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与燕东园29号小楼有一段不解之缘。他从1950年代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起，就经常出入这栋小楼，北大经济系两位著名的教授住在这里，楼下周炳琳先生家，楼上赵廼抟先生家，他走得熟门熟路。
厉以宁是先认识赵廼抟先生的。那时北大经济系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厉以宁是常客，没有课时，他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
当时赵廼抟先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来，也常去图书馆，他很奇怪，这里在座的素来都是教师，为什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赵先生问厉以宁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的。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他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廼抟先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冬季的一天，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楼梯，来到赵廼抟先生的书房。赵先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楼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果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
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成为赵廼抟的“关门弟子，走读学生”
赵廼抟骆涵素夫妇，是当年很少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着中式服装的老人。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北大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他的夫人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师从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我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6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他回国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赵廼抟先生早年间就是一位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大家。1949年之前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直主讲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集他二十年研究和授课的结晶之作《欧美经济学史》于1948年作为正中书局的“大学用书”正式出版。1949年该书局迁至台北，继续发行了九版，在台湾和海外是经济学学生必读书之一。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赵廼抟先生努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北大停开了“经济学概论”，新开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讲授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他主动请辞了系主任一职，专任教授。1952年，他开始了学术转型，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着手编辑一部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学术专著。
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计划。赵廼抟先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仅经世思想这部分，他打算将分散在经史子集中的大量资料统统整理出来。
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就读过好几遍。为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国子监、隆福寺旧书摊的摊主们都和他成了老熟人。有一个关于他寻书10年的故事：赵廼抟先生原只知道《大学衍义》，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他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为了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正是在赵廼抟先生学术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厉以宁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目睹了恩师如何以惊人的毅力查阅古籍，往往一部书就是几十卷到百余卷。
1955年初夏，厉以宁在大学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陪赵廼抟夫妇游香山，同游的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师生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厉以宁赋诗一首：
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机缘巧合成为周炳琳的教研助理
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因受某些问题牵连，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所幸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
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周炳琳魏璧夫妇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与赵廼抟同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不同的，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1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家楼，周炳琳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协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会员出国留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将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称为学界的“五大臣出洋”。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有离开北大，没有离开课堂。
按照周炳琳的指导，厉以宁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师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并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回忆：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不深。
在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住的平房三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幸亏他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师恩难忘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他86岁。
厉以宁多次谈到恩师赵廼抟与周炳琳：“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身难忘。”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举办了“赵廼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六周年（在北大任教五十周年）”庆祝会。厉以宁是这次活动的倡议、发起、组织者之一。赵廼抟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有许多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以及身居要职的领导：钱学森、邓力群、范长江、千家驹、何锡麟、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赵崇龄、胡代光、易梦虹、徐璇、赵靖、闵庆全、罗真元、杨道南、范家骧、赵辉杰、马雍、张盛健、洪君彦、傅骊元、厉以宁、巫宁耕、张友仁等。这一天他们纷纷赶来赴会，成就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盛事。
1986年、1987年赵廼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巨著《披沙录（一）》《披沙录（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出评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著作很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从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这一项事业的拓荒者赵廼抟教授，用他的心血铸造了一块基石。
厉以宁也始终没有忘记恩师周炳琳。
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时，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2010年，周炳琳逝世47年时，厉以宁提笔写下《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与周炳琳先生最后的交谈：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闻知匆匆赶到医院。那时周先生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周炳琳把话题转到厉以宁的工作上来，得知他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先生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病逝。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写作《回忆周炳琳老师》时，厉以宁已经80高龄，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通篇文章，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结尾尤为感人：
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