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全球经济基础 全球价值链 国际权力
作者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20006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P120—P137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扩张，不仅强化了世界各经济体之间基于生产和贸易关系的各种联系，而且推动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从国家产业链形态向全球价值链（GVC）生产贸易模式的转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扩张重构了全球经济基础，并对国际权力产生深刻影响。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重塑，全球生产要素重组均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在这些现象背后，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核心议题的国际权力形态亦发生了相应变化。然而，理论层面如何去认识这一动态，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仍显匮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主要包括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葛兰西式”政治经济学等流派。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就是追逐权力的斗争，国际权力则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的综合能力，该流派注重物质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现实主义对“零和博弈”优势地位的追求，可以转化为经济交换主导的“共赢”关系，并认为国际制度与国家间的互动构成权力结构。建构主义则采用了“规范”“认同”“文化”等后现代主义词语来诠释国际权力，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建构的，权力分配则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将生产结构视为“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重视生产结构的全球性变化，进而对国际权力进行“联系性”和“结构性”分类，并对结构性权力的作用予以深入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于“生产”的重视遵循了经济基础考察路径，不仅认为政治权力直接来自生产控制权与社会权力的结合，而且提出经济领域权力分散变化中更加明显地对应着霸权的丧失。
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国际权力认识的各种视角，但既有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强调权力物质性的同时，缺乏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视角来讨论诱发权力变化的机制；二是在讨论国家间权力作用时，仅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功能性单元，以系统论而非网络结构联系来解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成恰恰能够弥补上述两方面的理论不足。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权力的认识起点是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政治权力来源、经济权力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以及政治权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三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权力与经济基础关系的重要角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 “生产力”“分工”“交换”是决定国家之间关系和国际权力的最重要力量这一理论观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的是生产、分工、交换、分配各要素间的“关系”与“联系”，这为今天充分认识权力网络化属性打开了认识空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将权力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分层，并提出经济、军事、政治、意识形态四种人类社会权力的交互网络关系，为探究全球价值链经济基础网络结构变化提供了新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下，国家是全球经济基础的组成和构建单元，全球经济基础是全球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和，国际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受全球经济基础变化制约并产生反作用。国际权力包含属性、关系、结构、网络化等多重内涵，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不仅表达了上述复杂关系及权力的作用机制，而且动态反映出当下国际经济基础的变化。具体而言，在全球经济基础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表现的时代，国际权力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发生联系?国际权力的聚合性在全球价值链中如何实现有机链接？权力控制性和分配性又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进行传导？本文试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二、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全球经济基础再认识
理解全球经济基础，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必须始终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因此，考察全球经济基础的着眼点在于全球产业和交换特征；此外，还必须重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生产”与“分工”对“交换”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从物质生产的分工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体现了当下全球网络化的生产分工形式。“分工”被马克思标识为“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全球价值链本身就以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的分工为基础相互连接。全球价值链是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跨越企业界限的全球网络系统。全球化时代，物质生产以更复杂、更精细的网络化分工形式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现出来，全球经济基础的形成变化、表现形式与全球价值链密不可分。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产出结果看，全球经济基础的产出方式主要通过全球价值链完成。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重要识别依据是，全球物质生产是以国家内循环的全产业链方式进行，还是以国际合作产生制成品、中间品贸易、全球服务的方式来完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报告测算，目前，全球价值链共计贡献了96%的全球贸易，69%的全球产出，并覆盖了68%的全球就业人口。显然，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基础存在形式，其生产、交换、消费不仅具有产业链分工形式体现为全球化的网络特征，而且其分配还以“价值”表现形式充分地体现在国家间对外贸易平衡和“价值增加值”上。
