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颠覆性技术革新挑战传统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态，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迅速改变了全球价值链所处的环境，各种合力作用推动着世界各国的价值链战略向安全维度转变。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非对称贸易和相互依赖，成为国家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和武器。欧美评估了各自关键价值链的脆弱性和安全性，并从政策层面促进供应链的自主化和泛欧美区域化，使得国家行为体从战略高度推动价值链构建的局势逐渐明朗。“战略价值链”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技术和地缘政治互动下，国家行为体在构建和重塑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而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战略价值链构建必将带来国际政治经济范式的新变化。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经济范式 全球价值链 战略价值链 技术地缘政治 国家安全
引言
全球价值链是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与竞争的现实基础，也是学界剖析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去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原先在效率最优原则下运行的全球价值链弊病尽显、脆弱不堪，其在发生断裂的同时也产生了结构性和空间性的重组变化，并凸显了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意义。①除此之外，空前复杂的中美竞争也正在削弱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键技术领域的大国竞斗愈发激烈，加之数字技术变革、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持续扩大，全球商业和技术空间出现了分裂，同时也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关键变量，预示了关键行业及技术价值链产生了新的战略意义。
在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迫切需要一个适合当前地缘政治背景的新概念框架和发展逻辑进行解释，从国家战略竞争和安全角度出发的“战略价值链”概念应运而生，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不同的经济体对此进行了不同的演绎和布局。而把握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的范式转变，密切跟踪典型国家组建战略价值链的已有行动和未来动向，有助于更好地评估发展中国家自身价值链的脆弱性，并把握他国产业政策、技术断供等政策对自身战略自主性和竞争力的潜在威胁，进而以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思维逻辑，识别战略价值链在大国竞争中的工具性作用，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化被动为主动。
一 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旨在捕捉全球经济和国际体系动态的互动方式，其核心在于寻求对全球经济中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的解释。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关乎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多重组合和讨论，在此意义上，该项研究可以弥补苏珊·斯特兰奇指出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学科差距问题。②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获得启发，另一方面则因其体现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互动中新的结构性转变，对认识国际政治经济范式的更新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研讨可以先从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展开。
(一)新自由主义之后的国际秩序变化
1975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首次提出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将国际政治的状态(state)与形态(shape)区分开来。鲁杰指出，纯粹的强权政治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秩序的“社会目的”塑造了国际政治的内容。③对于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说，这一“社会目的”至少包括了美国作为霸主领导下的所谓“自由、民主和市场社会”在全球的传播。然而，当下不断上升的全球不确定性和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迫使人们认识到，以原有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国际经贸环境正从“基于规则”逐步走向“基于权力”的范式转变。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变得愈加脆弱。特别是2016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塑造的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关系正在逐步瓦解。对于当下的国际政治而言，以往对于一个扁平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的全球共同体的自由主义想象已经过于天马行空，④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如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那么21世纪20年代正在出现“历史终结的终结”。⑤全球秩序从相对稳定的阶段进入一个充满混乱与动荡的去全球化时期，旧秩序的所有基本原则如今均有待讨论。
在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全球分工生产和贸易联系日益深化，全球价值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且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思路。⑥全球价值链整合串联的全球生产网络，也正如基欧汉和奈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尽管他们也看到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却认为随着“结构漏洞”的填补，这种不对称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⑦因此，全球化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去等级的分散性网络构建，为外交创造了新的合作机会。⑧
然而，业已发生的变化显示，与自由主义主张相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没有催生一个分散的权力关系，而是导致了一种有形且持久的权力失衡，进而以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⑨目前，与全球价值链相连的全球经济网络正倾向于产生不对称性，其自我强化的关键经济流动已经汇聚到某些特定的枢纽和节点，在重构全球经贸拓扑结构的同时，也超越了自由主义强调的多边、双边关系，趋向于一种“新结构主义”。⑩正如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所描述的那样，其结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持续的权力争夺相结合的世界，因此，不愿意参与直接冲突的国家仍然可以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措施。(11)故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跳出所谓的“规则”限制而自行采取单边行动，全球化不仅停滞不前，而且面临被逆转的风险。(12)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全球经济网络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新冠疫情直接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为原本已经紧张的国际贸易政策范式创造了额外的“错位时刻”。(13)全球化并没有证明其自身不受国家利益的影响，自由贸易也不再是无风险收益，诸如效率之类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足道。(14)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实现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脆弱性的来源，而不是加强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各国和各企业必须依赖区域性资源，而不是参与竞争性的国际贸易市场，经济合作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二者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
简而言之，全球格局正受到以网络为中心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合作、竞争甚至对抗形式的支配，冷战后的自由主义趋同时代已经结束，战略竞争下不确定的国际秩序正在酝酿。全球治理的既定渠道和固有模式出现部分崩溃，以往被忽视的权力、安全、相对收益等竞争逻辑越来越成为理解国际政治发展范式的关键。这种具有新特质的全球秩序和经济体系变化，会导致制度化和去制度化过程的并存，进而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其中各种决定性生产要素的可用性和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结构转型的动因、手段及结果，构建出新的功能性依存关系，国家已经开始脱离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市场为导向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理念和战略上的重新定位。
(二)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政治经济的新问题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而言，其研究议程需立足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和结构性转变。当下的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新迹象，不仅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紧密相关，而且涵盖了改变全球经济关系的各种政策和模式，呈现为一个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形态，给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带来新问题。
