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与落后社会形态相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此后后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准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明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以此为根本依据，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  理论创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反过来又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想武器，并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其中，“理论创新”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各种经济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吸收、转化和创新，而“理论创造”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新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顾海良，2021)，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也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阐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不断促进新的理论成果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前提和任务，对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对本文大有裨益。一是按照阶段性详细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顾海良，2021；洪银兴，2021；张雷声，2021)；二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进行经济理论创新和创造的必要性、方法、具体内容以及面临的重要问题(顾海良，2021；简新华，2021；裴长洪和彭磊，2021)；三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分配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等(简新华和聂长飞，2021；白永秀等，2021；逄锦聚，2021)。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提出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并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正确判断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形成了三大系统的理论创造。第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是三大理论创造的核心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用于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提。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明确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结合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准确分析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立又存在普遍联系，创新发展了人类共同体思想。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历史方位是客观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阶段或状态，判断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应当包括明确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阐明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并未提供判断混合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法，创立并发展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分析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源泉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理论与中国实际

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式。一是“三大社会形态说”，根据人的发展状态，将社会形态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等三大形态。②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③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恩格斯(2018)提出了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⑤并被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例如，列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三个阶段；调节学派根据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特点，将其区分为外延型积累体系、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大规模个性化消费的积累体系；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根据美国SSA具有调节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特性，将其分为进步时代的调节主义的SSA、一战后的自由主义的SSA、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SSA以及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SSA；宇野学派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使用价值生产从而产业技术和积累模式的不同，将资本主义划分为重商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消费主义阶段等。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无法直接用于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通常忽略了“三大社会形态说”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联系，把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单线”模式，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真正思想(梅洛蒂，1981)。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兼具历史统一性和空间多样性的“一元多线”特征(梅洛蒂，1981)，即社会形态在时间上向前发展经历了“三大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空间中并存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有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些国家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扩张的社会经济秩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⑥马克思曾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为研究对象，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⑦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如何改变了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托洛茨基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与其他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⑧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在地理空间上的结合，创造出多种社会混合的形态，“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近代中国就处于一种混合的社会形态，如何判断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也没有为判断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统一的理论标准，如何认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的另一重大问题。

(二)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及其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为革命指明方向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封建制度，征服了封建势力，推动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等错误主张；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通过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性质的分析，正确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缺乏一个判断社会形态性质的理论(谢本书，1987；吴怀友和刘艳，2013)。

1937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创立，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形态性质的学理依据，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而“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⑩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着过程的根本性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11)基本矛盾解决了，事物发展整个过程也就终结了，事物根本性质也就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矛盾在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12)在同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主要矛盾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其变化区分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基本矛盾的规定和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才能逐步解决。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而“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13)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基本矛盾分析法正确认识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和革命任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4)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15)并且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判断当时的中国革命是在走第一步，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成为首要问题。“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16)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从三个方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其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17)就社会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8)其二，区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9)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20)其三，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服从于基本矛盾，以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分阶段的，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概念，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随之不断变化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21)但主要矛盾的转变“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2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23)

(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3-1956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确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旧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24)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此期间，要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充分利用它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中国的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5)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工业比重增加，国营经济的成分上升，到1952年底，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性胜利。基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和国内“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的有利形势，(26)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计民生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要求，(27)1953年6月，毛泽东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8)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性质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革命任务“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29)“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30)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31)到了1956年，党中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32)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正确认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3)但党的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34)没有指出尽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35)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则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36)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37)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试图超越发展阶段等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反思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通过准确把握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判断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3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物的依赖性”社会，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39)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改革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只讲社会主义不讲初级阶段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和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种道路的存在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因此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化解其他矛盾的着力点，“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41)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42)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4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4)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5)

二、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共产党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致力于解决不同历史方位下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决的落后国家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问题，创造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高质量发展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

(一)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历史和实践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入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并使其持续有效发展的问题(简新华和聂长飞，202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步构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6)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大发展，如何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虽然曾指出“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47)但却没有回答如何做的问题。列宁也曾指出，尚未有人回答过“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48)复制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掠夺和殖民的历史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显然不是正确答案。

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建立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列宁和斯大林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49)而“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50)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和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走出了一条“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51)建立了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失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终止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苏联模式仍然没能回答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2)中国用新中国成立后70余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回答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持续有效地发展经济的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方位下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践行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中国的发展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3)

(二)“从无到有”——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需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发展战略，以国家和政府干预为基本手段，以农业支持工业为机制保障，以同苏联合作为主要方法，从0到1地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产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的劳动体系，摆脱个人劳动的生理局限，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演变，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最终形态，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只有“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使得大工业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并“得以自立”。(54)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市场缺陷引致的扭曲效应会通过后向需求联系而累积，导致上游工业部门成为缺陷的交汇点，并且具有最大规模的扭曲效应(Liu，2019)。这表明落后国家要克服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并发展现代生产的前提是建立工业体系，并且要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55)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建立工业体系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56)但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发展重工业面临重重困难。战争对中国重工业的破坏十分严重，兴建重工业的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且资金回流慢，私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57)在物资和技术匮乏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只能由国家来主导，“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8)