再次，从全球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组织方式角度看，全球价值链构建了新型链接。当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尽管还是以国家为组织单位进行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但是就物质生产的组织形式而言，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生产组织行为体。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进行的投资、收购、兼并等一系列资本运作和全球扩张，带动全球资本、劳动力、技术流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新整合，使得国内外生产的链接性出现了更广泛的全球化特征。从交换和消费的角度看，全球便捷发达的网络化物流促使流通成本大幅下降，进而使得全球经济基础各种关系要素充分凝聚和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最后，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性变化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扩大推动了全球国家间新的制度化组织和互动关系创建。同时，信息技术革命进步强化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网络化互动，技术进步带来的互动便利性极大地加快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形成。当更多的国家行为体通过全球价值链链接到全球生产网络时，网络化的全球价值链则会带来反作用。这使得全球经济基础从集中式网络生产、分工、交换方式开始向分散式的网络模式转变，从而令全球价值链以物质力量、社会关系、人与物链接变化等方式进一步形塑全球经济基础。
可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深刻地推动了全球经济基础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复合型载体的全球价值链，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又通过嵌入式、链接性、网络化的特征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进而，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不同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和角色，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地位和链接能力，不仅作为物质力量决定了各国的国际权力，同时还通过生产分工的环节链接现实、传递国际权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沉浮起落影响着其国际权力和国际地位。
因此，全球价值链作为集合性表达，通过全球经济基础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权力（见图1），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权力来源、关系、属性的解释逻辑。全球价值链透过全球产业链分工产生控制性，同时通过全球生产网络互动产生广延性，并且在贯通全球生产、分配、交换、流通环节的过程中带来综合性。这三项特征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权力变化提供了新视角。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特性也为用网络理论解释国家间权力传递的特点与方式，以及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权力打开了空间。
三、全球价值链形塑国际权力的网络理论解释
全球化推动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形成，而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层级性、结构依赖性等网络化特征。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全球生产从国家集中式向全球节点化的网络模式转变，意味着全球经济基础也从传统的国家对外辐射向国家节点之间相互关联，并进而深刻影响国际权力的变化。因此，理解和分析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权力变化，需要从系统论认识转向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即将国家视为结构功能型的单位体转向将国家视为全球网络节点，分析其透过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进行的国际权力透射与传递。
（一）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特性
虽然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化特征，但并未对其网络结构特性进行系统分析。全球复杂网络科学权威巴拉巴西（Baraba’si）复杂网络理论解释框架，为认识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特性打开了新空间。
首先，全球价值链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所指的 “有向加权网络”特征。巴拉巴西全面研究了各类网络，例如无向网络、自环网络、多重网络、有向网络等。其中“有向加权”为认识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提供了完整的解释。在这种网络构造中，链接具有权重、强度或流量参数，符合国家作为全球生产贸易网络节点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客观事实，即国家作为生产贸易节点，本身具有物质体量不同的权重差异，贸易特征导致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强度不同。“有向加权”不仅反映在国家间贸易进出口的流量变化之中，同时还反映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节点链接环节中。因此，全球价值链网络是典型的“有向加权”网络构造，也是国家间经济基础联系和国家差异化竞争能力的网络拓扑表现。
其次，全球价值链受生长机制与链接偏好两个定律支配。生长机制是从少数几个节点开始，通过添加新的节点，使网络增量式增长，进而达到巨大的规模而产生网络价值。链接偏好的产生是自然的，新节点添加会倾向选择拥有更多链接的枢纽节点。而将全球价值链置入网络理论则会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先从几个主要贸易优势国家通过开放的贸易进行构建，继而吸引更多的国家作为新的节点不断加入，并产生全球贸易网络叠加与嵌套，推动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的“价值”呈现几何量级增长。由于偏好链接存在，新的国家节点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网络时，多数国家倾向主动与全球贸易中心和枢纽节点发生链接，这个偏好已经从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拓扑结构历史变化中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