第一，虽然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化的产物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构建载体，但价值链节点之间不均匀分布的中心集成度和连接密度，却不断促使理论研究界对国际经济体系相互依存结构的特点进行新的思考。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中断，更是促使政府和企业以更加深刻和严肃的方式思考经济的相互依存问题，相互依存使得国家和企业深受国际市场和他国政策的影响。而这种变化暗示着，现今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并且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了更为巧妙的手段，甚至成为国家的战略杠杆工具。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复杂动态性研究需要国际政治经济的多学科对话与融合。由于全球价值链涉及地理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因而可以从地缘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得到启发。然而，仅仅将地缘经济学简化为“军事竞争的逻辑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移植”，(15)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是落后的，忽视了新的结构联系的特征。如前所述，价值链的转变是由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重新配置推动的，因而超越了狭义的地缘经济问题，向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问题扩展：一方面，它包含了地缘政治趋势对经济的映射效应；另一方面，它赋予经济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新视角，经济被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经济实力被理解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第三，疫情加深了全球价值链自身面对的政治经济威胁，供应链韧性以及自主生产能力的讨论俨然成为首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回流、多样化、区域化和自我复制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点发展方向。(16)如今，国家安全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贸易和经济政策与政治动态和安全考虑日益交织在一起，全球价值链的结构转变需要跨越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安全研究之间的鸿沟。(17)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价值链可以作为权力的遏制与博弈手段；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如何通过网络结构的连接作用，产生新的国家权力形式。
第四，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本应充分体现出国家在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文献中，一直缺乏有关国家作用的明确理论。虽然，既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倾向于将国家视为企业采取特定行动的背景，但在现实中，国家是塑造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力量，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经济体系变化，需要更加突出考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角色和职能转变。
第五，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革新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一方面，它增加了数据要素驱动的价值链分工的新竞争，改变了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嵌入；另一方面，物联网、大数据、增材制造等工业技术革新为价值链创造了复杂的数字化渠道，为供应链的协同/剥离提供了可能，从而为价值链形态的改变提供了工具。因此，在价值链的转型过程中将会出现新的技术、政治、经济的交叉关系。这种交叉将比以往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耦合性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内聚，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竞争空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竞争与合作范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
综上，在新自由主义秩序解体的空位期，全球价值链已经开始摆脱以往全球化时代的链式组织和市场效率思维，以“效率最优”为原则进行的生产活动的空间布局，已经转变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重要突破口和现实工具。现实呈现的场景是，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某些根本性的再调整与再配置，越来越多的价值链将以超越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新的逻辑进行不同程度的回缩、简化甚至选择性断裂与重构。因此，对国际政治经济范式的新思考，需要密切跟踪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显现的同频转变，而技术、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多要素互动，将对价值链中的生产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辩证关系进行动态再塑造。
二 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的转换驱动力
全球价值链的中断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18)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历史临界点加速并强化了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某些趋势。数字技术的兴起、气候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各种变化因素的叠加对未来的全球生产和价值链构成威胁，迫使各国逐步将生产活动回拢至主权国家边界内，或者至少在某一特定的政治性地理范围内。效率已经不再是各国政府或是企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供应链安全性问题日显突出。各种要素的综合驱动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发生转型，一个更加本土化的世界生产体系正在形成，推动着新一代的产业政策和价值链的国家战略的制定。
(一)从“慢全球化”到后疫情时代的“去全球化”趋势
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的后溢性影响和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全球经济综合性失衡，使得发达国家开始警惕和顾虑经济实力下降而带来的政治权力流散问题，同时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随之回流，一个裹挟在保护主义潮流中的“慢全球化”时代由此到来。(19)从2017年开始，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现有国际规则的藐视和破坏，对国际关系和多边主义秩序产生了长期影响，同时国际贸易和跨境商务的相关政策也变得更加模糊与不确定。夹杂在全球价值链与西方保护主义政策之间并具备实力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对出口依赖感到不安，从而更加专注于挖掘国内需求，并通过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来双重平衡其经济增长来源。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对全球化的信心下降和随之而来对生产活动的调整布局，都已显露出保护主义的最初迹象。(20)“慢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投资、营商环境的变化，加之美国单方面发起对华“贸易战”，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度和复杂度都有所降低，跨境生产环节正在减少。(21)
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跨境经济流动迅速放缓，并加强了政治性“去全球化”趋势。世界各国普遍对出口实施了限制措施以优先确保本国供应，边境管制和贸易法令切断了国际运输网络，直接造成中间投入品和货物的供应中断，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供应中断，对国际生产链产生了巨大影响。(22)首先，为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直接削减了生产，并引发外国中间品空缺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其次，全球消费需求普遍下降，支出和投资减少或延迟，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在深刻思考生产的过度全球化是否造成了新的经济脆弱性，提高自主生产能力以增强供应链韧性的讨论俨然成为首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后疫情时代，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等思潮持续强化，原已存在的“去全球化”趋势不仅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结构的重组变化，更会将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冲击的传递载体，在新的政治力量博弈下，构造新的国际经济依存关系。
(二)数字技术嵌入与全球价值链转型
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内和国际分工演进的根本力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与重塑同样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正在推动公司边界、流程、结构、角色和互动的变化，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的关键驱动力。(23)通常来说，数字技术将制造活动分解为可以独立提供的服务，这将有利于将价值链进一步分割成越来越细的片段。(24)同时，数字技术也提高了协调分散活动的能力，为管理遍布全球的精细化价值链提供了手段，促进了离岸外包。然而数字技术又自相矛盾地允许数字企业缩短价值链的长度，并减少生产活动的碎片化。(25)因此，数字化和自动化生产实现的高效联动，能够实现不同行业的跨境集成和产业区域化，为产业回流减少了阻碍，增强了企业或国家切割价值链的能力。必须看到，端到端的数字化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对整体生产成本的影响。(26)原来的高成本国家和地区也能在全球市场上构建或重建比较优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迁。
技术是生产系统重新配置的关键要素，(27)技术密集型和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发展，对提升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不仅深度赋能全球价值链、提高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效率，同时也为部分链主国家缩短全球价值链以及回流价值链中的部分环节提供了可能。(28)虽然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给价值链配置带来的变化是双向的，数字技术本身和回迁战略之间的联系也尚未确定，(29)但是，在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回迁已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趋势。此外，发达国家整体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也是企业生产制造选址决策的考虑因素，这有可能刺激制造业的进一步回流。总之，数字化为全球价值链重组提供了新型工具，而技术本身对价值链形态塑造可以是多路径的，其本身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链安排，而是被整合到国家宏观政治战略和经济政策之中，进而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特定方向转化的驱动性因素。
(三)能源转型与可持续价值链创建
