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宗旨原则和使命责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推动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时调整对世界形势的整体研判，将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将自身发展进步与世界繁荣稳定密切联系，对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成为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支持者。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增强了我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和能力，扩大开放的需求也促使我国深刻认识到积极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意识到自身在治理全球问题中的重要责任。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不断拓展，在涉及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声，认真履行责任和义务。为推动解决国际问题，我国积极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倡导成立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和贡献者。

进入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实践、制度、理念领域促进全球治理更为公平、有效、包容、合理。一方面，立足自身优势领域，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领域，以自身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推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维和机制改革，成为联合国会费摊派数额第二、维和行动出资第二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贫困治理方面，带头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历次大会和谈判，为《巴黎协定》的达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公共卫生领域，积极同世界分享防疫经验，向各国输送大批抗疫物资、疫苗药品，实施了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践行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相关领域向国际社会提出高品质的中国理念和行动倡议，主导创设全球和区域治理新机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逐渐从量变达到质变。我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不断上升，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场峰会，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多边金融机构，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等，积极参与解决朝鲜半岛、伊核、叙利亚、阿富汗等热点问题，充分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大国担当。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日益凸显

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创设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形成的整体系统。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风险挑战，促进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这种新变化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总体上，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普遍最广泛的政治安全组织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在领导和协调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核心作用不够，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还未能实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严重干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治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西方一些国家依然固守冷战思维，信奉零和博弈逻辑，利用北约等冷战产物维护自身强权霸主地位，不甘心接受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不愿意面对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的进程，阵营对抗特别是大国博弈风险上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重挑战。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价值观差异被某些国家蓄意夸大利用，国际文明交流对话体系受到严重扭曲，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不同文明、宗教之间的矛盾持续发展。当下大部分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机构主要是在战后由美西方大国主导建立或者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理念逻辑创建的，创立以来自身体制机制的改革甚少，没有反映和体现当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突飞猛进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不足，也不能适应当今全球治理实践的需要。面对全球性问题加剧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当今一些全球治理制度的实际效能存在许多短板，运转不灵、作用失效的情况经常发生，难以有效应对当下全球问题相互关联、全球风险交织叠加的客观现实。除了许多长期累积难治的遗留问题，还有一些新兴问题领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存在着治理制度建设的真空，甚至是治理盲区。全球治理体系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与制约，无疑更加凸显了促进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紧迫性。

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寻求把原有的治理体系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对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使之更加合理，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使之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战略设计。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必须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顶层设计，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大势大局，分清轻重缓急，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在不同议题领域团结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利益相近国家，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善于利用各种有效国际机制平台和双多边渠道，反映和表达中国主张和方案，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利益，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新兴领域的新机制新规则建设，特别是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网络信息、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

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理念和制度机制建设。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充分利用中华文化智慧和治国理政经验，不断提出全球治理新理念、新主张和新倡议，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从理念层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制度方面，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根据全球治理实际需要创建一些新机构新机制，通过主场外交等机会改革和创新原有制度的运行机制，使其更加开放、包容、有效，更能适应当今时代需要。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尤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也期待负责任的大国的引领。中国始终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与核心作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一切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违背的“家法帮规”，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担负重要责任。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反映国际力量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在全球范围内破坏他国社会稳定，散播暴力与冲突，助长民族矛盾和极端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对此，中国坚决反对霸权强权、摒弃冷战思维的立场旗帜鲜明，不仅宣示自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对外扩张，而且坚定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不断壮大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干涉的力量。反对在处理复杂安全问题时采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强调大国竞争不是时代主题，零和博弈不是正确选择，挑起冷战、阵营对抗的老路行不通，为本国地缘战略目标分裂世界的做法更不可取。坚决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为缓解国际冲突争端劝和促谈，为防止热点局势升级降温止战，让人类远离战火硝烟的噩梦。

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提高相关专业智库的研究质量和咨政水平，为参与全球治理夯实理论支撑和经验基础。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通过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打破学科专业框架界限，完善学科专业设置，加大培养全球化复合型人才力度。借助国际组织实习平台，为全球治理人才创造国际实践机会，增强处理全球事务的实务能力。

吴志成，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