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是光华管理学院创始人，对光华管理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厉老师是我前进路上的引领者，工作上我是他的助手，科研上我们是合作者。我同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初建经济管理系，创业维艰
1978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北大经济系设立了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这个教研室集中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统计、会计等庞杂科目。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建立后，相关领导提出以此为依托建立一个管理专业。于是从1978年开始筹备，1980年招收了第一批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当时其他学校尚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学科，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提前走进了管理学教育领域。
历史的节点在1985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年5月25日，北京大学隆重召开了经济学院成立大会。新成立的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经济管理系。我记得当时学校任命陈德华为经济系主任，洪君彦为国际经济系主任，厉以宁从经济系转到经济管理系任主任。在经济管理系成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厉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说，凤岐，你来做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吧，协助我工作。我涨红了脸说道，我可能不行，让原来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主任王老师协助你工作吧。厉老师说我不要合作者，而是要助手，我看你行，你就来干吧。我没有想到厉老师这样信任我，于是我诚惶诚恐地答应了。厉老师在给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序言中提到了此事，他说：“1985年4月，北京大学筹建经济管理系，我之所以提名曹凤岐同志为副系主任，作为我的主要助手，除了考虑他的为人、作风和能力外，也考虑到我们在学术观点上的接近。”1985年学校正式任命下达了，厉以宁为经济管理系主任，我为副系主任（当时我是唯一的副主任）。
当时经济管理系下只设立一个专业：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但真正的管理是对企业的管理，一群宏观经济研究者开办的管理系，并不为人看好，甚至有人声称北大没有管理。于是在1986年，我们第一件事就申报设立企业管理专业，1987年企业管理专业正式招生。这个刚刚成立的管理系通过一系列动作迅速成长。
第二件事就是留校和引进新的教员。因为当时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的教员只有十几个人，根本满足不了管理专业发展的需要。我们采取留校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教员的措施（那时还没有博士），从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和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中留下一些同学，也从校内其他系引进一些优秀人，还从校外，如清华、人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引进一些人当教员。当然，有人或出国或调到其他单位。
后来在光华工作的骨干教员相当部分是建系前后留下或引进的，包括后来一直在系里和光华学院工作的朱善利（已离世）、蔡曙涛、梁钧平、刘力、江明华、王立彦等都是那时留校或引进的教员。
管理系在创办初期，经历了今日的光华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系，经济管理系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系里教员在四院楼梯间的一个小水房里办公开会、办公。相比于其他的原有的系，比如国际经济系、经济学系，他们都有着专门的办公室，管理系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学院分配给管理系办公室一部电话都无处安放。直到1990年，我在水房外面的杂物间里隔了一间九平米的办公室，招收了一名办公人员，就是范平（已退休）。我们非常兴奋！经济管理系终于有一个办公的地方了！
当年的艰辛，如今的笑谈。一阵回味过后却也是不胜唏嘘感叹。我们这一代有主见、有追求的学者，带着那最简单、最真实的梦想，毅然从经济系走出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艰苦环境下，执着地支撑中国管理学的成长。
二、几经波折，创建工商管理学院
厉以宁支持建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在管理学科发展这条路上北大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晩集。我们在1980年就建立了管理专业并招了本科生，但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却发生了很大波折。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当时北京大学尚未成立经济学院。经济学院成立后，学院领导大多是搞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的同志担任，对发展管理学科不重视。八十年代末期，清华、西安交大、复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都在探索培养工商管理硕士的工作，即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的学校已经试点招生。