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以来，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多个场合强调“印中携手”才能实现“亚洲世纪”，并且在9月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明确提出与中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是目前印度外交政策的重点。然而考察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以来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态势不难看出，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已然是印度对华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并且受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驱动，莫迪政府与中国在政治、经贸、人文与安全领域的互动均呈现明显的“泛安全化”趋势。
一、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显著泛化体现
莫迪政府第一任期能够将安全困境置于其对华政策的合理区间，然而自莫迪第二任期开始，尤其是受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影响，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显著泛化，开始从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军事层面外溢至政治、经济和人文等多个领域。
首先，政治关系上中印互信短板更为突出。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印度对华安全困境被放大，印度各界对华认知进一步负面化发展，中印政治互信的短板更为突出，印度对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以及怎样定位彼此发展关系的认知与立场均出现明显变化。莫迪政府已经从欢迎并积极看待中国发展，转变为怀疑并消极看待中国发展；从承认两国是互利合作的伙伴以及认同彼此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转而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围堵牵制印度；从认可通过相互支持的方式和优势互补来推动和实现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转为消极对待与中国形成的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共识，并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搭建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平台的方式。总体上看，印度对华政治猜忌与战略疑虑显著上升，中印诸多共识面临印度消极对待，尤其是印度对待中国发展以及中印彼此发展关系的立场有所变化，中印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明显弱化。
其次，经贸领域中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莫迪政府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导致印度试图在经贸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与安排遭遇推迟或搁置，中国企业投资印度被限制和区别对待，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和排挤。在印度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大环境下，中印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与安排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不是被推迟就是遭搁置。例如，中印战略经济对话（SED）、中印财金对话（FD）、中印经贸联合小组（JEG）以及诸多联合工作组等中印双边经贸投资对话机制受到影响，系列对话机制基本处于停摆状态。而且，印度对与中国经贸投资合作的心态更趋复杂。印度一方面试图与中国在经贸领域“脱钩”“断链”另方面又担心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将贸易投资“武器化”。
最后，人文交流的“政治化”与“安全化”。受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的影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印度对华安全困境开始波及两国人文交流领域，莫迪政府开始通过政治与安全的视角看待两国间正常的人文交流与合作。2020年是“中印人文交流年”，但规划中的中印人文领域的全方位深度互动盛况未能实现。同时，在印度的中国孔子学院遭到审查。客观来看，“中印人文交流年”的70项庆祝活动受到冲击，主要因素是疫情的影响。然而印度强化对孔子学院的审查等系列措施表明，在印度决定层以及一些战略精英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化并开始奉行强硬对华政策背景下，中印间正常的人文交流开始出现政治化和安全化倾向。
二、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的驱动因素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及边界问题悬而未决是印度对华安全困境生成的主要根源，而且综合来看，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则是印度对综合国力差距焦虑和对中国战略意图疑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印度对华安全困境的历史性因素，因近年来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的磋商与谈判陷入僵局，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华安全困境。一方面，随着边界对峙事件呈多发态势，两国落实边境管控机制措施和有效管控边境局势的难度上升，维持边境现状以及和平安宁遭遇现实挑战。另方面，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地区和全球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日渐背离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这一共识，试图以有利于印度的方式尽快解决边界问题，开始在边界问题上奉行激进的冒险政策，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对峙事件。这是近年来中印边境对峙事件频发的主要背景和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对华安全困境。
二是综合国力差距持续扩大。与中国相比，印度在综合国力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存在差距，这是印度对华安全困境以及困境泛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印度对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有焦虑。另方面，印度对中国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能力有顾虑。事实上，印度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有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印度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二是担心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
三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成为强化印度对华负面认知的一个重要“节点”，印度各界对华认知趋于进一步负面化。首先是印度针对中国的民调结果趋于负面化。其次是印度精英尤其是学界也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审视中国，对中国形象认知趋于负面。最后是印度决策层对中国更为谨慎甚至走向保守。可以说，从下而上的对华认知负面化发展，削弱了印度决策圈中那些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多接触或主张经济联系将有助于缓解政治压力的人的影响力。
三、印度纾解安全困境的政策选择
以实力对实力是印度应对安全困境的核心，这体现在莫迪政府内外政策的多个领域。对内，以提出“新印度战略”为导向，强化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建设。在南亚地区，加大对邻国政策力度，与中国展开对地区影响力竞争。在印太地区，推进“印太海洋倡议”，竞争对冲“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印太框架内战略协调，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化和扩大化。
一是以实力对实力。中国崛起及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发展加剧了印度对华安全困境，以“实力对实力”成为印度化解对华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为实现在实力上缩短与中国差距的目标，印度莫迪政府从经济与军事上出台诸多举措。一方面，印度提出“新印度”战略，致力将印度打造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目标，设定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时间点。另方面，积极推进军事改革和军事战略转型，大力提升军事能力建设，尤其是调整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提速中印边境地区以军事争控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加大对南亚邻国的政策力度。印度将南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希望遏制中国对南亚地区国家的影响，干扰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各领域合作。随着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印度不断加大对南亚邻国的政策力度，对南亚地区邻国加强旨在“对冲中国”的外交行动，与中国展开对南亚国家的影响力竞争。印度主动缓和因边界纠纷导致的与尼泊尔的双边关系僵局，向巴基斯坦释放缓和印巴关系信号。同时，印度重视与印度洋沿岸南亚邻国的安全合作，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重启“科伦坡安全会议”（CSC）。
三是提出并推进“印太海洋倡议”。印度将在印度洋建立实力作为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支柱，目标是在印度洋获得竞争优势这是莫迪总理于2019年11月提出涵盖七个领域“印太海洋倡议”（IPOI）的重要动机。一方面，通过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现印度主导地区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的目标，另方面，对冲并牵制中国通过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将影响力向印度洋地区扩展。
四是强化美日印澳战略合作。印度认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有能力应对当代全球挑战和共同关切，并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其应对印太地区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挑战的主要方式，同时通过双边框架和小多边对印太地区实施灵活和多维的战略。为此，印度积极融入美国及其盟友构建的三边安全合作安排，强化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三边战略磋商，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的机制化进程。
四、结论
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在领域上从安全领域外扩至政治、经贸和人文等领域，在地域上从陆地边界延伸至海洋方向，从互动方式上从双边外延至小多边和多边并形成多维联动态势。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的消极影响是显著的，这体现在中印双边关系发展、南亚地区形势与亚洲未来等多个层面。
从双边关系的视角，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导致印度各界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化发展，导致中印发展“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以及互为发展机遇”的共识始终杂音不断，导致中印关系难以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从地区层面，印度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视为“围堵印度”的地缘政治与战略工具，消极回应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印走廊和“中印+”合作。如果印度在安全困境驱动下秉承传统的地区霸权思维，用“零和”而非“共赢”理念看待中国与南亚地区的互动，这将导致中印围绕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不可避免。而且，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也带来域外势力进一步介入地区事务的可能，南亚地区有出现阵营对抗的可能。而从实现亚洲世纪的维度，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中印不能走到一起亚洲世纪也难以实现，发展与合作可谓缺一不可，但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无疑是实现亚洲世纪的负能量。目前，印度释放出要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积极信号，但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吴兆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摘自《南亚研究季刊》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