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提升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钥匙，也是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探源工作的基础。

1、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国历史发展虽有曲折，中华文明却总能在曲折中奋勇前行，不绝如线，总能在历史洪流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将之发扬光大，甚至几度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在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上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

中国人的起源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孜孜以求的、刻在现代中国人骨子里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中指出，“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百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经有数百万年的人类生存生活史，是东方地区最早和最丰富的人类生活区域，奠定了当今中国、甚至东方地区的文化和文明格局。

考古发现，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身上就有部分的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在之后发现的大量古人类化石和人类遗骸上都有发现，并一直延续数十万年，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体质和面貌，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共同的生物学特征，也构成了中国人文化认同的生物学基础。数万年前，中国古代人群演化开始出现南北分化的同时，中国西部和部分东部古代人类身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东西方人群混血的现象。这种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基因交融现象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形成一种时代洪流，影响并提升了中国人生物基因的广度和深度，为中国人的基因池不断添加活水，他们共同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广阔的生物学特征。这就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它认为现代人在起源上以连续的独立起源、演化、发展为主线，同时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的接受外来基因的影响，共同造就了现代人的生物学特征。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仍有我们祖先的血液在流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不可否认的，与其他文明古国完全不同。

2、自源性、开放性、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特征，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历经百年来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已成历史尘埃。独立产生，并不断吸纳先进文化因素的、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屹立于世界，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秀的文明之一。东亚大陆相对半封闭的地理位置和大陆性季风季候等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先人勇毅奋进的文化和性格，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源性特征，即中国文化是在中国大陆上独立自发产生的，虽然不免收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文化主体依然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主根系”。自源性文明具有深厚的环境根基、文化根基和生物根基，虽然可能因一时的起伏而兴衰，但在强大的 “主根系”文明滋养下总能重换生机，蓬勃发展。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是形成今天强大的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一。中华文明“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5000多年前，中国大陆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祭祀文明系统以及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军权等世俗权力为主要特征的务实文明体系。同时，各文明体系包容互鉴，文明要素交流激荡，各美其美的同时，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同形成了文明的“相互交流圈”。4000年前后，来自西亚、中亚的栽培作物小麦、驯化动物牛羊马、金属冶炼技术青铜等经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原地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程。同时，中国驯化的猪狗鸡、栽培的粟黍水稻等也开始向四方传播，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正是在这种交流互鉴中，中华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繁荣，形成了中国的新一轮文明发展高峰—夏商周，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调。

4000年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的夏文化的强势崛起正是这种文明互鉴繁荣发展的最大成果。在二里头文化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来自东方和南方的文化影响，也能发现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文化因素，更有来自西亚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殷商时期，“首都”殷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除了发现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文物，还发现了可能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有高加索人群和东南亚人群；殷商文化既有继承自中原地区史前文明的陶器传统，也有来自于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在精美的玉器和青铜器上，我们能发现来自5000年前东北红山文化器物的影响，也能发现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祭祀纹饰的孑遗，他们完美的统一于中原地区的殷商文明。到了周到，形成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观念，祭祀文明传承自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戎”不仅是与战争有关，更多的是与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周代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礼制核心文化。有学者认为，礼制文化发轫于七、八千年前的河北邯郸磁山文化，后来影响了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礼制文化将不同地域的史前文化凝聚在一起，最终在夏商周时期形成一种核心文化，并延续数千年，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

3、巨大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中华文明曲折发展历程中不断受到其他文化的挑战，但这些已挑战最终多被中华文明所包容，成为新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活力。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是在与周边文化不断冲突和交融，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精华元素的过程中崛起并保持一枝独秀。夏商周时期，四方的夷狄对中原文化形成了巨大威胁，记载四方征战的甲骨文不胜枚举，但在两周、乃至汉代以后，一些夷狄人群消失的历史长河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魏晋南北朝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拓展了中国人的基因库，也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活力。

中华文明属于和平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在未受到威胁或侵略的情况下保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优秀富饶的中华文明经常受到其他文明的觊觎，但是这些觊觎者多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中华文明不断吸收新鲜的文化精华，成为新一轮中华文明崛起的新鲜血液，他们都为今天的中华文明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还体现在提倡文化认同，而不只是族群认同，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挑战时，中华文明保持 “求大同、存小异”，不断尝试不同的交流互鉴理念，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共同进步，这些优秀的文化为我们圆满解决港澳台等历史问题提供了可咨的宝贵借鉴。

正是这种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今天的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不断繁荣发展，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