气候变化与政府限制碳排放的措施，已经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压力。更频繁和更强烈的极端天气的变化正在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增加了供应链的不确定性。(30)相关预测显示，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将成倍增长，预计到2030年至少达到23万亿美元。(31)对清洁能源进口的依赖成为价值链的另一个脆弱性来源，促使世界各国寻求更具韧性、更安全和更强大的能源价值链。随着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结构变化以及贸易“绿色壁垒”潜在压力增加，全球价值链正在加速转型。
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各国政府已经做出碳减排的承诺，推行绿色议程已经反映在价值链的转型中。美国政府将通过40多项政策战略建立一个强大的能源供应链，推动清洁能源转型。(32)欧盟的绿色协议呼吁转向循环经济以降低进口依赖性和供应链风险。这将导致欧盟煤炭进口下降75%，并对化石燃料出口国和融入碳密集型全球价值链的欠发达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33)同时，欧盟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EAP)强调了对关键价值链法律框架的需求，将社会指标与全球供应链的组合相联系，并利用生态设计、能源标签、绿色公共采购(GPP)等手段作为重构价值链的横向工具。(34)除此之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35)的影响也将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的转型中，并可能重新定义许多行业中国家间的竞争平衡。因此，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趋势下，跨国公司需衡量目前供应链和产品线中的碳税风险，将气候挑战转化为竞争优势，并同时扩大其可持续供应链规模。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估计，全球可持续发展专用基金的规模大约为1.2万亿-1.3万亿美元，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也将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来模式，包括资金来源、部门分布和地理位置。(36)在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解决方案，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等一揽子政策组合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绿色转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全球价值链的所有过程具备可持续性，这使得各国的政策必须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以及与脱碳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因此，清洁能源相关技术发展成为关键要素，其产业突破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价值链，并使得传统能源出口国家面临更大压力，而清洁能源技术先进国家则将进一步在全球价值链中引领和塑造气候中和的战略愿景。
(四)地缘政治紧张增加价值链的脆弱性
地缘政治风险为国际贸易投资环境增添不确定性，行为体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度，也带来了重组的契机。海特斯·阿希尔(Hites Ahir)等人建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19年美国提高关税后飙升至之前最高点的十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一度使全球的贸易不确定性增加20%。(37)有调查显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6%的成员称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紧张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38)而在2021年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中，美中经济关系存在的不确定性成为27%的技术和研发密集型企业和33%的服务业企业减少投资的主要原因。(39)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使得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停滞不前，急剧下降的信任度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蔓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政治成本上升进一步稀释了原先各方的相对收益，世界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可信任度显著降低，并开始寻求降低价值链中的相互依赖，推动价值链重组。
在全球投资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贸易的不平衡和技术竞争的加剧促使各国的关注重心从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市场准入壁垒、补贴和产业政策再次受到关注，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也在上升。正如俄乌冲突中出现的出口管制、关税壁垒、制裁、网络攻击等强制性、国家报复性经济手段已屡见不鲜，各国在价值链中的弱点正越来越多地显现，并被战略竞争对手所利用。相较于以往关注地缘政治风险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风险，当下各个国家更多地关注由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40)转而促成政治上对全球价值链的抵抗、限制或破坏，相关的风险正沿着全球价值链的节点向上游或下游溢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性更加凸显。
但是，全球价值链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所表现出的韧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基于意外的、动态的、战略的政治考虑会推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采取胁迫性的经济战略。(41)因此，具有高投入特性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已经成为典型的地缘政治目标，而这些行业领先者都在价值链中处于优势地位，甚至位处充当链主角色的国家之中，二者的组合使得全球价值链脆弱性增加，价值链自身需要更大的动力去抵消放弃相互依赖的成本。新的技术、理念、地缘政治要素综合作用，共同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实现新的转换。
三 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的转换和推进
既有研究对全球价值链转型的讨论往往是基于企业层面的。但必须注意到这种自下而上的转型，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是非定向和相对弱势的。一种更为强势的由国家驱动的价值链转型政策正在通过以政治力量扰动价值链的自发行为，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解构和战略价值链的重构。“战略价值链”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欧盟提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系列变动，价值链的地缘政治维度也在扩大，与此相关的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特别是与技术竞争力密切相关的关键产业价值链，被赋予全新的战略性意义。故而，基于战略价值链的核心要义，(42)本文将“战略价值链”的内涵拓展为与国家产业竞争力、战略自主性和国家安全性最为相关和紧密联系的关键领域价值链。其主要特征是以产业政策为重要支撑，以地理范围和技术成熟度为关键要素，组织结构和治理逻辑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高度关联。战略价值链重点关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和分配网络的空间结构变化(属地性)，并突出国家政治在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和权重，进而生成国家参与和形塑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竞争逻辑。
(一)欧盟“战略价值链”确保战略自主
欧盟作为全球工业的领导者之一，敏锐地感知到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逐年攀升带来的全球经济权力转移。此外，面对欧洲数字驱动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劣势，欧盟对数字化和低碳化转型的关注同样贯穿于整个欧盟工业发展战略之中，并强调了价值链对于放大与扩散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战略价值链”由此应运而生。
从战略价值链认知的形成过程来看，2017年，“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战略论坛”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建立欧洲关键价值链的愿景，“战略价值链”这一概念初见雏形，电池、高性能计算和微电子被确定为三个关键战略价值链。2019年2月，欧盟又相继确立了另外六大战略性产业价值链，分别是互联、清洁和自动驾驶汽车，智慧健康，低碳行业，氢气技术和系统，工业物联网以及网络安全产业。在2019年8月发布的《欧盟2030工业展望报告》中，欧盟直接指出，强化战略价值链是欧盟产业竞争力和战略自主的关键所在。(43)2019年11月，欧盟发布了《加强面向未来的欧盟产业的战略价值链》。该报告定义的战略价值链包含技术创新性、经济和市场潜力、社会和政治重要性三个关键要素。根据三个要素的组合，欧盟将31条价值链确定为战略价值链，并根据其对欧洲产业竞争力、气候雄心、战略自主性和安全性的潜在影响，以及成员国和产业界在每个领域开展联合协调行动的意愿，确定了这些领域的优先次序。(44)
从战略价值链塑造工具的选择来看，地缘产业政策的回归是欧盟的战略取向。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动员了欧洲境内的龙头企业和初创公司，并通过欧盟资金投入、汇集公共和私有投资，以最佳的财政政策来解决欧洲供应链的所有瓶颈，通过投资创新工业能力、缩小供应缺口和促进创新来支持欧洲的全球工业领导地位。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已经成为欧洲工业生态系统和战略价值链重建的重要载体，具体体现在三个领域。
(1)微电子。IPCEI微电子项目是迈向更具韧性的欧盟芯片供应链的重要一步，由德、法、意、英四国于2018年联合立项，旨在摆脱欧盟微电子行业严重的外部依赖，提升欧盟制造节能芯片和功率半导体的能力。在此基础上，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微电子和通信技术领域的IPCEI项目(IPCEI ME/CT)，并将提供高达81亿欧元的公共资金，预计额外撬动私人投资137亿欧元，且将与2023年出台的欧盟《芯片法案》齐头并进，以支持微电子和通信技术在整个价值链上的研究、创新和首次工业部署。(45)
(2)电池产业。其目标是打造一个完整的、脱碳的和数字化的电池价值链，并将在欧洲实现清洁出行和能源存储方面发挥战略性作用。2018年5月，欧洲电池联盟应运而生并制定了战略行动计划。第一期项目涉及法、德、意等七个成员国的17个参与方，投入高达32亿欧元。第二期项目由德国主动提出，项目平行进行且更为开放，目前有12个成员国、约50家企业和150个外部合作伙伴响应，总投入近30亿欧元，产业乘数效应估计为90亿欧元。(46)
(3)氢能。2020年12月，22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签署了一项宣言，为建立更清洁的氢能源价值链铺平道路，涉及的项目涵盖整个氢能源价值链，包括可再生和低碳氢能生产，氢能源储存、传输和分配，以及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该计划通过开发全新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以支持欧洲未来的关键战略价值链以及欧洲绿色协议的实现。欧盟成员国为此将提供高达52亿欧元的公共资金，预计将带动额外的70亿欧元私人投资。(47)
