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有很大的关联。当前，危机的影响似乎已经见底，人们开始讨论危机之后的世界新秩序。然而，如果全球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条件，那么，在我们搞清楚全球失衡的原因之前，讨论世界新秩序就可能成为无的放矢的政治游戏。
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国际收支赤字国的过度消费和国际收支盈余国的过度储蓄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主要因素。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也很快获得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接受。基于这种理解，学者们开出了一剂避免危机的“药方”：增加盈余国的消费和赤字国的储蓄。确实，今年年初以来，赤字国似乎开始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例如，美国国内储蓄开始上升。以此为证据，人们开始怀疑，随着美国过度消费的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盈余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否还能持续。
不幸的是，美国的储蓄上升极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而无论愿意与否，盈余国仍然会延续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全球失衡是影响全球分工的长期因素造成的，因此不可能通过调整短期因素而消除。同时，正由于全球失衡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无论是盈余国还是赤字国都可以从中获益。从短期看，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机构的政策取向应该着眼于消除全球失衡的负面影响；从长期看，各国应该通过结构调整改变影响国际分工格局的长期因素，进而消除全球失衡。
国际分工、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
全球失衡是世界经济分工这个长期因素所导致的。处于赤字方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典型。处于盈余方的国家则相对比较分散，但也可以看出大体上为三类国家：传统制造业强国，如德国和日本；新兴的“世界工厂”，尤其是中国、巴西；以及石油输出国。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特点是金融部门尤其是资本市场特别发达。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金融，即它们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生产“金融产品”，也就是金融服务，而它们的制造业则出现“空心化”现象。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如德国和日本)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因为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分工浪潮的结果。从那时起，它们就开始大量生产制造业产品，以满足英国、美国的消费需求。时至今日，它们的优势集中在高端消费品和高附加值的中间投入品上。相较之下，新兴制造业国家(如中国)主要出口低端消费品。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廉价且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潜力。石油输出国一直都是石油美元的提供者，它们的制造业部门规模很小，但其石油收入远远超出了进口消费品所需要的美元数量。
全球化促使各国专业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根据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盈余国的财富增加会导致进口的增加，最终经常账户应该恢复平衡；同样，赤字国的高负债必定拉高利率，从而导致借款减少，最终经常账户也应该重新找到平衡。但当前的现实是，盈余国和赤字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长期存在。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首先注意到，经常账户盈余国家都没有很发达的金融市场。即使是德国和日本，它们的资本市场也远较英美落后，而且它们的银行业也不如英美发达，比如，信用卡在这两个国家的使用频率就远不如英美。相反，纽约和伦敦才是金融产品“生产”的中心。如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金融也需要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集中“生产”。因此，盈余国“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又重新流向赤字国。但是，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盈余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无法将出口货物所获得的储蓄转化为国内的生产或消费，所以应该把钱交给赤字国，购买它们的金融服务。
但是，赤字国的金融服务也产生国民收入，为什么这些收入赶不上消费支出呢？这里就有必要提到所谓的拉里·萨默斯的“暗物质”之说，即金融业可能存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收入来源。财富效应就可能是这样一种“暗物质”。当盈余国把资金给赤字国投资的时候，赤字国资本市场上的资产升值，人们预期未来的收益会增加，因此提高当前的消费，从而整个国家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当资产升值预期比较平缓的时候，赤字上涨速度就会比较低；当资产升值预期比较剧烈的时候，赤字上涨速度就会很高。在危机之前的几年里，美国的房地产和股市价格持续上涨，经常项目赤字也大涨，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赤字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能够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供给，失衡不会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消失。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里——没有国界限制、法律保护在任何世界角落都是完备的、所有交易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并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华尔街在德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开设子公司，更有效地运作这些国家的储蓄，让它们无须将盈余输出给其他国家，因此也就不存在失衡了。当然，现实世界充满着摩擦，全球经济也就无法避免失衡。但是，经济失衡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会出现金融危机。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过分集中于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资产泡沫就不会形成，更不会发生危机。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比比皆是。例如，非洲和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极其薄弱，在那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有利可图的。不幸的是，金融部门对于法律保护和信息的需求是十分敏感的，尽管资金的流动性很强，但金融业却是国内偏好最为明显的产业：银行家和投资者更偏好国内的商业机会，因为他们熟知那里的法律。赤字国拥有完善的法律保护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偶然现象，结果，货币流向了赤字国，并且留在了那里。不幸的是，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新技术和其他高生产率的经营活动供多余的流动性来追逐，结果，它们的金融部门就创造出大量自己的“高生产率”资产，即建立在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证券。于是便有了泡沫，便有了金融危机。
消除全球失衡：国际机构应该做什么
金融危机似乎已经见底，但是，世界经济的失衡并不会因为复苏得以纠正。一切很快就会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而所有置于案前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治愈全球失衡。
许多人指责盈余国(尤其是中国)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德国和日本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仍然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在2005年以后的实践也有力地反驳了这种指责。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大约20%，而中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仍然不断增加。利用39个国家1991～2006年的数据，笔者考察了影响各国对美国贸易盈余的因素，并用其计量结果计算了各主要因素在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中的贡献率。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贡献率没有超过2%。
要求盈余国增加消费的建议同样很难奏效。这是因为，尽管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高，但大部分的储蓄增量却来源于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这些国家产生大量的盈余，与其说是因为缺乏居民消费，还不如说是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不足。同样，我们也无法预期赤字国的调整能够迅速完成。货币仍然是廉价的，将借款用于消费仍然是最优选择。除非我们拒绝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分工体系，我们将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与全球失衡共存。
