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本次论坛的的主题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经济学界部分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下为天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作主题发言：
大家下午好，谢谢主办单位和大会主席。
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回顾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实际要是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管中国经济会怎么样的走，我想今天这个会确实至少有一个警示的作用。
我准备的这个发言稿，提出了三个问题来讨论它。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看好，存在不存在潜在的危机？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存在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由于内部的缺陷？第三个问题，很多人讲中国与东南亚不同，与日本也有很多不同，这个不同是决定你危机存在不存在，还是说决定你危机发生的方式？我想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
确实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非常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就是从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都是10%的增长速度，中国的贸易28%的增长，世界上没有国家像这个样子发展的，而且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咱们的经济总量第四位、贸易第三位，现在世界人们对于中国确实是刮目相看，而且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近十年来没有超过4%，最高是3.9%。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实际上掩盖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我们长期外向型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这使中国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潜藏着很大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有效的调整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中国离危机不远。看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证明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亚洲金融危机的前30年，东亚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年平均5.5的速度增加，几乎翻了五倍，而亚洲的四小虎成绩更是骄人。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亚洲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的研究报告政策》，总结了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把东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推荐给世界，到了9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东亚奇迹的神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谁能料到不到三年，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而席卷拉美国家的危机在东亚又爆发，从泰国开始，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卷入，新加坡、香港等经济体受到不少的损失，难怪有人说一夜回到十年前。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物极必反，一国经济好的时候，也许是现有发展模式、发展政策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容易盲目乐观、丧失警惕举措失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最容易遭受攻击。中国经济确实改革开放以来表现不凡，近几年确实更是骄人，从上到下咱们现在是人们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而外部世界的一些赞誉更放大了这种情绪，最近出现了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讨论，很多人认为不会，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指出危机的存在，也许更接近于事实，也更加有利。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危机的根源到底是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的缺陷？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索罗斯别有用心和暗中使法还是各国政府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的首相和印度外长持的是前一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而美国副国务卿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持有的是后一种看法。现在看待我国是否存在危机，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阴谋论”，一种是“自身论”，现实中也是在争论。阴谋论认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是一种阴谋，目的在阻碍中国的强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人民币升值带入的热钱流入，促使楼市、股市过快上涨，使泡沫膨胀，可能被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不过，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升值和金融开放，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那里有高利润，资本就会在那里下注。其实索罗斯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够、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给这些外部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索罗斯等人从外部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其实就像是当年冲击英国经济一样，是英国经济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冲击就是阴谋，也不能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索罗斯等人就对它放手，因为索罗斯等人是为了要取利。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着巨大风险和危机，也是导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是危机的根源不是他人的压迫和阴谋，而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缺陷。
我讲四个问题来说明这个观点。
第一，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以来，大量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必然反应，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本币高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尽管现在的汇率在缓慢升值，但是不可能一下子调整到位。尽管我们改革了汇率制度，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和汇率制度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升值，我也支持升值，但是单方面的调整恐怕是有问题的。汇率实际上有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现在是在调实际外部汇率。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调内部的实际汇率，怎么办呢？就是增加国内的收入，提高我们一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价，背后是两个国家商品的比价。提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提高了汇率。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去做，咱们的收入还低，咱们的资源产品价格还低，咱们服务的价格还低，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起来呢？当然资源价格低，在提的同时应该想办法通过资源去拿回来，我想如果从调整内部汇率来同时操作的话，那既可以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可以使得我们收入增加，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考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内外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根源，内外失衡和国内结构的失衡是联系在一起的，从98年到04年，中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0%，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就是04年调整之后，增长率才9.32%，在GDP中占的比例，04年是40.67%，05年降到40.26%，如果和印度这些低收入国家相比，我们要比人家低十多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的结构是扭曲的，而贸易顺差不断的扩大，这种失衡状况就是从这里面来的。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制造业是主要的可贸易品，而服务业主要是不可贸易品。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的改革，激励机制在不断的完善，盈利能力和对资源的吸引力在增强。第二，咱们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业部门更快的获得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增强了它的吸引力。