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教授于2012年六月七日清晨七点十一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寿九十五岁，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后来转治中国史，他的研究领域广，包括扬州盐商、明清至民国的人口、明清会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北魏洛阳城、明代土地数据、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史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汉学」（Sinology），因为「汉学」是西方人「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及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产物，他们卑视汉学，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与西方史家进行对话。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1965年荣获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James West 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并于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亚裔会长。
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他在《东方的摇篮：纪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of the East: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B.C.），以文献、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强力主张这种学说而撰写《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称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教授也为之折服。
何先生为人率真，不假颜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从何先生的讣闻中知道他要归葬老家金华。1979年底，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面对满场洋人学者，亲见何先生独排众议，大声指斥研究中国的洋人学者的反华情结。其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何先生决不示弱。
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罗友枝（EvelynS.Rawski）教授发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就职演讲：“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针对何先生1967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对满清王朝「汉化」问题的论断。他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两年后，何先生像大炮一样地强力反击，发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首先，何先生说他的论文是宏观的，论题是多面性的，罗氏却单挑汉化这个单一主题来讨论，模糊文章的真实意义。更甚者是罗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论点，何先生说：他的基本观点，明明是满族创造了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罗友枝无视于此，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他无视于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就在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和制度。罗友枝又主张：辽、金、元、西夏政权统治汉人与汉地，都只任用汉族官员，他们都拒绝汉化。其实，这四个政权最终都采用汉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汉族五德终始的正统论合理化其政权。征服王朝要巩固其统治，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共识，而罗友枝却全然视而不见。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九千年以来，汉文化和汉化发展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且讨论非汉族政权如何采用汉化政策，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中国。这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大文。
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是何炳棣教授治史的特色。他治明清社会史即运用社会学理论，专攻这一长久以来为社会科学家重视的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研究课题。何先生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根据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统计，分析向上与伺下社会流动；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均远远超越前人，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何先生在书中不但处理向上社会流动，而且也讨论向下社会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何先生认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有力的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先生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社会流动的数据，也可能很难超越」。
近年来，何先生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较著名的有美国的郝若贝（RobertM.Hartwell）、韩明士（RobertP.Hymes）、与艾尔曼（BenjaminA.Elman），中国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贝的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分析宋朝官员传记资料，发现宋朝政府被几个或几十个大家族所垄断，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大。韩明士在1986年发表《政治家与士大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of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则认为研究科举所促成之社会流动，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据，应该扩大「精英」定义的范围，将寺庙捐献者与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者及其亲戚族人、学生等均列为分析的对象，于是大大缩减平民范围，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功率大为低估；他进而怀疑科举制对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血液循环」有促进作用。稍后，艾尔曼发表〈科举制下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via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与《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也认为何先生估计出身平民进士之比例过高，过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对向上流动力的作用，进而论定：「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而已。」沈登苗则于2006年发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批评何着对「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并指出「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种（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明代前期题名碑录，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结论。对于韩、艾二氏的批评，何先生并未撰专文反驳，仅于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简单回应称：自己的统计「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试者的祖上三代履历，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而艾氏所用的资料却「没有最能反映社会血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而且根据艾氏的统计，明清出身平民的举人，占总数的54.27%，出身平民的进士，占总数的61.78%，反而坐实了何先生的结论。至于韩氏的评论，何先生则认为是对「精英」的定义混乱而误导的。其实明朝政府早已认识到科考中试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实录》卷535载，礼部言：「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可以说近年来少数学者质疑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似乎是难以撼动何先生论点的，大部分学者仍认为「科举为寒门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门』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社会流动，根据的样本数量极多，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巨着，影响中国社会史与明清史及东亚史研究甚巨。如许师倬云教授的《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B.C.）、毛汉光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吴金成〈中国?科举制??政治．社会的机能──宋．明．淸时代?社会?阶层移动?中心??──〉《科举》（??：一潮阁，1981）、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及研究韩国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崔永浩（Yong-hoChoe）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1392-1600（《朝鲜李朝初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均以此书为典范。