要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就必须关注影响国际分工的长期因素。我们的研究表明，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以及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可以解释大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2001～2004年，中国对美国在制造业相对于金融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解释40% ～50%的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而中国对美国在非劳动人口负担方面的优势又可以解释24%。也就是说，长期因素至少可以解释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三分之二。
以此为依据，国际机构的任务就是通过国际性制度安排削弱赤字国的金融优势。办法之一是建立跨国界的金融资产，以避免金融部门的国内投资偏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可以视为这种资产的雏形，东亚国家最近建立区域货币基金的举动是一个新的例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处在贫困和资金匮乏之中，急需资金的注入。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货币安排，投资于这些领域将是有利可图的，盈余国也会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盈余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它们可以向成员国发行债券，筹集更多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真正需要投资的国家去。
当然，这一举措将不可避免地让资金接受国背上债务负担，成为新的赤字国，从短期来看，这只是全球失衡在地理上的重新配置，老的赤字国还是赤字国，只是赤字国的数量将会大幅增加。但是，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从长期来看，我们可能受益更多。债务的转移会使跨国需求逐渐减少。现在依靠债务融资满足高消费的国家，其经常账户赤字将会下降，并会减少从国外的进口，但这种减少不会完全被新增赤字国的进口增加所抵消，因为后者的国内需求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上升。这样，全球失衡之病才可能在长期被治愈。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霸权不一定是全球失衡的全部或主要原因。美元霸权加强了美国金融业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加剧了全球失衡。但是，如果国际分工是由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则无论哪种货币占主导地位，失衡照样会存在。美元霸权的作用是让美元成为流动性的标价物，进而让流动性集中在美国。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过分强调弱化美元霸权不会对消除全球失衡或中国的外部失衡起到实质性作用。即使我国的出口全部用人民币计算，我们也不得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或其他货币，投资到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去，以避免国内的通胀压力，并保证我们的过度储蓄的保值和增值。
消除外部失衡：中国应该做什么
要消除外部失衡，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特别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改革金融体系。城市化的目标是提高国内消费，改革金融体系的目标是更好地利用经常账户盈余所提供的储蓄。
提高城市化率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之后，不用很多的培训或学习，他的收入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农村他的收入增长受到土地这个固定要素的制约，而到了城市之后，他主要使用资本进行生产，而资本是可以增长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可以“无成本”地提高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相应提高全国的人均收入。目前，城市人均消费额是农村人均消费额的2.57倍，因此，城市化将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消费增长是一个无成本的增长，既不需要国家的投入，也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二是我们还要考虑城市化对国内消费的间接贡献，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两者本身又会创造消费需求。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城市化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制造业强，服务业的发展会带动就业增长，从而也带动消费的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落后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国民储蓄的浪费。如果我国的金融体系很发达，则出口带来的大量外汇就会变成银行发放的贷款或资本市场的融资，使得企业和居民可以购买国外产品，我们的贸易盈余就不会那么大。即使贸易盈余很大，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仍然可以把资金转化为国内或海外投资，使得经常项目或资本账户盈余下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则我们就不会积累那么多外汇储备。
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之一是缺少中小银行。目前，我国只有18家主要商业银行，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数量很多，但多数经营状况不佳。相比之下，美国有7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900家信用社。
建立更多的中小银行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失衡。首先，中小银行更愿意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我国近年的储蓄率超过50%，而国内投资率只有42%左右，因此每年有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近10%的储蓄没有得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贷款难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但在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这种状况很难改善。大银行的资金雄厚，追逐大型企业发放大型贷款不仅可以为它们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可以降低它们的贷款成本。相比之下，中小银行资金少、运作灵活，因此更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因此，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国内投资就会增加，储蓄的利用率就会增加。其次，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强，相同数量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比投到大企业更能增加就业。就业多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会提高，这就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提高国内消费、减少出口的目的。
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我国每一个省的人口和地域都相当于世界上其他一个中型到大型国家的规模，而资本市场却只有沪深两个股市，上市企业数量只有区区1500 多家，即使加上正在推出的创业板市场，规模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另外，我国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地方性资本市场缺失的一个后果是非法集资的频繁发生。非法集资扰乱金融市场，坑害百姓；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非法集资的背后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以及老百姓手中的大量闲置资金对实现其价值的渴望。
金融市场的作用不仅仅是扮演投资中介的角色，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它也是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收益的手段。在我国目前GDP的分配构成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改革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通过鼓励居民投资提高资本收入中居民拥有的比重。
结论
此次金融危机和之前几年急剧恶化的全球失衡有关，而全球失衡又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如果这个立论是成立的，则下面的推论值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更多关注。第一，全球失衡有其合理性，无论是盈余国还是赤字国，都是其中所蕴含的国际分工的获益者。第二，全球失衡将长期存在，完全消除全球失衡是不现实的。第三，全球失衡之所以导致金融危机，是因为主要赤字国的实体经济增长减速，从而让过多的流动性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资产上。第四，削弱美元霸权虽然在长期可能起到降低全球失衡的作用，但在短期却不会有很大的作用。第五，要解决中国的外部失衡，就必须在国内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改革金融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