第三，我们对于外向型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倾斜、低地价、低的劳工保护等等，再加上现在咱们的流转税，税制，实际上使得服务部门比制造业承担了更多的科员负担，使得现在的制造业对于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也比服务业要更强。第四，可能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很多现代化的服务部门，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交通等等部门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而行政性的垄断现象相当严重。不仅是这些部门的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改善，降低了对资源的吸引力，而且在严重的行政垄断的保护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也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这样就扭曲了这个资源配置，造成了结构扭曲，这才是根本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推动经济走向危机的边缘。在内外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快，出口和引资都增长的很快，再加上大量的热钱流入，自然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物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价过快的上涨。如果说咱们现在在紧缩投资，对于房价的上涨过快咱们也有了警觉，但是咱们的政策不当，是在相反方向用力，上午任总说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在反市场化，在违背价值规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采取的一系列办法，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管制，咱们现在把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搅在一起，所有的问题都是宏观调控，其实宏观调控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至于微观主体对于宏观政策怎样反应，这是人家的事情，而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你可以看政府管制的结果！一方面增大了主管部门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房价仍在快速上涨。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北京二手房的房价，有62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中介跟他说，我立即给你70万，你给我。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对房价的上涨还有一些警觉，只是说办法不对，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上涨两条办法就可以解决。一条办法，政府完全承担起廉租房的建设，就是政府拿钱去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不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呢？2月8日深圳市政府公布了它的政策性住房新政，这个政策性住房新政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政府要开发商拿出它开发建设房屋的15%，无偿的交给政府，产权也交给政府，开发商出钱出力，无偿交给国土资源局，由国土资源局出租或者是出卖。我想开发商不是傻瓜，也不是菩萨，都是精明过人的商人，如果政府背后没有暗中操作的事情，我想开发商不会接受，如果有，为什么不写在文件里？荒唐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东西居然叫做政策性住房新政。如果这样叫政策性住房，那什么都可以变成政策性！如果政府承担起15%、20%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价格你就可以控制不让它过快上涨，其他住房的价格也就有了抑制的办法，就像粮价上涨，你储备的粮调节市场一样。
第二个办法，就是开发商自有资本是多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行，贷款比控制银行行长比直接干预开发商有效的多。如果说房价我们有警觉，那么在股市上我觉得我们普遍没有警觉，大家都是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政府也是乐见其涨，去年涨了130%，今年几个月涨了500点，这个涨法涨下去，对中国股市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结构状况以及现在发展的态势，流动性过剩，确实没有多少应对的良策，而且不可能短期解决，不可能短期内将这个问题变过来，发展下去、积累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不能不令人担心。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银行准备金已经10.5%，再加上超额准备，已经相当高，但是你可以想想提高是什么样的结果？27个百分点的升息无疑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流动性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去年央行为了对冲流动性过剩，发了3650亿央票，一方面使央行的资产负债和货币错配进一步严重，现在央行的资产几乎都是外汇资产，而负债几乎都是本币负债，使得中国的债券市场的结构也畸形，现在国债三万亿，企业债才五、六千亿，居然央行的债券三万六千亿，你想想债券市场是什么样的结果？而短期内你要强力改变它，必然是引爆危机。
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得防范风险和预防危机的能力不足。近几年，中国金融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的开放，再加上东亚和日本的教训，使我们的情况与之有一些差别，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有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去年融资额的82%是间接融资，我们存贷的利差三个百分点，国外只有一个百分点左右。这种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力能力不足，加大了风险。比如说一方面，现在银行通过坏帐剥离、注资、上市等，资产质量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银行的资金运用存在巨大的问题，一个是高校贷款，1700多个高校，一个高校就贷十几亿，就是几千亿的贷款，而这些贷款都还不起，现在高校的收费只够付息。广东的新校区，380亿的贷款怎么办？现在的一些高校实际上是债台高筑，有的已经破产了。
全国664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的财政投入大概只有10%，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贷款融资的。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的贷款增长也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抵押贷款。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些东西，一旦出现问题，现在被看作好资产的，将来都是坏帐，这些问题都应该看到。
再如，监管部门监管的问题，现在监管部门提出“宽准入，严监管”的政策，实际上宽准入可以列出很多，最近外资银行的进入就是一从事贸易，但是严监管只是一个口号，不仅如此，任何监管都有漏洞，再加上现行的体制下监管者的寻租和争夺，其效果可想而知。现在一季度的七百三十多亿热钱怎么流进来的，能说清楚吗？东亚的经验、日本的教训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我们能够利用多少，取决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别以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功和股价飞涨，就是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严重的冲击面前，我不知道银行如何应对和能够有多大的作为？
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内部的突然事件和外部冲击，都有可能使危机发生，所以对于外部冲击，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咱们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经济流程和资金循环的中断，一旦中断问题就非常严重，但是什么时候中断、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我想谁都说不清楚。
第三个问题。与东亚和日本不同，不是改变危机的存在，而是危机可能爆发的方式。我们今天确实跟东亚国家有很多不同，比如说他们实施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的自由化。而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东亚国家有大量的外债，如韩国，而中国却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东亚国家的出口能力开始下降，且外汇储备不足，中国的出口能力不减，而且外汇储备充足。当然后面一点，跟日本有一点相似，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改变潜在金融危机的存在，而只能决定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与东亚国家发生危机的方式和情况不同。
比如说，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而世界经济也严重走低，中国的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需求一下子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被高增长掩盖，一旦经济增长掉下来，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象。再比如，国内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资产泡沫膨胀，一旦破灭，大量抵押贷款都会变成呆坏账，就会影响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发生挤兑等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
我讲这些的主要目的，中国潜藏着金融危机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危机马上就会爆发。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千万别被当前的景象蒙蔽了眼睛、冲昏了头脑。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张曙光，出生日期:1939年9月8日，经济学教授。1966年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