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程度这个名词，在普通人的口中，每每是用错的。譬如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常听见人说，今年的日子真难过，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其实他所指的，乃是生活费用，并非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指我们所享受的东西，而生活费用，乃是这些享受的代价。譬如去年我们每月吃一次肉，今年每月要吃四次。这是生活程度提高了，乃是一件可以庆贺的事情。假如今年每月还只吃一次肉，而去年一斤肉只值二角五分，今年的一斤肉却卖到三角，这便是生活费用提高了，生活程度却依然如旧。明白了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就可知道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大家心中愿意的事。我们整天整月的忙，目的虽然不只一端，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丰富一点。

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任何个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提高。我的对象，乃是社会上的大众，我们要问这许多人的生活，有何法子可以提高。中国大众人民的生活，如与欧美各国人民比较起来，其程度的低下，乃是有目共睹的。近来社会上已经有好些人看清楚这一点，都在那儿设法，来改良这种现象。不过他们的眼光，似乎还嫌狭窄一点，没有从多方面去努力。我们只要把近人努力的途径，分析一下，便可看出这点。

影响一国人民生活程度最要的原素，自然是一国的富源。中国人对于本国的富源，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只要听一下经济地理家的报告，就可了然。譬如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利用的，据中外专家的估计，还不到一半。中国的煤藏，不管你采取哪一家的估计，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列在前五名，乃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有如此丰富的煤藏，可是平均每年每人用煤，不过140磅。美国人在1926年，平均每人要用煤12, 000磅。在这两个数目字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冬天挨冻，而美国人享受汽炉；中国人坐人力车坐轿，而美国人坐轮船火车的情形来。别的富源，我们也不必细数，归根一句话，中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本国的富源。这一点是大家都见到的，也是大家都在那儿设法矫正的，所以我们不必多说。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二种原素，便是生产的技术。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也是很显然的。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虽然已有四千余年的经验，但生产的成绩，如与欧洲各国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多。就拿小麦来说，中国各地的平均产量，每1英亩只有10.8蒲式耳（每1蒲式耳等于60磅左右），英国的平均产量每英亩有32.9蒲式耳。所以中国每英亩的产量，还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虽然中国也有些地方其出产可与英国相颉颃，但平均的情形，比英国落后许多，是专家已经证明的。更拿稻米来说，中国也比不上日本。日本平均每英亩产量，可达2350磅，中国只能产1750磅。农业中的情形，已然如此，别种实业中的情形，更比不上。譬如煤矿，新式旧式的，在中国已有不少。我们拿用最新方法的开滦煤矿来说，那儿的工人，每天只能采煤800余磅，而美国的矿工，平均每日可采煤9000余磅。美国工人的效率，比中国的工人要超过10倍。这还是拿新式的煤矿来与美国相比，如拿旧式煤矿来较量一下，美国工人的效率，要比中国工人超过20倍。技术的差异如此，难怪美国的矿工，要拿八角一点钟，而中国的矿工，只能拿四角一天了。中国人对于技术落后的觉悟，现在似乎已经普遍。所以在农业方面，近来有许多改良的运动，在中国各地发起。而政府里面的人，现在也有不少在那儿注意工业，想法使中国工业化的。我个人对于发展中国的实业，改良生产的技术，是主张各方面同时并进的。农业固然重要，工业也不可忽视。乡村固然要复兴，都市也应当发展。但近来舆论界中似乎有一种空气，喜欢注重农业而忽视工业，赞美乡村而咒诅都市。假如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要知道都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但是这种情形，只在英美等国中，才遇得到。至于中国情形刚与英美相反。我们的都市与工业太幼稚了，以致大家都挤在乡下，使乡村与农业，呈一畸形发展的现象。为救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所以关于改良技术一点，我们主张不但农业的技术要改良，别种实业的技术也要改良，不但农业的生产，要赶上欧美；就是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实业，都要设法去赶上欧美。要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有进步，然后中国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三种原素，便是分配的方式。现在各国分配的方式，大多数是不公平的，中国也不是例外。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统计还没有，我们可以拿英美两国来做例子。英国全国的进款，有14%为1％的人所占有。在另一方面，62％的民众，只能分享全国进款22%。美国的情形，与此相仿。在富的方面，有1％的人，享受全国入款15%。在穷的方面，有61％的人，分享全国入款34%。假如这种分配的方式，可以改良一下，使有钱的人，少享受一点，而贫穷的人，多享受一点，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可以平均的提高。我们并不主张把全国的收入，平均的分配。因为那是行不通的事。就是现在的苏俄，各人的所得，也还是极不平均的。工程师可以拿五六百或一千卢布一个月，而粗工有只拿几十个卢布一月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提倡平均的分配，但要鼓吹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承认各人的收入可以有差异，但不能差异得太大。现在的中国，有衣食无着的穷民，也有在银行中存款几百万或几千万的富翁，这便是公平的分配没有实现的表示。我们如想提高大众的生活程度，决不可逃避这个问题，而应提倡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公平的分配。政府应当实行各种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之类，使富翁的一部分财富，可以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这样，富人的奢侈生活，当然要受一点损失。但是政府把收来的金钱，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那么大众的生活程度，便可以平均的提高，所以这种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是有利的。关于此点，注意的人很少，不过政府如想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假如这一点有一天做到了，不但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革命的暗潮也可无形的消灭了。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四种原素，便是人口的数量。世界各国人口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人口似乎嫌少一点，他们如想发展各种事业，国内的人口，还不够用。但如中国及印度，则人口的数量，无疑的是太多的。太多的人口，便是人民往上挣扎的一个大阻碍。我们可以拿一个家庭来比一个国家。假如一个家庭的生产，每年只有1000元，同时家庭中的人口，却有10个之多。以10个人来分1000块钱，每人只得100块钱。这100块钱，除却衣食住等必需的生活费外，所余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这10个人的生活，很难提高，因为生产有限，而分利者太多。假如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两个人，情形便大不同了。因为两个人分1000块钱，每人所得的，不是100元，而是500元。500元的生活，比100元的生活，是要丰富得多的。以小喻大，中国的情形，便是如此。假如中国的人口不是四万万而是三万万或者二万万，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比现在一定要舒服得多。这二万万人，再来利用中国的富源，改良生产的技术，实行公平的分配，那么使中国人的生活，赶上美国人，亦非难事。可是人口数量与生活程度的关系，虽然如此显明，而政府及社会上的人士，从这一方面努力去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实不多见。减少人口压迫的方法，消极的有移民，积极的有节育。但这两种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与社会上的充分的同情。有时我们在报纸及杂志上，还看见一些人发表文章，鼓励中国人的生育。这种态度，实际等于看见人家跌下井，还从上面摔块石头下去一样。结果只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格外走入悲惨的境界。真心为大众谋福利的人，决不可做此种无益而有大害的主张。

总括起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产的技术，第三要实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节制人口的数量。前两点已为多数人所认识，后两点也是同样的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社会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们愿意大家多来讨论一下。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原载《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辑入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本文摘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