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中国逐步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由于工业化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前人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毛泽东曾在建国前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中国向美国出口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换取美国的重工业产品和企业投资(董志凯等，1993)，但战后国际形势使该计划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制定了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到“一五计划”时期，逐步确定了“156项”建设计划。为了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建设，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设立了计划机构以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董志凯，2003)。与此同时，彻底的土地改革引领的农业改造和治理模式变革也保障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机制(孙乐强，2021)。1952-1966年，新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集中全国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与中国自主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工业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新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董志凯，1999)。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融入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重要观点。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品产量大大增加，“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59)“从无到有”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

(三)“从有到优”——启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潜在生产能力的释放，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在落后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根本前提，一旦工业体系建立，如何激发各经济主体活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但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60)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脱胎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时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表明中国应当借鉴现代生产的有益经验，通过引入市场调节机制赋予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加速经济的循环运转；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空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消灭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表明国家和政府既不能完全退出也不能大包大揽，而应当在积极制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顺应市场规律的方式干预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受限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完全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定局限性，“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61)导致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无法释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62)为了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63)改革从农村开始后转移到城市，层层推进，逐渐深化，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调节的范围作用，解决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使中国成为唯一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四个方面启动了经济增长。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业协同竞争结构。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的改革逐渐退出了不占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增强了在具有竞争优势和国民基础性领域的规模效应。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填补了国有企业退出领域的空白，形成了高度协作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垂直产业结构。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中国大步推进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64)第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65)第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66)中国下游加工制造业企业以生产模块化部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保障下，制造业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并通过国企—民企的垂直产业结构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了城镇化过程，带动了住房、汽车需求和基建投资，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67)“从有到优”地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

(四)“从优到精”——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高质量发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战略措施，逐步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形成了高质量发展论。

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并不是具备了物质基础后，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因此，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6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各种问题，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69)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70)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积累而转变发展方式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71)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不断提高各生产要素的效率，保障各经济主体的收益，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经济平稳发展。(72)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外形势，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73)丰富了高质量发展论的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新发展阶段下新形势、新问题的全面回应，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1世纪以来，中国适应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但这建立在企业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之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世界工厂”的数量和规模优势。随着全球市场收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承载能力达到瓶颈、科学技术重要性全面提升，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经济增速趋缓，表明“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74)

新发展格局在战略层面上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问题。具体来看，第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行动准则，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内外联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满足国内需求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需求结构，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第三，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不断巩固、增强、利用和发挥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需求侧管理，释放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第四，抓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引进技术迈向自主创新，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第五，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稳固的基本盘，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紧紧把握重要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续写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历史，有机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国家。

三、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转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要求，重新发现了蕴含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普遍联系思想，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相继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论、和平与发展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

(一)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是在分析资本逻辑及其形成的阶级共同体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5)根据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利益共同体在发展中依次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类共同体(黄谨，2019)。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原始封闭的交往方式逐渐被消灭，“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产生了现代意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并为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创造“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6)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交往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马克思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了“真正的共同体”一词。第一种是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77)一切人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种是“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资产者，(78)以国家和资产阶级国际联盟的形式形成“真正的共同体”。(79)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其实质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80)资本主义世界交往将资产阶级国家“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8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82)

如何从阶级利益共同体过渡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列宁以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矛盾关系为主线，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共同体对资产阶级共同体革命的方式实现未来社会的发展过渡，并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关系。列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背景，创造了帝国主义理论，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代表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代表资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强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破坏作用。尽管列宁曾经指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客观规律不受任何阶级的主观愿望限制(列宁，2017b)，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应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仍以阶级共同体对立矛盾为前提和基础(列宁，2017a)，二者的交往关系只是出于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文明成果吸收、利用的目的，本质上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83)“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84)其中，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力量主要来自于被压迫的国家及其劳动者阶级。斯大林进一步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对立的理论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表现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两大阵营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中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阐述。它突破了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两大阵营对立论，重新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普遍交往的理论，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全方位参与世界交往奠定了理论基础，争取了有利于生存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认为，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85)1974年，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世界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86)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跳出了简单以意识形态决定世界交往关系主要矛盾的窠臼，指出阶级利益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矛盾，世界交往不应局限于阶级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早在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世界主要矛盾超出阶级共同体的二重划分(陆定一，1947)。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美国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实行着实力政策”，(87)不仅被压迫民族国家反对美国的力量强大起来，西方阵营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日渐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样也存在矛盾，中苏关系因为苏联对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而恶化(王树荫，2015)。毛泽东指出，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88)不同阶级共同体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具有超社会性质的共同利益。中国尽可能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民反帝斗争，给予已独立亚非拉友好国家尽可能的援助，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着较大的战略主动局面(李捷，1993)。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以日本为例，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53年时为992万美元，1970年增长到8.1亿美元。(89)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中国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尽可能扩大交往范围，包括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合作。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90)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要“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91)中国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与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第二世界国家贸易额增长也十分迅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成套工业设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裴长洪，2021)。1978年时，中日、中(联邦)德贸易总额分别从1971年的8.8亿和2.3亿美元增加到48.2亿和13.6亿美元。(92)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思想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存在两个对立阶级共同体的现实，指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战略判断下，中国在区域、产业、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开始渐进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创新性解决了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和平与发展思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93)它继承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两大阶级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不再是主要问题，中国应该抓住资本带来的世界普遍发展的机遇，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邓小平对世界各国基于发展逻辑而必然保持广泛世界交往的论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指明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以合作为主的总体方向，为此后坚定不移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奠定了基调。