上述代表性项目表明，欧盟的产业政策工具箱正在为欧盟战略价值链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对具有关键价值的创新型项目进行投资的决定并非完全由市场驱动。IPCEI项目都具有重大创新性质，涉及高技术风险和财务问题，需要相关生态系统或价值链中的多种行为体进行合作。因而战略价值链与传统价值链的不同之处在于，战略价值链所带来的技术性能，是基于战略关键技术的研发和颠覆性创新，进而带来压倒性竞争优势和自主可控的安全性。而欧盟目前正以一个强有力的产业治理框架来指导战略价值链的构建，并借助欧盟产业联盟促成价值链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联合行动，进而使得市场和政策的边界在新的战略目标下重新被定义。
从战略价值链的保护措施来看，在确保欧盟经济社会的绿色和数字双重转型所需的资源供应方面，供应链战略占据了重要位置，(48)供应链的韧性是欧盟实现开放战略自主权的主要前提之一。2020年3月欧盟发布的《工业战略》已经关注原材料供应链面临的挑战，呼吁建立专门的工业联盟和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并在供应链有可能中断的部门制定危机防范战略。(49)2021年5月，欧盟委员会更新的《新工业战略报告》再次强调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性，审查了5200种进口产品，并确定了137种欧盟高度依赖的敏感生态系统中的产品，其中约有一半从中国进口(52%)，另有11%的产品是从越南进口，从巴西进口的占5%。该报告还通报了对战略领域供应链的六项审查，这些领域的突出特点是普遍使用API、电池、氢气、原材料和半导体技术，而这些技术几乎构成了当下所有工业价值链的基础。(50)
(二)美国对供应链“武器化”的战略性重塑
中美之间的各种紧张摩擦和加快脱钩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在供应链成为确保经济体的区域贸易集团安全和韧性的重要政策工具后，(51)美国正在构建新的国家战略以应对由供应链相互依赖可能产生的威胁。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来完成关键工业生产的新的地理布局，并以“重塑供应链”方式试图重构全球供应链。美国国会在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加入重新储存半导体和战略性矿物条款，(52)而2023年新版《国防授权法案》中又增加了从特定中国公司和其他相关国家采购和使用半导体产品和服务的重要禁令。(53)更为典型的例子是，拜登总统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及其授权的百日供应链审查计划，致力于将经济和技术敏感部门的生产能力“带回”美国，提升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关键性矿物质、大容量电池和药品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54)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半导体短缺使美国经济增长减少了约2400亿美元。(55)提高半导体供应链的可靠性、加强芯片制造能力并努力减少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作用，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起，美国就开始搭建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支持半导体发展的法案，2022年拜登总统正式签署的《芯片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研发和制造拨款500亿美元。(56)然而，这些资金投入却具有强大的“护栏”，即受资助者不得在中国建造某些基础设施，美国以此来控制半导体供应链的地理分布，拦截战略性部门的供应链向中国延伸。
美国对半导体行业投入以创新和制造能力为导向的规模空前的资金，(57)借以实现半导体产业自给自足，并持续利用出口管制和限制措施，逐步将半导体供应链武器化，而中国企业则是这些限制性措施中的核心目标。2020年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的限制性实体名单上增加了108个中国实体，几乎涵盖行业内所有标志性的中国企业。(58)2021年4月，六个中国超级计算中心被列入BIS限制实体名单，加快了美国技术与中国的超级计算生态系统脱钩。(59)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在2017年9月阻止了中国投资商对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Lattice)的收购之后，在2018年又再度阻止了中资对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制造商爱克斯赛拉(Xcerra)5.8亿美元的收购案，以及新加坡博通公司(Broadcom)对高通(Qualcomm)1170亿美元的收购案。这足以证明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投资审查范围在显著扩大，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准入限制明显加强。(60)
在半导体的本土化布局上，2021年4月，美国召开了“半导体供应链韧性CEO峰会”，拜登在会上强调本土拥有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必要性。(61)从1990年到2021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中的份额从37%下降到12%，生产成本高是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的数据，在美国建造和运营一个半导体制造厂的成本比在台湾地区、韩国或新加坡至少高出30%。(62)尽管成本较高且缺乏大规模的本地制造生态系统，但半导体制造还是呈现出向美国回归的趋势。即便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承认美国制造基地和高技能劳动力匮乏，(63)该公司也依然决定将大量工程师从台湾研发中心迁移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巨型工厂。除此之外，英特尔也宣布在美国新设工厂。在美国对中国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半导体芯片制造和生产基地正在被重新布局。
除了本土化布局外，美国还努力建立以半导体为重点的战略性技术联盟，特别是强化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4月，美国和日本共同投资45亿美元用于6G通信技术开发，这也部分解释了日本与台积电的合作开始加强的原因。(64)此外，印度作为美国在印太四方安全对话中的战略伙伴，其科技制造地位也正在发生改变，台积电和韩国三星最终都考虑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制造基地。(65)在美国技术联盟战略推动下，本土化与外围联盟的协同正在为美国的战略性行业提供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美国在确保本国军队的微芯片供应安全的同时，也开启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多元化进程。正如百日审查报告所披露的那样，美国政府全方位审查了以半导体和高容量电池行业为代表的关键行业供应链漏洞，强调了加强国内制造能力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欧美推动战略价值链的垂直整合，包括关键供应链“武器化”在内的产业政策正在全面回归，其政策的范围、规模和速度显示，双方正在构造一个聚焦于关键性新兴技术的竞争性产业体系。技术和产业的相互依赖逐渐转为竞争与冲突，而围绕战略价值链的地缘政治也出现了“技术和产业双联盟”为主要特征的新动向。目前，各种政策、战略、规划设计显示，地缘政治力量正努力对抗并试图压制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并且这种压制正从由传统国家安全角度定义的相对被动的、单薄的自我保护，(66)逐渐演化为大国权力博弈的竞争性武器，并将对国际经贸和国际政治体系进行长期的、结构性塑造，进而出现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范式转变。
四 技术与地缘政治叠加下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经济结构载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权力动态博弈之中。这种动态博弈不仅影响到全球价值链自身的组织和治理，同时还涉及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相互纠缠。目前，技术变革下“万物摩尔定律”的理念正在颠覆生产流程，改变着供应链形态和全球生产网络组织形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去碳化”的步伐改变着经济、能源、技术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对外强制性经济政策放大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进而反射到全球政治经济中，引发竞争范式的变化。
(一)尖端技术价值链成为地缘政治博弈重点
从某个层面来说，“地缘政治”本身就可以被定义为对获取战略位置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权力竞争。(67)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技术对经济、军事和其他形式的实力和权力的转换作用是变革性的，技术的传播和共享能够赋予政治实体超强的竞争力并产生一种关平安全的负外部性。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之后，东西方安全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体之间的不信任感空前加强，全球化被证明是脆弱性、竞争和控制的新来源。(68)而要克服这种外部性对安全的影响，就必须确定“阻塞点”“关键节点”，或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尖端技术，并阻止其在政治对手的工业和军事综合体中扩散，进而通过垄断领先技术来制造一种“利己的依赖性”。目前，由于军事供应链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商业组件，使得军民两用相关技术供应链更难被分离和控制，因此，经济和技术强国可以将军民相互依赖技术关系“武器化”，并利用技术领导力重塑利益最大化的地缘政治秩序。
围绕技术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已经把目光投向全球价值链的脱钩和回流，特别是在高附加值技术领域，已经被用作加强自力更生、防止前沿技术扩散、保护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航空航天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被认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前沿技术，因而其供应链也就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目标领域。欧盟和美国公布的对各自供应链的审查，都将半导体、药品、电池和关键性原材料确定为供应链脆弱的战略物资，因为它们高度集中地依赖少数供应商。(69)新技术进步重新界定了国家安全的技术边界，传统上国家安全专注于核能力、船舶制造、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但如今，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更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将半导体行业的战略重要性推向了历史高点，因为半导体产业作为“技术基石”不仅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更可能成为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竞争力的重要支柱。至此，嵌入了技术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全球价值链出现两个值得关注的概念：一是军民双重用途前沿技术领域的“战略价值链”；二是全球价值链中内含的“战略部分”，即控制领先技术节点或枢纽对控制全球价值链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因此，全球价值链不仅会成为地缘政治风险的牺牲品，而且会助长和放大地缘政治风险。
(二)价值链的相互依存性转化为地缘政治手段
