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实际利益和生活旨趣上相互各异，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彼此有别，这是客观存在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由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的千差万别以及个体之间在各方面的千差万别所注定了的。这个事实必然反映为思想理论领域的多元并存状态。要避免从某一角度出发造成的偏见，不能依靠无视某种利益或旨趣，不能依靠排斥某种方式或取向，而只能依靠兼顾各种利益或旨趣，只能依靠兼取各种方式或取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任何问题的理解更加广阔，更加充分，从而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进而在更宽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取得一致。
宗教哲学领域的思想理论当然也不能逃离这铁一般的法则。上帝观并不因其高高在上而摆脱了尘世的纷纭喧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多事之秋，以加速度前进的文明史在这个世纪演变得空前迅速，社会生活这口大坩埚的温度空前升高，里面的万千成分之间的动荡、分化、组合过程使人眼花缭乱。从新技术到新观念等等全新成分的源源加入，使这些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令人叹为观止。在作为这一切的重要发源地的西方世界，这种景象更为显著而突出。自然，作为“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马克思语）的宗教的理论观念，作为西方社会基本观念之一的上帝观，会随着这一切而演变、分化、组合，会变得日益复杂、日益纷繁、日益多元化，这是毫不为怪的。
上帝观的多元化，其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最接近、最直接的方面或层次，毫无疑问是哲学和神学的多元化。这正是宗教哲学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的基本角度。
“多元化”（pluralized、pluralism等等）这个概念在当代开始得到广泛的运用，这正是当代社会和思想空前多元化的一个反映。这个概念运用最多的场合，无疑是涉及思想理论的场合。当然，多元状态是从来就存在的，它是自然、社会和思想的常态，是世界的常态，这里所强调的，不过是多元化过程的发展在当代尤其迅速而显著，在思想理论领域尤其迅速而显著罢了。
就西方哲学而言，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已有了不同学派的并存，已有了后来各种思想倾向的雏形。但这些思想的纷繁多样并未达到个人无法驾驭的程度，因此才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等人在不同时期对各家各派思想的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世纪，哲学思想的多元状态同样存在，教父哲学中奥古斯丁与佩拉玖之争，经院哲学中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都是显例。不过作为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堪称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尤其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大震荡，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的西方哲学出现了异彩纷呈、群星灿烂的辉煌局面。从培根、霍布斯的唯物论到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从莱布尼茨的客观唯心论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到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多元化渗透到了本体论、认识论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之中。在随后相对稳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环境中，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三颗巨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发扬和总结了这些方面和层次的哲学思想，把西方哲学推到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高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直到整个20世纪，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步加剧（其中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思想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巨大动荡的频繁发生（包括大小战争、政治革命、民族运动、种族冲突、科技变革、观念更迭、社会动乱、经济危机、生态恶化等等），西方世界更出现了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空前活跃和空前分化。如果我们把此前的西方哲学界比作明星璀璨的秋天的夜空，那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界就可以说是繁星如云的夏天的夜空，其间不但遍布着无数的星系和星座，而且常常有诸如流星、彗星、人造卫星，甚至飞碟（不明飞行物）之类卓尔不群的“稀客”和“怪才”不时掠过。这里不仅有产生于19世纪而盛行于20世纪的唯意志论（包括怪才叔本华、尼采和更怪的怪才克尔凯郭尔）、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绝对唯心主义）、人格唯心主义、精神哲学、实用主义等等，而且有20世纪才产生的生命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行动哲学、现象学、新实在论、新物理学哲学、实在论形而上学、新托马斯主义、分析哲学、存在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过程哲学、超验托马斯主义、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精神分析学、解释学等等。