和平与发展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国外资本的关系问题，指出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在列宁垄断资本理论基础上，邓小平揭示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二重性质，为中国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拥有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国际资本合作，不再是无力摆脱国际资本控制的被掠夺者，“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94)对于缺乏先进生产技术、现代管理经验的中国经济来说，吸收国际资本在中国境内投资，能够较快地解决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并不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互相排斥关系，二者的合作也不是对抗思维下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顾龙生，2014)。1979-1984年期间，中国以合资、合作经营、外资、合作开发项目等形式利用的外资规模为29.63亿美元，这一数值在1985-1992年增加到324.05亿美元(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摆脱意识形态限制提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思想，积极推动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世界“多极化”趋势区别于此前法国学者等提出的“多极化”概念。首先，它以“人类自由联合体”为价值导向，强调各国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95)其次，它将世界多极化趋势置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之下，而不是美苏两极大格局或以美国为核心条件下，意味着对多极化的认识不以基于意识形态的两大对抗性阵营为前提。再次，它将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96)在多极化趋势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生产碎片化”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全球化趋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1993-2000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1992年的192亿美元提高到594亿美元，外商投资约占当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3%(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

世界多极化趋势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世界中实现发展，更要参与到世界秩序建设中。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因分属不同的阶级利益共同体而产生冲突，更加紧密的国际经济交往使得各国有了更多超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处于“三个世界”不同位置的各国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等问题上面临更深刻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逐步具备了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力量，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后，(97)中国需要从模仿到成熟运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012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从中华民族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传统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明确回答了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开放型经济，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人类世界的重大历史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指出人类可以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构建超越两大阶级共同体对立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98)它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尽管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能力。“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99)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并朝着“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过渡。“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率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它不仅在原则和理念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所具有的弊端，在建设模式上也为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撑。“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聚焦点，以基础设施为基石，是对发达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100)“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101)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石，是打破落后国家持续不发展瓶颈的关键。目前，“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取得积极进展，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合作港口建设运营良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10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了被主流国际经济理论回避的全球生产关系问题，强调共赢共享的发展。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试图掩盖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然而，如马克思所揭露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3)一切经济行为都发生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人假设”回避了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国际贸易发生于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若以这些理论指导实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极易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成为“核心—外围”世界体系的牺牲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应通过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繁荣的世界。中国正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即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高质量的全球合作平台、高自由度的自贸区、高开放度的贸易规则(江小涓，2021)，推动世界互利共赢。2013年至2021年初，中国已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04)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贸区，2021年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提交申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克服了西方以“霸权稳定论”为基础、以维护本国资本利益为目的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狭隘视角。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英国、美国等霸权国家为维护本国资本利益扮演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只有一种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价值导向的新国际秩序倡议(裴长洪，2021)，将“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105)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响应。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16+1”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组织。2013年至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在华投资约600亿美元。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一半以上，新签合同额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元。(106)

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资本逻辑使得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共同问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人类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挑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正如马克思在“两个绝不会”理论中所揭示的那样，(107)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仍具有活力的条件下不可能自发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08)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9)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通过侵略和殖民等途径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相连接，导致落后国家发展进程受阻，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具体实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110)正是在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运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各种问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阶段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并形成了适应该阶段实际情况的经济思想；连续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形成的经济思想，都集成了上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1)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继承、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科学判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呼唤，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初步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112)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⑤恩格斯在此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通过引用摩尔根的话作为结语，暗示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更高级的阶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145页。

⑧“连接”指的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落后国家共同统治的状态，参见Taylor(1979)。

⑨托洛茨基：《190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5/b04.htm。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1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7)毛泽东也曾设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页。

(21)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23)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26)《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页。

(28)《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30)《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31)《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3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二)》，《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2版。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0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476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页。

(4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3)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4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45)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48)《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42页。

(50)《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51)《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5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5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5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5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6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第236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2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1005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0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0—891页。

(6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7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页。

(7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7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239页。

(73)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74)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9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274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83)《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8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8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

(86)《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528页。

(8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8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89)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90)《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9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9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34页。

(9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9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97)《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9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9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102)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一带一路”八周年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2021年9月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86294.htm。

(1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04)数据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105)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106)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

(107)“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

(1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页。

(112)由于2017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新的论述，本文提出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在内容上包括但不限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