全球价值链扩张本身并没有阻止各国将其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经济武器。相反，全球价值链还增加了一些国家战略性使用经济手段的能力，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这不仅体现为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从原料、中间品到制成品的高度进出口贸易依赖，而且体现在关键知识技术控制，包括数据的使用和挖掘上。至此，全球价值链，更为准确地来说是战略价值链，可以将经济依赖性作为政治武器，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事实上，中美贸易战已经对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加之新技术革命的嵌入，导致全球价值链目前正在经历40年来最大规模的重组。(70)因此，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各国打破价值链中原本存在的相互依赖，同时，地缘政治利益也通过出口管制、抵制、制裁、网络攻击等强制性经济手段，改变全球价值链形态和组织架构来重新表达国家的战略意义。
2021年，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企业推动国内必需品供应结构的调整，带动产业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在拜登政府对500万个就业岗位的承诺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不断上升。(71)此外，拜登还通过实施“美国制造”的税收抵免及配套措施直接推动产业回流。在外国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覆盖范围正在显著扩大，所有生产“关键技术”，或执行重要基础设施任务，即使没有外国收购投标也都需要该委员会的批准。同样，欧盟也在扩大类似的控制范围。2019年3月，欧盟通过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的条例提出，监管机构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包括关键使能技术)和投入的影响，这些对安全或维护公共秩序至关重要”。(72)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自2022年2月下旬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外国投资资本外流，外国投资者正在重新审视和调整针对中国的战略。(73)虽然，供应链的“本土化”和“多样化”都是传统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在供应链不那么复杂、产品附加值较低的行业。例如，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迁出中国；而目前欧盟和美国推动回流、寻求本土化的重点却是半导体、电动汽车等供应链更为复杂的产业。这从欧美的战略视角来看，不仅可以重组对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同时可以将占据技术优势的供应链对外辐射产生的反向依赖作为地缘政治竞争手段。
(三)清洁能源技术创造能源价值链新依赖结构
向低碳能源系统的过渡既是一个创造性的也是破坏性的过程，它极大地改变了不同地区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相互联系的方式。(74)能源转型调整和重塑了全球价值链，技术变革正在走向能源转型的中心位置。例如，过去十年的“页岩技术革命”导致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下降，使其能源成本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不仅推动了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的重大重组，同时也使得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发生漂移。事实证明，美国的能源资源价格越便宜，且出口量占据一定的份额，那么越会加快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结构调整并引发地缘政治变化。(75)资源不对称依赖和技术发展不平衡带来新的威胁，也会转化为一种新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一个安全、有韧性的供应链被视作在能源转型中振兴经济和国内制造业的关键。(76)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清洁技术的矿物需求将增长4倍，2050年增长6倍，(77)而欧盟的需求预计将增长10倍。(78)而美国和欧盟认为，在某些关键矿产方面过度依赖中国，例如在稀土方面，中国的稀土占欧盟进口量的98%，占美国的80%，(79)这被欧美视为绿色转型中的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虽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供应链纵向控制、特定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其他绿色能源的创新来进行部分的抵消。(80)但是，围绕能源转型产生的新资源地缘政治竞争和博弈却是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各自采取了富有雄心的全面战略，以确保与关键绿色能源和技术相关的供应链安全。欧盟于2023年快速推进《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两份战略文件，试图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全球关键原材料俱乐部(CRM Club)，在争取实现高度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同样，美国不仅深入评估能源供应链特定技术和相关问题，(81)其《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也计划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国内电池供应链的建设，针对气候及能源安全领域进行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就目前西方国家对清洁技术的投资计划来看，仅欧盟和美国的资金规模就接近1万亿欧元。此外，日本利用“绿色转型”债券筹集约1400亿欧元资金，印度、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也都对清洁技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投资，(82)以应对当下产业政策加速回归中的地缘经济竞争。
从欧美制定的战略来看，未来双方将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将投资重点放在供应链的战略项目上。同时，欧美还将通过各种投资与研发合作，深深嵌入对方的能源和清洁技术市场。但以不创建新的依赖项为前提的能源转型，必定产生新的由基础设施、生产链和产业集群所创设的新能源发展空间，进而挤压和影响当下的全球市场能源供应格局，引发地缘政治结构变化，产生新的能源价值链依赖结构。此外，美国在讨论其清洁能源战略时，总是将中国作为竞争对象国，其正在制定一个21世纪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促进清洁能源及技术价值链的“再回归、再定向、再平衡”。(83)事实上，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竞争已经开始，世界各国将进一步加强对高端技术的控制以确保竞争优势，并将全球价值链通过低碳技术进行战略化再重组。
(四)联盟式“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成为确保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手段
当代技术的复杂特征使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任何先进产业，都难以独自完成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全产业链”。自给自足的供应链体系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单打独斗的国家只会被迫承受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效率。因此，盟友伙伴关系已经成为欧美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关键选择，其前提是通过政治性联盟来确保关键性投入的收益稳定可获。“友岸外包”已经被美国列入贸易政策词汇之中。(84)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其描述为深化与盟友的关系，在“友好”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以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85)敏感的战略部门的供应链建设则被摆在首要地位，G7集团对半导体行业的关注已经为“友岸外包”模式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机会窗口。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继美欧出台半导体相关政策倡议之后，日本向美国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提供了3.2亿美元以鼓励其在日本投资建厂。此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矿物安全伙伴关系(MSP)、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等倡议，都致力于在“友好”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的信任和韧性，并减少对“不可靠”的战略供应来源的依赖。而背负厚望的《欧盟芯片法》的通过可能将西方国家的“芯片外交”向前推进一大步，以欧盟、美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为轴心的战略性芯片联盟机制正在确立和形成。
在能源供应链方面，欧美试图通过“绿色技术联盟”这一新机制，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规则体系，引领战略能源议题的协调，促进在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方面的合作，(86)围绕关键材料的“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正在快速推进。(87)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多边首脑会议，美国提出四国可共享稀土生产技术和开发资金，并建议联合制定该领域的国际贸易规则。(88)同时，拜登政府表态要在五眼联盟(FVEY)机制内加强锂电池供应链合作，在该机制的“技术合作计划”(TTCP)中加入锂电池的技术研发项目。(89)美国和日本于2022年12月启动了首届日美能源安全对话(ESD)，目的在美日气候伙伴关系和美日竞争力与韧性(CoRe)伙伴关系下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对话重申了G7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定，并力主在清洁能源技术、电网优化、脱碳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90)此外，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讲话中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关键原材料俱乐部，希望与从美国到乌克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全面合作，该俱乐部将作为欧盟《净零工业法案》的第一支柱，共同加强供应链，确保其多元化。(91)
如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相关外交活动、各种相应的协议签署和机制创建已经表明，在技术的依赖性成为决定价值链韧性之关键因素的背景下，供应链韧性已成为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目前，西方联盟式产业与技术合作正在开启，而“商业利益”和“公平贸易”正在成为“过去式”。欧美西方国家在解决供应链脆弱性方面的共同利益，包括战略取向趋同，无疑有助于跨大西洋贸易合作的复苏，而“志同道合”的技术联盟正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一种维护和促进集体供应链安全的手段，继而在技术和地缘政治叠加下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新范式。
结语
历史上曾出现由于宗教分歧与生活习惯差异导致全球社会垂直割裂的先例，而在当下“战略竞争”的世界体系中，米塞斯的逻辑再次在全球价值链维度中呈现。(92)其具体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依赖创造了新的脆弱性，且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以“战略性产业+战略性节点”的价值链组建方式，纵向切割并逆转过去纯粹由经济决策所设计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布局，使之呈现一种本土化收缩与联盟式扩张的特定发展路径。