我在经济学院院务会上提出我们也应当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不要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普通硕士，而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已经从事管理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招收学生，采取批量招收办法，攻读硕士学位（MBA），培养复合型工商管理人才，然后回到实践中去，以适应改革开放对管理人才的需要。当我提出我们应当招收MBA时，一些领导同志一头雾水，什么？NBA？难道让我们培养职业篮球队员吗？鉴于此，1990年前后，我多次在院务会上提出单独设立管理学院，招收MBA学员。我的提议遭到了学院领导的一致反对。大家质疑，管理系教员短缺、地方紧张、基础薄弱，如何能办起学院？有人直接批评我，说我搞分裂、借成立管理学院而伺机迁升副院长。
甚至有的领导和管理系主任厉以宁教授私下沟通：“你给小曹做做工作，只要他不坚持成立管理学院，很快可以被任命为经济学院副院长。”有一次，我在国务院二招开会，接到厉老师的电话，厉老师说，学院领导说，只要你不坚持分出管理学院，很快会提你作副院长，这件事你怎么想？我说：“我不接受，我不稀罕什么副院长，我只想成立管理学院！不成立管理学院，咱们的管理发展不了，没有天日！”厉老师笑说：“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尴尬的政治氛围让厉以宁和我设立管理学院的建议陷入了僵局。
这段历史发展的峰回路转就在1993年3月初。我随同厉老师一同赴香港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稿第四稿的意见。而与此同时，包括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等在内的主要校领导都在香港，在与李嘉诚沟通争取修建新图书馆的1000万美元捐赠的事宜。我得知此消息后心底一动：平时没有机会和这么多校领导同时沟通，此时不正是一个和校领导面谈建立管理学院的绝好时机吗？在和厉以宁老师商量后，得到了厉老师的授权，3月9日晚上我联系到了住在老希尔顿酒店的吴树青校长，我说我要见校领导谈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吴校长说实在没时间，明天晚上12点以后才会回到宾馆，后天就要回学校了，我们回校后再谈吧，我说，回校后很难把校领导都找到一起谈此事，就在香港谈吧，你们12点之后回来我也等！。吴校长说那好吧，你明天晚上过来吧。
第二天（3月10日）晚间十一点，我离开湾仔的新世纪花园酒店，来到位于中环的老希尔顿大酒店。我在酒店大厅苦等到12点多，才看到吴校长一行人走入酒店。我起身迎上去，吴校长诧异了，他说：“你还在等啊！”我笑着说：“怎么能不等？必须要等！”吴校长挥挥手：“来吧，咱们都别睡觉了，来房间里谈！”
这里是1993年3月的一个香港深夜，面对一群北京大学的核心领导，我侃侃而谈。“北大不能没有管理学科！北大必须成立管理学院！没错，我们缺少人才，但是只有先搭起庙，才能引来远方的僧人！想要发展，没有退路，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我列举了我校计算机系从数学系分出来才得到了发展，才有了方正激光照排的实例，也谈到清华是理工科竟在84年就建立了管理学院，也谈到了复旦大学郑绍廉等人都是学数学的也发展了管理学院，我们有很好的人文管理基础，为什么不能建立管理学院？北大再不建立管理学院，就会让别的院校远远甩在后面。整整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我没有想到，校领导们还真的被我说通了。吴树青大手一挥，“管理学院，我们回北京就开始筹备设立！”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兴奋难眠。
回校后，吴校长让我代学校起草给教委关于建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报告（我是把申请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和申办MBA作为一个报告打给教委的）。当时我还不会用计算机打字，夜以继日地起草报告，经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后交给了吴校长，经学校讨论后正式报教委批准。大约在93年10月份教委批复，同意北京大学建立工商管理学院。
就如何筹办管理学院的事，吴校长多次到管理系来，同厉以宁老师和我商量。包括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都是我们一起商量的。中文名字是叫“北京大学管理学院”还是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也是经过认真讨论的。我认为“管理学院”中的“管理”比较泛泛，行政管理、政府管理都是管理而“工商管理”则是突出了学院的特点，就是搞工商管理，培养复合型工商管理人才。吴校长和厉老师都同意学院名称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院名称的英文翻译是用business还是management也是经过认真斟酌，最后定为用business，专指工商管理。关于学院成立时间，我们定在12月份，吴树青校长质疑，今年建立管理学院会不会太过仓促，准备不够充分？明年初再成立也不迟。我坚持：“今年是今年，明年是明年，管理学院必须尽早成立！”
1993年12月18日，在电教中心召开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成立大会。学校领导、厉以宁和全系师生参加了成立大会，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也出席了大会。会上学校领导宣布在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宣布了学院领导班子，院长厉以宁，副院长曹凤岐、王其文、张国有、董文俊。
成立大会由我主持，由于我激动、紧张，差点闹出大笑话。
曾宪梓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这个经历无数人生波折的企业家在台上讲起自己当年艰难的创业经历，面对管理学院所能提供如此的教育环境，激动万分又无限感慨。曾先生在临近演讲结束，颤声高呼：“我支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立！”观众席掌声雷动，我作为主持人串联过场：“好，感谢曾宪梓先生的动人演讲……”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曾宪梓先生急忙打断，“我要资助办学，捐助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00万港元！”
