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有一封信，夹在王芸生的一篇文章中，可能是因为顾准生前没有提起过，所以不大为人所注意。罗银胜和高建国的两本顾准传，就都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封长信，对于研究青年顾准有很重要的意义。听说顾准全集正在编辑当中，如已收入就不说了，如果没有，可以收入。王芸生的文章题为《三寄北方青年》，登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十四卷十五期上。十多年前北京出过一本《一二九运动》的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其中就收了王芸生的这篇文章。这封信是顾准以吴绛枫的本名写给王芸生的，他读了王芸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的《前进吧中国！》和《寄北方青年》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向王芸生请教，王芸生就借这篇文章说了他的一些感想。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在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
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我们现在从信中可以看出顾准早年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立场，也可以看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对于国家大事认识和理解的程度。因为篇幅，我不能再引原文，但我要说，青年顾准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不是偶然的，他在那样的年纪，就能写出那样富有逻辑和论辨力的文章，而且态度平和，即不伤害对方，还要给对方的言论以辨驳，见解和风度都非常好。
顾准早年是一个共产党员，晚年却成了另一种人。王芸生年青的时候也左倾过，但他到了《大公报》后，也就转变了，他说过：“我是靠做报吃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现在我要说这样一个问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说还是王芸生看得远，看得深，这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我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联想到当年王芸生的一些看法，得出了了上面的结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识解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顾准却超越了王芸生，这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王芸生到了后来，就不会思考了，也许是他和顾准的处境不同吧。从顾准和王芸生这个前后变化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许多沉重的历史内容。
王芸生当年是《大公报》的主笔。近年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人物的学者不少，但印象中专门研究王芸生的还不多，几篇有份量的论文还是他的儿子王芝琛写出来的，在有关《大公报》的研究中，对王芸生的评价也较肤浅。过去王芸生是一个很能写的人，他的著作要是都印出来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现在是不是有人在想着为王芸生出一本文集或者全集，我还不知道。我曾在《观察》周刊和天津《大公报》上读到过王芸生的不少文章，在他那一辈人中，就政论文章而言，我以为王芸生绝对是一个好手，他那样的政论文章，我们今天就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他有一篇长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可以见出他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素养。他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蔡尚思有一篇文章评王芸生，我看过蔡先生的文章，就写文章本身来说，绝对不是王芸生的对手，而且见解也在王芸生之下。政论文章的高手，他的看家本领是两条，一是文章得好，二是见解得高，王芸生就做到了这一点。五十多年前，他为《大公报》写的那些社评，我们今天看了还不能不佩服，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不能不忽略过王芸生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