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带来对全球价值链的政治介入以及自给自足的高需求增长，国家产业政策已经出现明显复苏的迹象，一种更多的以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新模式正在显现，全球价值链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自力更生”的悖论。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曾经被西方自由主义视作禁忌的产业政策，也正在走向复兴。而在技术与地缘政治的互动下，国家远非全球价值链的旁观者，其主要设计师的身份正在显现。战略价值链由国家建构并推动，其产生的利益是由国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收益来定义和表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及其核心权力的复杂性，以及价值链所体现的新国家安全考量，都需要重新被理解和审视。
显然，在全球价值链向战略价值链转变的过程中，其承载的全球经济基础也必然发生变化。相应地，以往国际权力的形式、机制、维度和结果都在战略价值链的转变中得以充分呈现并加以应用。(93)因而，如今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转变的关键时刻，“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对于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其无法捕捉到技术、地缘政治影响下，价值链内部的政治性质和治理范式的转变。而战略价值链这一概念则有助于理解政治和国家在构建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以新干预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国家经济治理模式的浮现，以及价值链“主权化”趋势如何重塑全球竞争环境。为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要在尚未切割的价值链中加速创新，克服低端锁定效应而向上攀升，在价值链某些环节和领域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扩大优势；其次，要通过拓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价值链化解封锁风险，巩固“以我为主导”的区域性生产组织网络，做好应对价值链“平行”竞争的准备；最后，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全球价值链枢纽，中国需举全国之力打造自身的战略价值链，应对全球价值链“去中国化”压力，加快相关前沿技术和产业的国产化进程，并努力扩大国际政治合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尽可能增强保障，进而通过构造自主可控且富有韧性的战略价值链，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新范式的转变。
注释：
①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这两个术语都关注国际生产和贸易问题，但角度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强调的是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过程，即与企业的价值创造行为密切相关。价值链的目的在于获取竞争优势，实现价值链位置攀升对于一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球供应链指的是制造和交付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跨国界的商业过程，在讨论国际政治与供应链时，往往关注的是供应链的安全和风险问题，即原料和中间品供应的基本保障。因而在本文中，“价值链”术语的使用侧重企业和国家竞争力考量，主要针对利益和收益解构：“供应链”术语的使用侧重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主要针对生产环节的解构。
②Susan Strange,"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6,No.2,1970,pp.304-315.
③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
④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核心经济概念，并提出了戴尔冲突防治理论。该理论认为，平坦世界里的实时全球供应链成为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约束，也就是说，属于同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两个国家不会彼此开战。参见Thomas L.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 Gordon H.Hanson,Raymond J.Mataloni and Matthew J.Slaughter,"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ultinational Firm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7,No.4,2005,pp.664-678。
⑤Alex Hochuli et al.,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Zero Books,2021,pp.159-196.
⑥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2020.
⑦See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p.253.
⑧See Kal Raustiala,"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3,2002,pp.1-92; Anne-Marie Slaughter,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Anne-Marie Slaughter,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Strategies of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⑨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120-137页。
⑩See Stacie E.Goddard and Daniel H.Nexon,"The Dynamics of Global Power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Vol.1,No.1,2016,pp.4-18; Thomas Oatley,"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4,pp.957-978.
(11)See Thomas J.Wright,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The Conte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12)Xing Yuqing et al.,"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Beyond Produc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Asian Development Bank,2021,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e_research/2598.
(13)Thomas Jacobs et al.,"The Hegemonic Politics of 'Strategic Autonomy' and 'Resilience':COVID-19 and the Dislocation of EU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61,No.1,2023,pp.3-19.
(14)Jens Beckert,"The Exhausted Futures of Neoliberalism:From Promissory Legitimacy to Social Anomy,"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Vol.13,No.3,2019,pp.318-330.
(15)Edward N.Luttwak,"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Logic of Conflict,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Vol.20,1990,pp.17-23.
(16)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2020,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
(17)IPE研究往往专注于科恩(Benjamin Cohen)所提出的“超越单一国家范围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忽略了与国家安全的联系。而国际安全研究几乎专注于解释与安全相关的结果，主要围绕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较少关注经济力量的战略用途，即便关注，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制裁的主题研究之中，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当安全考虑影响到市场关系运作之时，全球经济将如何运作的深入见解。参见Benjamin 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1。
(18)根据麦肯锡2020年的一份报告，价值链平均每3.7年就会发生一次持续至少一个月的中断，而持续时间更短的中断则更为频繁。参见Mckinsey Global Institue,"Risk,Resilience,and Rebalanc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ugust 6,2020,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operations/our-insights/risk-resilience-and-rebalancing-in-global-value-chains#。
(19)《经济学人》将全球化的这种转变和重塑称为“慢全球化”，荷兰学者巴卡斯(Adjiedj Bakas)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描述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转变趋势。2008年至2018年，世界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61%下降到58%，中间产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2%。2018年流入亚洲的FDI有50%是来自亚洲国家，而欧洲FDI的60%来自全球化呈现衰退迹象的地区。参见"Globalisation Has Faltered",The Economist,24 January 2019,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ng/2019/01/24/globalisation-has-faltered。
(20)从全球跨境流动的商品、服务、对外投资三个主要维度来看，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前夕，只有服务贸易在增长，而商品贸易特别是FDI流入都在下降，很多经济体的GDP以高于贸易和FDI流入的速度增长，从而开辟了一个国家间脱钩的轨道。参见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20_e/wts20_toc_e.htm。
(21)Witada Anukoonwattaka and Mia Mikic,"Beyond the COVID-19 Pandemic:Coping with the 'New Normal' in Supply Chains," 2020,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knowledge-products/Policy_brief_supply_chain.pdf.
