，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旧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灯光下，开始背《告子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这里，我嚅嚅诺诺背不下去了，比我会读书的弟弟一个人朗声继续：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怎么“动心忍性”，如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没有印象；但是“说大人必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倒在我心里深深印刻，不可磨灭。

在那一天，十五岁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难，不知道自然法则的残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岁的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那必须向人立正敬礼的人，也不做那被别人立正敬礼的人。

等到后来读到《公孙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时，我大概已经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独立

没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进入了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做决策，发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当上位的决策者给出错误的指令时，做为下属的人，如何能够不盲从。下属对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种独立判断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错误的勇气？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一份盖满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盖了那么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员全同意了。仔细读，却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这是市长室下来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的官员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开幕时现场表演节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写下推翻一切的局长批示：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龙

公文批好之后，再把科员、股长、专员、科长一路到主秘、副局长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台北市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对市民负责，它不是市长的幕僚或“化妆师”。文化官员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从最微小处就不容许文化为政治服务，不容许文化局沦为市长的辅选活动局。官员本身有文化独立的意识，就可以避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

“以后市长室再来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一一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孟子的学生：“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一个官员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片刻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主秘无奈地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市长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

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公共艺术牵涉到城市景观和艺术的环境。台湾任何一栋公共建筑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当公共艺术被界定为艺术家与公共空间，尤其是与市民大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时，它的创作本身以及与市民对话的过程，就变成艺术作品的主体，处理起来非常繁复。

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

“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一面墙，尽管只是划上一点影子，其实都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整个艺术家创作和市民互动的流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

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04-2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