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国力越发强大，面对帝国主义纷纷在世界各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这一新兴强国也开始跃跃欲试。一八九八年，美国开始觊觎当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时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却向陆军部长说：“占领军司令官的责任将是，用最公开的方式宣布，我们不是作为一个侵略者和征服者，而是作为朋友来保护当地居民的家园，保护他们的职业和保护他们个人的和宗教的权利。所有那些积极进行援助或真诚归顺，并与美国政府合作以实现这些仁慈目的的人，都将报之以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很明显，这番话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作为十九世纪殖民扩张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开化论。不过在此前两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里却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申门罗主义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肯定在欧洲国家入侵的情况下，应任何美洲国家之请，美国有权实行门罗主义进行友好干预。我们未曾干预而且将不会干预任何欧洲国家在本半球现有的领地，但这些领地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扩大。”（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读罢这两段观点颇有歧义的话，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美国声称不干预欧洲国家势力范围的说辞言犹在耳，为什么却在两年之后进军菲律宾？这里所谓的“友好干预”与麦金莱声称的“仁慈目的”是否同一回事？他们真的既“美好”且“仁慈”吗？美国干预美洲国家，真的是“应任何美洲国家之请”吗？美国进军菲律宾，真的是“作为朋友”来的吗？想要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并且透过以上两段美国政治修辞的表象洞察一些美国对外政策中更为本质的要素，就必须全面认识那份竞选纲领里提到的“门罗主义”。
在《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一书里，章永乐从“门罗主义”这一创始自美国的概念入手，由此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本质特征，以及对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门罗主义并不是一个自我运动的‘观念单元，而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因此，本书在梳理门罗主义诞生时刻基本含义的同时，还分析它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政治家所重新解释，为当前的政治形势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将门罗主义视为一种界定空间、主权与势力范围的话语，进而分析它是如何被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人物或知识分子所阐述的。
一、新瓶旧酒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时任美国总统的门罗在国会咨文中声称：“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害的。我们没有干涉过任何欧洲列强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将来也不会干涉。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保持着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独立，我们经过仔细考虑，根据公正的原则，加以承认的国家，任何欧洲列强为了压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任何干涉，我们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此即为门罗主义之嚆矢。
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声明美国无意干涉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并且也警告欧洲列强不能干涉美洲事务，但作者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美国对于美洲同样是采取支配的态度，其做法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逻辑并无二致，并且同样运用文明等级论这一旨在为殖民统治做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话语。及至十九世纪末，美国开始走向大国竞争，先是在古巴击败西班牙，随后占领菲律宾，彰显自己争夺太平洋的决心，同时在中国提倡门户开放，发挥在商业方面的优势，规避与其他列强发生摩擦，让自己在华利益实现最大化。
当“一战”结束，为了抵御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论述，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宣扬民族自决观念，俨然一副象征着进步与和平的形象。但与其同时，他并未放弃美国在美洲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并强调此乃“纯美国问题”，可見其善用双重标准，实属渊源有自。由此凸显的是威尔逊一方面向全世界宣扬各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一方面巧妙地让美国不必承担这些原则，而且可以随时退回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区域范围，继续担当区域霸主。
更有甚者，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为了将门罗主义打造成为美国独享的政治话语，当时不少美国学者极力论证门罗主义与国际法的关系，强调前者既非欧洲列强所习惯采取的均势原则，亦非国际法所能束缚，它体现的是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一种独特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虽然美国并未加入威尔逊反复鼓吹要建立的国际联盟，但却可以通过遥控那些加入国联的美洲国家，用另一种方式在国联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此法形式虽新，但却和英国十九世纪以来对势力范围的间接统治如出一辙。这也无怪乎尼尔·弗格森前些年出版《帝国》一书，旨在向美国政治精英传授英国殖民统治的经验，希望美国师法英国，使自己的全球统治更为纯熟老到。