近年来，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史料陆续公开，已较五十年前何先生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为多：明代乡试录313种、会试录54种、进士登科录54种、进士同年序齿录15种及进士履历便览17种。整理编印的工作，也不断展开。伴随着《明代登科录汇编》、《清代朱卷集成》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会试录》等明清科举史料的整理印行，科举的研究，再度兴盛，而有所谓「科举学」的出现。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1600）庚戌科序齿录》，分析77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社会身分的变迁。而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更是在方法上、资料的运用上，都很明显地看出沿袭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的痕迹。2003年，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即用统计分析法，处理《清代朱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资料，讨论中举者的垂直流动、应试者的水平流动，及科举与士人居住地迁移的关系。2007年，厦门大学郑若玲发表《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将科举与大陆、台湾及东亚地区大学入学考试模拟，讨论其与社会的关系；其第四章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也是「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用统计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其分析的样本虽多达八千余名科举人物，但仍较何教授的近四万名样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特别之处，在何教授分析科举人物的祖上三代家世，郑若曾则延伸到五世，多考察两代祖先，兼及妻系与母系情况，而且还统计分析了功名大小之间的流动。其结论虽部分有异，但主体仍与何教授的论述一致：「科举制是清代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尽管获得功名的举子大多数还是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向上流动渠道。」
近年来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趋势，除研究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及横向的水平流动外，又注重区域研究。在相关资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谢沛霖在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基础上，编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确认全国进士的籍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最早注意这一论题，并在该书特立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 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论述之。中国地大，地形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差异性极大，是治中国史者当特别放在心上的；否则便会把中央集权体制视为极有效率的，误以为所有制度实施时，是全国一致的。何教授认识这一特性，深入讨论地域的差异。1993年，何教授更发表〈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论述东南进士人才辈出的人文环境。同年，王振忠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 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为〈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发表于《历史地理》第11辑。这一章的中译本方便许多中国学者直接阅读何教授的论著，受其启发，而开展对进士地域分布和分区的研究。为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势，而乏人参与政府，尤其唐宋以来，因北方战乱及经济重心南移，导致南北文化水平之巨大差距；因此，明廷确立各乡试省解额，建立会试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订立录取名额，使全国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巩固明朝作为代表全国各地人民的统一帝国。对于科举录取题名。靳润成、檀上宽、李济贤、林丽月、刘海峰、王凯旋研究明代科举的区域配额与南北卷，汪维真研究乡试解额，沈登苗研究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进士的地域流动，曹国庆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与夏维中研究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分析其数量众多的原因。其他地区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学者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外，近年来有关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论著与论点，多与何教授相似，不过在数据的运用上有新进展，如对于现存登科录的调查整理及个别登科录的考证，近年来也颇有进展。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编印《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给学者们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与科举相关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对译注工作，大有帮助。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此期间这个研究领域虽有上述的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着。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教授的《明清社会史论》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韩文译本问世，但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实为一大憾事。泓最初读到何教授的巨着，是1965年的夏天，刚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班，所长刘寿民（崇鋐）教授将何教授送给他的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赐赠于泓。于是开始一页一页地读，初读英文写的中国史论著，最头痛的还不是英文，而是中国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与书名等专有名词，如何从英文还原为中文，尤其这些字词，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试着猜，猜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边看边试着翻译，居然译了四章半，后来因为忙着写论文而中断。泓之治明清盐业史，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与博士论文《明代的盐法》实受何先生大着〈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与《明清社会史论》启发，是从中得知什么是盐户、灶户，什么是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明清盐业与盐商在中国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生产与运销的研究。取得学位以后，有幸留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由于教学工作忙碌，也就搁下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的工作。时值七十年代前期，正是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高潮，许多留美学人学生不满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软弱，而投身运动；遭国民政府或吊销护照，或视为拒绝往来户，何教授便是后者。当时国民政府对外虽软弱，但对内却很强硬，台湾在威权统治下，校园气氛甚为严峻，尤其身为学术教育界龙头的台湾大学，更是陷于「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学系事件，两次整肃之后，几乎完全改组；继而传说矛头指向历史系，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为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当然不宜再谈他的著作。直至八十年代后期，解除戒严，何教授也恢复每两年回来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权利，泓乃重拾旧译稿，以完成这一对泓学术生涯有重要关键作用的工作。无奈当时承担学术行政，正负责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与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担后，荣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钱致榕教授与校长吴家玮教授找了去创办人文学部；1993年底回台以后不久，又为袁颂西校长找了去创办暨南国际大学的历史学系与研究所，并担任教务长，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后，代理校长承担校园复建及延聘新校长等善后工作；沉重的学术行政工作，阻挡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转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的教职，教学工作单纯，遂能重拾研究写作工作。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是刘寿民老师创办的，泓拥有的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的业师和系主任刘寿民老师的，后来刘老师赐赠予泓，真是机缘凑巧。于是重拾旧译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业。不久，又蒙何教授约见，鼓励泓继续翻译，并惠允协助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随后又获国家科学委员会赞助此翻译计划，工作于是再度展开。
《明清社会史论》于1962年出版后，何教授又获得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与会试齿录、举人乡试录、贡生同年齿录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见到四种明代进士登科录等新资料，1967年第二版即据以修订，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数据，并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修订版与1962年原版中本章的内容有所不同。本译文即以1967年修订本（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 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为底本。
这次翻译时，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者注」形式说明。由于这本书出版已五十年，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也要以「译者注」形式说明。由于何教授征引之资料，有许多不见于台湾的图书馆，也一一向何教授请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协助，相信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不同于其他文字译本，而为较好的译本，也是较理想的中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