再次，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特征完全吻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的幂率分布理论解释。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通过科学实证研究证明，真实网络世界具有聚团动态而非静态变化特征。生长机制和链接偏好使得网络枢纽节点的重要性陡然增加。而从网络拓扑结构上看，“幂率分布”的真实存在意味着在网络世界中，产生了强者愈强的枢纽中心流量集聚效应。而从全球价值链网络枢纽中心真实的对应情况来看，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三个国家在全球进出口的总权重占比已经超过30%，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特征完全吻合幂率分布理论解释。
最后，全球价值链符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的适应度模型解释。网络生长机制意味着早期的节点比后来的节点有更多机会获取链接。因此，理论上，生长机制让资深的节点更具明显优势且拥有最多的链接，正如老牌企业、名牌产品能够更吸引关注。但是，资历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枢纽节点幂率现象，枢纽节点还必须满足链接偏好（巴拉巴西网络第二定律）。链接偏好使得新节点更倾向于主动链接连接度高的节点，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则对应了价值链枢纽中心国家容易形成贸易集中的情况。幂率的存在不等于节点枢纽的永恒不变，巴拉巴西网络理论的“适应度”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复杂网络的动态性。即在网络竞争环境下，适应度主导着一切，具有更高适应度的网络节点更经常被主动链接而演变成枢纽，使得先发者不一定是最后的胜者，节点永远在为链接和枢纽而竞争。适应度不仅对应着全球价值链枢纽节点国家间竞争结果的变化，同时也是在商业、技术领域被反复证明的常识。
（二）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对国际权力的形塑与作用
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特性，提供了符合全球生产分工和贸易结构真实构造的解释。但如何认识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权力构建特点与影响，还必须对价值链的网络权力特点给予深入的解读。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中，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等人将权力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用于观察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关系，特别是产业链中的“冠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讨价还价关系。而在全球价值链权力机制的探究上，斯特凡诺·庞特（Stefano Ponte）等人认为全球价值链中权力有“传导机制”和“行为者的舞台”两个维度，进而提出全球价值链中的议价、示范、制度化、构成性四种权力形态。此外，有的研究关注到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政策对于产业变化的结构性影响有的讨论了全球价值链中非产业行为者的权力渗透与影响。上述既有研究为全球价值链权力探讨创造了学术空间，但其关注点主要聚焦和局限于产业和企业管理的视角，较少有研究将国家行为体作为主体置入全球价值链网络。而将国家置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进行权力考察，全球价值链对于国际权力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规模优势与枢纽中心角色。虽然全球价值链本身并不注重测算规模性，其关心的是价值链的收益性分配，但规模性对全球价值链权力影响的重要意义在于，规模体量本身意味着全球市场的辐射与控制能力。同时，规模带来的网络“有向加权”牵引力大小还决定着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的作用发挥，且该作用还通过网络传递影响其他的节点国家，而这可以解释全球经济一直受经济大国波动影响的根本原因。从网络横向牵引作用看，当重要枢纽中心国家的驱动力和网络传导能力下降时，其经济动能“引力”消失会给全球经济和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从产业链的行业纵向链接来看，某些国家的重要行业的关键产品供给滞后和不足，也会引发全球市场和相关行业陷入短缺性失衡。
第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位置与参与度。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以行业为标识的“位置”与“参与度”具有典型的嵌入式特征，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构建的相对完备的数据库进行全方位实证测算。位置与参与度充分反映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节点特性，是国家“全产业链”向网络化全球分工、分段协作“任务型”生产模式转化的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位置”反映出国家嵌入全球经济基础的能力，“参与度”则反映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产业融入度和结合度。它们显示着国家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链接能力和影响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权力效应。
第三，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网络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在当下全球复杂的生产系统中存在着基于某些专项技术的“关键节点”，离开这些“关键节点”的技术或产品供给，全球或国家已有的生产系统将无法维系和运转。例如相关国家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技术设备和材料的控制，就影响到了他国产业链的安全运行。虽然“关键节点”的技术壁垒和专利保护更多直接体现为企业自身的价值链权力，但在国际权力博弈中，这些原本属于公司的“私权力”很容易被国家运用法律和政策工具，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公权力”转化，进而成为国家操控的对外“经济战”的战略工具。如在西方国家所推动的各种“制裁”中，就充分使用了价值链“关键节点”切断的遏制手段。
第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链主”地位。产业链与价值链“链主”的内在价值已经被全球产业实践和资本市场估值所反复证明。以苹果公司为例，其作为“链主”提供产品研发设计，而苹果产业链外包公司则作为生产制造主体，两者之间存在典型的依附关系和价值链的收益分配级差关系。同样，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链主”，也在全面挑战传统汽车厂商既有的汽车产业“链主”地位。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链主”公司仅是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但是从税收、就业、吸收全球资本、人才流动以及技术创新和“社会资本”溢出效应来看，国家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观察世界500强公司所属国家的历史性结构变化，总是对应着国家经济基础和对外影响力的变化。
第五，国家塑造全球价值链网络技术生态体系能力。“技术生态”是技术强国主导的基于技术标准和规范而形成的封闭性技术体系。如冷战期间曾经出现的西方和“苏制”两大技术体系和标准。在当下信息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生态体系本身更具强大的市场辐射能力，并在全球消费网络中产生极强的客户群体“黏性”，而网络效用又使“适应度”竞争中某一技术生态在链接扩大中得到快速传播，进而产生了巴拉巴西所称的“网络凝聚”的胜者通吃现象。如全球信息技术产品中的苹果链、微软操作系统，包括中国华为鸿蒙系统等技术生态塑造，都已经在现实中充分体现了国家技术生态体系对外部的控制和影响能力。