而在“二战”期间，眼见欧洲诸国国力已被耗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指日可待，像斯皮克曼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遂开始思考如何将门罗主义原则从美洲一隅扩展到全世界，使全球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即为了维护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可以任意对世界各地进行干涉。就这样，门罗主义在美国立国之初乃防范欧洲国家动摇美国区域霸权地位的说辞，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则成为美国全球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这其中，变化的是它的适用范围，不变的则是基于自身利益而划定势力范围，运用各种手段干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意图。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游历美国，一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实况。在听闻关于门罗主义的话题后，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
由是观之，则门罗主义之本相，则所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是其义也。及其变形，则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猄猄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这番观察，何其洞彻！
二、橘生淮南
虽然在威尔逊那里，门罗主义旨在维护美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但由于他在巴黎和会期间十分高调，摆出一副替被压迫与被剥削地区呼喊的模样，再加上美国在华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宣传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导致在“一战”结束之初，威尔逊在中国有着极强的威望，许多人将让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合法权益的愿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此时的美国在华形象，俨然是区别于旧欧洲，象征着新世界美好前景的代表。当时正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杜威，就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信任是那么的天真无邪”，“中国在其绝望处境中创造了一个具备强烈民主意识、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形象，后者尤其致力于为弱国确保国际的公理和正义”。对他们而言，美国担当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在此氛围下，“经过威尔逊中国形象的中介，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门罗主义，也就与‘民主自治‘民族自决等理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美国的联邦制，也被纳入同一个‘意义域之中，与‘门罗主义一起成为‘民主自治理念的体现”。基于此，章永乐在书中详细梳理了北洋时期在打着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各个省份的当权者是如何运用门罗主义话语来为自己的地方割据做辩护的，同时还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介绍、诠释、引申、反思门罗主义及其背后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极具学理性的辨析。这个部分可以说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的空白，对于更为全面地认识北洋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政治话语及其实践极有助益。
这里引申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门罗主义这一旨在维护美国区域霸权的概念，为何会在北洋时期被广泛挪用于打着地方自治旗号的地方割据？虽然地方自治思潮肇始于清末，革命党与立宪派都曾从正面的角度予以介绍，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内部的政治派系林立与外部的列强环伺，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强调集权中央、巩固国权的重要性，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不少文章里反复提醒国人必须正视十分严峻的边疆问题与亟须着手进行的国家各项建设，因此需要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保证各项政令能够有效实施。章太炎则从政治整合的角度警告此时若行地方自治，只会造成各省进一步无视中央的政令，让省界成为新的壁垒。
到了二十年代，联省自治思潮再次兴起，其基本逻辑正如胡春惠所论：“在战也不能统一，和也不能统一，北也不能统南，南也不能统北的情况下，国人领悟到与其求全面完善，不如先求局部改善，与其把分裂的各省搓合起来，在痛苦之下集权而治，倒不如因地制宜，由各省自治省宪，依照省宪自组政府，在省宪范围内省民自治，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且也可免去省与省间你攻我伐的纠纷，俟各省完成自治以后，一步步经由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依据联省宪法的规定，产生联省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连先前反对联省自治的章太炎，也开始热衷于为湖南制定“省宪”而奔走。他坚信，与其等着北京政府做出什么祸国殃民的勾当，不如先让各省自救，这样还能为中国保留一些前途。
在这样的背景下，门罗主义就成为各省政治精英强调本省自治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概念。但究其实，正如门罗主义在美国政治当中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一样，当时中国各个政治集团在共同拾起门罗主义的同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盘算，比如云南军阀就用门罗主义来文饰自己对周边省份的觊觎之心;广东的陈炯明则借此来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阎锡山则希望在实力有限的情形下固守山西的地盘，拒绝其他政治力量前来分羹;张作霖则企图不受北京政府的牵制，在稳固东北的同时，等待能够再次介入关内政治的时机。