现场一时瞠目，随后掌声雷动。
事后，厉老师跟我开玩笑说：“你看你，人家没说完你就打断人家，你这一句话差点搞没了100万啊！”
工商管理学院成立后，我们开始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学生。
三、更名光华管理学院
1994年，注定是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
这一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梁先生，有意资助内地管理学发展办学。在尹先生考察了内地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管理学院之后，他认为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在办真正的管理学院，有资助意向。
接着就是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双方谈判。北大方面由副校长罗豪才和学院的几位副院长，我、王其文、董文俊参加（厉老师授权），同尹先生谈。光华基金会方面提出了相对严苛的条件：学院改名光华管理学院，在北京大学校内建设学院大楼但产权属于光华基金会，学院的院长、教授由基金会来聘任。学院大楼的产权和学院人员的聘任权限，这两项的放权要求已经超出了一所社会主义大学可以接受的范围。双方谈判在六个月内几度破裂，尹衍梁先生本人几次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尹先生本人确乎诚心资助，过些天又回到谈判桌，一番寒暄道歉，谈判继续。
在一次谈判濒于破裂之时，吴树青校长说：“这样吧，我请客，咱们一起吃顿饭，谈一谈。”勺园设宴，厉老师参加了宴会。席间，吴树青仔细沟通资助条件，并坦诚表达：“我们感谢您对大陆教学做出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就是这个条件，你的要求太高，我们也没法合作啊！”“我们只能同意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和学院建立台方和我方人员共同参加的董事会，你可以出任董事长”。尹衍梁先生略略沉吟，朗声道：“好，好，吴校长有这句话就成了，我决定资助了！” 尹衍梁先生之所以资助学院，也是因为他对时任院长的厉以宁教授的文化、道德、文章都十分钦慕。他相信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最符合他的资助条件、最具资助价值，他决定资助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000万美元（当时折合8600万元人民币）。
于是双方开始探讨签署协议的事宜。协议是我和王其文教授共同起草的，协议中的每一项条款都是精心拟定的。签字仪式在1994年9月18日下午举行，在9月18日举行签字仪式，是我提出的，寓意是光华管理学院“就要发”。当日上午，我和王其文教授还在计算机房逐字推敲协议书，其中涉及到了学院大楼建设、学生宿舍建设、院长教授的聘任等诸多问题。下午3时，在北京大学勺园宾馆，双方正式签署协议。签字仪式所挂的横幅上写着“北京大学光华教育基金会合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签字仪式”，校长吴树青和尹衍樑先生在协议上签了字。自此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始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名称。我参加了签字仪式，非常兴奋，心想，光华管理学院新的时代开始了！
光华管理学院更名后，学院成立了董事会，尹衍樑为董事长，厉以宁仍任院长，我仍为第一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
这是全国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大学成立董事会的学院，董事长同时是台湾商人。可以说这是一次吃螃蟹式的尝试。光华管理学院即将开始新世纪的成长。这群从未放弃追求的学者们，感受到了无穷阻力，却也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此刻想来难以理解的事情在于，学院更名后还掀起一场风波。
首先，北京青年报记者写了一篇报道，题目竟定为《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卖牌”记》，我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清样，不仅题目有问题，内容也有问题，好像我们为了钱，卖了北大的牌子，不惜“丧权辱国”。我看到清样后把作者叫到我的办公室，对他大发雷霆，我说，我们用台湾资金，用台湾商人做社会主义大学的董事长本来就有争议，你作这样的报道不是添乱吗！吓得作者不知所措，说，我来改还不行吗，改到你满意为止，后来他改了稿子，对建立光华学院之事作了正面报道，经我审定后才发表，就是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报道《北大工商管理学院‘脱胎换骨’》，该报道的副标题是“光华教育基金会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北大教育”。
还有一件事是有人将此事告到中央高层，并冠以“卖牌”、“卖院”、“被台湾势力控制”、“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等罪名。中央对北大很不满意。这种“罪状”让学校领导十分紧张，但我们却深刻认识到，这1000万美元的资助款项可以给管理学院带来怎样的实质性改变。我草拟了一份办学总结报告，经王其文修改定稿，交给学校，学校形成正式报告，由校领导签署。我同王其文、董文俊一起到教委（教育部）作了汇报，提交了报告。报告说明学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校长聘任院长和教授，董事会对学院教学和科研活动根本不干预。教育部随即将报告递交中央。风波渐渐平息。
这是全国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大学成立董事会的学院，董事长同时是台湾商人。可以说这是一次吃螃蟹式的尝试。光华管理学院即将开始新世纪的成长。这群从未放弃追求的学者们，感受到了无穷阻力，却也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学院更名后，在厉以宁院长的带领下，光华学院得以迅速发展的大事。