第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网络中形成的“软实力”。与商品贸易不同，服务贸易本身输出了潜在的价值观并映射出国家“上层建筑”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国家“软实力”对外输出和辐射的特征。因此，当国家对外服务贸易通过知识产权、品牌、标准等无形资产输出，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国家通过私人公司拥有的规范和标准设置能力和知识产权控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和投射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
归纳而言，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投射出的权力不是单向度的，它是一种网络化、多维度、嵌入式、兼具辐射和吸收的“矩阵式”权力集合。这意味着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有多种综合变量的权力要素，在不同环节、不同位置、不同场域，以不同的网络传播速度和影响方式在共同发生作用。以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所采用的“量子思维”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并非可以用经典物理世界单一和平面的“因果闭合”机械关系和系统论思维加以解释，全球价值链中各种权力要素在网络作用下具有量子世界典型的“叠加”和“相干”的特征，权力的“波函数”表现进一步塑造着国际权力。
四、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形塑的实证考察
全球化导致国际权力变迁是一个显性的事实，而理论界经常讨论的国际权力“东升西降”究竟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是如何发生的？全球价值链如何对国际权力进行平衡和约束？回答上述问题，可以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产生的结构变化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验证。
（一）全球价值链规模优势与枢纽中心角色的发挥
全球价值链通过中间品贸易产生广泛链接，因此，其规模优势充分反映在国家对外进出口全球占比的长期变化上，这已经被世界经济强国自身的进出口数据所交叉验证。具体而言，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列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均是典型的经济总量与对外贸易强国。近二十年的历史结构变化显示，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进出口全球占比仅为3.79%和4.27%，2010年上升至9.01%和10.26%，2020年继续攀升，20年间中国进出口世界占比上升了4倍左右，其间世界发达经济体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以2020年最新的全球进出口总量占比数据来测算，中国11.52%和14.61%，美国13.42%和8.04%，德国6.54%和7.80%，日本3.54%和3.62%，全球其余经济体均在3%以下，中国在其中凸显其规模优势。此外，鉴于资本流入规模对国家产业链的内外融合积极作用，考察全球资本流动还可以发现，中国资本流入全球占比从2001年的5.25%提升至2020年的20.14%，美国全球占比从2001年的19.26%下降到2020年的16.81%，而德国、印度占比则分别从2001年的6.36%和0.57%提至2020年的11.36%和5.1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全球占比也从2001年的1.15%提升至2020年的14.54%，位居全球第二，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规模优势。
除了全球价值链的规模体现外，全球价值链网络拓扑结构变化显示，2000年到2017年近二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各类网络结构中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中国全面取代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并凭借规模和链接偏好成为全球价值链拓扑网络中的三大枢纽中心之一（见图2），美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全球枢纽中心。此外，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作为次要国家节点大量出现。而欧亚区域国家新的有效节点增量均是通过中国与世界生产贸易网络发生链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南北方之间的枢纽节点地位和作用,不仅被既有研究中的“共轭环流”特征与机制所证明，同时也被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的贸易增长数据所全面佐证。
网络科学认为枢纽节点可以通过“度中心性”和“集聚中心性”等关键属性，在整体网络关联关系中对要素流动的规模、方向、速率发挥关键的承载、管控乃至阻遏等影响作用。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开放性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通过“适应性”增加而获得链接偏好，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生长机制，进而降低了既有网络中发达国家的枢纽权重，包括改变某些国家原有的枢纽中心地位。而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增加有效链接，包括获得更多的链接偏好时，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次要国家节点链接增加，不仅会改变原有网络节点集中和权重过大产生的脆弱性，增加全球价值链网络本身的整体韧性，同时也会改变原有国际权力集中而产生的不平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典型案例恰恰说明，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适应性”发挥，可以极大地改善和平衡既有国际权力集中，并对国际权力的再平衡发挥积极作用。
（二）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参与度提升的积极作用
国际权力的重心通过全球价值链转移和再平衡的作用机制，清楚地反映在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提升上。这既反映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全球经济基础底层活动的链接形态变化，也反映了全球制造中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而在这个趋势变化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数据结构分析显示，无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还是相对位置，中国相较于美国都保持着十分明显的高位态势。中国在两项指标表现上均呈平稳上升趋势，而美国则表现出自身的周期波动性。最明显的转折是，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方面，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表现均高于美国，且此后一直保持这一位置。不过，2016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走势明显受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向的冲击，出现震荡与回落。其中，中国的指标从2015年0.29的相对高值回调至2018年的0.26，而美国的数据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约为0.17）；在位置变化的同时，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同样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此消彼长，即中国下降了1%，而美国增长了1%。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改变，不仅冲击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与位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身的制造业回流。