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学派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分支、支派以及方法论和侧重点的歧异等等，不胜枚举。仅以分析哲学为例，情况就极其复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例如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分析方法等角度）再划分出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前期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后期维特根斯坦）、新实用主义（奎因）、逻辑经验主义（后期维也纳学派）、逻辑语义学（塔斯基、卡尔纳普）、证伪主义（波普）、普通语义学（柯日布斯基）等等。而这些分支、支派、方法论和侧重点之间的源流交叉等等关系，则更错综复杂。这种支派林立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较大的流派之中。
西方神学的多元化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哲学，而且它归根到底是与哲学发展紧密相连的，因此也有日益加强的特征和趋势。早在《新约》时期，《新约》作者之间的观点就不尽一致，当时已有了保罗派与彼得派之间的争论。在护教学者和早期教父当中，也有对神学问题的不同观点，以至后来产生了正统理论与异端理论的尖锐对立，以及各种异端理论的并立共存，在5世纪还爆发过前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激烈论战。在中世纪，不仅有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正统教会与异端教派之间的神学分野，就在西部教会和正统教会内部，也有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托马斯派与反托马斯派等不同的神学派别。到宗教改革以后，更出现了路德、加尔文、慈温利等人所代表的新教神学，与天主教神学分庭抗礼；在新教内部，有加尔文主义与阿明尼乌主义之论争，在天主教内部，也有詹森主义和莫林那主义等派别。从16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随着大量的新宗教运动和新宗教的涌现，神学思想的复杂多样更是有增无减。这些思想往往与当时的哲学流派互相交融，其中有些是在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甚至就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德国，有施本纳的虔诚主义，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理性神学思想，莱马卢斯和莱辛的自然宗教学说，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的理性宗教与神学观点，保尔、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圣经》研究与神学观点，以及影响极大的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理论和利奇尔主义理论。在法国，有詹森主义、笛卡尔的理性宗教观点、在神学上地位日益重要的帕斯卡的意志论宗教观，以及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自然神论。在英国，从清教徒的运动开始，出现了众多的新教派别，它们的领导人如勃朗、福克斯、卫斯理等人都有自己相应的神学理论，但对哲学神学影响更大的则是洛克、托兰德、廷德尔等人的自然神论，休谟的自然宗教观，以及与之对立的贝克莱和巴特勒主教的理论。另外，在意大利，有索齐尼主义与天主教正统的对立，以及布鲁诺的泛神论；在荷兰，有阿明尼乌主义与新教正统的对立，以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丹麦，更有对20世纪哲学和神学均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理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由于前述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再加上罗马教廷从“梵蒂冈之囚”开始的极大衰落，以及随着宗教自由的真正实行而来的思想自由的扩大，神学领域的多元化速度也越来越大。事情几乎已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西方哲学界有多少个流派，神学界就有多少个流派。不仅如此，被列入同一个神学流派名目之下的各个神学家，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一点，我们从本书涉及的材料已得到了大量的证实。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神学流派是超出哲学流派之外的，例如新正统主义神学、世俗神学，以及黑人神学、妇女神学之类。由此看来，神学之多元化确实毫不逊色于哲学之多元化。这就难怪我国研究西方神学的学者会得出这个结论：“当代神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学派、思潮和体系共存互生。” 也难怪汉斯·昆在总结从古到今神学史上六大思想阶段之时，会把20世纪阶段即第六阶段称为多元化的阶段。按照台湾学者谷寒松的说法，在这一阶段，“基督信仰接触世界思想日深，世界思想日趋多元，神学的思想典型也因而日趋多元。……各传统、各思想典型的因素俱在，或相互排斥，或相互会通，或彼此并存；有的神学以本体、本质分析为主，有的以人的主体为重，有的以社会具体状况为主，有的以天主的精神、爱与美为重” 。
哲学与神学两方面日益加快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作为双方接合部的上帝观的多元化。这种“为主”和“为重”的侧重点和观察点的各各不同，必然导致各各不同的上帝观。于是西方上帝观的发展，在经历了从古希腊宗教到哲学中的哲学化、中世纪神学和哲学中的绝对化、17到18世纪的自然化和理性化、19世纪的人文化等历程之后，终于进入了20世纪的纷纭万象的多元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往各个阶段的特点都继续呈现，同时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总的特征，我们只能用多元化来加以概括。这种多元化趋势，正是整个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在宗教哲学中的必然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