(22)Rebecca Freeman and Richard Baldwin,"Supply Chain Contagion Waves:Thinking Ahead on Manufacturing 'Contagion and Reinfection' from the COVID Concussion," VoxEU.org,April 1,2020,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concussion-and-supply-chain-contagion-waves.
(23)Carmelo Cennamo et al.,"Mana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Scope of Transformation and Modalities of Value Co-generation and Deliver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Vol.62,No.4,2020,pp.5-16.
(24)Lukas Brun et al.,"The 'Lightness' of Industry 4.0 Lead Firms:Implications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in P.Bianchi,C.R.Durán and S.Labory,eds.,Transform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Digital Age,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9,pp.37-67.
(25)James X.Zhan,"GVC Transformation and a New Investment Landscape in the 2020s:Driving Forces,Directions,and a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and Policy Agen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Vol.4,No.2,2021,pp.206-220.
(26)Malte Brettel et al.,"How Virtu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and Network Building Change the Manufacturing Landscape:An Industry 4.0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Vol.8,No.1,2014,pp.37-44.
(27)Diletta Pegoraro et al.,"De-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Reshoring",Industry,Vol.4,2020,pp.152-175.
(28)阳镇、陈劲、李纪珍：《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全球价值链：趋势、风险与应对》，载《经济学家》，2022年第2期，第64-73页。
(29)Bart Kamp and Juan José Gibaja,"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Backshoring Decisions:Is There a Link?"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Vol.14,No.3,2021,pp.380-402.
(30)Paul Brenton et al.,"Stronger Value Chains,Not Reshoring,Are Needed After the COVID-19 Shock," World Bank Blogs,Published on The Trade Post,March 3,2022,https://blogs.worldbank.org/trade/stronger-value-chains-not-reshoring-are-needed-after-covid-19-shock.
(31)See Tsisilile Lgogo,"America's Strategy to Secure the Supply Chain for a Robust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U.S.Department of Energy,February 24,2022,https://www.energy.gov/policy/articles/americas-strategy-secure-supply-chain-robust-clean-energy-transition.
(32)Ibid.
(33)European Commission,"The European Green Deal: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European Council,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11 December 2019,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b828d165-1c22-11ea-8c1f-01aa75ed71a1.0002.02/DOC_1&format=PDF.
(34)European Commission,"A 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For a Cleaner and More Competitive Europ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11 March 2020,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OM%3A2020%3A98%3AFIN.
(35)该税种将于2026年1月全面实施，对钢铁、水泥、铝、化学品等高碳投入的生产成本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高碳投入的欧盟进口商和非欧盟生产商将被要求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支付约75欧元。这可能使碳密集度较高的生产商(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生产的材料的成本增加15%-30%。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也正在探讨对进口商品中的碳含量征税的机制。
(36)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2020,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0_en.pdf.
(37)Hites Ahir et al.,"New Index Tracks Trade Uncertainty across the Globe," IMF Blog,September 9,20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19/09/09/blog-new-index-tracks-trade-uncertainty-across-the-globe.
(38)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 2020 Member Survey," Washington,DC,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0.pdf.
(39)AmCham China,"2021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2021,https://www.amchamchina.org/climate-survey/2021-business-climate-survey/.
(40)参见Etel Solingen et al.,"Rising Risks to Global Value Chain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Beyond Production,2021,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08_gvc_ch5_dev_report_2021_e.pdf.
(41)关于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研究可参见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120-137页。
(42)欧盟对战略价值链做出的简要定义中，包含了三个关键要素：技术创新性、经济和市场潜力、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Strengthening Strategic Value Chains for a Future-Ready EU Industry—Report of the Strategic Forum for Important Projects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5 November 2019,https://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37824。
(43)European Commission,"A Vision for the European Industry Until 2030," August 12,2019,p.28,https://www.bmaw.gv.at/dam/jcr:e2dbf106-45c8-4620-86d5-a4383e6c37d4/industry-2030-final-report_en.pdf.
(44)European Commission,"Strengthening Strategic Value Chains for a Future-ready EU Industry—Report of the Strategic Forum for Important Projects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45)European Commission,"State Aid:Commission Approves up to 8.1 Billion of Public Support by Fourteen Member States for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in Micro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8 June 202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3087.
(46)European Commission,"State Aid:Commission Approves 3.2 Billion Public Support by Seven Member States for a Pan-Europe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in All Segments of the Battery Value Chain," 9 December 2019,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6705.
(47)European Commission,"IPCEIs on Hydrogen,"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industry/strategy/hydrogen/ipceis-hydrogen_en.
(48)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s Digital Decade and Autonomy," October 2021,p.59,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1/695465/IPOL_STU(2021)695465_EN.pdf.
(49)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 Industrial Strategy,"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industry/strategy_en.
(50)Ibid.
(51)Hyo-young Lee,"Changing Paradigms in US and EU Supply Chains:Focusing on Sustainability Issu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de,Vol.19,No.4,2021,pp.223-236.
(52)US Congress,H.R.4346 Chips and Science Act,202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346/text.
(53)Covington Alert,"NDAA Prohibits Government Purchase and Use of Certain Semiconductors," January 5,2023,https://www.cov.com/en/news-and-insights/insights/2023/01/ndaa-prohibits-government-purchase-and-use-of-certain-semiconductors.
(54)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February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55)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Analysis for CHIPS Act and BIA Briefing," April 6,2022,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analysis-chips-act-and-bia-briefing.
(56)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Create Jobs,Strengthen Supply Chains,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
(57)拜登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法案对新兴技术、关键供应链和美国制造业进行了创历史纪录的投资。这包括自2021年以来对半导体制造的近800亿美元投资计划，以及自2021年以来宣布的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的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参见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Delivers on Made in America Commitments," March 4,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4/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delivers-on-made-in-america-commitments/。
(58)Cheng Tingfang and Lauly Li,"US-China Tech War:Beijing's Secret Chipmaking Champions," Nikkei Asia,5 May 2021,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Most-read-in-2021/US-China-tech-war-Beijing-s-secret-chipmaking-champions.
(59)Office of Public Affairs,USA.,"Commerce Adds Seven Chinese Supercomputing Entities to Entity List for Their Support to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and Other Destabilizing Efforts," 23 August 2022,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3121-2022-08-23-press-release-seven-entity-list-additions/file.