其次，就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而言，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形塑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鉴于制造业价值链主要属于生产端驱动型价值链，更趋近上游或前端产业的位置意味着参与主体通过规模获取附加值的能力更强，对整个价值链体系的驱动、影响能力更加显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方面的演变，清晰地反映出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基础，其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具体而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位置得到不断强化的时期，进入国际权力增长期，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引发的全球价值链的“短链”结构调整，包括美国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经济基础上的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
再次，扩大国家样本，从全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历史结构变化看，实证数据同样清晰地显示，在2001—2018年期间，中国相对于传统工业化强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也同样具有明显优势（见图3、图4）。因此，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不仅单纯地反映在国家进出口数量层面，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扩张中。据此，可以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国不是单纯凭借规模性发挥作用，同时也是依靠价值链参与度上升以及中心枢纽节点角色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并透过全球价值链自身特有的权力特性传导，对全球事务发挥积极的影响与作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率比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受到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价值链2021年报告》最新数据显示，在“慢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五个最大出口国中国、德国、美国、荷兰、法国，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而以间接出口增长来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中国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10年的20%下降到2019年的4.6%，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也从2010年的35.1%下降到2019年的33.9%，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则是越南、柬埔寨等国。另外，从价值链的区域化整合变化的区域集中指数（RCI）来看，从2018年起到2020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墨加三国和欧盟的区域整合进一步提升，而东盟10+3框架下的整体一体化程度出现下降。出现上述变化的影响因素是多重复杂的，美国加大地缘政治博弈，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和美国国内政策组合推动产业回流，欧洲强化“战略自主”实施，中国国内市场扩大、配套能力增强和部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以及2020年起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综合因素，都在动态深刻影响着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重构。
（三）关键节点、链主地位与技术生态考察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开放性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和增强链接提供了机会。但全球价值链网络多维度的权力特征也显示，价值链链接偏好一旦产生，特别是受价值链的关键节点、链主、技术生态能力因素影响，价值链网络中原有的技术优势节点国家依然可以通过技术维护和强化“适应度”壁垒，进而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约束因素来强化和维护相应的权力。
以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价值链为例，2019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ICT产品出口比重高达25.23%，欧盟和北美的ICT出口比重逐年下降,分别占5.32%和7.16%。出口量的数据似乎给出了中国在ICT领域超越美国的直观线性推论。但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关键节点”等权力要素的存在，中国在全球ICT价值链中的能力并不像出口数据表现的那样强大。具体而言，在全球ICT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中，美国公司提供的半导体设计、芯片、软件，包括带有美国技术成分的日本半导体材料、欧洲半导体设备等关键技术和产品，不仅控制着全球ICT产业“关键节点”影响全球生产，获得更丰厚的价值链高端收益，而且美国技术附带的“价值链权力”在特定的环境下，可以被美国政府以政治手段进行非市场化操作，并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实施对外技术遏制。以全球性产品的“链主”地位来看，美国公司在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汽车、微软操作系统等技术创造中所体现的价值链“链主”地位，不仅创造了产品和服务融合，还以技术标准为基础塑造了强大的技术生态并产生了极强的控制能力，这使得美国依然可以凭借技术源头优势占据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的高端。
因此，对比中美两国可以发现，目前“美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优势以关键节点、价值链链主地位和技术生态体系能力为基础，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先发节点优势，强大的技术“适应度”能力，链接偏好带来的网络规模性价值和“客户黏性”等优势，为后续以独立技术生态打造新的价值链网络体系带来了极大约束。价值链中技术壁垒带来的“适应度”壁垒，叠加发达国家凭借链主地位和技术生态体系能力输出的符合自身利益贸易规则，包括通过关键节点控制等因素，不仅约束和影响中国这样的大国向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产业高端方向移动，同时在更大范围上还抑制了更多发展中国家“适应度”能力的改善，进而形成了有壁垒的“价值链技术锁定”。
（四）服务贸易与无形资产软实力比较