纵观这些门罗主义话语之变种背后不同政治力量的真实意图，凸显出的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终只能落得一地鸡毛。它非但不能通过由地方至中央形成新的政治整合，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各项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上的离心力。而当时不同列强往往支持不同的军阀，通过给予后者一定的装备支持或银行贷款，来进一步操控各省的经济命脉与物质资源，划分各国的势力范围，使同样源自美国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门户开放——进一步在中国落实，让中国越来越难以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由此可见，门罗主义的中国变种“省域门罗主义”折射出武人政客、地方士绅这些与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实难以成为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危机的主导者，他们的行为方式必须要被新的政治主体与新的组织动员形式所替代。
三、以庶夺嫡
美国的门罗主义内容虽新，但性质上却与十九世纪以来的大国扩张思维并无二致。因此当“一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时，那些在大战当中感到利益严重受损的国家，也开始从国际体系的变动出发，探讨一种能够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话语。
这其中德国与日本最具典型意义。关于前者，作者详细解析晚近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热议的施米特的相关论述。施米特出于对国际联盟惩罚德国之手段的强烈不满，揭示“一战”之后美国的国际秩序安排的本质特征，批判其为了实现全球霸权而擅自制定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同时构建了一套名曰“大空间”的国际政治论述，以此对抗包括门罗主义在内的国际联盟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施米特一方面援引基督教神学当中的概念，一方面回溯欧洲公法传统，认为“大空间”是未来破除世界霸权国家支配全球的利器，在此范围内应由主导性民族依据其“政治原则”来领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醒人们，虽然施米特的理论对于反思假借普世之名行称霸扩张之实的现象有所帮助，但在他的视野里基本没有被殖民与被压迫地区的解放运动的位置，对于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体系也缺少兴趣，在借助其理论时，要避免以佛老解孔孟之弊。
关于日本，章永乐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与相关意识形态话语结合起来，考察日本的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究竟。关于日本如何一步一步利用各种手段侵略周边国家，特别是通过搅乱中国来方便其入侵，相关研究已有不少。在此基础上，作者提醒人们：“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在日本的结合版本，就已经大谈‘黄白之争，大谈日本应作为亚洲领袖，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欧美列强在亚洲的步步紧逼，欧美各国内部种族主义势力对于亚洲移民的排斥，使得‘门罗主义反抗欧美列强的修辞获得了一定的感召力，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中一度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在我看来，分析日本精心构建的亚洲门罗主义，章永乐提示的这条线索尤其重要。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各派政治力量就开始来华进行宣传活动，让不少中国士人瞬间忘记了失败的痛苦与日军在辽东半岛犯下的罪行，反而沉浸在由日本人鼓吹的中日之间由于“同文同种”而应“相互提携”一起对抗西方的白种人。他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双重话语设置：为了迷惑中国则大谈“同文同种”，用传统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名词来文饰其真实目的;为了与西洋交涉则大谈文明标准与势力范围，意图师法西方列强的扩张之道而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直至今日，依然有中日学者希望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主义不断“纯化”，提炼出其中较为缓和的要素，作为思考他们眼中未来东亚格局的参考。
对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除了需要从日本对外政策層面进行考察，还需注意到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实为最近一段时间里重新在中国文化界回潮的日本东洋学的主要理论支撑。一些被国人视为现代日本“史学大家”的人物，从来不讳言他们心目中应当如何“处置”中国。如内藤湖南就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后公开宣称：“中国人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这些人应当要接受其他国民的管理，与其他国民相协作来营造其文化生活。”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实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
宫崎市定则这样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效仿西方列强扩张称霸之道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民族的觉醒，其实也可以说是亚洲各民族觉醒的先驱。欧洲实现产业革命以后，势力不断向外扩张，亚洲逐渐沦为其殖民地;与之相拮抗的，是位于亚洲东端日本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久就扩展到了整个亚洲。”他借用亚洲门罗主义的话语，但却以怨念的语调（毕竟“二战”日本被打败，至今尚无完整主权）声称：“等到日本试图从事中转站角色以上的事业，谋求开设一个支店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代表英美两国便携起手来，开始压制日本。但是如果直接压制日本的军事力量，那就会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于是就向日本的后院发起进攻，打击日本的资本主义。”而他所谓的“向日本的后院发起进攻”，竟包括“支持中国抵制日货”。看来宫崎真把中国当成日本的后院了？在日本战败后依然如此这般，真令人不可思议。
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如果说《旧邦新造》是在思考近代变局之下中国内部秩序的整合之道，《万国竞争》是在呈现一位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思想家如何理解世界秩序，那么《此疆尔界》则揭示了一个表面上新颖但内里却和十九世纪的大国扩张之道一脉相承的话语及其背后实践者的真实面貌。这三本书合而观之，堪称重估近代以来中外秩序的三部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今日，这样的学术工作非常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