(60)Ibid.
(61)The White House,"Readout of White House CEO Summit on Semiconductor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pril 1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2/readout-of-white-house-ceo-summit-on-semiconductor-and-supply-chain-resilience/.
(62)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CHIPS for America Act," 2021,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chips/.
(63)虽然，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承认美国半导体制造基地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匮乏，但并未阻止台积电采取新动作。参见Frank Chen,"TSMC Founder Doubts US Competence in Chip-making," Asia Times,April 24,2021,https://asiatimes.com/2021/04/tsme-founder-doubts-us-competence-in-chip-making/。
(64)"US and Japan to Invest $4.5 Bn in Next-gen 6G Race with China," Nikkei Asia,18 April 2021,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Telecommunication/US-and-Japan-to-invest-4.5bn-in-next-gen-6G-race-with-China; "Japan,U.S.to Deepen Cooperation in Cutting-edge chip",Nikkei Asia,2 May 2022,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Tech/Semiconductors/Japan-U.S.-to-deepen-cooperation-in-cutting-edge-chips.
(65)Alex Capri,"Techno-Nationalism via Semiconductors:Can Chip Manufacturing Return to America," Hinrich Foundation,June 2021,https://www.wit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Techno-nationalism-via-semiconductors-Hinrich-Foundation-white-paper-Alex-Capri-June-2021.pdf.
(66)各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而进行的价值链调整始终存在，然而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全球化的变化，还是技术背景、地缘政治竞争背景的改变，都使得在当下的全球价值链转变中，国家的主体角色更为强势，对市场自由力量的压制也更趋于上风。可以对比的例子是，美国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积极推行对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干预政策，提出“能源独立”的政策主张。即便如此，也未能动员本国的能源巨头采取行动，最终以IEA为平台开展了削减原油消费量等多边合作。80年代，里根、老布什开始遵循“供给学派”思想，着力恢复市场机制作用，此后美国能源政策大致呈现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兼顾的走向。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31；刘书秀，刘劲松：《美国“能源独立”现状、政策演变与经验分析》，载《煤炭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第40-46页。
(67)Indra Overland,"Future Petroleum Geopolitics:Consequences of Climate Policy and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Handbook of Clean Energy Systems,2015,pp.1-29,https://ssrn.com/abstract=3023152.
(68)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2019,pp.42-79.
(69)关于欧盟和美国在其供应链审查中确定的战略领域和依赖性，参见Zhang Ganyi,"EU-US:Public Policies Take up the Challenges of the Supply Chain," Upply,23 July 2021,https://market-insights.upply.com/en/eu-uspublic-policies-take-up-the-challenges-of-the-supply-chain。
(70)O.Rogac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structuring," Actu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42,2020,pp.62-73.
(71)Rob Spiegel,"US Manufacturing Roars Back in 2022," Design News,October 6,2022,https://www.designnews.com/automation/us-manufacturing-roars-back-2022?utm_source=Bibblio&utm_campaign=Related.
(72)European Union,"Regulation(EU)2019/45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March 2019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March 21,2019,https://enterprise.gov.ie/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files/regulation-eu-2019-452.pdf.
(73)Ye Xie and Maria Elena Vizcaino,"China Sees 'Unprecedented' Capital Outflow Since War,IIF Says," Bloomberg,March 24,2022,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24/china-sees-unprecedented-capital-outflow-since-war-iif-says?leadSource=uverify%20wall.
(74)Gavin Bridge et al.,"Geographies of Energy Transition:Space,Place and the Low-carbon Economy," Energy Policy,Vol.53,2013,pp.331-340.
(75)如果注意到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国后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变化,包括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就不难理解能源革命带来的国际政治变化。
(76)U.S.Department of Energy,"America's Strategy to Secure the Supply Chain for a Robust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24 February 2022,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America%E2%80%99s%20Strategy%20to%20Secure%20the%20Supply%20Chain%20for%20a%20Robust%20Clean%20Energy%20Transition%20FINAL.docx_0.pdf.
(77)Henry Sanderson and David Sheppard,"High Metal Prices Could Delay Transition to Clean Energy,Warns IEA," Financial Times,May 5,2021,https://www.ft.com/content/2f709342-3070-4b75-8924-3d9190f5c0c7.
(78)Valentina Vengast,"Rare Earths Elements and Other Critical Raw Materials:A Geopolitical Headache for the EU," Merics,April 20,2021,https://merics.org/en/short-analysis/rare-earths-elements-and-other-critical-raw-materials-geopolitical-headache-eu.
(79)European Commission,"Critical Raw Materials Resilience:Charting a Path towards greater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September 3,2020,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0DC0474&from=EN; "Mineral Commodities Summaries 2021," U.S.Geological Survey,29 January 2021,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1/mcs2021.pdf.
(80)Arne Nygaard,"The Geopolitical Risk and Strategic Uncertainty of Green Growth After the Ukraine Invasion:How the Circular Economy Can Decrease the Market Power of and Resource Dependency on Critical Minerals," Circular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Vol.3,No.2,2022,pp.1099-1126.
(81)U.S.Department of Energy,"Securing America's Clean Energy Supply Chain," 2022,https://www.energy.gov/policy/securing-americas-clean-energy-supply-chain.
(82)European Commission,"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17 January 202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32.
(83)Sarah Ladislaw,"Reshore,Reroute,Rebalance:A U.S.Strategy for Clean Energy Supply Chains," CSIS,25 May 2021,https://www.csis.org/events/reshore-reroute-rebalance-us-strategy-clean-energy-supply-chains.
(84)The White House,"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85)Atlantic Council,"US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on the Next Steps for Russia Sanctions and 'Friend-Shoring' Supply Chains," 13 April 2022,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us-treasury-secretary-janet-yellen-on-the-next-steps-for-russia-sanctions-and-friend-shoring-supply-chains/.
(86)The White House,"U.S.-EU Summit Statement:Towards a Renewed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June 15,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87)Daniel S.Hamilton,"Advanc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Recommendations for US-EU Action," Policy Brief of Transatlantic Leadership Network's Trade and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2022,https://www.transatlanti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TTC-Supply-Chains.pdf.
(88)Neha Mishra,"QUAD's Quest to Overcome Dependence on China i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5 July 2022,https://bharatshakti.in/quads-quest-to-overcome-dependence-on-china-in-critical-and-emerging-technologies/.
(89)The White House,"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p.123,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90)U.S.Mission Japan,"Japan-U.S.Energy Security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 8 December 2022,https://jp.usembassy.gov/japan-us-energy-security-dialosue-joint-statement/.
(91)European Commission,"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17 January 202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32.
(92)参见余南平：《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4-146页。
(93)作为复合型载体的全球价值链，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因此，全球价值链作为集合性表述，通过分析全球经济基础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权力，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权力来源、关系、属性的解释逻辑。参见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120-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