商品与服务贸易是全球经济基础的双驱动，全球化进程与技术进步推动全球就业和产出份额前所未有地转向服务业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而这种结构性变化又是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
全球服务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显示，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7年，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服务贸易输出国和全球供应枢纽。而采用OECD数据库数据分别计算美国、欧盟、中国三者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可以看到，虽然中国自入世之后服务贸易出口开始出现较明显的增长，但是美欧之间规模绝对差额的敞口却在逐渐增大，这反映出美国与欧盟在全球服务贸易上的主导性，而中国在全球服务业扩张中体现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图5）。
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一步比较来看，自1995—2018年的23年间，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保持在0.41—0.48之间，明显高于美国的0.33—0.37区间，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部宏观环境的依赖度较高。美国的参与度变动幅度十分微弱，但服务出口规模却持续扩大，这反映出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欧盟的参与度指数处于0.4—0.45之间，这意味着欧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同样具有较高的对外辐射性和依赖性。因此，以全球服务业规模和服务业生态能力而言，美国和欧盟依然强劲地占据全球服务业高地。这也意味着在呈现“软实力”的技术标准、金融、法律、咨询、教育等领域，美国还是依靠服务贸易对全球保持着强大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而这种“软实力”对应的服务型全球经济基础，也可以被视为当下美国国际权力依然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差别就在于“有形产品”制造与“无形资产”创造。因此，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专利、商标权）的重要性可以在全球价值链制造与服务端都得以充分体现。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服务贸易基于标准、技术、习惯、传播能力等因素影响，其受服务贸易网络中“有向加权”和“链接偏好”的路径依赖影响更为明显，使得服务贸易较之商品贸易更难以改造链接偏好。全球服务贸易枢纽中心已经拥有巨大的网络沉淀性和客户黏性。当然，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能力改善和全面提升提供了努力方向。
结语
“权力”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永恒话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权力解释和认识的多样性，使得“权力”认识本身，无论在语义学中，还是认识论上均难以存在共识。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的作用来认识国际权力变迁，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当下国际权力变化的解释力不足，主要源于其理论视角下的“经济”更多是西方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存量与变量变化”认识，不同于马克思讨论的“经济基础”所内含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生产关系联系，难以洞察全球生产分工方式从主权国家全产业链向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转化而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性变化。同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注重“上层建筑”的权力解析，而对网络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传导的国际权力的认识存在不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和互动”出发，为网络视角下“国家节点”关系的互动联系和权力变化特点提供了理论认识基础，同时，也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时代的国际权力变迁提供了新解释。
其次，结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将国家置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进行权力作用分析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节点能力的改善和增强，对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和国际权力平衡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受到全球价值链权力其他要素的明显制约。当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下降，并隐性带动国家经济辐射能力和引领能力同步下降时，美国对应拥有的国际权力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而这个衰退是嵌入全球经济基础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的。因此，以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思维推动的“美国优先”战略，无法仅凭美国国际权力的“上层建筑”力量，阻挡乃至扭转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美国国际权力的持续流散趋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获得的持续上升的国际地位，正是以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规模与链接能力增强为依托，推动了全球与区域价值链枢纽中心角色的转化，继而引发了国际权力依赖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的解释，同时也正在印证国际关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最后，美国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能力下降和中国影响力增长，是美国现实战略设计中不可回避的现实，美国必然为维护既有的权力采取各种上层建筑干预行动。同时，受新技术革命迭代影响，大国在新一代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位置”和“链接偏好”将决定未来的全球权力结构。对此，美国战略学界已经开始呼吁美国必须对中国保持持续压制性的技术领先优势。因此，当技术和关键产业作为维护美国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主导力量时，大国国际权力博弈和竞争必然发生领域重心的转变。而中国为了维护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也必须提升和强化技术竞争力，这在本质上也符合“节点永远为链接和枢纽而竞争”的网络原则。因此，当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为国际权力形成和行使提供新模式时，国家围绕全球价值链网络权力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身也将进一步塑造全球价值链的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