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实际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精髓的精神标识，因为语言是人类有意义生活的载体，而文字则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指由中华民族所创造或构建，凝练、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这些术语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思想表达之中，诸如，“天下为公”“民惟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这些术语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基础和表达方式。

作为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思想文化术语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必须回到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世界之中才能理解。

人类的不同文明各有其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在其语言、文化传统、思想和观念上。面对不同自然条件的挑战，生存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形态上自然而然地有了差异。譬如，在人们生产活动和生活样式上，热带和温带肯定不同，平原地区和丘陵山峦地区当然有差异，沙漠地带和沿海地区显然有别，牧区和农业区也会有许多迥异之处。这些生产活动和生活样式的特点逐渐积淀凝结并且通过词语即术语的方式固定下来，就必然影响到民族的文化样式、行为习惯和精神特质。这些术语所表达的民族文化样式、行为习惯和精神特质，反过来又阐释、维护和强化着其赖以出现和发展的特定生产和生活形态。

例如，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必须靠一定规模的水利工程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和生产。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与秩序，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强调语言中家庭、群体、秩序、合作、和谐、责任等方面的术语表达。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生活和语言表达的特殊关注，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理解结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就是这种传统和思想理解结构的结晶。当然，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智慧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终极基础，而许多先贤学者的提炼与升华，使得这些术语具有了学术、审美甚至“神圣的”恒久力量。

林林总总、数量繁多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中国的现实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些术语及其包含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探索和理性思索的成果，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反映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以及理性思索的深度与广度。其所蕴含的人文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已经作为一种“生命基因”深深融于中华子孙的血液，内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信仰，并由此支撑起中华数千年的学术传统、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它们是当代中国人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之变化乃至文学艺术、历史等各领域发展的关键密码，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之精神世界的钥匙。只有准确理解这些术语的精妙内涵，才能真正在深层意义上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譬如，中国的“中道”概念与中国人的理智密切相关，至今仍然能够有效消解社会中存在的思想极端化倾向；“和而不同”在理性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种“思想”是对唯我独尊的西方文化的强有力批判。因此，在观察、思考、理解和体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理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术语，弄清楚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特殊内涵和规定性。鉴于此，对内涵丰富、多姿多彩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进行整理、研究和翻译，就成为特别有意义的工作。

从丰厚深遂的中华文化经典和文献中系统全面整理思想文化术语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基础性工作；与此同时，将其贴切且符合原义地翻译成为外国语何尝不是一个极为艰苦的思想性创造劳动。

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与整本书或整篇文字的翻译相比，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相对脱离更加广泛的语境支持，因而对翻译文本的把握和用词必须更加精准。在更大范围的语境中，词语的理解可以借助文本的其他部分来理解，而在术语的翻译中必须找到核心的对应词语，这种难度是很大的。

其次，术语背后的文化差异，反而让表面对应的词语产生误读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必须另辟蹊径。譬如，德国学者裴德思在构思博士毕业论文《德国语境中的中国圣人概念》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究竟该如何翻译中国的“圣人”这个关键词。对于裴德思来说，“中国圣人”和他们开创的“理想国”图景是他来中国求学的动因。来中国之后，裴德思发现中国的“圣人”术语与西方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理解的圣人相去甚远，中国的“圣人”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基于这种洞见，他发现中华文明中的许多思想词语或概念，在德语和英语译文里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

最后，思想文化术语因其起源的文化背景，往往还有超越词语本身的意义。譬如，中国的“国家”在中国还体现“家国同构”的理解，一提到“国家”人们就能够体验到家国情怀或感受到某种家的温暖，而这些内涵在西方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对此在翻译中我们用适当的词语释义加以补充和衬托。

总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整理、翻译和传播工作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工程。在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需要以中国思想观念的本来思想意蕴对外传播，而不能靠他者误读了的内容去以讹传讹。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构建一套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对外翻译的标准本，把中国真正的文化精髓昭示世人，以便深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韩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