我们用尹衍樑先生1000万美元，盖了一座办公楼（光华1号楼）。从1995年开始选址、设计、施工。我参加了整个建楼过程。首先是选址，学校同意拆掉1-14斋（这些2层小楼主要是阅览室、自习室），记得中间有几颗大树，经过上报有关主管部门才同意移走。我们聘请了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设计的很好，我参与了内部房间和办公室、会议室的设计，应当说很大气，楼道很宽敞。大楼施工时，我几乎天天来到工地，看它又抬高了几层，有人说，你已经把大楼当成你的儿子了！我说大楼就是我的儿子！经过3年的建设，1997年大楼竣工。大楼11400平米。大楼的竣工对光华学院的发展起了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我们每个教员都有了一个办公的房间，每个房间都配备了计算机。这在全国管理院校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要求每个教员都学习计算机。我们还办了计算机学习班，全院教员除了厉老师外，年轻教员包括老同志都会用计算机写文章。我们还利用这些款项购买了教学设备，修建了2栋学生宿舍I（33、34楼，这两栋宿舍在当时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后来北大对老学生宿舍的改造，都是以这两栋楼为标准），并对教员实行住房补贴。后来尹先生又陆续资助了我们一些资助，包括光华2号楼的建设，对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给予补贴。尹先生的资助，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办学条件，为光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加强学科建设。和经济学院分院后，管院没有货币银行专业，也就是没有金融专业，我找到了校学位办，要求增加货币银行专业，但学校说教委给北大只有78个本科专业，现在已经用完，你们必须停掉一个本科专业，于是我停掉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硕士专业仍保留），增设货币银行专业，后来变成金融专业，几年后变成金融专业博士点。金融专业的增设，对管理学院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本科专业除了原来的企业管理专业外，增设了财务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设有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统计学、管理科学、工商管理（MBA）等五个专业。90年代末，我们获得了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设立了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专业成为全国重点学科。现在光华管理学院已经成为包括应用经济、金融、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等学科齐全的国内外知名的综合性管理学院。已经形成光华品牌，光华已经成为可以代表北大形象的一张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学院在国内商学院中率先设立“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项目。
四、光华管理学院的人才培育
光华的成立正好是踏着改革的步伐前进的，适应了改革的需要。厉以宁很熟悉外国经济思想史，对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国内的发展历程都清楚。另外，我们并不是像财经院校或者理工科院校专门研究具体的工程和项目，我们是宏微观相结合的。可以说我们是宽口径、厚基础，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比他们视野要宽阔，而且我们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要比其他的商学院强，我们做的并不是完全商学院的事情，我们做的带有宏观管理的一些事情。在培养人上，我们首先培养他们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综合能力，培育复合的管理人才。我这样说，北大的管理、光华的管理更是真正的管理。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一开始培养就是宏微观相结合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
光华管理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而且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做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尽到了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为改革开放出力献策，提供资金服务的责任。以厉老师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若干理论，这些理论已经变成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光华精神，就是以国家为己任，坚持改革，坚持创新。企业家精神也是一种创新精神，当然也是一种冒险精神，就是敢于实践的精神，这是企业家的精神。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中国改革做出了理论和实际方面的贡献，在继续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光华管理学院师生们应学习和发扬，以敢为天下先，以国家发展为己任的精神和责任感，继续坚持改革，高举改革的旗帜，创新理论，勇于实践，为中国改革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来源：本文收录在《兼容并蓄终宽阔》一书中。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